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给自己立过一个flag，三十而立要完成一件大事以示真正“成年”了，那时还没有疫情，经过小伙伴们群策群力定的目标是学意大利语？万万没想到国内外形势云播诡谲，个人命运也跟着起伏辗转，干了几件名为资产实为负债的大事，确实有种破茧成蝶的破产感觉。想不到一晃都来帝都12年了！生日那天拖着“病体”完成了最后一个flag，以后盒饭吃起来，苦也吃起来，幸好身边还有小伙伴苦中作乐日常自嘲打气[心]以后也只有这样吊着一口仙气活着了，造啊！

萨内谈到，2016年为什么没有加盟拜仁。

“那个时候，我没有在拜仁看到前景。罗本和里贝里处于顶级水准，而我还没有准备好。拜仁对我当然有吸引力，但那个时候如果去了，我不会获得太多出场时间，那也不会是正确的一步。”

关于要10号球衣：“罗本穿过这个号码，甚至当年乌利-赫内斯也穿过。我知道穿上这个号码，会承担起怎样的重任。拜仁体系完美适合我，边锋塑造了拜仁的比赛，这当然适合我。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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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新闻反转背后……】近日，江苏南京一起“小区外卖失窃案”在被部分媒体以“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为核心内容进行传播后引发社会关注。由此引发的舆情涉及行政执法尺度、困难学生补贴甚至社会公平等多个方面。20日，警方公布该案调查真相，证实相关传播信息严重失实，舆论随即发生反转。
为何近年来新闻传播中“反转剧”不时出现？在我们与真相之间还藏着哪些风险？社会法治与媒体素质如何提升？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是如何诞生的
不久前，江苏南京一小区多次发生外卖被窃，警方调查发现系该小区居民所为。据警方介绍，由于该居民涉嫌多次盗窃，被刑事拘留。
普通的“小区外卖失窃”是如何变成“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的？记者对其间传播链条进行了梳理。
记者发现，有两家地方媒体分别于16日、17日报道了失窃案。16日的报道中介绍了当事人是“公司职员”“因外卖被偷过一次，此后便起了报复之心，下班后看到小区门口有什么就偷什么”等信息，未透露更多身份背景细节，该报道未引起关注。
而17日的报道中有关人员突然将当事人介绍为“考研大学生”，且出现“为供其深造，家中其他3个兄弟姐妹辍学”等说法，并以此警示人们莫因小失大、自毁前程。
据记者观察，正是17日报道中的信息突然被众多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交叉转引传播，并在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形成热点。“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舆情由此成型，各种针对执法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无端批评开始涌现。
舆情持续发酵到20日，当天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当事人李某某2018年毕业于湖南省衡阳市某大学，当年来南京工作，目前在南京某公司，有固定收入，租住在雨花台区某小区。李某某父母和大姐在老家务农，二姐、三姐分别在北京、海南工作。据调查及李某某供述，今年5月31日，其购买的外卖餐食在小区门卫处被人拿走，遂产生报复和占便宜的心理，当日起在上述地点多次盗取他人外卖餐食。
此后，权威信息被社会接受，无端批评快速消退。
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介绍，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有明确规定。本案李某某多次盗取他人外卖餐食，其行为已涉嫌盗窃罪，警方依法予以处置合情合理。
哪些风险藏在我们与真相之间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支振锋等认为，受当前传播“碎片化”“流量至上”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新闻传播中的“反转剧”时有发生，当前在公众与真相之间仍潜藏一些“传播风险”。
——权威信源信息不够准确。“不实信息是经机构媒体的报道和自媒体的‘脑补’而生，但其‘灵感’往往来自权威信源发布的部分新闻信息。”沈阳认为如权威信源信息不够详实，更容易引起传播失实。
记者发现，此次正是有办案人员释放出当事人为“知名大学本科生，目前正在准备考研”“为了他能读本科、读研究生，其他3个兄弟姐妹都辍学了”等不够准确、完整的信息后，其他媒体“脑补”跟进形成舆情风暴的源头。
——有部分媒体职业素养不高，有的甚至罔顾操守一味逐利。此次事件中，部分知名网络媒体未核对关键信息真伪就进行报道，导致失实信息在部分媒体间被交叉转引。
另外，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存在部分网络账号为获取流量和广告进行恶意营销，或无中生有造热点，引发社会恐慌；或冒用权威人士名义，发布谣言误导公众；或炮制耸人听闻标题，引发群体焦虑和不安……这些行为扰乱了正常网络传播秩序。正是此类自媒体账号为“引流”获利唯恐天下不乱，故意用失实信息煽风点火、制造舆情。
——公众的信息局限和法治意识短板增大传播风险。苏州大学融媒体发展研究院院长陈一认为，此次舆情引发对“困难大学生补助”措施的质疑，一个原因就在于普通公众获取此类措施信息的局限性较大，对此不够了解。事实上，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学生资助实现了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在制度上基本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另外，支振锋指出，不少人对自身网络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认识不到位，也助长滋生了大量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他提醒，应特别警惕这种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越快捷却离真相越远的风险。
全社会应持续提升法治与媒介素养
“权威信息释放后，大众没有再受自媒体情绪化煽动；执法机关表现规范到位，兼顾法理情理。”支振锋认为，总体上看，这起事件体现了我国公众法治意识的进步与有关部门法治素养的提升。
但他也提醒，此类“反转剧”不时出现，有关各方应共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尝到炒作的甜头后，不法分子可能变本加厉，严重损害网络空间治理。”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建议，网信部门要善于区分具体传播行为的动机，依法惩治混淆视听者。
近期，全国“扫黄打非”办将针对自媒体从事虚假新闻等不法活动开展集中整治。
另外，广东省网信办相关工作负责人建议，应严格执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压实内容平台的主体责任，遏制“博眼球”“流量至上”等不良导向，清朗网络空间。
陈一建议，网警、网信、宣传、司法等部门应形成联动机制，对于热点问题及时发声，强化信息发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缩小不实信息的传播时间和空间。
“舆论反转事件频频发生，除了反映出媒体须加强业务能力，也暴露出社会层面存在的媒介素养与法治意识不足问题。”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说，“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只有在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同时提升法治意识，才能真正缩短自己与真相之间的距离。”（记者陈席元、余俊杰、柯高阳、朱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