【催收员眼里的催债故事：“要不然他没饭吃，要不然我没饭吃。这个钱，我必须得收” 】催收员苏阳入行4年，在一家由商业银行授权的第三方公司做信用卡催收。曾让他没想到的是，做催收员业绩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光，是疫情刚刚开始的几个月。短短数月里，公司就超额200%完成了银行要求的回款额。

除了案子没有经过“前催”，就直接流向催收公司，大大增加了回款概率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欠款人在外借贷欠钱，通常不会让家人知道，但是现在，他们与家人不得不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共处一室。催收员的电话打过来，“躲都没地方躲，全家人都知道了”。电话一接通，欠款人父母问出了什么事，随后就会帮孩子把钱还了，这样的好业绩足足持续了小半年。

但三年后，苏阳才意识到，还不上钱的人开始多了。催收员的工作压力在那几个月罕见地得以释放后，又压在了每个催收员的肩上。

苏阳曾经负责催回一个做旅游业的女客户的欠款，女老板在这家银行欠了十几万元。她告诉苏阳，以前自己每个月的流水就有一两百万，每年流水一千五百万，她根本不会接这类催收电话。“一二十万都不够她日常的零花钱。”可现在，公司员工从两百个锐减到七八个，一年也赚不了自己欠下的这些钱。女老板后来还了一万多元，这在苏阳眼中显得“素质很高”，他对最终还了一部分款的客户都抱有良好印象。

催收这一行总能看到不少人间疾苦，早期P2P爆雷的受害者、在民间借贷平台借钱却被高息缠身的负债人、经营困难的个体户，都会在历经多轮催收轰炸后精疲力尽，背着愈积愈多的债额久久不能“上岸”。苏阳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向本就困苦的欠债人进行催收。

他曾和同事们去一对夫妻家面访。这家人有三个小孩，两个身患残疾，还有一个刚出生。欠款人——孩子们的爸爸在银行欠了几万元，平时做体力活挣钱，每天工作20个小时，收入很低，妈妈则全职在家带小孩。了解欠款人家庭情况后，苏阳走出家门和同事们商量，“这家的钱就不要了，不作为重点客户。”同事们也心软了。几天后，欠款人打电话来主动还了五千元，苏阳收下了。他没有和领导汇报这家人的事，而是让他们在他的系统里待了五个月，其间再没打过一通催收电话，也不让其他催收公司拿到这个案子。时间到期后这家人的案子自动被银行收回，分配给其他公司。这是苏阳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保护他几个月，不让别的催收去骚扰他。”

2020年，苏阳和家对面的面馆老板娘差一点处成了真正的“朋友”。她经常喊他去吃面，他来永远不用付钱。女人在苏阳这儿欠了十万，疫情前，她还了一万多，疫情后，面馆收入受到影响，每月收入三四千元，只有一两百块能挪出来还钱，属于“欠的钱没个十年八年还不清”的债务人。苏阳那时早已不在乎一两万元回款折算成佣金之后的收入，这点回款对团队来说可有可无。他不再接她的案子，但经常教她如何应对其他公司的催收员，给她提供分期还款之类的方案。

这两年，苏阳听欠款人们高度一致的欠款理由都给磨出了耳茧，“不管是不是疫情，他们都会告诉你是因为疫情还不上钱。”而原因真实与否又无从证实。他见过有心撒谎的客户，和紧急联系人都对好口径，只说疫情之后丢了工作没钱可还，他也没辙。

道德压力在此时显得无足轻重，对催收员而言，说服他们硬着头皮也要收钱的不过是一条朴素道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更现实的是，“要不然他没饭吃，要不然我没饭吃。所以这个钱，我必须得收。”

他始终回避着什么，隔岸观望欠款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偶尔伸出一把援手，又很快退回了自己的阵营。在高度量化的、每日更新排名的业绩压力下，道德感终究要让位给现实。#洞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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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救护车为何屡禁不绝？

“黑救护车”调查：救命还是要命？救护车竟然还有黑白之分。一辆普通面包车经过改装，120、红十字、警报灯等各种标识一应俱全，外形看来与正规救护车无异。车身内部，担架、呼吸机和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也一应俱全，普通人根本看不出“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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