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知人善用，能假装糊涂利用小人，也能揣着明白流放忠良。
可能在当时，黎民百姓，宏图大业当前，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死生就显得微不足道。
伟大的人，更得有承担心灵煎熬的勇气。
毕竟总有一部分不那么重要的必须被舍弃。
看起来，确实最是无情帝王家。
无情是有选择的无情，也是无奈的无情吧。
只可惜我周公了，哭死。[悲伤][悲伤][悲伤]

开门见墙上挂有剑或者刀具该怎么处理？
关于这点，大多数人都知道不好。因为剑和刀具都属于煞气颇重的摆设，普通百姓家庭不适合摆设，除非家里有人从事政法、军人、警察、消防等工作的人，才适合。除此之外，别人开门见到这些摆设都非常不好。
认为容易引起口舌、争执、纠缠、是非，甚至官非、头痛等现象，严重的还会引起因身体问题动手术等事易缘建议最好是拿掉或挂在书房上。如果实在喜欢挂，最好在剑或刀具上面绑一条红布，则自然可以制服化解。

晋文公　　
【原文】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对曰，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1]，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反[2]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反[3]而尊贤，文公虽不终始，足以伯[4]矣。（吕氏春秋）

[评语]孔子云，晋文公谲[5]而不正，岂非惜其临难用诈乎。故云虽不终始，足以伯。言虽能正之于终，不能慎之于始，故不能进于王，而仅足以伯也。然文公尚能知信为百世之利，诈为一时之务。尚信而绌[6]诈，故能主伯中夏，历世不衰。倘以一时之胜，遂以使奸使诈为无上妙法，一往而不返，则亡可翘足而待矣。

又按左传，咎犯教民知义，知信，知礼。其用诈，只是对敌国，非以教民也，故晋能伯。

【注释】

[1]田：同“畋”，打猎。

[2][3]反：通“返”，返回。

[4]伯：同“霸”。

[5]谲：读作jué，欺诈，玩弄手段。

[6]绌：通“黜”，废除。

【译白】晋文公，名重耳，是春秋时代晋献公的儿子，因逃避晋献公宠妾骊姬之难，逃亡国外十九年，后来得到秦穆公的协助，归国即位。晋文公自归国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有一次，将要在城濮这个地方与楚国交战，当时楚国军势强大，晋文公召大夫咎犯商讨对策，问道：“楚国兵势众多，我国军力单薄，怎样才能战胜楚国呢？”咎犯回答说：“主公只要使用巧诈的方法，即可取得胜利。”文公将咎犯的看法问雍季，雍季举两个譬喻说：“去尽泽中的水来捕鱼，怎么不能获得鱼呢？可是这样做，大小鱼概不留存，第二年就不再有鱼了。焚烧森林打猎，怎么不能获得禽兽呢？可是明年就不再有禽兽了。用诈伪的手段，虽然现在可以取胜于一时，以后将不再有使用的余地了，所以这不是长久的策略。”文公采用了咎犯诈伪的方法打败了楚国。回国后赏赐这次战役中有功的群臣将士，结果雍季获得的赏赐最高最上，左右劝谏文公说：“这次城濮得胜的功绩是主公采用咎犯的计策，可是对咎犯的奖赏反而在雍季之下，岂不是不合理吗？”文公说：“雍季所说的道理，有益于千秋百世。咎犯所献的方法，只能有利于一时的要务而已。对于一时之利的奖赏，怎能够高于百世之利的奖赏呢？”孔子听到了这件事之后说：“临急难而使用诈伪的方法取胜，返回后而尊崇贤才。文公虽然不能从始至终慎施王道，但是以他的作为来看，足可以称霸诸侯了。”（《吕氏春秋》）

[评语]孔子认为，晋文公奸诈狡猾，心术不正。岂不是惋惜他临急难而使用了欺诈手段，所以才说晋文公虽不能自终至始慎行王道，仍足以称霸诸侯。意思是说晋文公虽能正大光明于事后，而在其开始和中间过程中却不能遵行道义伦理，所以不够资格晋级称王，而仅足以在诸侯中做个霸主而已。然而晋文公还知道诚信能带来百世之利，诈伪仅能偶尔解一时之急。他大体上还是崇尚诚信而反对欺诈的，所以能称霸中原，世代不衰。倘若为了一时的得胜，而将使奸使诈的手段当作最高的妙法，一意孤行而不肯回头，那么他灭亡的日子可就翘足而待了。

又据《左传》中记载：咎犯平时教导国民要知义、知信、知礼，可知他使用诈伪手法，也只是在对付敌国时不得已而一用，并非以此教化本国百姓的，所以晋国能够称霸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