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了！但并没有冬的意思，反而比昨天还要暖和。
今天是我和滕州的百万父老乡亲静止的第18天。
上午接了枣庄什么部门的电话，电话那头支支吾吾问：“你好，你是谁谁谁吗？解封了吗？听说红绿灯开了是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都18天没下楼了！奇怪！”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早上嘴快，把昨天晚上王子用新买的毛巾擦脚的事说给二姐了，然后，瞬间天就塌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就这样来了来了，“你不知道……！！！什么什么吗……！”“你给我洗！”
不洗还好，王子平时也不怎么洗衣服的，拿起来洗衣粉袋子“呼啦”，半袋子洗衣服下去了，哎！又是一阵狂风暴雨。“这都什么时候啦！平时我都省吃俭用的，你，你气死我了！你看你干的什么事……”……
我就在旁边安慰王子，多大事，至于吗？！
突然，电话响了，另一家也发生了孩子和家长种种的不愉快……
都是疫情闹的！
立冬，冬之始也，世间万物进去收藏状态。人也应这样，收藏起来一年的收成，准备过冬；收敛一下一年的坏脾气，坏心情，换成暖暖的问候，甜甜的笑脸，迎接寒冬的到来……
中午，太阳晒的暖暖的，屋里屋外透着太阳的味道，二姐把半年没晒的被子扛到楼顶，把一年没打扫的床底下擦了一遍又一遍……
午休后，把家里一直闲置的红茶，拿出来，烧开水，每人冲一杯，捧在手中，这样，屋里，屋外，手中，胃里……一切又都像这红茶般暖暖的了。
今天是我和滕州的百万父老乡亲静止的第18天。
上午接了枣庄什么部门的电话，电话那头支支吾吾问：“你好，你是谁谁谁吗？解封了吗？听说红绿灯开了是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都18天没下楼了！奇怪！”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早上嘴快，把昨天晚上王子用新买的毛巾擦脚的事说给二姐了，然后，瞬间天就塌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就这样来了来了，“你不知道……！！！什么什么吗……！”“你给我洗！”
不洗还好，王子平时也不怎么洗衣服的，拿起来洗衣粉袋子“呼啦”，半袋子洗衣服下去了，哎！又是一阵狂风暴雨。“这都什么时候啦！平时我都省吃俭用的，你，你气死我了！你看你干的什么事……”……
我就在旁边安慰王子，多大事，至于吗？！
突然，电话响了，另一家也发生了孩子和家长种种的不愉快……
都是疫情闹的！
立冬，冬之始也，世间万物进去收藏状态。人也应这样，收藏起来一年的收成，准备过冬；收敛一下一年的坏脾气，坏心情，换成暖暖的问候，甜甜的笑脸，迎接寒冬的到来……
中午，太阳晒的暖暖的，屋里屋外透着太阳的味道，二姐把半年没晒的被子扛到楼顶，把一年没打扫的床底下擦了一遍又一遍……
午休后，把家里一直闲置的红茶，拿出来，烧开水，每人冲一杯，捧在手中，这样，屋里，屋外，手中，胃里……一切又都像这红茶般暖暖的了。
【丝绸之路上的19支彩陶文化：始于仰韶时代终于汉初】
中国西北地区东起陇山西至伊犁河谷的区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4300年左右，彩陶文化就从渭水上游持续西渐，直抵新疆西部。在此后的四千多年间，史前丝绸之路上至少出现了十九支彩陶文化，这些彩陶文化的发展可划分为四大阶段：仰韶时代、马家窑时代、夏时期和商至汉初。在这四个阶段，每支彩陶文化表现的发展模式不同，呈现的演进态势各异。
仰韶时代：渐进甘青河湟
公元前六千纪初，老官台文化出现在陇山两侧的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该文化的部分典型陶器口沿外侧常见一条红彩宽带。正是这种装饰艺术的出现，拉开了中国北方地区彩陶文化的发展序幕。
公元前五千纪初，甘、陕境内的老官台文化结束，半坡文化兴起，虽然两者的亲缘关系尚存争议，但是在彩陶装饰艺术方面，后者对前者的传承不可否认。当半坡文化在陇山以东先后经历“北首岭期”和“半坡期”之时，陇山西侧半坡文化经历了六百多年的空白期，直至公元前4300年，“史家期”半坡文化才出现，并最终止步于甘肃陇西附近。
公元前四千纪初，半坡文化尚未完结，庙底沟文化即已萌生。西北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在形成之初，豫西晋南的东庄类型便将重唇小口尖底瓶向西输入关中地区，并且长驱直入，进入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伴随重唇口小尖底瓶，以弧线三角和圆点为基本组合的各类彩陶花纹风靡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不同，庙底沟文化的西进并未止于甘肃境内，而是一直深入到青海东部的黄河沿岸。随着西进的深入，庙底沟文化在其分布地带的西陲——青海东部的黄河沿岸开启了本土化进程。
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庙底沟文化全面瓦解，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第一次浪潮开始逐步消退。陇山以西、甘肃东部的庙底沟文化率先结束，石岭下类型在渭水上游形成，它不仅继承了庙底沟文化的小口尖底瓶，而且一改其他地区彩陶艺术衰败的颓势，创造出的彩陶花纹独树一帜。石岭下类型的出现，掀起了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第二次浪潮，以绚丽彩陶为标识的马家窑时代呼之欲出。
马家窑时代：终入河西走廊
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陇山东侧先后经历了泉护文化的兴衰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崛起；西侧，石岭下类型分化成两支——大地湾四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大地湾四期文化与泉护文化东西相邻，它虽继承了石岭下类型的小口尖底瓶，但将石岭下类型的彩陶艺术崛起之势终结于渭水上游；马家窑文化与泉护文化东西相隔，它虽完全弃用了小口尖底瓶，但将彩陶艺术推陈出新，整个文化也展示出强势的扩张姿态：正东方向，在渭水源头一带与大地湾四期文化你来我往；东北方向，进入六盘山，形成曹洼类型；西向，逆黄河而上，直抵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的共和盆地，变身宗日类型；西北向，进入河西走廊，到达酒泉一带；南向，挺进川西山地，创建营盘山类型。
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同时结束，半山文化形成。此时，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兰州、河湟谷地，而且显示出一种“内敛”和“收缩”之态：西北方向，早期、中期完全退出河西走廊，直到晚期才出现在河西走廊东端；南向，洮河上游、甘南地区以及川西山地已经完全不见半山文化的踪迹。不过，与其发展态势相反，半山文化的彩陶艺术水平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黑红复彩的运用、锯齿花边的流行、规整的图案以及繁缛的花纹，使得中国彩陶艺术达到第二次浪潮的高峰。
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偏晚，半山文化尚未完全结束，马厂文化即已出现。从一开始，马厂文化便表现出一种“被动”的西迁之势。同时，马厂文化的彩陶艺术在晚期衰落明显：笔画晦涩、线条生硬、图案潦草、布局随意。种种迹象表明，史前中国彩陶的第二次艺术浪潮此时已经退却。
夏时期：甘青新始呈一体
公元前三千纪末至二千纪初，中原腹地已进入夏王朝的纪年。从晋南豫西到甘青河湟谷地，夏文化、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厂文化自东向西依次排开，互动频繁。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北地区夏时期的第一支彩陶文化——西城驿文化诞生。
西城驿文化是一支特殊的彩陶文化。首先，它因“过渡”性质显著而被识别；其次，该文化陶器常与齐家文化陶器共存；再次，新疆东部、甘肃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部因西城驿文化连接在一起，首次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单元。
西城驿文化结束之后，四坝文化兴起。四坝文化彩陶承袭西城驿文化，并另有创新。该文化彩陶施彩浓厚，易脱落。四坝文化墓地多成群、成片出现，与西城驿文化零星散布的墓葬形成巨大的反差。与此同时，新疆哈密盆地出现天山北路文化。由于文化面貌较为复杂，这类遗存的准确属性暂时无法完全认定。但是，天山北路文化彩陶花纹相对简单，特征不明显。
夏时期的彩陶文化传承了马家窑时代的基本特征，彩陶整体呈现出东方传统，但以小麦、铜器和欧罗巴人种为代表的新元素表现格外醒目。驯化小麦和青铜冶炼技术从其发源地自西向东，或是直接进入新疆东部和甘肃河西走廊，成为当地彩陶文化的一部分；或是在进入这一地区后，开启本土化进程。但是，同一彩陶文化、不同地区的先民对小麦的食用偏好不一致，选择、掌握和使用的冶炼技术也不相同。此时，欧罗巴人群首次东迁至新疆哈密盆地，与东亚蒙古人群在此融合。种种迹象表明，夏时期，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已经正式开启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进程。
商至汉初：东西文化合璧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以降，中原腹地逐步向大一统的帝国迈进，而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则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
公元前1600年左右，四坝文化逐步解体。部分四坝文化向西进入哈密盆地之后，焉不拉克文化形成。焉不拉克文化逐渐壮大，排挤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导致后者进入巴里坤草原，与西进至此的四坝文化余脉融合，形成南湾类型。另外，还有部分四坝文化在河西走廊东部与董家台类型结合，逐步形成沙井文化。
在四坝文化解体之时，甘青河湟谷地以圜底陶器为标志的山家头文化出现，该文化圜底器的出现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而彩陶的出现却带有鲜明的“隔代性”。山家头文化的形成预示着第三次彩陶艺术浪潮的到来。
公元前1400年左右，山家头文化结束，辛店文化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兴起。辛店文化彩陶图像生动，线条简练，画风清新。公元前1200年左右，唐汪类型通过借用、承袭以及改造辛店文化的彩陶纹样，最终成型。唐汪类型表现活跃，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关系异常复杂。但尚无充足的证据表明，它与新疆的苏贝希文化有过接触。
在唐汪类型形
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来自西方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向东进入新疆伊犁河流域，取代了当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这支彩陶文化属于西方系统，它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向东发展，与西渐至焉耆盆地、属于东方系统的彩陶文化进行了直面接触。不过，公元前二千纪末至公元前一千纪初，河湟谷地和河西走廊的彩陶文化逐步消逝；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偏晚阶段，新疆地区的彩陶文化也日渐没落。
历时四千多年，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在仰韶时代和马家窑时代从渭水上游持续西渐，在夏时期正式开启了东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商至汉初，东西方人群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动达到高潮。在仰韶时代和马家窑时代，彩陶文化的先民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兼业”生产活动，而从夏时期到商至汉初，游牧业和畜牧业逐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新疆地区，游牧民族最终成为了彩陶文化的创造者和经营者。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仰韶时代至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主要由蒙古人种经营，在商周至汉初则由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共同承袭。可以确认，面对彩陶所承载的相同、相近和相似的历史文化信息，不同的人种都能欣然接受，蒙古人种如此，欧罗巴人种亦然。
彩陶的消失可能与快轮制陶技术的传入有关，但彩陶文化的消逝，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多不利于彩陶文化生长的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让适宜彩陶文化生存的文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于是，西北地区存续四千多年的彩陶文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最终绝迹。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19日第1210期；原标题：彩陶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的演进任瑞波 万物简史 ）
中国西北地区东起陇山西至伊犁河谷的区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4300年左右，彩陶文化就从渭水上游持续西渐，直抵新疆西部。在此后的四千多年间，史前丝绸之路上至少出现了十九支彩陶文化，这些彩陶文化的发展可划分为四大阶段：仰韶时代、马家窑时代、夏时期和商至汉初。在这四个阶段，每支彩陶文化表现的发展模式不同，呈现的演进态势各异。
仰韶时代：渐进甘青河湟
公元前六千纪初，老官台文化出现在陇山两侧的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该文化的部分典型陶器口沿外侧常见一条红彩宽带。正是这种装饰艺术的出现，拉开了中国北方地区彩陶文化的发展序幕。
公元前五千纪初，甘、陕境内的老官台文化结束，半坡文化兴起，虽然两者的亲缘关系尚存争议，但是在彩陶装饰艺术方面，后者对前者的传承不可否认。当半坡文化在陇山以东先后经历“北首岭期”和“半坡期”之时，陇山西侧半坡文化经历了六百多年的空白期，直至公元前4300年，“史家期”半坡文化才出现，并最终止步于甘肃陇西附近。
公元前四千纪初，半坡文化尚未完结，庙底沟文化即已萌生。西北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在形成之初，豫西晋南的东庄类型便将重唇小口尖底瓶向西输入关中地区，并且长驱直入，进入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伴随重唇口小尖底瓶，以弧线三角和圆点为基本组合的各类彩陶花纹风靡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不同，庙底沟文化的西进并未止于甘肃境内，而是一直深入到青海东部的黄河沿岸。随着西进的深入，庙底沟文化在其分布地带的西陲——青海东部的黄河沿岸开启了本土化进程。
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庙底沟文化全面瓦解，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第一次浪潮开始逐步消退。陇山以西、甘肃东部的庙底沟文化率先结束，石岭下类型在渭水上游形成，它不仅继承了庙底沟文化的小口尖底瓶，而且一改其他地区彩陶艺术衰败的颓势，创造出的彩陶花纹独树一帜。石岭下类型的出现，掀起了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第二次浪潮，以绚丽彩陶为标识的马家窑时代呼之欲出。
马家窑时代：终入河西走廊
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陇山东侧先后经历了泉护文化的兴衰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崛起；西侧，石岭下类型分化成两支——大地湾四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大地湾四期文化与泉护文化东西相邻，它虽继承了石岭下类型的小口尖底瓶，但将石岭下类型的彩陶艺术崛起之势终结于渭水上游；马家窑文化与泉护文化东西相隔，它虽完全弃用了小口尖底瓶，但将彩陶艺术推陈出新，整个文化也展示出强势的扩张姿态：正东方向，在渭水源头一带与大地湾四期文化你来我往；东北方向，进入六盘山，形成曹洼类型；西向，逆黄河而上，直抵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的共和盆地，变身宗日类型；西北向，进入河西走廊，到达酒泉一带；南向，挺进川西山地，创建营盘山类型。
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同时结束，半山文化形成。此时，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兰州、河湟谷地，而且显示出一种“内敛”和“收缩”之态：西北方向，早期、中期完全退出河西走廊，直到晚期才出现在河西走廊东端；南向，洮河上游、甘南地区以及川西山地已经完全不见半山文化的踪迹。不过，与其发展态势相反，半山文化的彩陶艺术水平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黑红复彩的运用、锯齿花边的流行、规整的图案以及繁缛的花纹，使得中国彩陶艺术达到第二次浪潮的高峰。
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偏晚，半山文化尚未完全结束，马厂文化即已出现。从一开始，马厂文化便表现出一种“被动”的西迁之势。同时，马厂文化的彩陶艺术在晚期衰落明显：笔画晦涩、线条生硬、图案潦草、布局随意。种种迹象表明，史前中国彩陶的第二次艺术浪潮此时已经退却。
夏时期：甘青新始呈一体
公元前三千纪末至二千纪初，中原腹地已进入夏王朝的纪年。从晋南豫西到甘青河湟谷地，夏文化、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厂文化自东向西依次排开，互动频繁。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北地区夏时期的第一支彩陶文化——西城驿文化诞生。
西城驿文化是一支特殊的彩陶文化。首先，它因“过渡”性质显著而被识别；其次，该文化陶器常与齐家文化陶器共存；再次，新疆东部、甘肃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部因西城驿文化连接在一起，首次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单元。
西城驿文化结束之后，四坝文化兴起。四坝文化彩陶承袭西城驿文化，并另有创新。该文化彩陶施彩浓厚，易脱落。四坝文化墓地多成群、成片出现，与西城驿文化零星散布的墓葬形成巨大的反差。与此同时，新疆哈密盆地出现天山北路文化。由于文化面貌较为复杂，这类遗存的准确属性暂时无法完全认定。但是，天山北路文化彩陶花纹相对简单，特征不明显。
夏时期的彩陶文化传承了马家窑时代的基本特征，彩陶整体呈现出东方传统，但以小麦、铜器和欧罗巴人种为代表的新元素表现格外醒目。驯化小麦和青铜冶炼技术从其发源地自西向东，或是直接进入新疆东部和甘肃河西走廊，成为当地彩陶文化的一部分；或是在进入这一地区后，开启本土化进程。但是，同一彩陶文化、不同地区的先民对小麦的食用偏好不一致，选择、掌握和使用的冶炼技术也不相同。此时，欧罗巴人群首次东迁至新疆哈密盆地，与东亚蒙古人群在此融合。种种迹象表明，夏时期，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已经正式开启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进程。
商至汉初：东西文化合璧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以降，中原腹地逐步向大一统的帝国迈进，而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则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
公元前1600年左右，四坝文化逐步解体。部分四坝文化向西进入哈密盆地之后，焉不拉克文化形成。焉不拉克文化逐渐壮大，排挤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导致后者进入巴里坤草原，与西进至此的四坝文化余脉融合，形成南湾类型。另外，还有部分四坝文化在河西走廊东部与董家台类型结合，逐步形成沙井文化。
在四坝文化解体之时，甘青河湟谷地以圜底陶器为标志的山家头文化出现，该文化圜底器的出现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而彩陶的出现却带有鲜明的“隔代性”。山家头文化的形成预示着第三次彩陶艺术浪潮的到来。
公元前1400年左右，山家头文化结束，辛店文化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兴起。辛店文化彩陶图像生动，线条简练，画风清新。公元前1200年左右，唐汪类型通过借用、承袭以及改造辛店文化的彩陶纹样，最终成型。唐汪类型表现活跃，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关系异常复杂。但尚无充足的证据表明，它与新疆的苏贝希文化有过接触。
在唐汪类型形
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来自西方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向东进入新疆伊犁河流域，取代了当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这支彩陶文化属于西方系统，它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向东发展，与西渐至焉耆盆地、属于东方系统的彩陶文化进行了直面接触。不过，公元前二千纪末至公元前一千纪初，河湟谷地和河西走廊的彩陶文化逐步消逝；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偏晚阶段，新疆地区的彩陶文化也日渐没落。
历时四千多年，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在仰韶时代和马家窑时代从渭水上游持续西渐，在夏时期正式开启了东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商至汉初，东西方人群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动达到高潮。在仰韶时代和马家窑时代，彩陶文化的先民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兼业”生产活动，而从夏时期到商至汉初，游牧业和畜牧业逐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新疆地区，游牧民族最终成为了彩陶文化的创造者和经营者。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仰韶时代至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主要由蒙古人种经营，在商周至汉初则由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共同承袭。可以确认，面对彩陶所承载的相同、相近和相似的历史文化信息，不同的人种都能欣然接受，蒙古人种如此，欧罗巴人种亦然。
彩陶的消失可能与快轮制陶技术的传入有关，但彩陶文化的消逝，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多不利于彩陶文化生长的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让适宜彩陶文化生存的文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于是，西北地区存续四千多年的彩陶文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最终绝迹。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19日第1210期；原标题：彩陶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的演进任瑞波 万物简史 ）
【尧舜禹联盟：北狄东夷西戎汇聚形成的复合制华夏集团】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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