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更要“养海”】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https://t.cn/A6SP9cBa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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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安徽封面｜阜阳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坐拥千万人口、百亿粮仓的安徽阜阳，如今正以追赶奋进的姿态示人。
刚刚通过省级创新型城市创建验收，阜阳就召开全市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国家刚刚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阜阳市党政代表团就第一时间赴苏州面对面对接。
始终给力的“阜阳速度”，让总投资82.2亿元的阜兴科技单晶硅片项目，从项目洽谈到一期试产仅用半年时间，迈出追“风”逐“日”新赛道上的关键一步。
“十三五”期间，阜阳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0.7%，居全省第一位。
2021年，全市GDP增速位居皖北第一，总量居全省第四。
01、从“外出闯”到“回乡干”
曾经，阜阳数百万人外出务工。如今，站在新的发展阶段，阜阳正在为千万颍淮儿女提供尽情驰骋的舞台。
2013年，在上海打拼13年、拥有一个箱包厂的王恒亮，因阜阳开展的“接您回家”活动，决定返乡试一试。
短短几年，王恒亮的事业就红红火火，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就业，还成为阜阳知名的致富带头人，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老家得到的支持多，党委政府支持，周边群众支持。现在的阜阳今非昔比，创业的环境、条件都很好，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王恒亮说。
“天时地利”讲究机遇、条件，“人和”则需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据阜阳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透露，近年来，阜阳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群众对党风政风满意度持续提升。
阜阳持续加强监督检查，特别是聚焦“三新一高”等决策部署，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具体化常态化开展政治监督。助推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出台公职人员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对涉企服务情况开展明察暗访，发布损害营商环境、“窗口腐败”问题信访举报公告，推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何建龙与家人返乡创业。人民网 陶涛摄
与王恒亮有同感的，还有安徽翊叒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建龙，“80后”的他是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人，15岁开始跟家人外出打工，尝遍酸甜苦辣。
也是阜阳“接您回家”活动，让何建龙一家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老家领导干部确实很热情，而且区位交通优势也很明显。”何建龙说。2017年，何建龙三兄弟下定决心，投资2000多万元返乡建厂。2018年8月投产，2021年销售额达到7000万，今年预计将达到1亿元。
依托安徽翊叒实业有限公司，阜阳颍东区2019年开始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主打家具、纺织产业，如今园区38家企业已带动全镇相关企业100多家。2021年，该创业园被评为安徽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
对阜阳而言，百万级的农民工队伍，既是宝贵的财富，也是加快发展的希望和潜力。多年来，阜阳在“接您回家”活动中，累计引导6.35万人回乡创业，创办各类经济实体3.78万个，带动就业48.21万人。
02、从“小确幸”到“大目标”
回阜阳创业的，既有闯出天地的农民工，也有学有所成的大学生。
融入长三角，高铁全覆盖，与苏州签订“十年之约”……近年来，随着多重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阜阳政策机遇叠加，潜能不断激发，为多层次人才厚植了发展基础。
7月，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阜阳市万联农业公司智能化育苗厂内凉爽舒适，种子入盘、覆土、淋水在生产线上一气呵成，喷淋、温控、光照全部智能操作。
该公司负责人马涛，多年前从南开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2015年携妻子刘宁回到阜阳创业，在帮父亲卖生姜的过程中，发现了农业里隐藏的财富机会。很快，马涛夫妇在蔬菜销售中挣到了“第一桶金”。2017年，敏锐察觉到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他们为把控产品质量，开始流转土地种植蔬菜。
2019年，阜阳连续迎来重大发展利好，正式加入长三角，实现高铁全覆盖。这些，让马涛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2021年6月，阜阳市万联农业公司投资2000万元打造的育苗厂投入使用，可向周边2万亩地提供优质种苗。
返乡创业6年，有知识、善思考的马涛，打造出育种、种植、冷链物流、销售等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去年实现产值4000万元，预计今年将突破5000万元。
今年疫情期间，阜阳千吨生鲜蔬菜农副产品驰援上海。作为保供企业之一，马涛看到车队出发，非常振奋，“大家对阜阳的优势、能力、效率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为以后更大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03、从“好环境”到“新梦想”
让老乡安心返乡创业，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
动态调整市级政府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事项及收费清单目录，在省级统筹基础上，市级权责事项精简达22%；
纵深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捷、不求人；
优化线下服务，推行并联审批、代办服务，切实提升市政公用服务报装便利度；
深入推进“优良作风建设年”活动，扎实开展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和“回头看”工作，常态化开展“遍访贫困对象”“三联四建”“阜阳夜话”“四送一服双联”等“四项活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得到充分发挥，务实担当作风得到锤炼，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得到新提升。
……
近年来，阜阳切实增强紧迫感，学先进、找差距、快追赶，聚焦企业关切，对标先发地区，深化改革创新，持之以恒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吸引我回来的，一个是专业对口，能够学以致用，另一个就是界首对人才的重视。”2021年，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的宋鸽，回到家乡界首，成为天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
界首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众多，要保持企业创新能力，人才支持必不可少。为了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界首市打造产业聚才“强磁场”，打好多方引才“组合拳”，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圈”，2017年以来，累计柔性引进各类科技创新人才400余名。
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有了生存发展的优质土壤，一个个关于未来的梦想开始生根发芽。
太和是国内著名的医药集散中心，素有“买全国、卖全国”美誉。2019年，国家全面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在医药行业打拼多年的太和人张建强，敏锐捕捉到了机遇。
“我们创新医药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委托生产基地，提高产业集中度。”太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让张建强有了验证新理念的机会，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逐渐从构想成为现实。
建设共享制造平台，打造“中国医药产业的富士康”，如今，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已引进四环科宝、桦冠生物、硕佰医药、德里福瑞等10多家优质药企。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带动制剂产值500亿至1000亿元，助力太和医药产业从“买全国、卖全国”向“太和制造、全国销售”转型升级。
梦想成真，未来可期。
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的背后，是阜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映射。
十年来，阜阳经济总量跃升至安徽第四，三次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重要转变，“全国文明城市”首创首成，百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米”字形高铁正在形成，“井”字形高速加快构建，被国家确定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区域重点城市，安徽省也明确提出“推进合肥都市圈联动阜阳城市圈发展”……
阜阳市委书记孙正东表示，当前，阜阳全市上下正聚焦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政策、农业、人口“五大优势”，拉高标杆、扬长补短，只争朝夕、埋头苦干，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十大特色产业，加快建设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坚持“四化同步”，激发区域发展内生动力的要求，以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支撑、I型大城市建设为牵动、乡村振兴为统揽、数字技术赋能为驱动、“并联式”融合发展为逻辑，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勇当皖北振兴排头兵。
在阜阳第六次党代会上，该市自抬标杆，官方首次提出：高标准提升中心城市能力，朝着“省域副中心城市”迈进。
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精神状态饱满……乘着时代的东风，千万人口的阜阳，已积蓄起澎湃动力，正以稳健的姿态，树立雄心壮志，激活内生动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铺陈着对卓越的精进追求，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来源：聊时局
刚刚通过省级创新型城市创建验收，阜阳就召开全市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国家刚刚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阜阳市党政代表团就第一时间赴苏州面对面对接。
始终给力的“阜阳速度”，让总投资82.2亿元的阜兴科技单晶硅片项目，从项目洽谈到一期试产仅用半年时间，迈出追“风”逐“日”新赛道上的关键一步。
“十三五”期间，阜阳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0.7%，居全省第一位。
2021年，全市GDP增速位居皖北第一，总量居全省第四。
01、从“外出闯”到“回乡干”
曾经，阜阳数百万人外出务工。如今，站在新的发展阶段，阜阳正在为千万颍淮儿女提供尽情驰骋的舞台。
2013年，在上海打拼13年、拥有一个箱包厂的王恒亮，因阜阳开展的“接您回家”活动，决定返乡试一试。
短短几年，王恒亮的事业就红红火火，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就业，还成为阜阳知名的致富带头人，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老家得到的支持多，党委政府支持，周边群众支持。现在的阜阳今非昔比，创业的环境、条件都很好，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王恒亮说。
“天时地利”讲究机遇、条件，“人和”则需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据阜阳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透露，近年来，阜阳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群众对党风政风满意度持续提升。
阜阳持续加强监督检查，特别是聚焦“三新一高”等决策部署，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具体化常态化开展政治监督。助推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出台公职人员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对涉企服务情况开展明察暗访，发布损害营商环境、“窗口腐败”问题信访举报公告，推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何建龙与家人返乡创业。人民网 陶涛摄
与王恒亮有同感的，还有安徽翊叒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建龙，“80后”的他是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人，15岁开始跟家人外出打工，尝遍酸甜苦辣。
也是阜阳“接您回家”活动，让何建龙一家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老家领导干部确实很热情，而且区位交通优势也很明显。”何建龙说。2017年，何建龙三兄弟下定决心，投资2000多万元返乡建厂。2018年8月投产，2021年销售额达到7000万，今年预计将达到1亿元。
依托安徽翊叒实业有限公司，阜阳颍东区2019年开始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主打家具、纺织产业，如今园区38家企业已带动全镇相关企业100多家。2021年，该创业园被评为安徽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
对阜阳而言，百万级的农民工队伍，既是宝贵的财富，也是加快发展的希望和潜力。多年来，阜阳在“接您回家”活动中，累计引导6.35万人回乡创业，创办各类经济实体3.78万个，带动就业48.21万人。
02、从“小确幸”到“大目标”
回阜阳创业的，既有闯出天地的农民工，也有学有所成的大学生。
融入长三角，高铁全覆盖，与苏州签订“十年之约”……近年来，随着多重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阜阳政策机遇叠加，潜能不断激发，为多层次人才厚植了发展基础。
7月，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阜阳市万联农业公司智能化育苗厂内凉爽舒适，种子入盘、覆土、淋水在生产线上一气呵成，喷淋、温控、光照全部智能操作。
该公司负责人马涛，多年前从南开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2015年携妻子刘宁回到阜阳创业，在帮父亲卖生姜的过程中，发现了农业里隐藏的财富机会。很快，马涛夫妇在蔬菜销售中挣到了“第一桶金”。2017年，敏锐察觉到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他们为把控产品质量，开始流转土地种植蔬菜。
2019年，阜阳连续迎来重大发展利好，正式加入长三角，实现高铁全覆盖。这些，让马涛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2021年6月，阜阳市万联农业公司投资2000万元打造的育苗厂投入使用，可向周边2万亩地提供优质种苗。
返乡创业6年，有知识、善思考的马涛，打造出育种、种植、冷链物流、销售等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去年实现产值4000万元，预计今年将突破5000万元。
今年疫情期间，阜阳千吨生鲜蔬菜农副产品驰援上海。作为保供企业之一，马涛看到车队出发，非常振奋，“大家对阜阳的优势、能力、效率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为以后更大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03、从“好环境”到“新梦想”
让老乡安心返乡创业，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
动态调整市级政府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事项及收费清单目录，在省级统筹基础上，市级权责事项精简达22%；
纵深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捷、不求人；
优化线下服务，推行并联审批、代办服务，切实提升市政公用服务报装便利度；
深入推进“优良作风建设年”活动，扎实开展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和“回头看”工作，常态化开展“遍访贫困对象”“三联四建”“阜阳夜话”“四送一服双联”等“四项活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得到充分发挥，务实担当作风得到锤炼，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得到新提升。
……
近年来，阜阳切实增强紧迫感，学先进、找差距、快追赶，聚焦企业关切，对标先发地区，深化改革创新，持之以恒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吸引我回来的，一个是专业对口，能够学以致用，另一个就是界首对人才的重视。”2021年，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的宋鸽，回到家乡界首，成为天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
界首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众多，要保持企业创新能力，人才支持必不可少。为了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界首市打造产业聚才“强磁场”，打好多方引才“组合拳”，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圈”，2017年以来，累计柔性引进各类科技创新人才400余名。
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有了生存发展的优质土壤，一个个关于未来的梦想开始生根发芽。
太和是国内著名的医药集散中心，素有“买全国、卖全国”美誉。2019年，国家全面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在医药行业打拼多年的太和人张建强，敏锐捕捉到了机遇。
“我们创新医药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委托生产基地，提高产业集中度。”太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让张建强有了验证新理念的机会，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逐渐从构想成为现实。
建设共享制造平台，打造“中国医药产业的富士康”，如今，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已引进四环科宝、桦冠生物、硕佰医药、德里福瑞等10多家优质药企。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带动制剂产值500亿至1000亿元，助力太和医药产业从“买全国、卖全国”向“太和制造、全国销售”转型升级。
梦想成真，未来可期。
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的背后，是阜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映射。
十年来，阜阳经济总量跃升至安徽第四，三次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重要转变，“全国文明城市”首创首成，百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米”字形高铁正在形成，“井”字形高速加快构建，被国家确定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区域重点城市，安徽省也明确提出“推进合肥都市圈联动阜阳城市圈发展”……
阜阳市委书记孙正东表示，当前，阜阳全市上下正聚焦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政策、农业、人口“五大优势”，拉高标杆、扬长补短，只争朝夕、埋头苦干，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十大特色产业，加快建设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坚持“四化同步”，激发区域发展内生动力的要求，以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支撑、I型大城市建设为牵动、乡村振兴为统揽、数字技术赋能为驱动、“并联式”融合发展为逻辑，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勇当皖北振兴排头兵。
在阜阳第六次党代会上，该市自抬标杆，官方首次提出：高标准提升中心城市能力，朝着“省域副中心城市”迈进。
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精神状态饱满……乘着时代的东风，千万人口的阜阳，已积蓄起澎湃动力，正以稳健的姿态，树立雄心壮志，激活内生动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铺陈着对卓越的精进追求，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来源：聊时局
#旧衣回收是公益还是生意？#记者调查旧衣回收去向
【调查动机】
每到搬家、换季等时节，不少居民家中就会淘汰一批不穿的旧衣服。对于许多想要“断舍离”的居民来说，这些压箱底的旧衣服留着占用空间，直接扔了又有些浪费。于是，旧衣线下回收站点和线上回收平台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旧衣能再利用自然是件好事。可人们也不禁会问：旧衣回收后到底去了哪里？那些宣称慈善、捐赠的回收真能把旧衣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前几天，天津市和平区居民王女士从家里收拾出一大包旧衣服，有十几斤重，拎到楼下投进了小区的旧衣回收箱。
“很多旧衣服实际上也不怎么旧，扔掉了可惜，还可能污染环境，如果能处理后再利用，送给有需要的人，也是一件好事。”王女士说，她近3年来至少向小区的旧衣回收箱投放了上百斤旧衣。
而看着旧衣回收箱上“捐赠”“慈善”等字样，她一直有个疑问：这些旧衣真能得到妥善处理，送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吗？
各地设旧衣回收箱
有人仿冒慈善组织
据公开报道，2014年前后，各式各样的旧衣回收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居民小区里。2019年，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废纺织综合利用联盟专委会曾统计，在山东一共有2.3万多个废旧衣物回收箱，废纺专委会成员企业每年能回收废旧衣物30万吨。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两地大大小小30多个小区，并采访江苏、安徽、浙江等多地居民了解到，在城市里，几乎每个小区都能见到旧衣回收箱，有的小区一处就并排摆放了4个旧衣回收箱。这些旧衣回收箱，除了少部分是旧衣回收App的线下回收点，大多数箱体上印着“××慈善协会”“捐赠”“××回收项目”“民政部备案号”等字样。
那么，不少印有“××慈善协会”“捐赠”字样的旧衣回收箱都是慈善组织设立的吗？
记者咨询天津市民政局得知，摆放在小区内的旧衣回收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慈善组织设立，属于公开募捐，这种行为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同时应当在箱体的显著位置印上组织名称、募捐资格的证书、联系方式等，同时还要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中国平台）进行公示；另一种是个人或企业对旧衣物回收处理，这是以商业方式进行垃圾分类、有偿回收旧衣物的形式，但投放的箱体不是募捐箱，也不在公开募捐范围内。
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否属于慈善行为很好辨认，箱体上有“环保”“再生利用”等字样的是商业行为，箱体上有“慈善”“爱心”“公益”等字样的则属于慈善行为。
据了解，目前天津市以慈善名义开展的旧衣回收项目只有两个。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箱体上涉及的慈善项目名称至少有5种，仅有之前工作人员提到的旧衣回收项目按照有关规定标明了投放单位、监督单位的名称和电话，其他回收箱上的信息仅有项目名称和联系方式，有些连回收去向也未标明。
记者尝试拨通这些箱体上留下的联系电话，9个电话中有2个关机、3个空号、3个一直无人接听，唯一一个打通的，对方表示自己不清楚什么旧衣回收，只负责安装这些箱子，有需要可以联系。
其中一些回收箱印有“衣衣不舍”公益环保项目。记者登录慈善中国平台发现，该项目的发起组织为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时募捐进展情况上写着“该项目没有在任何平台及线下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经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与项目合作方沟通后，停止合作该项目”。
天津市蓟州区的孟超从事旧物回收工作5年，包括旧衣回收。他告诉记者，收集来的旧衣物主要有两类流向，符合捐赠要求的旧衣将捐赠，不符合捐赠的将用于环保再生再造等。“实际上真正用作慈善，捐到贫困山区的旧衣可能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把混合到一起的各种衣物称为‘统货’，一吨大概能卖1000元，如果经过分类或者深加工，价格又会翻几倍，比如好的牛仔面料的衣服，一吨可以卖4000元，羽绒的、羊绒的衣服可能一吨几万元。因为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有些商贩就动了歪脑筋，自行在小区放了些以慈善为名的回收箱，想做无本生意。”
孟超向记者透露，这几年经常有人拉着从小区回收来的旧衣物去他那卖，“基本上一个月去各个小区转一回，打开箱子把里面的衣物拉走就行了，一回大概能拉一吨左右。有的小区内有好几个旧衣回收箱，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放的。”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旧衣回收箱”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有许多宣传可以专业定制公益爱心捐赠旧衣回收箱的网店。其中一位客服告诉记者，他们这边既有通用箱体，也可以根据每个省市的情况或者个人需求进行定制。
随后，客服发来一张印有“福建省××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样片，上面还有民政部门的备案号。在慈善中国平台，记者查询到确实有该旧衣回收公益项目，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个人或企业能否直接使用印有该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时，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店铺信息显示，该店旧衣回收箱月销量为100多个。
除了仿冒慈善组织设立旧衣回收箱，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小区的旧衣回收箱，因为长期无人使用和管理，已经生锈变形，成了垃圾箱。还有的回收箱因为箱体损坏，箱门半开，里面露出来大堆衣物。
回收旧衣去向不明
奖励兑换存在猫腻
除了线下旧衣回收箱，线上各种旧衣回收小程序、App等也逐渐多了起来。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发现了数十个可上门回收旧衣的机构，其中“白鲸鱼旧衣服回收”最近使用人数超200万，“快门回收旧衣服回收”“铛铛一下旧衣服回收”等最近使用人数超100万。
与一些以慈善为名的线下回收不同，线上旧衣回收多是有偿的，许多都是免费上门回收，不收取快递费，回收后还会给予用户一定的“奖励”。
以“飞蚂蚁旧衣回收”为例，在衣物回收后，会发放环保证书、奖励蚂蚁森林能量和从以下活动奖励中选择一项：每回收1公斤衣物奖励0.5元现金红包，可提现；每回收1单旧衣帮你捐赠100克动物口粮给流浪动物救助站；每回收1公斤衣物可获得50颗环保豆，环保豆能用来兑换各种生活用品、App会员等。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线上旧衣回收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
前不久，记者在某回收平台下单了一份旧衣回收订单，约定下午5点取货，可一直到下午6点半都没有人联系，咨询客服后得知，快递并不是平台自身的，而是和其他快递公司合作的。记者联系快递员后被告知，他不清楚系统为什么会把这个订单派给他，想上门回收旧衣要等他先把手头的件派完才行。后来上门回收的时间一改再改，直到第3天才顺利将这箱旧衣物寄出。
记者总共打包了11件春夏衣物和一双鞋子，在寄出之前特地称了下重量，显示为3.8公斤。快递员取走旧衣时并未称重，但寄出后订单页面却显示回收重量为10公斤，快递费用为42元（回收平台承担）。随后，记者向平台客服反映了此事，客服称会有专门负责结算运费的人进行处理。
在回收追踪页面，记者只能看到寄出的旧衣从快递站点到达回收平台仓库的过程，再往后旧衣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旧衣回收，这种情况都普遍存在，尤其线下旧衣回收更是如此，许多人在将旧衣放到回收箱后便“两眼一抹黑”，去哪了、被谁拿走了根本不清楚。
除了回收环节，线上回收后的奖励兑换环节也有猫腻。
今年2月，江苏省苏州市的尹先生通过线上旧衣回收平台寄送了5公斤闲置衣物，兑换了一张20元的礼品券，并用礼品券换了一瓶1公斤的洗衣液，但时至今日平台一直以苏州有疫情为由不发货，而其他快递早已正常发货。在查看了评价信息后尹先生发现，还有很多用户遇到了和他相似的问题。
今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的肖女士在某旧衣回收App上完成了一笔旧衣回收订单，订单奖励页面显示，她能够得到52元现金红包。肖女士选择提现后，钱迟迟未能到账。其间，肖女士尝试联系过在线客服，也拨打过人工客服电话，均未果。
定期公开募捐情况
完善流程加强监管
今年3月17日，民政部发布《关于禁止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以慈善名义开展废旧衣物回收的提示》，强调只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慈善组织如发现冒用本组织名义的，要及时发布公告澄清事实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而现实中，为何冒用慈善名义、消费他人爱心的旧衣回收行为长期存在？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看来，这是利益所致。“一些企业或个人明明从事旧衣回收的营利行为，却将自己包装为从事旧衣捐赠的慈善行为，甚至不惜假借民政部门的名义，利用居民的爱心骗取捐赠衣物。”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法律实施四年多来，全国31个省（区、市）很少依据慈善法实施行政处罚，大部分设区的市四年来一直是‘零处罚’。检查发现，部分基层主管部门行政监督不到位。”
孟强说，这种仿冒行为应当由被仿冒的民政部门进行干预或者将线索转交有关执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治安管理部门也应当予以监管，如果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严惩。
此外，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
但记者在慈善中国平台查询后发现，一些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行为存在公布不及时、不清晰等情况，有的项目5年前发起至今仍显示“慈善组织就该募捐方案尚无进展情况描述”。
相比而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起的“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募捐进展情况则记录清晰——“2021年12月15日，中国绿发会‘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向湖北沙洋县农村福利院捐赠军大衣100件、蚕丝被100套，价值26000多元。”这样日期清楚、衣物明晰的记录，从2020年6月至今有十几条。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将旧衣进行捐赠，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规范旧衣的回收利用流程，别让自己的善意成了别人的生意，同时也希望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回收的旧衣详细去向相关App和网站能够及时公布。
记者就此事咨询民政部和天津市民政局得知：开展旧衣物回收箱清理整顿行动一直都在进行，如接到有关违规放置旧衣回收箱的举报，将进行调查、处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困山区对于旧衣物的回收需求越来越少，很多民政部备案的慈善项目业已到期，未来的旧衣回收工作可能将更多的由相关企业来进行，由此淘汰的旧衣回收箱也将逐渐清理。
“无论是慈善旧衣捐赠，还是旧衣回收，都涉及垃圾回收、消毒清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问题，在旧衣回收中，出售旧衣时还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因此，从事相关行为的主体，应当遵纪守法，合法合规经营，为我国的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废物利用、爱心捐赠事业作出贡献。”孟强说。
【调查动机】
每到搬家、换季等时节，不少居民家中就会淘汰一批不穿的旧衣服。对于许多想要“断舍离”的居民来说，这些压箱底的旧衣服留着占用空间，直接扔了又有些浪费。于是，旧衣线下回收站点和线上回收平台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旧衣能再利用自然是件好事。可人们也不禁会问：旧衣回收后到底去了哪里？那些宣称慈善、捐赠的回收真能把旧衣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前几天，天津市和平区居民王女士从家里收拾出一大包旧衣服，有十几斤重，拎到楼下投进了小区的旧衣回收箱。
“很多旧衣服实际上也不怎么旧，扔掉了可惜，还可能污染环境，如果能处理后再利用，送给有需要的人，也是一件好事。”王女士说，她近3年来至少向小区的旧衣回收箱投放了上百斤旧衣。
而看着旧衣回收箱上“捐赠”“慈善”等字样，她一直有个疑问：这些旧衣真能得到妥善处理，送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吗？
各地设旧衣回收箱
有人仿冒慈善组织
据公开报道，2014年前后，各式各样的旧衣回收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居民小区里。2019年，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废纺织综合利用联盟专委会曾统计，在山东一共有2.3万多个废旧衣物回收箱，废纺专委会成员企业每年能回收废旧衣物30万吨。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两地大大小小30多个小区，并采访江苏、安徽、浙江等多地居民了解到，在城市里，几乎每个小区都能见到旧衣回收箱，有的小区一处就并排摆放了4个旧衣回收箱。这些旧衣回收箱，除了少部分是旧衣回收App的线下回收点，大多数箱体上印着“××慈善协会”“捐赠”“××回收项目”“民政部备案号”等字样。
那么，不少印有“××慈善协会”“捐赠”字样的旧衣回收箱都是慈善组织设立的吗？
记者咨询天津市民政局得知，摆放在小区内的旧衣回收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慈善组织设立，属于公开募捐，这种行为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同时应当在箱体的显著位置印上组织名称、募捐资格的证书、联系方式等，同时还要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中国平台）进行公示；另一种是个人或企业对旧衣物回收处理，这是以商业方式进行垃圾分类、有偿回收旧衣物的形式，但投放的箱体不是募捐箱，也不在公开募捐范围内。
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否属于慈善行为很好辨认，箱体上有“环保”“再生利用”等字样的是商业行为，箱体上有“慈善”“爱心”“公益”等字样的则属于慈善行为。
据了解，目前天津市以慈善名义开展的旧衣回收项目只有两个。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箱体上涉及的慈善项目名称至少有5种，仅有之前工作人员提到的旧衣回收项目按照有关规定标明了投放单位、监督单位的名称和电话，其他回收箱上的信息仅有项目名称和联系方式，有些连回收去向也未标明。
记者尝试拨通这些箱体上留下的联系电话，9个电话中有2个关机、3个空号、3个一直无人接听，唯一一个打通的，对方表示自己不清楚什么旧衣回收，只负责安装这些箱子，有需要可以联系。
其中一些回收箱印有“衣衣不舍”公益环保项目。记者登录慈善中国平台发现，该项目的发起组织为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时募捐进展情况上写着“该项目没有在任何平台及线下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经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与项目合作方沟通后，停止合作该项目”。
天津市蓟州区的孟超从事旧物回收工作5年，包括旧衣回收。他告诉记者，收集来的旧衣物主要有两类流向，符合捐赠要求的旧衣将捐赠，不符合捐赠的将用于环保再生再造等。“实际上真正用作慈善，捐到贫困山区的旧衣可能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把混合到一起的各种衣物称为‘统货’，一吨大概能卖1000元，如果经过分类或者深加工，价格又会翻几倍，比如好的牛仔面料的衣服，一吨可以卖4000元，羽绒的、羊绒的衣服可能一吨几万元。因为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有些商贩就动了歪脑筋，自行在小区放了些以慈善为名的回收箱，想做无本生意。”
孟超向记者透露，这几年经常有人拉着从小区回收来的旧衣物去他那卖，“基本上一个月去各个小区转一回，打开箱子把里面的衣物拉走就行了，一回大概能拉一吨左右。有的小区内有好几个旧衣回收箱，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放的。”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旧衣回收箱”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有许多宣传可以专业定制公益爱心捐赠旧衣回收箱的网店。其中一位客服告诉记者，他们这边既有通用箱体，也可以根据每个省市的情况或者个人需求进行定制。
随后，客服发来一张印有“福建省××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样片，上面还有民政部门的备案号。在慈善中国平台，记者查询到确实有该旧衣回收公益项目，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个人或企业能否直接使用印有该公益项目的回收箱时，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店铺信息显示，该店旧衣回收箱月销量为100多个。
除了仿冒慈善组织设立旧衣回收箱，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小区的旧衣回收箱，因为长期无人使用和管理，已经生锈变形，成了垃圾箱。还有的回收箱因为箱体损坏，箱门半开，里面露出来大堆衣物。
回收旧衣去向不明
奖励兑换存在猫腻
除了线下旧衣回收箱，线上各种旧衣回收小程序、App等也逐渐多了起来。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发现了数十个可上门回收旧衣的机构，其中“白鲸鱼旧衣服回收”最近使用人数超200万，“快门回收旧衣服回收”“铛铛一下旧衣服回收”等最近使用人数超100万。
与一些以慈善为名的线下回收不同，线上旧衣回收多是有偿的，许多都是免费上门回收，不收取快递费，回收后还会给予用户一定的“奖励”。
以“飞蚂蚁旧衣回收”为例，在衣物回收后，会发放环保证书、奖励蚂蚁森林能量和从以下活动奖励中选择一项：每回收1公斤衣物奖励0.5元现金红包，可提现；每回收1单旧衣帮你捐赠100克动物口粮给流浪动物救助站；每回收1公斤衣物可获得50颗环保豆，环保豆能用来兑换各种生活用品、App会员等。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线上旧衣回收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
前不久，记者在某回收平台下单了一份旧衣回收订单，约定下午5点取货，可一直到下午6点半都没有人联系，咨询客服后得知，快递并不是平台自身的，而是和其他快递公司合作的。记者联系快递员后被告知，他不清楚系统为什么会把这个订单派给他，想上门回收旧衣要等他先把手头的件派完才行。后来上门回收的时间一改再改，直到第3天才顺利将这箱旧衣物寄出。
记者总共打包了11件春夏衣物和一双鞋子，在寄出之前特地称了下重量，显示为3.8公斤。快递员取走旧衣时并未称重，但寄出后订单页面却显示回收重量为10公斤，快递费用为42元（回收平台承担）。随后，记者向平台客服反映了此事，客服称会有专门负责结算运费的人进行处理。
在回收追踪页面，记者只能看到寄出的旧衣从快递站点到达回收平台仓库的过程，再往后旧衣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旧衣回收，这种情况都普遍存在，尤其线下旧衣回收更是如此，许多人在将旧衣放到回收箱后便“两眼一抹黑”，去哪了、被谁拿走了根本不清楚。
除了回收环节，线上回收后的奖励兑换环节也有猫腻。
今年2月，江苏省苏州市的尹先生通过线上旧衣回收平台寄送了5公斤闲置衣物，兑换了一张20元的礼品券，并用礼品券换了一瓶1公斤的洗衣液，但时至今日平台一直以苏州有疫情为由不发货，而其他快递早已正常发货。在查看了评价信息后尹先生发现，还有很多用户遇到了和他相似的问题。
今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的肖女士在某旧衣回收App上完成了一笔旧衣回收订单，订单奖励页面显示，她能够得到52元现金红包。肖女士选择提现后，钱迟迟未能到账。其间，肖女士尝试联系过在线客服，也拨打过人工客服电话，均未果。
定期公开募捐情况
完善流程加强监管
今年3月17日，民政部发布《关于禁止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以慈善名义开展废旧衣物回收的提示》，强调只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慈善组织如发现冒用本组织名义的，要及时发布公告澄清事实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而现实中，为何冒用慈善名义、消费他人爱心的旧衣回收行为长期存在？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看来，这是利益所致。“一些企业或个人明明从事旧衣回收的营利行为，却将自己包装为从事旧衣捐赠的慈善行为，甚至不惜假借民政部门的名义，利用居民的爱心骗取捐赠衣物。”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法律实施四年多来，全国31个省（区、市）很少依据慈善法实施行政处罚，大部分设区的市四年来一直是‘零处罚’。检查发现，部分基层主管部门行政监督不到位。”
孟强说，这种仿冒行为应当由被仿冒的民政部门进行干预或者将线索转交有关执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治安管理部门也应当予以监管，如果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介入严惩。
此外，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
但记者在慈善中国平台查询后发现，一些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行为存在公布不及时、不清晰等情况，有的项目5年前发起至今仍显示“慈善组织就该募捐方案尚无进展情况描述”。
相比而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起的“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募捐进展情况则记录清晰——“2021年12月15日，中国绿发会‘旧衣可循环回收’项目向湖北沙洋县农村福利院捐赠军大衣100件、蚕丝被100套，价值26000多元。”这样日期清楚、衣物明晰的记录，从2020年6月至今有十几条。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将旧衣进行捐赠，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规范旧衣的回收利用流程，别让自己的善意成了别人的生意，同时也希望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回收的旧衣详细去向相关App和网站能够及时公布。
记者就此事咨询民政部和天津市民政局得知：开展旧衣物回收箱清理整顿行动一直都在进行，如接到有关违规放置旧衣回收箱的举报，将进行调查、处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贫困山区对于旧衣物的回收需求越来越少，很多民政部备案的慈善项目业已到期，未来的旧衣回收工作可能将更多的由相关企业来进行，由此淘汰的旧衣回收箱也将逐渐清理。
“无论是慈善旧衣捐赠，还是旧衣回收，都涉及垃圾回收、消毒清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问题，在旧衣回收中，出售旧衣时还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因此，从事相关行为的主体，应当遵纪守法，合法合规经营，为我国的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废物利用、爱心捐赠事业作出贡献。”孟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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