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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三角# 一边杭州西站，一边梦想小镇，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相中了这块“宝地”！你知道这里住过谁？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领队杨金东说，在余杭李家塘，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根据定位，我一路开过去。咦，这不是未来的杭州西站吗？

对，这片工地，就是为了配合西站枢纽的安置房建设而做的考古探勘。

也是没想到，一找就有了大收获。

从去年5月23日开始，这片工地悄悄开工。3000多平方米的工地，分成了30个探方，一群工人蹲在里头，挖挖、找找，考古一年多。

发现了很多从六朝到唐代的遗迹。

推算起来，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早中期开始，李家塘就已经有人住了，是一个古村落。

一路之隔，这个古村落的“邻居”，一边是未来的交通枢纽——杭州西站，一边是聚集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小镇。

在这个承载了杭州城市未来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没有留意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邻居”相中了这块“宝地”。
时间最早可以推算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早中期，那么当年，古人为什么选在了这里安家落户？

钻进围挡，一路绕来绕去，绕到考古工地后，杨金东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块的地势比周围要高一些？

的确，和周边比起来，这一片地高了大约五六十厘米的样子。杨金东说，不要觉得五六十厘米没多少，放到河网密布的湿地，就是可以立足的地方。

所以说，古人选了这里也是有考虑的。一个是它地势高，在湿地里求生存，哪怕高出没多少，起码小水灾来了可以不用怕。另一个是水路发达。这片高地，周边一圈河道，南面这一条就是余杭塘河，一路连到苕溪，想去哪，小船儿一路畅通。
再就是离“城中心”近。李家塘再往西，不过三公里，就是当年的余杭县；往西北大约10公里，是当年的良渚。你可以理解为，古人选了一块离县城并不是很远的地方，落了脚。
只是，只找到了战国早中期留下的遗物，比如原始瓷的罐子、碗等，但没有找到遗迹，比如墓葬、居住痕迹，都没有。
往后，到了汉代，除了罐、壶这些遗物，找到了一口窑，而且是专门用来烧墓砖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杨金东说，窑里头找到的砖，和旁边两个墓用的墓砖是一样的规格，一样的纹饰，都是几何纹。推算起来，应该是当时为了方便就近建墓，干脆就弄了口烧砖窑。
等到了六朝，灰坑、柱洞等遗迹就现身了。更多的是隋唐时，灰坑、灰沟、陶缸、柱洞……都找到了很多。

考古工地现场，一共发掘了30个探方，每个都是10×10平方米。探方里，用白线画出了很多遗迹的形状，圆的、方的、长方形的，还有不规则的。

杨金东说，大多是唐代时留下的。
圆的、方的，是不同时期留下的柱洞。柱洞？盖房子总要有柱子啊，这些柱子在土里总会留下痕迹。

比方说先有人盖了房子，用了方柱，后来房子毁了，再重建，用了圆柱。我们现在再看，它们就互相叠加在了一起。

根据柱洞，杨金东推算，历朝历代建在这里的房子，应该都是干栏式建筑。古代尤其是南方常见，就好比我们现在的房子一楼有个架空层，再往上才是住人的，可以防潮。

在现场看，根据柱洞多少来推算，曾经的房子也是有大有小。有四个柱子就撑起一间房的，算起来最多20平方米。

也有很阔气的，十几个柱洞站成一排，起码15米宽的房子。杨金东说，可能是村里的“大礼堂”，村里人都来这里活动。
看见圆的柱洞没？

很整齐一排，

推测以前这里可能是村里的大礼堂。

灰沟，有的窄窄一条，家家户户门口都有，应该是排水沟；有稍宽一些的两条，可能是穿村而过的小溪。

灰坑蛮多，那真是人生活过留下的了，古代生活垃圾扔哪？粪便放哪？很多时候都是挖个坑埋了。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灰坑。

还有陶缸，可能是水缸，也可能是粪坑。杨金东说，有一个探方里，一下子找到了6个缸，其中一个旁边整整齐齐摞了石块，打眼看上去可能是放脚的。他说：“搞不好是村里的公共厕所，哈哈。”

水井也有，用砖头一块块垒起来；砖砌地面也有，砖窑也有。可以说，一个村落起码的生活条件都能满足。

那么，在最繁盛时的唐代，这个村落有多大，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村落？

杨金东说，整个村子大约一万平方米左右。

为什么这么确定？在村落外围，找到了一条环壕。环壕，古代人居住的聚落周边，经常会利用地势，人工挖出一条围沟来，可以防御洪水、猛兽等，算是防御设施。它的作用很好理解，大城池一般都有城墙、护城河，它就好比是村落的“迷你版”护城河。
这条环壕，绕村落一周，大约6米宽、1.5米深，杨金东说，里头找到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碎瓷片、生活垃圾，可能当时的村民盘子、碗破了，吃完的果核，随手一扔，就扔进了这条“迷你版”护城河。

那么，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村落，住了多少户人家？

那还真不好说，目前找到了12个独立的房子遗址，这说明起码是有12户人家同时存在的。
因为，出土的大量遗物都是唐代留下的。

举几个例子好了。一个长沙窑水壶，上头画了乐舞人，每个都胖乎乎的，一看就是以胖为美的唐代审美。
莲花瓦当、又宽又长又重的瓦片。杨金东说：“茅草屋用得到吗？只有大房子才会用。”这也说明，这个村子在唐代时是有些规模的。
写大毛笔字的砚台、点灯芯的小油灯、捻茶叶和药的捻轮，还有大大小小的碗，都是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
比如一个大碗，碗底写了一个“元”字。碗底刻字，要么是定制的人家指定刻了姓氏上去，要么是工匠自己的姓，方便工厂主计件。不管是哪种，都能看出当时村子已经不算小了。
只是，在大量的唐代遗物之后，再找到的就很少了。杨金东说，可能到了宋代，这个村子就整个废弃了。

说它废弃了，也是有理由的。

一个是窑。在考古工地找到了两口宋代窑，一口保存很差，还有一口是保存得很好的圆形窑。

圆形窑，圆嘟嘟的，形状有些像馒头，所以俗称“馒头窑”。这口“馒头窑”，香糕砖一层层整整齐齐垒起来，看着就很规整，而且个头蛮大，直径有2.5米的样子。
这样完整的窑，在杭州是不多见的。

烧窑的作坊，比如取土、制坯的地方没找到，但整个窑都在了，除了“馒头窑”的顶已经塌了，窑的结构完完整整留了下来。

火膛，瘦长方形，里头堆柴火；火膛上的平台，砖瓦一层层平垒；窑壁上，有3个小烟道，烟气就是走这里排出去。

杨金东说，这口窑是专门用来烧瓦的，而且是个头蛮大的瓦片，估计是拿来建房子用的。
找到的这口“馒头窑”，在杭州保存得这么好的，可不多见。所以，它的“待遇”很高，已经整体“搬迁”，准备以后放到博物馆里展览。

另一个就是墓葬了。整个考古工地找到了5个墓葬，大部分都是宋、明、清时的了，比如宋代一个香糕砖墓、明清一个双石夫妻合葬墓。
想想就明白了，村里住的人多时，怎么可能就在村里建瓦窑、墓地，怎么也要离住人的地方远一些。这些遗址到了宋代以后一下子多起来，是因为村子搬走了啊。

起始于战国早中期，繁盛于唐，消失于宋。为什么消失？

杨金东说，古代时，要放弃一个村子，举村搬走，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是瘟疫，可能是战争，可能是水灾，这里实在没法居住了，所以只好废弃。

火红的风炉，飞溅的铁花

烧红铁块，抡起锤子，千锤百炼……

通红的铁器放进清水中淬火，

“嗤”的一声，冒起一丝青烟……

这是在界埠镇老街的一间打铁铺里，

67岁的杨桂根铁匠仍在坚守着打铁这门老手艺，

“叮当叮当……”的铁锤敲打声，

成为了界埠老街上一种动听的韵律。

三代传承

锤炼出吃苦耐劳的打铁精神

“ 我爷爷，我爸，再轮到我，都打铁，三代人，传承了100多年。”杨桂根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打铁的手艺是传了三代的，爷爷辈就是挑着火炉走街串户打铁补锅的老铁匠。他15岁就被家里安排当上了打铁匠，听话地继承祖业，“ 我打了52年铁了”。

年近古稀的杨师傅虽然一头银发，但看上去精神矍铄，容光焕发，熊熊炉火之光照亮那张通红的脸庞，更显得他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

他身上那一块块结实的肌肉完全可以与年轻人媲美，穿着露肩背心的健硕与硬朗，俨然浑身是劲，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话语。

“学会打铁就等于有一门吃饭的本事。”杨桂根告诉记者，自己打造的铁器范围很广，也见证了社会发展的变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是菜刀、镰刀、锄头等农具，后来演变至建筑用具、工厂里的机器零部件等。

凭借祖传的娴熟技艺，工艺不断改良，杨家打铁生意多年来都比较红火，也锤炼出了杨桂根吃苦耐劳、专心专注的打铁精神。

杨桂根所打造的无论是刀具还是其他农具等，都深受当地人赞誉。“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们十里的，还有好多神政桥山里的都过赣江来找他打铁，你说好不好。”采访中，熟客金川镇十里村的村民傅月兰这样评价杨桂根的打铁手艺。她今天特意邀着朋友一起带来几把锄头，要杨师傅帮忙修理一下。

千锤百炼

体力与技术的结合

打铁是门知之非难、行之不易的手艺，里面蕴藏着大学问。
杨桂根说，打铁的流程工序多，总结起来包括选材、生火、加热、锻造、再加热、再锻造……直至成型、淬火。要锻造出一件好铁器，完备的设施和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火炉，要锻打的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以便锻打。
二是铁砧，烧红的铁器被移到大铁砧上锻打，大铁砧即锻打的工作平台。
三是风箱，与炉膛相通，风进火炉，炉膛火苗直窜，便加速铁器的烧制。
四是小锤，锻打时，铁匠一般会用右手握小锤，以特定的击打方式锻打。

“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有了空气锤和电动磨光机，有了电动工具，打铁也轻松一些，不用再使蛮力抡大锤了。”杨桂根说。

只见杨桂根挑选出一块铁块，丢到生着火的炉火中，打开鼓风机，用火钳夹好柴火，一会儿就烧得通红，随后将铁块放到空气锤上，一边踩着脚踏控制着空气锤锤打的节奏，一边配合着翻转铁块锻打，然后又回炉烧红……如此重复多次，柴刀的雏形就出来了。

其中，每次锤打必需在一两分钟内完成，否则铁块一凉，软性尽失，无法成型，这就是所谓的“打铁要趁热”。

在雏形基础上，继续通过不断回炉，在铁墩上用小锤进一步锻打，反复多轮精细化，最终成型，其间还需锻打刀柄，并通过烧焊来焊接。“打造成型后，经过淬火和磨出刀刃，之后就算完全打好了。”杨桂根说。

工序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需要经验和技术，可以说，是体力与技术的结合。

“铁烧得太红会熔断，太黑了打不动，又比如在锻打成型的过程中，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敲打和翻转，如果不懂方法，稍微弄错，就成不了型，需要重新把铁烧红锻打。而淬火的过程，看起来只是把成型后的刀具烧红，放到水中淬炼，但是如果火候掌握不好，打出来的铁器就会不耐用或者很钝而不好用。”
杨桂根说，打铁不仅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打铁时铁器烧的程度、敲打的力度、节奏以及淬火的时间都有技巧，否则就达不到理想中的效果。

一把柴刀从无到有， 历经千锤百炼，遭受高温冷凝，这是铁器的重生，也凝聚着铁匠的心血。

传承难续

心血气量尽付一器中

俗话说：“世上活路三行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自春秋时期有了冶炼生铁技术以来，打铁匠做铁器一直是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传统至今。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机器化、自动化的飞速发展，现代工业产品慢慢替代了传统打铁手工技艺，打铁的市场变“小”了。

“现在可能全县都不超过十家铁匠铺了，界埠街只剩下我这间打铁铺了。”杨桂根感慨，以前新干有大大小小几十家铁匠铺，随着社会的发展，铁匠铺的生意越来越冷清，很多铁匠铺关门转行。

还有就是，许多人都觉得打铁很累，是个寂寞枯燥的行当，每天重复的事情几乎一样，利润也低。“像刚才修的那把铁耙，10元一把还加钢，你觉得赚得多吗？”问完，杨桂根又像在自问自答，“现在打工有的每个月能挣到四五千元，确实比打铁强吧！带的几个徒弟做了三四年，都转行了。”

工作环境也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一年四季，杨桂根都要呆在小小的打铁铺里，围着几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炉谋生计。

寒冬时节尚能取暖，酷暑时分却是煎熬，在熊熊烈火旁挥动着大锤小锤，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此外，铁锤此起彼伏地锻打，铁花四溅，经常烫伤肌肤，留下深深的印迹。

打铁这门手艺，要像它的成品那样经过千锤百炼，此外烧焊、机修等十八般武艺也要样样精通。

杨桂根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将自己的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徒弟，然而先后带过四个徒弟，都没干多久就转行了，被问及老手艺面临失传怎么办时，杨桂根满脸无奈。

行业的辉煌属于过往，随着年纪增长，杨桂根也开始限量接单，主要做一些定制的柴刀、锄头、耙犁、铲子等各式农具。“现在是能干多少算多少，能赚多少是多少，最重要的是有人喜欢我打的东西。”他说。

亲手打造出的铁器就像是铁匠的孩子。小小的铁铺间，每件出品的铁器里都是有关生活的磨练，汗水、辛酸，苦与甜，尽付一器之中，杨桂根的心血与气量，也都在里面了。

杨桂根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都不愿意学打铁这门活。现在我也老了，但只要还在，能坚持打一年就打一年，一直打到打不动为止。”其实，他更希望这份事业后继有人，铁匠铺燃烧百余年的炉火才永不熄灭。

界埠老街附近的邹家小学的几个学生，被校长杜敬群带来上了一堂特别的传统文化课。“今天让孩子来看打铁的传统手艺，其实是提醒他们关注很多正在消失的传统手艺就在我们身边。关注非遗，让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涨知识，零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杜敬群说。

看铁匠打铁时，孩子的眼睛里满是专注。也许在他们心里，这种三代传承的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打铁精神，“做一行，爱一行”的坚持热爱，会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