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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读#
“我原以为，女子只有抹去一切娇柔的性别特质，以‘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健壮勇武，才能获得力量，与男性抗争。可她告诉我，女子之新，不在外貌体格，而在精神。女子觉醒自立的方式，也不在为女子划分新旧，打倒所谓旧的。”
“女性之所以为女性，自有我们的强处。
“我们也不是非要靠打倒什么旧者、他者才能站起来的。世界如此之大，我们所有人一起稳稳站着，也站得下的。”
——朱熙《#露明·浮生梦#》
（图cr. Maggie Chiang）
“我原以为，女子只有抹去一切娇柔的性别特质，以‘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健壮勇武，才能获得力量，与男性抗争。可她告诉我，女子之新，不在外貌体格，而在精神。女子觉醒自立的方式，也不在为女子划分新旧，打倒所谓旧的。”
“女性之所以为女性，自有我们的强处。
“我们也不是非要靠打倒什么旧者、他者才能站起来的。世界如此之大，我们所有人一起稳稳站着，也站得下的。”
——朱熙《#露明·浮生梦#》
（图cr. Maggie Chiang）
【这金鱼不是那金鱼】长假期间，孩子翻阅《全宋词》，翻到苏轼一首《渔家傲》，下半阕是这么写的：美酒一杯谁与共？樽前舞雪狂歌送。腰挎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
当读到“腰挎金鱼旌旆拥”时，他不懂了，问我。我告诉他，“旌旆”就是旌旗，腰挎金鱼旌旆拥，意思就是说做大官了，腰带上挂着金鱼，还有很多人打着旌旗，给他当仪仗队。孩子又问：“金鱼不该是放在鱼缸里养吗？为啥要挂在腰带上？挂在腰带上不就死了吗？完了不得洗裤子上的鱼鳞和脏水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必要请宋朝另一个大名人欧阳修来给我们讲讲。
【“金鱼”前身本是虎符】
我们知道，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参加中书省主持的进士初选考试，简称“省试”，主考官是欧阳修。那回苏轼不仅通过了省试，而且还被欧阳修列为第二名，于是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是文坛大腕，还修过《新唐书》，属于文学家兼史学家，他既熟悉宋朝官场，又懂得历史掌故，更重要的是，他的腰带上也挂过“金鱼”，所以他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车服志》。在该文献里，欧阳修记载了“金鱼”的来历。简单说，古代文官武将进皇宫见皇帝，得拿出自己的通行证，跟宫门口备案的通行证做比对。在唐朝以前，国君会用金属铸成老虎形状，叫作“虎符”，它分成两半，一半交给领兵大将，另一半在宫里备案，大将进宫面君或者调兵打仗，得拿出自己那一半，跟宫里那一半合一块儿，如果严丝合缝，说明这虎符是真的，否则就是冒牌货。
可是到了唐朝，虎符不能用了，为啥？因为唐朝皇帝有个祖宗名叫李虎，文武百官们必须避讳，必须把通行证改成其它动物。又因为唐朝皇帝都姓李，“李”和“鲤”谐音，所以文官武将的通行证就被改成了鲤鱼造型。也就是说，早期的虎符在唐朝变成了鱼符。
跟虎符一样，鱼符也分成两半，是纵向分的，从头到尾剖开，每一半都是扁乎乎的，每一半的鱼头部位都留出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悬挂。按《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鱼符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亲王以金，庶官以铜”。拥有亲王爵位的宗室和勋臣使用黄金打造的鱼符，其他官员使用黄铜打造的鱼符。
问题是，黄金和黄铜颜色相近，外观上难以分辨，所以唐朝皇帝又赐给百官“鱼袋”，用鱼袋的颜色来分辨品级。用《新唐书·车服志》的说法就是：“（鱼符）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所有鱼符都装在用丝绸制成的鱼袋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金丝绣成鱼形，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银丝绣成鱼形。那么五品以下官员呢？对不起，他们地位太低，通常没机会见皇帝，没资格也没必要佩带鱼符，要鱼袋也没用。
【鱼袋象征了品级和皇帝的赏赐】
刚才说过，鱼袋都是用丝绸做的，三品以上高官的鱼袋用金丝绣鱼形，简称“金鱼”；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用银丝绣鱼形，简称“银鱼”。
在唐诗里，好多作品提到的“金鱼”并不是真正的金鱼，而是金丝鱼纹的鱼袋；同样道理，唐诗里的“银鱼”也未必是真正的银鱼，而是用银丝鱼纹的鱼袋。例如韩愈有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虽然不知道对方品级高低，但是看见腰带上有玉制的带扣，还挂着金丝绣鱼纹的鱼袋，甭问，那至少也是三品官。杜甫也有诗：“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身岩居。”碧山学士焚银鱼，绝不是拿一条银鱼烤着吃，而是将腰带上悬挂的象征着四品或五品官阶的银丝鱼纹形鱼袋烧掉，从此退出官场，骑上白马当隐士去了。
欧阳修是宋朝人，宋朝走的是简化之风，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不再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的鱼符当通行证，仅仅保留了盛放鱼符的鱼袋。鱼袋在宋朝失去了盛放鱼符的实用意义，但却提升了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一是象征品级，二是象征皇帝的恩赐。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国朝之制，学士以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唯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宋朝带“学士”衔的官员都是皇帝近臣，却不一定能佩鱼袋，只有在出使辽国或者迎接辽国使臣的时候，才能临时佩上鱼袋，表明对辽国的重视，等差使办完，还得把鱼袋缴上去。只有“两府之臣”，也就是在政事堂或枢密院主持工作的宰相级大臣，才有资格同时获得皇帝赏赐的金带和金鱼。所谓“金带”，是指带扣用黄金打造的腰带；所谓“金鱼”，自然是指绣着金丝鱼纹的鱼袋。将金带拴在腰间，将金鱼挂在金带之上，这叫“重金”，如果谁身上有这两样法宝，那往往是相臣，例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人。
北宋前期，皇帝将金带和金鱼看得极重，极少赏赐给相臣以外的臣子，所以普通官员是很难见到“重金”的。即使只有一副金带而无金鱼，那也相当了不起，因为金带往往赐给翰林学士之类的御用智囊。当时开封官场上有一句玩笑话：“眼前何时赤？腰下几时黄？”眼前何时赤，是盼望成为翰林学士，从而得到一副金带；腰下何时黄，是盼望进入权力中枢，从而在腰带悬挂金鱼。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算袋”】
今天看起来，金带还有点儿价值（黄金带扣可以卖掉换钱），金鱼就不值什么钱了（金丝太轻，把丝织鱼袋上的金丝全抠出来称一称，绝对不到一克），但在宋朝，那可是权力的象征，是尊贵身份的象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现代人花几万或者几十万买一只瑞士表，如果论时间精确度，这种机械名表连一个十块钱的电子表都比不上，但那却是品位和格调的象征，表示“大爷有钱”。
如果您了解一些计时原理，那您肯定知道，无论多么名贵的机械表，计时误差都远远超过最普通的石英钟，更加比不上手机里免费赠送的计时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械名表早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像这样只剩象征意义的物品在古代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例如一千多年前曾经出现在官员腰带上的另一样东西：算袋。
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朝名将李靖李药师出征时，腰带上挂着三样东西：匕首、打火石、算袋。“算袋”是啥？其实就是装着一把小木棍儿的袋子。这把小木棍儿叫做“算筹”，是算盘出现之前的计算工具，可以用来做加减乘除，还能开平方和解方程。
李靖为什么要带算袋？是因为他喜欢做数学题吗？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唐朝初年风俗如此——贵族们都要佩一种用皮革制成的“蹀躞（diéxiè）带”，蹀躞带上都要滴里当啷地挂着许多小玩意儿，其中包括算袋。
后来这种风俗被演变成规定。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以及女皇帝武则天，多次颁布诏令，规定文官上朝和办公时，腰带上必须悬挂算袋，否则视为失仪。再后来，这项规定被辽国继承了，但是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却没有继承。
唐朝官员和辽国官员都腰挂算袋，他们数学水平高吗？不可否认会有极个别出类拔萃的数学天才，会像祖冲之那样使用算筹推算圆周率，但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官员的数学水平都远远低于现代中学生。比如说，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是啥？怎么用泰勒展开式手算三角函数？明朝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到明朝后期才从西方引入。
文并供图/李开周（图片为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唐代古墓出土的铜鱼符）
当读到“腰挎金鱼旌旆拥”时，他不懂了，问我。我告诉他，“旌旆”就是旌旗，腰挎金鱼旌旆拥，意思就是说做大官了，腰带上挂着金鱼，还有很多人打着旌旗，给他当仪仗队。孩子又问：“金鱼不该是放在鱼缸里养吗？为啥要挂在腰带上？挂在腰带上不就死了吗？完了不得洗裤子上的鱼鳞和脏水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必要请宋朝另一个大名人欧阳修来给我们讲讲。
【“金鱼”前身本是虎符】
我们知道，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参加中书省主持的进士初选考试，简称“省试”，主考官是欧阳修。那回苏轼不仅通过了省试，而且还被欧阳修列为第二名，于是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是文坛大腕，还修过《新唐书》，属于文学家兼史学家，他既熟悉宋朝官场，又懂得历史掌故，更重要的是，他的腰带上也挂过“金鱼”，所以他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车服志》。在该文献里，欧阳修记载了“金鱼”的来历。简单说，古代文官武将进皇宫见皇帝，得拿出自己的通行证，跟宫门口备案的通行证做比对。在唐朝以前，国君会用金属铸成老虎形状，叫作“虎符”，它分成两半，一半交给领兵大将，另一半在宫里备案，大将进宫面君或者调兵打仗，得拿出自己那一半，跟宫里那一半合一块儿，如果严丝合缝，说明这虎符是真的，否则就是冒牌货。
可是到了唐朝，虎符不能用了，为啥？因为唐朝皇帝有个祖宗名叫李虎，文武百官们必须避讳，必须把通行证改成其它动物。又因为唐朝皇帝都姓李，“李”和“鲤”谐音，所以文官武将的通行证就被改成了鲤鱼造型。也就是说，早期的虎符在唐朝变成了鱼符。
跟虎符一样，鱼符也分成两半，是纵向分的，从头到尾剖开，每一半都是扁乎乎的，每一半的鱼头部位都留出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悬挂。按《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鱼符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亲王以金，庶官以铜”。拥有亲王爵位的宗室和勋臣使用黄金打造的鱼符，其他官员使用黄铜打造的鱼符。
问题是，黄金和黄铜颜色相近，外观上难以分辨，所以唐朝皇帝又赐给百官“鱼袋”，用鱼袋的颜色来分辨品级。用《新唐书·车服志》的说法就是：“（鱼符）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所有鱼符都装在用丝绸制成的鱼袋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金丝绣成鱼形，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银丝绣成鱼形。那么五品以下官员呢？对不起，他们地位太低，通常没机会见皇帝，没资格也没必要佩带鱼符，要鱼袋也没用。
【鱼袋象征了品级和皇帝的赏赐】
刚才说过，鱼袋都是用丝绸做的，三品以上高官的鱼袋用金丝绣鱼形，简称“金鱼”；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用银丝绣鱼形，简称“银鱼”。
在唐诗里，好多作品提到的“金鱼”并不是真正的金鱼，而是金丝鱼纹的鱼袋；同样道理，唐诗里的“银鱼”也未必是真正的银鱼，而是用银丝鱼纹的鱼袋。例如韩愈有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虽然不知道对方品级高低，但是看见腰带上有玉制的带扣，还挂着金丝绣鱼纹的鱼袋，甭问，那至少也是三品官。杜甫也有诗：“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身岩居。”碧山学士焚银鱼，绝不是拿一条银鱼烤着吃，而是将腰带上悬挂的象征着四品或五品官阶的银丝鱼纹形鱼袋烧掉，从此退出官场，骑上白马当隐士去了。
欧阳修是宋朝人，宋朝走的是简化之风，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不再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的鱼符当通行证，仅仅保留了盛放鱼符的鱼袋。鱼袋在宋朝失去了盛放鱼符的实用意义，但却提升了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一是象征品级，二是象征皇帝的恩赐。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国朝之制，学士以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唯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宋朝带“学士”衔的官员都是皇帝近臣，却不一定能佩鱼袋，只有在出使辽国或者迎接辽国使臣的时候，才能临时佩上鱼袋，表明对辽国的重视，等差使办完，还得把鱼袋缴上去。只有“两府之臣”，也就是在政事堂或枢密院主持工作的宰相级大臣，才有资格同时获得皇帝赏赐的金带和金鱼。所谓“金带”，是指带扣用黄金打造的腰带；所谓“金鱼”，自然是指绣着金丝鱼纹的鱼袋。将金带拴在腰间，将金鱼挂在金带之上，这叫“重金”，如果谁身上有这两样法宝，那往往是相臣，例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人。
北宋前期，皇帝将金带和金鱼看得极重，极少赏赐给相臣以外的臣子，所以普通官员是很难见到“重金”的。即使只有一副金带而无金鱼，那也相当了不起，因为金带往往赐给翰林学士之类的御用智囊。当时开封官场上有一句玩笑话：“眼前何时赤？腰下几时黄？”眼前何时赤，是盼望成为翰林学士，从而得到一副金带；腰下何时黄，是盼望进入权力中枢，从而在腰带悬挂金鱼。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算袋”】
今天看起来，金带还有点儿价值（黄金带扣可以卖掉换钱），金鱼就不值什么钱了（金丝太轻，把丝织鱼袋上的金丝全抠出来称一称，绝对不到一克），但在宋朝，那可是权力的象征，是尊贵身份的象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现代人花几万或者几十万买一只瑞士表，如果论时间精确度，这种机械名表连一个十块钱的电子表都比不上，但那却是品位和格调的象征，表示“大爷有钱”。
如果您了解一些计时原理，那您肯定知道，无论多么名贵的机械表，计时误差都远远超过最普通的石英钟，更加比不上手机里免费赠送的计时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械名表早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像这样只剩象征意义的物品在古代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例如一千多年前曾经出现在官员腰带上的另一样东西：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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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为什么要带算袋？是因为他喜欢做数学题吗？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唐朝初年风俗如此——贵族们都要佩一种用皮革制成的“蹀躞（diéxiè）带”，蹀躞带上都要滴里当啷地挂着许多小玩意儿，其中包括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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