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审判：将731部队罪行钉在耻辱柱上】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按照最高院公布的数字，检察机关起诉到人民法院后能够做出无罪的比例是万分之零地八，也就是说还不到万里挑一。按照最高检统计的数据，从2021年1月到10月，全国检察机关不批捕率为29.9%,同比增加7.4个百分点；不起诉率为15.0%，同比增加1.9个百分点；诉前羁押率49.7%，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所以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不能将重点放在法院审判阶段，而是应该将无罪辩护的阶段前移。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后发现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情形，必须及时告诉侦查机关，这不仅是律师的辩护职责，更是辩护律师的义务，这就是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辩护律师证据开示制度。如果能够按照上述规定在侦查阶段撤销案件，不但让犯罪嫌疑人获得无罪结果，而且可以让当事人尽早从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这是最佳的无罪辩护方案。如果错过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必须要守住审查起诉这道关，因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一旦提起公诉，无罪辩护成功的几率就会太太降低。所以，审查起诉阶段是无罪辩护的绝佳阶段，也是有效辩护的集中展示阶段。

按照当前司法实践，即使证据上存在瑕疵，要想让侦查机关直接撤销案件也非常困难，因为辩护律师在侦查机关很难说服侦查机关撤销案件，因为此时对证据了解的程度并不对等。辩护律师了解的都是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只言片语，而侦查机关看到了案卷的全部证据。即使证据上存在矛盾或者瑕疵，侦查机关一般也是选择交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且处于羁押状况，侦查机关撤销案件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侦查机关就会认为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就证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所以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出的无罪意见不会太多关注。鉴于辩护律师此时无法看到案卷证据材料，获得案件信息的途径一般是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也只是按照会见犯罪嫌疑人陈述的案情从法律上论述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至于证据上是否证明能够犯罪事实发生，辩护律师因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在侦查阶段提交的法律意见书上也就无法对证据进行分析和论述。但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定罪却是看重证据，至于法律上的不同观点无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很少有律师能够通过法律分析和论述影响和打动司法机关。

之所以说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是做无罪辩护的绝佳阶段，就是因为此时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到全部案件材料。辩护律师和检察机关同步展开阅卷，检察机关也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这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定性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控辩双方属于对立统一关系，对立于一控一辩，统一在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定罪量刑。不过辩护律师要慎做无罪辩护，一旦做无罪辩护就意味着认罪认罚从轻的情节就要不存在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已经查阅所有案件材料，对于是否构成犯罪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不能因为接受犯罪嫌疑人及近亲属的委托就忽视证据和曲解法律，而是要事实求是进行辩护。最近办理的一起不起诉案件就充分证明这个问题。案情很简单，三人盗窃，其中两个人被叫过去帮忙，不过在是否明知实施盗窃活动的问题上两人供述存在反复。之所以反复也是人的本能反应，担心承认知道是在实施盗窃活动要被判处刑罚。但犯罪嫌疑人根本无法知晓全部的案卷材料，除了自己的口供之外并不知道其他证据材料是什么。笔者综合全案材料后认为能够认定两人构成犯罪。其实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观点就出现了矛盾。既然辩护律师明知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有罪，而犯罪嫌疑人继续做无罪辩解可能要面临更重的刑罚，法院也不会考虑判处缓刑。为了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就开始与当事人进行深入细致的沟通。当事人不敢承认自己实施犯罪的理由是担心一旦承认有罪就要被判刑，如果不承认有罪可能还有无罪的空间和机会。当然这是正常人最朴素的观点，能够这样理解问题也不算错误，法律上的含义和日常的理解并不全部一致。笔者就开始给当事人讲解刑事诉讼法上关于不起诉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上有三种不起诉，一种是法定不起诉，即真正的无罪，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不能提起公诉；一种是证据不足不起诉，即经过两次退补之后，有罪证据仍旧存在矛盾，无法达到起诉的条件，又被称为存疑不起诉；还有一种就是酌定不起诉，即已经构成犯罪，但鉴于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据刑法第37条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其实笔者与当事人沟通之际，并没有十足把握将案件做成不起诉。毕竟案件涉及到三个人，一旦不起诉就要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案件对两个人做出不起诉也是非常少有。另外，当事人对笔者所称的“自愿认罪认罚可能做不起诉的说法”也是半信半疑。按照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应当独立履行辩护职责。律师在辩护活动中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其实按照上述规定，如果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的观点不一致，律师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否则就违背了职业规范。但如果辩护律师不用专业的法律知识说服和帮助当事人，辩护律师就是缺乏担当意识和丧失独立辩护权。当事人之所以要聘请律师，就是因为不懂法律而需要律师提出有利于的建议，故笔者没有按照当事人的意愿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从事实上证明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作出不起诉，笔者遂将之承办的几起酌定不起诉案件交给当事人观看，当事人几乎不敢相信“认罪”竟然会“无罪”的事实。但是，在事实面前当事人还是最终接受了笔者的建议，同意自愿认罪认罚，但是提出最好是作成不起诉。其实当事人的要求非常高，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当事人的要求就是无罪的要求。笔者的辩护观点也是无罪辩护，只是属于基于认罪认罚的无罪辩护，于是辩护的压力瞬间出现。作为刑辩律师需要具有担当精神和敢于无罪辩护的勇气，有压力才会有动力。于是围绕本案证据材料撰写并提交法律意见，详细论述当事人符合不起诉规定。检察机关非常负责，不但对辩护意见认真审查，而且还积极配合辩护律师为当事人找到从轻处理的法定情节，在检察机关的努力下案件最终取得圆满的结局，两个当事人都获得不起诉决定。本案并不是重大、疑难和复杂的大要案，更没有惊天动地和轰轰烈烈的社会影响，但案件结果直接决定当事人的命运，甚至直接影响了当事人子女的升学、就业和参军等诸多方面。回望案件的办理过程，当事人要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值得庆幸，笔者也为当时的勇气感到自豪。如果不是笔者的强烈坚持，也许案件将是另外一种走向。

综上，传统的无罪辩护集中在审判阶段，更多的影视剧也是在渲染法庭上无罪辩护的荡气回肠和激情澎湃，但真正依靠庭审做成无罪辩护的几率太低了。虽然辩护律师更愿意在法庭上将无罪的理由公布于众，但口若悬河和铿锵有力并不一定能够换来当事人无罪。相反，那种庭前下足功夫、做足功课的无罪辩护意见反而更具有杀伤力，这样的辩护更像检察机关的指控，大音希声、大道至简，篇幅不长，逻辑紧密，字字珠玑，直接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当事人想要的只是是无罪的结论而不是过程中的花哨，唯有理解有效辩护的真正含义，才会将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唯有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放过，走好刑事诉讼中的每一步，最终才可能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最后需要提醒辩护律师，每一起不起诉决定和无罪判决，都必须感谢有担当的检察官和主持正义的法官，没有他们的人性化关怀与照顾，而仅仅依靠辩护律师的力量，案件根本不会取得圆满的结局。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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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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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局》一些想法

监狱内留长头发。其实是梁炎东的案件还在审理阶段，他所在的是看守所，并不是监狱。所以能留长发原因是他处于拘留期间不是判刑入狱。
梁炎东被当做嫌疑人的证据不足。梁炎冬被当做嫌疑人有两点，其一他是和被害人方可茜出事前见面的最后一个人，且根据监控和咖啡厅员工证实，梁炎东与方可茜在事发前有过不愉快的交流，而之后梁炎东又被报案后赶到的警察发现出现在被害人方可茜的身边，此时方可茜昏迷不醒。而后经过DNA鉴定发现方可茜的下体内有梁炎东的毛发。其二是后面会交代梁炎东入狱是替人顶罪，而经手此次案件的警察局西雅分局也与幕后的boss有关。

最后想说，逆局是我自窥探完结后看到的又一部让我提起兴趣，大快朵颐享受剧情的悬疑剧。多条线索穿插并进，人物性格塑造各异，人物间的关系纷繁复杂，情节跌宕起伏。警方办案也符合常理，双男主办案思路与其背景展开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