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荣耀#【革命烈士后人捐献珍贵遗物：一个书筐、36本书 两代人的“红色记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父亲燕益明牺牲75周年，将父亲遗物捐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了却了我作为儿子的心愿，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革命烈士燕益明后代、78岁的燕建华，将辛辛苦苦保存了几十年的父亲遗物——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36本书和一个书筐，捐献给了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委党史研究院向燕建华颁发了收藏证书。
历经十几次搬家
完整保存父亲遗物
燕建华的父亲燕益明原名燕洪志，曾用名燕伯范，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西颜张村人。1946年燕益明牺牲时，燕建华还不满3岁。“这些书是我们翻拆母亲住的西屋时发现的，母亲将书放在一个箱子里，旁边还有一个书筐。”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将父亲的遗物小心地保存了起来，之后十几次搬家每次都先搬这些书，因为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红色记忆”，不容有失。
在燕建华的家里，还有父亲的遗像、烈士证书和写给家人信件的复印件。燕建华指着门后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那是他父亲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烟台。“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那也有一些父亲用过的物品。我母亲识字不多，印象中，她身为农村妇救会的副会长，一直忙着摊煎饼、做军鞋支援前线，并没有用父亲的书教过我们。”燕建华说，他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保存了几十年，偶尔也会翻看一下，透过书本了解父亲。
1945年10月，山东陆续抽调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奔赴东北，燕益明积极响应号召，于当年动身前往东北，并担任辽南专署贸易局局长，与辽南干部一起将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当时辽南仍有战事，国民党部队继续进攻，东北地区局势不稳定，全地区进入游击状态。1946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残部大举向辽南进攻，燕益明率局机关押送军需战略物资向大后方转移，行至岫岩县哨子河西会场山七岩沟时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燕益明及带领的所有人员在突围时全部壮烈牺牲，燕益明时年33岁。1947年8月，岫岩县解放，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燕益明牺牲的消息未能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和家属。1974年2月，泰安县革委会派出专案组调查了燕益明的生前革命历史和牺牲经过，1974年6月22日，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批准，燕益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燕建华夫妻前往岫岩县，在当时一名知情者的指认下，从父亲牺牲的地方带回一包土，安放在了陵园内。
革命年代的“老报人”
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
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泰安第三中学；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动身前往东北地区；1946年，壮烈牺牲……由于父亲牺牲时，燕建华年龄还小，他对父亲燕益明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亲人口中。
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对父亲的印象是“一个很革命的人”，不仅如此，父亲燕益明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1941年初，燕益明被调到《泰安日报》的前身《泰山时报》（1939年10月10日创刊，是中共泰山地委的机关报，1944年11月停刊），先后任该报的记者和经理科长。
据了解，为确保《泰山时报》如期出版，及时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前线和后方，及时地鼓舞人民大众，无情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人员将沉重的机器设备和纷繁的油墨纸张装箱，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搬运，隐蔽在圣井、水北、五龙口、茶业口一带的山洞里。当时的老百姓称报社是“流动社”、印刷厂是“游击厂”。根据党史材料记载，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名日伪军，分数路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业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被敌包围，各机关人员奋起突围，在吉山董家峪附近与敌人激战，燕益明被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在危急关头，他将随身物品埋好，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忍着伤痛在草丛里趴了一夜，第二天被我军发现，才幸存了下来，伤愈后继续回报社工作。
如今，在位于枣庄的燕建华的儿子家中，还保存了一张《泰山时报》老报纸复印件，报纸上有一篇燕益明写的会议报道稿件。“那是《泰山时报》老记者方正告诉我的，当时他和我父亲在一起工作。我和老伴去枣庄的时候，把复印件带去了那里，还有一些照片和父亲的铜像也放在了枣庄。”燕建华说。
36本书涉及多个门类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教学方法》《中学师范适用世界史》《体育录编》《镜花缘》《教育心理参考资料》《世界地理大纲》《军歌》《西画理论》《歌曲集》《文化英文读本》《童子军课程》……燕建华捐献的36本书是父亲燕益明在泰安、济南求学时的书籍，涉及多个门类，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燕益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聪敏，学业优异、善于用脑，擅长书法、绘画、管弦乐，还对雕塑、刺绣、无线电制作等有着浓厚兴趣，且制作技艺精湛、样式美观。燕建华回忆，小时候家里和姥姥家的桌子上有很多白石灰，都是父亲燕益明雕刻作品留下的痕迹，桌子抽屉里也有父亲用过的电子管、插头。而留下的老照片中，不仅有燕益明的雕刻作品、绘画作品，也有燕益明伏案雕刻的照片。记者注意到，其中一张老照片中有两个书筐，其中一个就是燕建华保存下来并一同捐献给市委党史研究院的书筐。
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院了解到，燕益明不仅爱好广泛，擅长众多技艺，还将这些运用到了工作中。1940年秋季，燕益明调任鲁中军区文工团并任团长。为参加和帮助根据地生产，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养成民主作风，燕益明坚决执行政府命令，尊重各级政权，以保证战时党政民的安全为宗旨，充分发挥他的编导才能和音乐特长，结合抗日形势，编演了“教识字”“除汉奸”“军民团结打胜仗”等活报剧、歌剧，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好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同时，燕益明还积极开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组建秧歌队、读报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动，活跃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对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燕建华说，他希望通过捐献让烈士遗物更好地留存于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教育后世的同时，让后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现在、铭记历史。（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小东 摄影记者 陈阳）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父亲燕益明牺牲75周年，将父亲遗物捐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了却了我作为儿子的心愿，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革命烈士燕益明后代、78岁的燕建华，将辛辛苦苦保存了几十年的父亲遗物——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36本书和一个书筐，捐献给了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委党史研究院向燕建华颁发了收藏证书。
历经十几次搬家
完整保存父亲遗物
燕建华的父亲燕益明原名燕洪志，曾用名燕伯范，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西颜张村人。1946年燕益明牺牲时，燕建华还不满3岁。“这些书是我们翻拆母亲住的西屋时发现的，母亲将书放在一个箱子里，旁边还有一个书筐。”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将父亲的遗物小心地保存了起来，之后十几次搬家每次都先搬这些书，因为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红色记忆”，不容有失。
在燕建华的家里，还有父亲的遗像、烈士证书和写给家人信件的复印件。燕建华指着门后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那是他父亲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烟台。“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那也有一些父亲用过的物品。我母亲识字不多，印象中，她身为农村妇救会的副会长，一直忙着摊煎饼、做军鞋支援前线，并没有用父亲的书教过我们。”燕建华说，他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保存了几十年，偶尔也会翻看一下，透过书本了解父亲。
1945年10月，山东陆续抽调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奔赴东北，燕益明积极响应号召，于当年动身前往东北，并担任辽南专署贸易局局长，与辽南干部一起将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当时辽南仍有战事，国民党部队继续进攻，东北地区局势不稳定，全地区进入游击状态。1946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残部大举向辽南进攻，燕益明率局机关押送军需战略物资向大后方转移，行至岫岩县哨子河西会场山七岩沟时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燕益明及带领的所有人员在突围时全部壮烈牺牲，燕益明时年33岁。1947年8月，岫岩县解放，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燕益明牺牲的消息未能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和家属。1974年2月，泰安县革委会派出专案组调查了燕益明的生前革命历史和牺牲经过，1974年6月22日，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批准，燕益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燕建华夫妻前往岫岩县，在当时一名知情者的指认下，从父亲牺牲的地方带回一包土，安放在了陵园内。
革命年代的“老报人”
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
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泰安第三中学；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动身前往东北地区；1946年，壮烈牺牲……由于父亲牺牲时，燕建华年龄还小，他对父亲燕益明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亲人口中。
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对父亲的印象是“一个很革命的人”，不仅如此，父亲燕益明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1941年初，燕益明被调到《泰安日报》的前身《泰山时报》（1939年10月10日创刊，是中共泰山地委的机关报，1944年11月停刊），先后任该报的记者和经理科长。
据了解，为确保《泰山时报》如期出版，及时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前线和后方，及时地鼓舞人民大众，无情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人员将沉重的机器设备和纷繁的油墨纸张装箱，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搬运，隐蔽在圣井、水北、五龙口、茶业口一带的山洞里。当时的老百姓称报社是“流动社”、印刷厂是“游击厂”。根据党史材料记载，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名日伪军，分数路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业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被敌包围，各机关人员奋起突围，在吉山董家峪附近与敌人激战，燕益明被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在危急关头，他将随身物品埋好，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忍着伤痛在草丛里趴了一夜，第二天被我军发现，才幸存了下来，伤愈后继续回报社工作。
如今，在位于枣庄的燕建华的儿子家中，还保存了一张《泰山时报》老报纸复印件，报纸上有一篇燕益明写的会议报道稿件。“那是《泰山时报》老记者方正告诉我的，当时他和我父亲在一起工作。我和老伴去枣庄的时候，把复印件带去了那里，还有一些照片和父亲的铜像也放在了枣庄。”燕建华说。
36本书涉及多个门类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教学方法》《中学师范适用世界史》《体育录编》《镜花缘》《教育心理参考资料》《世界地理大纲》《军歌》《西画理论》《歌曲集》《文化英文读本》《童子军课程》……燕建华捐献的36本书是父亲燕益明在泰安、济南求学时的书籍，涉及多个门类，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燕益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聪敏，学业优异、善于用脑，擅长书法、绘画、管弦乐，还对雕塑、刺绣、无线电制作等有着浓厚兴趣，且制作技艺精湛、样式美观。燕建华回忆，小时候家里和姥姥家的桌子上有很多白石灰，都是父亲燕益明雕刻作品留下的痕迹，桌子抽屉里也有父亲用过的电子管、插头。而留下的老照片中，不仅有燕益明的雕刻作品、绘画作品，也有燕益明伏案雕刻的照片。记者注意到，其中一张老照片中有两个书筐，其中一个就是燕建华保存下来并一同捐献给市委党史研究院的书筐。
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院了解到，燕益明不仅爱好广泛，擅长众多技艺，还将这些运用到了工作中。1940年秋季，燕益明调任鲁中军区文工团并任团长。为参加和帮助根据地生产，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养成民主作风，燕益明坚决执行政府命令，尊重各级政权，以保证战时党政民的安全为宗旨，充分发挥他的编导才能和音乐特长，结合抗日形势，编演了“教识字”“除汉奸”“军民团结打胜仗”等活报剧、歌剧，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好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同时，燕益明还积极开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组建秧歌队、读报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动，活跃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对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燕建华说，他希望通过捐献让烈士遗物更好地留存于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教育后世的同时，让后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现在、铭记历史。（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小东 摄影记者 陈阳）
#家的荣耀#【革命烈士后人捐献珍贵遗物：一个书筐、36本书 两代人的“红色记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父亲燕益明牺牲75周年，将父亲遗物捐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了却了我作为儿子的心愿，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革命烈士燕益明后代、78岁的燕建华，将辛辛苦苦保存了几十年的父亲遗物——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36本书和一个书筐，捐献给了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委党史研究院向燕建华颁发了收藏证书。
历经十几次搬家
完整保存父亲遗物
燕建华的父亲燕益明原名燕洪志，曾用名燕伯范，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西颜张村人。1946年燕益明牺牲时，燕建华还不满3岁。“这些书是我们翻拆母亲住的西屋时发现的，母亲将书放在一个箱子里，旁边还有一个书筐。”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将父亲的遗物小心地保存了起来，之后十几次搬家每次都先搬这些书，因为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红色记忆”，不容有失。
在燕建华的家里，还有父亲的遗像、烈士证书和写给家人信件的复印件。燕建华指着门后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那是他父亲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烟台。“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那也有一些父亲用过的物品。我母亲识字不多，印象中，她身为农村妇救会的副会长，一直忙着摊煎饼、做军鞋支援前线，并没有用父亲的书教过我们。”燕建华说，他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保存了几十年，偶尔也会翻看一下，透过书本了解父亲。
1945年10月，山东陆续抽调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奔赴东北，燕益明积极响应号召，于当年动身前往东北，并担任辽南专署贸易局局长，与辽南干部一起将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当时辽南仍有战事，国民党部队继续进攻，东北地区局势不稳定，全地区进入游击状态。1946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残部大举向辽南进攻，燕益明率局机关押送军需战略物资向大后方转移，行至岫岩县哨子河西会场山七岩沟时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燕益明及带领的所有人员在突围时全部壮烈牺牲，燕益明时年33岁。1947年8月，岫岩县解放，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燕益明牺牲的消息未能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和家属。1974年2月，泰安县革委会派出专案组调查了燕益明的生前革命历史和牺牲经过，1974年6月22日，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批准，燕益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燕建华夫妻前往岫岩县，在当时一名知情者的指认下，从父亲牺牲的地方带回一包土，安放在了陵园内。
革命年代的“老报人”
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
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泰安第三中学；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动身前往东北地区；1946年，壮烈牺牲……由于父亲牺牲时，燕建华年龄还小，他对父亲燕益明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亲人口中。
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对父亲的印象是“一个很革命的人”，不仅如此，父亲燕益明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1941年初，燕益明被调到《泰安日报》的前身《泰山时报》（1939年10月10日创刊，是中共泰山地委的机关报，1944年11月停刊），先后任该报的记者和经理科长。
据了解，为确保《泰山时报》如期出版，及时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前线和后方，及时地鼓舞人民大众，无情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人员将沉重的机器设备和纷繁的油墨纸张装箱，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搬运，隐蔽在圣井、水北、五龙口、茶业口一带的山洞里。当时的老百姓称报社是“流动社”、印刷厂是“游击厂”。根据党史材料记载，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名日伪军，分数路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业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被敌包围，各机关人员奋起突围，在吉山董家峪附近与敌人激战，燕益明被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在危急关头，他将随身物品埋好，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忍着伤痛在草丛里趴了一夜，第二天被我军发现，才幸存了下来，伤愈后继续回报社工作。
如今，在位于枣庄的燕建华的儿子家中，还保存了一张《泰山时报》老报纸复印件，报纸上有一篇燕益明写的会议报道稿件。“那是《泰山时报》老记者方正告诉我的，当时他和我父亲在一起工作。我和老伴去枣庄的时候，把复印件带去了那里，还有一些照片和父亲的铜像也放在了枣庄。”燕建华说。
36本书涉及多个门类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教学方法》《中学师范适用世界史》《体育录编》《镜花缘》《教育心理参考资料》《世界地理大纲》《军歌》《西画理论》《歌曲集》《文化英文读本》《童子军课程》……燕建华捐献的36本书是父亲燕益明在泰安、济南求学时的书籍，涉及多个门类，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燕益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聪敏，学业优异、善于用脑，擅长书法、绘画、管弦乐，还对雕塑、刺绣、无线电制作等有着浓厚兴趣，且制作技艺精湛、样式美观。燕建华回忆，小时候家里和姥姥家的桌子上有很多白石灰，都是父亲燕益明雕刻作品留下的痕迹，桌子抽屉里也有父亲用过的电子管、插头。而留下的老照片中，不仅有燕益明的雕刻作品、绘画作品，也有燕益明伏案雕刻的照片。记者注意到，其中一张老照片中有两个书筐，其中一个就是燕建华保存下来并一同捐献给市委党史研究院的书筐。
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院了解到，燕益明不仅爱好广泛，擅长众多技艺，还将这些运用到了工作中。1940年秋季，燕益明调任鲁中军区文工团并任团长。为参加和帮助根据地生产，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养成民主作风，燕益明坚决执行政府命令，尊重各级政权，以保证战时党政民的安全为宗旨，充分发挥他的编导才能和音乐特长，结合抗日形势，编演了“教识字”“除汉奸”“军民团结打胜仗”等活报剧、歌剧，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好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同时，燕益明还积极开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组建秧歌队、读报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动，活跃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对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燕建华说，他希望通过捐献让烈士遗物更好地留存于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教育后世的同时，让后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现在、铭记历史。（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小东 摄影记者 陈阳）https://t.cn/A66jlNeU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父亲燕益明牺牲75周年，将父亲遗物捐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了却了我作为儿子的心愿，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革命烈士燕益明后代、78岁的燕建华，将辛辛苦苦保存了几十年的父亲遗物——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36本书和一个书筐，捐献给了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委党史研究院向燕建华颁发了收藏证书。
历经十几次搬家
完整保存父亲遗物
燕建华的父亲燕益明原名燕洪志，曾用名燕伯范，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西颜张村人。1946年燕益明牺牲时，燕建华还不满3岁。“这些书是我们翻拆母亲住的西屋时发现的，母亲将书放在一个箱子里，旁边还有一个书筐。”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将父亲的遗物小心地保存了起来，之后十几次搬家每次都先搬这些书，因为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红色记忆”，不容有失。
在燕建华的家里，还有父亲的遗像、烈士证书和写给家人信件的复印件。燕建华指着门后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那是他父亲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烟台。“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那也有一些父亲用过的物品。我母亲识字不多，印象中，她身为农村妇救会的副会长，一直忙着摊煎饼、做军鞋支援前线，并没有用父亲的书教过我们。”燕建华说，他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保存了几十年，偶尔也会翻看一下，透过书本了解父亲。
1945年10月，山东陆续抽调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奔赴东北，燕益明积极响应号召，于当年动身前往东北，并担任辽南专署贸易局局长，与辽南干部一起将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当时辽南仍有战事，国民党部队继续进攻，东北地区局势不稳定，全地区进入游击状态。1946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残部大举向辽南进攻，燕益明率局机关押送军需战略物资向大后方转移，行至岫岩县哨子河西会场山七岩沟时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燕益明及带领的所有人员在突围时全部壮烈牺牲，燕益明时年33岁。1947年8月，岫岩县解放，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燕益明牺牲的消息未能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和家属。1974年2月，泰安县革委会派出专案组调查了燕益明的生前革命历史和牺牲经过，1974年6月22日，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批准，燕益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燕建华夫妻前往岫岩县，在当时一名知情者的指认下，从父亲牺牲的地方带回一包土，安放在了陵园内。
革命年代的“老报人”
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
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泰安第三中学；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动身前往东北地区；1946年，壮烈牺牲……由于父亲牺牲时，燕建华年龄还小，他对父亲燕益明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亲人口中。
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对父亲的印象是“一个很革命的人”，不仅如此，父亲燕益明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1941年初，燕益明被调到《泰安日报》的前身《泰山时报》（1939年10月10日创刊，是中共泰山地委的机关报，1944年11月停刊），先后任该报的记者和经理科长。
据了解，为确保《泰山时报》如期出版，及时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前线和后方，及时地鼓舞人民大众，无情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人员将沉重的机器设备和纷繁的油墨纸张装箱，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搬运，隐蔽在圣井、水北、五龙口、茶业口一带的山洞里。当时的老百姓称报社是“流动社”、印刷厂是“游击厂”。根据党史材料记载，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名日伪军，分数路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业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被敌包围，各机关人员奋起突围，在吉山董家峪附近与敌人激战，燕益明被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在危急关头，他将随身物品埋好，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忍着伤痛在草丛里趴了一夜，第二天被我军发现，才幸存了下来，伤愈后继续回报社工作。
如今，在位于枣庄的燕建华的儿子家中，还保存了一张《泰山时报》老报纸复印件，报纸上有一篇燕益明写的会议报道稿件。“那是《泰山时报》老记者方正告诉我的，当时他和我父亲在一起工作。我和老伴去枣庄的时候，把复印件带去了那里，还有一些照片和父亲的铜像也放在了枣庄。”燕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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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燕益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聪敏，学业优异、善于用脑，擅长书法、绘画、管弦乐，还对雕塑、刺绣、无线电制作等有着浓厚兴趣，且制作技艺精湛、样式美观。燕建华回忆，小时候家里和姥姥家的桌子上有很多白石灰，都是父亲燕益明雕刻作品留下的痕迹，桌子抽屉里也有父亲用过的电子管、插头。而留下的老照片中，不仅有燕益明的雕刻作品、绘画作品，也有燕益明伏案雕刻的照片。记者注意到，其中一张老照片中有两个书筐，其中一个就是燕建华保存下来并一同捐献给市委党史研究院的书筐。
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院了解到，燕益明不仅爱好广泛，擅长众多技艺，还将这些运用到了工作中。1940年秋季，燕益明调任鲁中军区文工团并任团长。为参加和帮助根据地生产，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养成民主作风，燕益明坚决执行政府命令，尊重各级政权，以保证战时党政民的安全为宗旨，充分发挥他的编导才能和音乐特长，结合抗日形势，编演了“教识字”“除汉奸”“军民团结打胜仗”等活报剧、歌剧，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好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同时，燕益明还积极开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组建秧歌队、读报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动，活跃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对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燕建华说，他希望通过捐献让烈士遗物更好地留存于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教育后世的同时，让后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现在、铭记历史。（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小东 摄影记者 陈阳）https://t.cn/A66jlNeU
#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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