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啊！劳动合同写了这句话，公司赔了20万！。大状说：说句大实话，拟份标准专业的劳动合同，到处都是学问和讲究，倘若不谨慎发生纠纷，打起官司来，况且不说是亏大还是亏小，对公司形象都是个巨大的伤害。所以，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HR，都应该提高法律意识，才能从源头上就避免风险……【案件详情】王小石于2006年2月18日入职布伦公司，双方于2012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王小石月基本工资为税后18333元。 公司在劳动合同中郑重约定：“下一年工资按上一年国家GDP涨幅调整工资涨幅”。 2016年2月23日，公司发出通知，调整王小石办公地点的楼层，王小石签字表示不同意。 2016年3月1日，公司发出待岗通知，安排王小石待岗，王小石签字表示不同意。 至此，双方和谐劳动关系已经破裂。 2016年3月6日，王小石突然出招，以快递形式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认为公司未按照国家GDP涨幅调整工资涨幅，属未足额支付工资，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解除劳动合同后，王小石立马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年休假工资及办理社保转移手续。 【仲裁裁决】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公司支付王小石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6日税后工资差额46931.51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4806.5元、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0490.72元，公司为王小石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公司起诉】 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 1.公司无需支付王小石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6日税后工资差额46931.51元； 2.公司无需支付王小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4806.5元； 3.公司无需支付王小石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0490.72元。 【一审判决】 一审查明：王小石主张公司未按照约定涨工资。公司提交了2013年12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明细表，列有基本工资、考勤、增长工资、请假/加班、社保、个税、实发工资，经计算，2013年12月至2016年2月的实发工资总额为546535元、扣减社保总额为7159元，2016年3月实发工资为1376元，未扣减社保。王小石对工资明细表中实发数额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月工资标准的基数及涨幅计算发放，公司应按照该约定向王小石足额支付工资。 经法院计算，公司向王小石支付的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6日期间工资数额低于按照双方约定的工资涨幅计算的工资数额，故公司应向王小石支付此期间的工资差额。 因公司存在拖欠王小石工资的行为，王小石以此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公司应向王小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小石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6日税后工资差额46931.51元；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小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4806.5元；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小石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0490.72元；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王小石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五、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公司上诉】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诉理由： 1、王小石现在属于待岗，双方没有解除劳动合同。 2、对于工资涨幅，公司已经按照GDP的涨幅给付，只是数额上有出入，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 【二审判决】 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双方的劳动关系，王小石于2016年3月6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公司主张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王小石的工资，双方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按照GDP的涨幅增加工资，双方对于工资的调整有明确具体的约定，但从公司提供的王小石的工资明细来看，所发工资低于按照GDP增长的数额，故公司认为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王小石发放工资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号：（2017）京03民终6900号（当事人系化名）声明：文章来源于劳动法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找大状”刊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欢迎留言，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感谢您的关注！
【共享电动车用它定位、物流用它优化配送路径……北斗应用走入#广西#人生活】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正式开通服务，北斗的全球时代正式开启。在浸润着一代代北斗人心血的道路上，广西身影不时闪现。如今在广西，“高精尖”的北斗应用不仅进入各领域，飞入寻常百姓家，还走出国门，在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开花结果。广西科研力量为北斗开路
2020年7月的最后一天，北斗三号系统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后，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桂林，广西第一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北斗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早就在默默发挥着光和热。
卫星导航研究领域专家孙希延教授是该中心的领航人。2009年，孙希延放弃中科院的良好发展机遇，来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从事卫星导航等科研工作。自担任广西信息科学实验中心主任一职后，孙希延带领的实验中心在北斗卫星导航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科研平台，包括第一批广西院士工作站——桂电航天技术院士工作站（孙家栋院士）、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这个团队一直奋战在北斗导航研究一线。
卫星导航系统落地应用是否精准、是否高效，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至关重要。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分配，导航卫星的信号频段为L波段。随着导航系统不断开发，卫星数量不断增多，L波段频谱日益拥挤。而传统信号调制方式卫星信号相互干扰，在新型信号调制方式下，可有效减少信号间和系统间的干扰，但是对接收信号的精准捕获和跟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信号处理的难度也大大提升。
如何有效地解决新型信号处理难的问题，为北斗在太空寻得空白地带？孙希延和团队展开了研究。最终，他们的辛勤付出结出了硕果：团队解析了信号结构、信号传播和信号接收处理之间的匹配关系，有效解决了北斗新型信号处理难、计算复杂度高等难题；建立了北斗新型信号处理技术理论体系，信号捕获速度提高30%以上，检测峰值概率提高10%以上，计算复杂度降低了48.4%，同时实现传统信号处理的兼容性。
广西多领域饮北斗“头啖汤”
“北斗不仅关乎国计，也关乎民生。”孙希延说，一些应用已经进入广西的各行各业，“高大上”的北斗正在日常生活中守护人们的“小幸福”。
在广西的大街小巷，共享电动车上加载的小芯片基于北斗时空定位技术，实时记录车行时间、地点；物流公司利用北斗技术，可分析行驶、配送数据，优化配送路径，消费者可以更快收到包裹；扬尘治理、甘蔗精细化种植、船舶自动报闸、监测地质灾害……一系列基于北斗导航的应用已在广西遍地开花。
西江流域船来船往，在2017年以前，西江上的船舶通过放艇靠岸、人工窗口办理的传统模式报闸缴费，效率低下，常出现“堵船”现象。为改变这一现状，内河船舶安装了北斗智能终端。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过闸和智能航运”应用，西江流域内船舶“不靠岸报道，不停船缴费”。数据显示，经过桂平、长洲两级船闸的船舶，使用北斗智能报闸方式平均能节省4小时的过闸时间。按现有安装北斗的船舶数量计算，每年可节省油费3600余万元。广西也成为了国内最早将北斗技术应用在内河航运领域的省区之一。
2020年汛期，北斗智能形变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到隆林各族自治县者保乡民怀村一滑坡体出现35厘米形变，及时发出橙色预警，并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当地国土部门，保障了民怀小学200多名师生的安全。随着北斗技术、组合算法不断优化，这套广西自主研发的监测系统精度可达毫米级，预警响应速度在6秒以内。
在百色、河池、桂林、柳州等地质灾害频发处，这套系统正在实时开展监测。在全国，已经布设了19个监测区域共149个监测点，对滑坡点、矿区边坡、桥梁、大坝等物体的形变、沉降进行监测。
据了解，在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区域示范项目的推动下，广西已应用推广安装10.5万套北斗终端，涉及中国-东盟车船跨境监管与服务、智慧糖业、西江船舶智能通航管理与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四个领域。
“未来，北斗或以传感器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万事万物。”在孙希延看来，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今后建设的核心任务除了继续完善系统，创新应用也将移到前端。“正如孙家栋院士所说，限制北斗的是人的想象力。”孙希延表示，未来，结合5G技术，北斗系统定将创新出更多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服务于民。
广西北斗产业集聚态势现雏形
如今，在孙希延等北斗人的努力下，北斗产业在广西已渐成集聚态势。据中国-东盟北斗/GNSS（南宁）中心负责人王志虎介绍，2019年，广西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统筹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实施方案》，对北斗应用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新高度。自治区科技厅先后下达北斗领域相关科技项目7项，项目总投资1.41亿元，资助科研经费4270万元。
与此同时，广西北斗综合位置服务平台上线，为多行业、多领域、多区域提供位置服务；中国-东盟空间信息技术创新示范基地项目正着力构建卫星应用产业集聚和产业生态，目前已引入近15家卫星应用类企业入驻，基地还配套建设北斗系统（产品）检测评估中心、高精度位置服务运营中心、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等高端研究机构；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北斗及遥感卫星应用创新创业基地项目正围绕中国-东盟北斗/GNSS中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西数据与服务中心展开建设，涉及研发灾害预警、海上搜救、智能港口等7个领域行业应用；广西-东盟地理信息与卫星应用产业园（地理信息小镇）则重点建设以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创新型信息产业等……广西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正向快车道驶去。
广西北斗技术进入东盟市场
随着北斗应用愈发成熟，广西北斗产业乘风破浪，向东盟辐射。通过项目合作、技术交流、教育培训等方式，广西北斗人将北斗技术和应用带到了东盟国家。
2016年9月，为了促进北斗卫星导航产业走出国门，孙希延促成了中国-东盟卫星导航国际合作联盟落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次年，该联盟在南宁正式成立，来自国内外的会员超过120家，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卫星导航产业国际组织。
目前，孙希延团队研发的地表形变精密监测与预警系统，已在老挝、泰国、柬埔寨等5个东盟国家、8个监测区域共计80个监测点进行实际应用。孙希延团队还与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等签署了合作协议，联合建立北斗/GPS电离层观测站。
借由广西的区位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基于北斗技术与东盟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据王志虎介绍，南宁市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也成为沟通东盟国家的重要开放窗口。2016年，北斗专业论坛成功举办；2018年，北斗论坛纳入中国-东盟信息港系列论坛，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广西一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国摩托车的士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开发“泰滴”平台，对泰国潜在的12.5万辆摩托车、出租车管理提供支持；广西一科技有限公司与柬埔寨一公司围绕40余万亩智慧糖业项目开展合作……
#南宁[地点]#
2020年7月的最后一天，北斗三号系统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后，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桂林，广西第一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北斗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早就在默默发挥着光和热。
卫星导航研究领域专家孙希延教授是该中心的领航人。2009年，孙希延放弃中科院的良好发展机遇，来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从事卫星导航等科研工作。自担任广西信息科学实验中心主任一职后，孙希延带领的实验中心在北斗卫星导航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科研平台，包括第一批广西院士工作站——桂电航天技术院士工作站（孙家栋院士）、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这个团队一直奋战在北斗导航研究一线。
卫星导航系统落地应用是否精准、是否高效，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至关重要。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分配，导航卫星的信号频段为L波段。随着导航系统不断开发，卫星数量不断增多，L波段频谱日益拥挤。而传统信号调制方式卫星信号相互干扰，在新型信号调制方式下，可有效减少信号间和系统间的干扰，但是对接收信号的精准捕获和跟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信号处理的难度也大大提升。
如何有效地解决新型信号处理难的问题，为北斗在太空寻得空白地带？孙希延和团队展开了研究。最终，他们的辛勤付出结出了硕果：团队解析了信号结构、信号传播和信号接收处理之间的匹配关系，有效解决了北斗新型信号处理难、计算复杂度高等难题；建立了北斗新型信号处理技术理论体系，信号捕获速度提高30%以上，检测峰值概率提高10%以上，计算复杂度降低了48.4%，同时实现传统信号处理的兼容性。
广西多领域饮北斗“头啖汤”
“北斗不仅关乎国计，也关乎民生。”孙希延说，一些应用已经进入广西的各行各业，“高大上”的北斗正在日常生活中守护人们的“小幸福”。
在广西的大街小巷，共享电动车上加载的小芯片基于北斗时空定位技术，实时记录车行时间、地点；物流公司利用北斗技术，可分析行驶、配送数据，优化配送路径，消费者可以更快收到包裹；扬尘治理、甘蔗精细化种植、船舶自动报闸、监测地质灾害……一系列基于北斗导航的应用已在广西遍地开花。
西江流域船来船往，在2017年以前，西江上的船舶通过放艇靠岸、人工窗口办理的传统模式报闸缴费，效率低下，常出现“堵船”现象。为改变这一现状，内河船舶安装了北斗智能终端。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过闸和智能航运”应用，西江流域内船舶“不靠岸报道，不停船缴费”。数据显示，经过桂平、长洲两级船闸的船舶，使用北斗智能报闸方式平均能节省4小时的过闸时间。按现有安装北斗的船舶数量计算，每年可节省油费3600余万元。广西也成为了国内最早将北斗技术应用在内河航运领域的省区之一。
2020年汛期，北斗智能形变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到隆林各族自治县者保乡民怀村一滑坡体出现35厘米形变，及时发出橙色预警，并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当地国土部门，保障了民怀小学200多名师生的安全。随着北斗技术、组合算法不断优化，这套广西自主研发的监测系统精度可达毫米级，预警响应速度在6秒以内。
在百色、河池、桂林、柳州等地质灾害频发处，这套系统正在实时开展监测。在全国，已经布设了19个监测区域共149个监测点，对滑坡点、矿区边坡、桥梁、大坝等物体的形变、沉降进行监测。
据了解，在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区域示范项目的推动下，广西已应用推广安装10.5万套北斗终端，涉及中国-东盟车船跨境监管与服务、智慧糖业、西江船舶智能通航管理与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四个领域。
“未来，北斗或以传感器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万事万物。”在孙希延看来，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今后建设的核心任务除了继续完善系统，创新应用也将移到前端。“正如孙家栋院士所说，限制北斗的是人的想象力。”孙希延表示，未来，结合5G技术，北斗系统定将创新出更多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服务于民。
广西北斗产业集聚态势现雏形
如今，在孙希延等北斗人的努力下，北斗产业在广西已渐成集聚态势。据中国-东盟北斗/GNSS（南宁）中心负责人王志虎介绍，2019年，广西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统筹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实施方案》，对北斗应用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新高度。自治区科技厅先后下达北斗领域相关科技项目7项，项目总投资1.41亿元，资助科研经费4270万元。
与此同时，广西北斗综合位置服务平台上线，为多行业、多领域、多区域提供位置服务；中国-东盟空间信息技术创新示范基地项目正着力构建卫星应用产业集聚和产业生态，目前已引入近15家卫星应用类企业入驻，基地还配套建设北斗系统（产品）检测评估中心、高精度位置服务运营中心、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等高端研究机构；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北斗及遥感卫星应用创新创业基地项目正围绕中国-东盟北斗/GNSS中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西数据与服务中心展开建设，涉及研发灾害预警、海上搜救、智能港口等7个领域行业应用；广西-东盟地理信息与卫星应用产业园（地理信息小镇）则重点建设以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创新型信息产业等……广西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正向快车道驶去。
广西北斗技术进入东盟市场
随着北斗应用愈发成熟，广西北斗产业乘风破浪，向东盟辐射。通过项目合作、技术交流、教育培训等方式，广西北斗人将北斗技术和应用带到了东盟国家。
2016年9月，为了促进北斗卫星导航产业走出国门，孙希延促成了中国-东盟卫星导航国际合作联盟落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次年，该联盟在南宁正式成立，来自国内外的会员超过120家，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卫星导航产业国际组织。
目前，孙希延团队研发的地表形变精密监测与预警系统，已在老挝、泰国、柬埔寨等5个东盟国家、8个监测区域共计80个监测点进行实际应用。孙希延团队还与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等签署了合作协议，联合建立北斗/GPS电离层观测站。
借由广西的区位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基于北斗技术与东盟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据王志虎介绍，南宁市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也成为沟通东盟国家的重要开放窗口。2016年，北斗专业论坛成功举办；2018年，北斗论坛纳入中国-东盟信息港系列论坛，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广西一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国摩托车的士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开发“泰滴”平台，对泰国潜在的12.5万辆摩托车、出租车管理提供支持；广西一科技有限公司与柬埔寨一公司围绕40余万亩智慧糖业项目开展合作……
#南宁[地点]#
【广东首例“性骚扰纠纷”立案，女环卫工称遭站长性骚扰4年】“加油！”6月15日，在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门口，黄微（化名）默默地给自己鼓劲。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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