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表示不太接受无人驾驶##自动驾驶何时照进现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动辅助驾驶又或是造车新势力再度引起热议。曹总对自动驾驶的其实并不是不认可，他只是说，他本人年级大了，不要做这样的心里突破了。这其实非常合理，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目前阶段，辅助驾驶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使用人的疲劳。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辅助驾驶的各种危险完全是真实存在的，作为一名自动辅助驾驶的爱好者，在我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确实会出现自动辅助驾驶不能完成任务，甚至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情况。但是，是否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彻底否定这个功能？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到分享一个词“非黑即白”。我想请问：这世界上的人和事，是不是要么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要么黑色要么白色？
讲真，我以前一直单纯的认为世界是非黑即白，不是对就是错。《后出师表》里那一腔热血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应该是最好写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除了黑与白，还有黑与白交织的各种颜色。
但不幸的是，现实中把事情描述得非黑即白的情况通常会比较“有市场”，也能够得到更多人群的支持和讨论。我们自幼接受的教育往往就是用各种非黑即白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谁是榜样，谁是反面教材。只有怎样，才能怎样。只有先这样，才能做那样。惯性思维养成好，就会给一件事物进行非黑即白的定性，然后分类化，简单化，商品化，标签化。但其实在现实中，我们都知道，好人也会做坏事，坏人也会做好事，对于朋友来说是一个热心的好人，可能对家庭来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对于长官来说是一个负责的下属，可能对于下属来说是一个专断的独裁者。
回到我们讨论的自动辅助驾驶技术来说，这项技术作为一个时代的新生事物，去了解和认知它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资源等等各个方面。如果你需要全面去了解它，需要付出时间甚至金钱，而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意愿去付出这些成本去深入了解的。往往这种时候“非黑即白”就必然出现，黑的人会直接把自动辅助驾驶技术打包成两个字：“骗局”。亦或定性成：“人傻命多”，“小白鼠”。白的人事实也会很粗暴，他们会定性成：“无人驾驶”，“全自动”，“吊打XXX”等等。
其实自动辅助驾驶就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确现阶段的自动辅助驾驶依然存在有很多能力所不及的情况，比如在拥挤车道的变道功能，在匝道上的画龙情况，在对复杂天气下的保持稳定的能力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并不因为这个不足就否定这一技术。因为这一技术的产生也给用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比如在更多的为用户完成了控制方向、加减速的简单重复劳动，在驾驶过程中给予用户更多的提示和选择（比如可以自行选择是车辆自动变道还是等你确认后再变道），又比如在行驶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缓解用户疲劳，提高用户单次出行的里程等等等等。
有人说菜鸟司机开车还不如自己开，自己看着都累。如果换个说法，当菜鸟能开的时候让菜鸟开，我轻松一点看着就行了，当情况复杂的时候，我接管过来自己开，让菜鸟学着点。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也许菜鸟就没有那么菜了。一定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菜鸟什么时候不行呢？这就是遵循指引要求和掌握能力边界的问题了。
自动辅助驾驶存在于“绝对安全”和“绝对危险”之间，哪怕是高阶自动辅助驾驶，依然是起到辅助的作用，不断争取最大程度的为驾驶员减轻驾驶的疲劳，在使用这个技术的过程中，需要驾驶人员去了解和掌握辅助驾驶系统的能力边界，去遵照车机提供的指引及时人工进行干预，去确保行驶安全。
这也正是为什么现在这些车企正在加大辅助驾驶使用教育的目的，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什么是辅助驾驶系统，就比如扫地机可能不如人扫的干净，但是扫地机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人扫的时候的工作量，辅助驾驶也是一样。如果上车的所有功能都要求绝对的安全，恐怕是没有一个功能可以保证的。
最后，还是想说，我们不是因为难而拒绝进步，正是因为难所以才更要向这个方向走。
#微博新知博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动辅助驾驶又或是造车新势力再度引起热议。曹总对自动驾驶的其实并不是不认可，他只是说，他本人年级大了，不要做这样的心里突破了。这其实非常合理，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目前阶段，辅助驾驶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使用人的疲劳。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辅助驾驶的各种危险完全是真实存在的，作为一名自动辅助驾驶的爱好者，在我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确实会出现自动辅助驾驶不能完成任务，甚至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情况。但是，是否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彻底否定这个功能？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到分享一个词“非黑即白”。我想请问：这世界上的人和事，是不是要么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要么黑色要么白色？
讲真，我以前一直单纯的认为世界是非黑即白，不是对就是错。《后出师表》里那一腔热血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应该是最好写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除了黑与白，还有黑与白交织的各种颜色。
但不幸的是，现实中把事情描述得非黑即白的情况通常会比较“有市场”，也能够得到更多人群的支持和讨论。我们自幼接受的教育往往就是用各种非黑即白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谁是榜样，谁是反面教材。只有怎样，才能怎样。只有先这样，才能做那样。惯性思维养成好，就会给一件事物进行非黑即白的定性，然后分类化，简单化，商品化，标签化。但其实在现实中，我们都知道，好人也会做坏事，坏人也会做好事，对于朋友来说是一个热心的好人，可能对家庭来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对于长官来说是一个负责的下属，可能对于下属来说是一个专断的独裁者。
回到我们讨论的自动辅助驾驶技术来说，这项技术作为一个时代的新生事物，去了解和认知它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资源等等各个方面。如果你需要全面去了解它，需要付出时间甚至金钱，而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意愿去付出这些成本去深入了解的。往往这种时候“非黑即白”就必然出现，黑的人会直接把自动辅助驾驶技术打包成两个字：“骗局”。亦或定性成：“人傻命多”，“小白鼠”。白的人事实也会很粗暴，他们会定性成：“无人驾驶”，“全自动”，“吊打XXX”等等。
其实自动辅助驾驶就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确现阶段的自动辅助驾驶依然存在有很多能力所不及的情况，比如在拥挤车道的变道功能，在匝道上的画龙情况，在对复杂天气下的保持稳定的能力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并不因为这个不足就否定这一技术。因为这一技术的产生也给用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比如在更多的为用户完成了控制方向、加减速的简单重复劳动，在驾驶过程中给予用户更多的提示和选择（比如可以自行选择是车辆自动变道还是等你确认后再变道），又比如在行驶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缓解用户疲劳，提高用户单次出行的里程等等等等。
有人说菜鸟司机开车还不如自己开，自己看着都累。如果换个说法，当菜鸟能开的时候让菜鸟开，我轻松一点看着就行了，当情况复杂的时候，我接管过来自己开，让菜鸟学着点。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也许菜鸟就没有那么菜了。一定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菜鸟什么时候不行呢？这就是遵循指引要求和掌握能力边界的问题了。
自动辅助驾驶存在于“绝对安全”和“绝对危险”之间，哪怕是高阶自动辅助驾驶，依然是起到辅助的作用，不断争取最大程度的为驾驶员减轻驾驶的疲劳，在使用这个技术的过程中，需要驾驶人员去了解和掌握辅助驾驶系统的能力边界，去遵照车机提供的指引及时人工进行干预，去确保行驶安全。
这也正是为什么现在这些车企正在加大辅助驾驶使用教育的目的，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什么是辅助驾驶系统，就比如扫地机可能不如人扫的干净，但是扫地机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人扫的时候的工作量，辅助驾驶也是一样。如果上车的所有功能都要求绝对的安全，恐怕是没有一个功能可以保证的。
最后，还是想说，我们不是因为难而拒绝进步，正是因为难所以才更要向这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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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由来
2022年06月26日08:33 来源：解放军报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油印宣传册。全册共7页，落款为“中国共产党永新县委印”，时间为“12月17日”。这本小册子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做了解释，是红军纪律教育所使用的宣传教材。
这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条军规有什么区别与联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如何形成并规范定型的？
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西南荆竹山时正值秋收，战士们长途跋涉，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于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村边向部队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战士们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武装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1月初，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还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在这期间，部队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的战士没收了小贩的货物，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听到群众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他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928年4月3日，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个版本文字略有调整，例如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扩大了保护群众利益的范围。将“六项注意”中的“还门板”改为“上门板”。这处修改是因为有的战士很粗心，借来老乡的门板，归还时经常出错。有时借去新门板，还回来却是旧门板，引起老乡们的不满。因此，毛泽东把“还门板”改成“上门板”，强调战士们不仅要还门板，还要及时帮老乡把门板上好。虽然只改了一个字，却体现了这支部队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5月4日，毛泽东在两军会师庆祝大会暨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上，代表第4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30年5月，红4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代表红4军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红4军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纪情况并作出简单解释。
二
“六项注意”是如何变成“八项注意”的呢？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地区过程中，发现有战士随便在野外大便，到河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不满。根据部队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决定在“六项注意”后面新增两条——“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变成“八项注意”。1930年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在总结士兵委员会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对士兵委员会的任务、职权、组织、工作、经费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正式收入了“三条纪律八项注意”，三条纪律是：1、不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2、打土豪要归公；3、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是：1、上门板；2、捆禾草；3、讲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7、不得胡乱屙屎；8、不搜敌兵腰包。
1931年9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在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写道：“红军与群众关系较好，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中无论何人要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军规，在红军指战员中广泛宣传并严格执行，从而赢得苏区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保证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针对红军与群众间出现的新情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表述处在不断变化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宣传册《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对每一条规定都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解释，是目前发现的最为详细的版本。 （节选）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册。资料图片
2022年06月26日08:33 来源：解放军报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油印宣传册。全册共7页，落款为“中国共产党永新县委印”，时间为“12月17日”。这本小册子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做了解释，是红军纪律教育所使用的宣传教材。
这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条军规有什么区别与联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如何形成并规范定型的？
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西南荆竹山时正值秋收，战士们长途跋涉，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于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村边向部队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战士们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武装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1月初，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还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在这期间，部队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的战士没收了小贩的货物，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听到群众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他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928年4月3日，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个版本文字略有调整，例如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扩大了保护群众利益的范围。将“六项注意”中的“还门板”改为“上门板”。这处修改是因为有的战士很粗心，借来老乡的门板，归还时经常出错。有时借去新门板，还回来却是旧门板，引起老乡们的不满。因此，毛泽东把“还门板”改成“上门板”，强调战士们不仅要还门板，还要及时帮老乡把门板上好。虽然只改了一个字，却体现了这支部队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5月4日，毛泽东在两军会师庆祝大会暨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上，代表第4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30年5月，红4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代表红4军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红4军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纪情况并作出简单解释。
二
“六项注意”是如何变成“八项注意”的呢？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地区过程中，发现有战士随便在野外大便，到河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不满。根据部队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决定在“六项注意”后面新增两条——“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变成“八项注意”。1930年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在总结士兵委员会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对士兵委员会的任务、职权、组织、工作、经费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正式收入了“三条纪律八项注意”，三条纪律是：1、不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2、打土豪要归公；3、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是：1、上门板；2、捆禾草；3、讲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7、不得胡乱屙屎；8、不搜敌兵腰包。
1931年9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在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写道：“红军与群众关系较好，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中无论何人要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军规，在红军指战员中广泛宣传并严格执行，从而赢得苏区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保证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针对红军与群众间出现的新情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表述处在不断变化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宣传册《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对每一条规定都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解释，是目前发现的最为详细的版本。 （节选）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册。资料图片
China CDC Weekly发表了一项来自华山医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重要研究，分析了本次上海疫情中COVID-19患者的病情动态变化。
一
这项研究的对象是无不稳定病情的非重症患者，他们是目前所有COVID-19患者的主体，其整体临床特征和预后会对公共卫生策略产生强烈影响，比如考虑到Omicron的高传染性，以前收治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区可能会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收治非重症Omicron感染者。
因此，获得这部分非重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发展为新冠肺炎的风险因素以及病毒脱落时间（viral shedding time，VST）的可靠数据就非常重要。
这项研究是今年3月22日至5月3日在华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和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所有入院、出院、诊断和治疗决策均基于最新版本的国家诊疗方案。如果患者在入院时被诊断为非重症COVID-19患者，同时排除不稳定病情，则有资格入组研究。
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非重症」，一个是「不稳定病情」。
「非重症（non-severe ）」相对好理解，包括无症状、轻症和普通症，后两者的区别就是在影像学检查中是否有肺炎表现；
而「不稳定病情」（unstable medical conditions）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少，不稳定病情指的并非没有基础病，相反在这个研究入组的总共33816名COVID-19患者当中，有5595名（16.5%）患者年龄超过60岁， 9260名（27.4%）患者存在风险因素，其中6333名（18.7%）患者存在基础疾病。而不稳定病情具体指的是以下5种情况：
1. 严重或快速进展的基础疾病，处于精神疾病或狂躁症发作时；
2. 需要放化疗、透析、机械通气、紧急手术等，或有其他急重症（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肺栓塞）；
3. 近一个月内有心肺复苏（CRP）或大手术史，以及有其他可能危及生命的临床症状的患者；
4. 有持续高烧的儿童；
5. 高危孕妇或孕晚期孕妇。
在入组的三万多名COVID-19患者中，研究人员还将其中一部分患者列为风险组，以评估风险因素对于预后的影响，这些风险因素包括：
-患者年龄超过60岁；
-有稳定的基础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和脑血管疾病）；
-有免疫缺陷的患者[例如HIV感染、长期使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药物）。
在这项研究当中，大多数患者已经接种了两针或三针疫苗，其中风险组接种率为73.1%，非风险组接种率为80.6%。
二
说一下研究结果。
1.风险组和非风险组中分别有76.2%和78.6%的患者最终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所有患者中最常见的症状为咳嗽和咳痰（19.0%），其次是疲劳（5.2%）和发热（4.0%）。在出现症状的患者当中，症状持续中位时间为7天，平均核酸转阴时间为6天。
2.在这三万多名COVID-19患者中，最终有22名患者发展为重症/ 危重症（为方便表述以下统称重症），而这22名患者均属于风险组，算出：
-所有患者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065%；
-风险组患者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238%。
在风险组患者的基础疾病当中，最常见的是高血压（31.8%）、糖尿病（13.6%）和肺部疾病（13.6%）。相比于未进展为重症的患者，进展为重症的风险组患者年龄较大（75.8岁 vs 60岁），且更有可能没有接种疫苗（54.5% vs 24.2%）。
3. 708名疑似出现肺炎的患者接受了胸部CT扫描，14.0%（99/ 708）在CT上有COVID-19肺炎表现。其中风险组肺炎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高危组（19.8% vs 7.8%）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40岁以下患者相比，60~79岁患者（aOR：3.09）或≥80岁患者（aOR：3.68）发生COVID-19肺炎的风险增加。（注：aOR=adjusted odds ratio，调整后的比值）
三
在这项研究中，所有进展为重症的患者都有风险因素，并且平均年龄较大，更有可能未接种疫苗，这与之前的其他研究是一致的。
而与2020年初武汉爆发的第一波COVID-19疫情相比，这项研究中Omicron感染出现重症的比例要低得多（0.065%）， 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可能原因有几个：
-过去的研究表明，Omicron感染对于肺部的攻击较弱，可能导致更低比例的重症；
-该研究入组患者在入院时均为非重症，无不稳定病情，大多数患者的基础疾病不超过2种。
因此该研究反映的是相对健康的Omicron感染者的临床表现和结局，但是考虑到Omicron相对较高的传染性，在大流行期间严重感染的人数仍然会迅速上升。另外，尽管年轻、接种疫苗、没有基础疾病可以作为防止重症的保护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提供100%的COVID-19肺炎保护。
和其他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并非反映所有感染者的情况，并非所有感染者都接受了CT扫描和实验室检查，以及症状都是自我报告的，可能存在偏倚。
最后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证实了初始非重症Omicron感染者的动态临床表现、症状持续时间和病毒脱落时间。 症状持续中位时间为7天， 高龄、有基础疾病和最初有症状与较长的病毒脱落时间（VST）相关，而接种疫苗与较短的VST相关。 在这些最初为非重症且无不稳定病情的Omicron感染者中，总体进展为重症的风险非常低，增加重症风险的因素有高龄和未接种疫苗。
这应该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Omicron感染者随访研究，和我们之前预想的类似，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尤其是中青年人及接种过疫苗的人群，Omicron感染后进展为重症的风险非常低（但仍然有极少一部分人群有重症风险）；而相对于那些高龄、有基础疾病及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来说，感染后重症风险会提高不少。
对整个社会而言，医疗资源整体是有限的，高龄和基础疾病是不可逆转的，应当不断改善并利用好各种疫苗、药物和NPI策略，降低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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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项研究的对象是无不稳定病情的非重症患者，他们是目前所有COVID-19患者的主体，其整体临床特征和预后会对公共卫生策略产生强烈影响，比如考虑到Omicron的高传染性，以前收治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区可能会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收治非重症Omicron感染者。
因此，获得这部分非重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发展为新冠肺炎的风险因素以及病毒脱落时间（viral shedding time，VST）的可靠数据就非常重要。
这项研究是今年3月22日至5月3日在华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和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所有入院、出院、诊断和治疗决策均基于最新版本的国家诊疗方案。如果患者在入院时被诊断为非重症COVID-19患者，同时排除不稳定病情，则有资格入组研究。
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非重症」，一个是「不稳定病情」。
「非重症（non-severe ）」相对好理解，包括无症状、轻症和普通症，后两者的区别就是在影像学检查中是否有肺炎表现；
而「不稳定病情」（unstable medical conditions）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少，不稳定病情指的并非没有基础病，相反在这个研究入组的总共33816名COVID-19患者当中，有5595名（16.5%）患者年龄超过60岁， 9260名（27.4%）患者存在风险因素，其中6333名（18.7%）患者存在基础疾病。而不稳定病情具体指的是以下5种情况：
1. 严重或快速进展的基础疾病，处于精神疾病或狂躁症发作时；
2. 需要放化疗、透析、机械通气、紧急手术等，或有其他急重症（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肺栓塞）；
3. 近一个月内有心肺复苏（CRP）或大手术史，以及有其他可能危及生命的临床症状的患者；
4. 有持续高烧的儿童；
5. 高危孕妇或孕晚期孕妇。
在入组的三万多名COVID-19患者中，研究人员还将其中一部分患者列为风险组，以评估风险因素对于预后的影响，这些风险因素包括：
-患者年龄超过60岁；
-有稳定的基础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和脑血管疾病）；
-有免疫缺陷的患者[例如HIV感染、长期使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药物）。
在这项研究当中，大多数患者已经接种了两针或三针疫苗，其中风险组接种率为73.1%，非风险组接种率为80.6%。
二
说一下研究结果。
1.风险组和非风险组中分别有76.2%和78.6%的患者最终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所有患者中最常见的症状为咳嗽和咳痰（19.0%），其次是疲劳（5.2%）和发热（4.0%）。在出现症状的患者当中，症状持续中位时间为7天，平均核酸转阴时间为6天。
2.在这三万多名COVID-19患者中，最终有22名患者发展为重症/ 危重症（为方便表述以下统称重症），而这22名患者均属于风险组，算出：
-所有患者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065%；
-风险组患者发展为重症的概率为0.238%。
在风险组患者的基础疾病当中，最常见的是高血压（31.8%）、糖尿病（13.6%）和肺部疾病（13.6%）。相比于未进展为重症的患者，进展为重症的风险组患者年龄较大（75.8岁 vs 60岁），且更有可能没有接种疫苗（54.5% vs 24.2%）。
3. 708名疑似出现肺炎的患者接受了胸部CT扫描，14.0%（99/ 708）在CT上有COVID-19肺炎表现。其中风险组肺炎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高危组（19.8% vs 7.8%）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40岁以下患者相比，60~79岁患者（aOR：3.09）或≥80岁患者（aOR：3.68）发生COVID-19肺炎的风险增加。（注：aOR=adjusted odds ratio，调整后的比值）
三
在这项研究中，所有进展为重症的患者都有风险因素，并且平均年龄较大，更有可能未接种疫苗，这与之前的其他研究是一致的。
而与2020年初武汉爆发的第一波COVID-19疫情相比，这项研究中Omicron感染出现重症的比例要低得多（0.065%）， 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可能原因有几个：
-过去的研究表明，Omicron感染对于肺部的攻击较弱，可能导致更低比例的重症；
-该研究入组患者在入院时均为非重症，无不稳定病情，大多数患者的基础疾病不超过2种。
因此该研究反映的是相对健康的Omicron感染者的临床表现和结局，但是考虑到Omicron相对较高的传染性，在大流行期间严重感染的人数仍然会迅速上升。另外，尽管年轻、接种疫苗、没有基础疾病可以作为防止重症的保护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提供100%的COVID-19肺炎保护。
和其他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并非反映所有感染者的情况，并非所有感染者都接受了CT扫描和实验室检查，以及症状都是自我报告的，可能存在偏倚。
最后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证实了初始非重症Omicron感染者的动态临床表现、症状持续时间和病毒脱落时间。 症状持续中位时间为7天， 高龄、有基础疾病和最初有症状与较长的病毒脱落时间（VST）相关，而接种疫苗与较短的VST相关。 在这些最初为非重症且无不稳定病情的Omicron感染者中，总体进展为重症的风险非常低，增加重症风险的因素有高龄和未接种疫苗。
这应该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Omicron感染者随访研究，和我们之前预想的类似，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尤其是中青年人及接种过疫苗的人群，Omicron感染后进展为重症的风险非常低（但仍然有极少一部分人群有重症风险）；而相对于那些高龄、有基础疾病及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来说，感染后重症风险会提高不少。
对整个社会而言，医疗资源整体是有限的，高龄和基础疾病是不可逆转的，应当不断改善并利用好各种疫苗、药物和NPI策略，降低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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