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禾集团2020年业绩造假##多地楼盘烂尾##五一云出游# 五一维权！
一文读懂房地产项目完工率里面的猫腻
4月30日，泰禾公布的2020年报披露，北京院子二期已完工86.57%。引发业主的质疑。
泰禾方面在媒体发文：“项目完工率业内通常有两种算法，按投资额或按施工面积，两种皆可。泰禾选择的是按照投资额计算的方法，就是将累计投资总金额除以预计总投资金额”。
泰禾认为“业主所理解的那个完工率，和年报里面的完工率计算方式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才出现了这个误会。”
业内人士表示，项目完工率计算确实有两种方式，按投资额或施工面积，是因为如果正常情况下，按照实际投资，正常工程建设，实际工程完工情况与投资额是对应的，因此也基本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大的差异。
业主表示：”泰禾在北京院子二期项目上的实际投资不是正常的投资，与工程建设相差太大了，简直是天壤之别！”
由此引发关于泰禾房地产项目投资总额、累计投资及计算方法的讨论。本文观点如下：
（一）首先，针对北京院子二期总投额问题，项目总投额104.91亿元。请问泰禾集团，这是3年或者4年前测算的数据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项目计划在2021年6月交房，但目前项目南区处于刚刚封顶状态，北区有的尚处于基坑，个别楼栋出了地面，交房已经无望。由于工期延长，华融欠款尚未归还，测算假设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如果年报数据还是采纳过期数据作为完工百分比的分母，这是不是已经不符合客观实际了呢？
项目的总投额通常包括土地购置成本、前期工程成本、建筑安装成本、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及开发间接费用。就目前北京院子二期项目现状而言，土地成本和前期工程成本已经基本锁定。建筑安装成本、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受制于工期拉长，以及泰禾与总包的纠纷尚未解决，成本还会相应的上调。项目概算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本就是开发间接费用，这个费用科目中包括债务利息支出，由于泰禾与华融及其他融资主体债务情况，从客观上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需要泰禾集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客观的测算，尽快给投资者一个项目对准确的总投资概算。
（二）其次，针对北京院子二期累计投资问题，累计投资90.82亿元。请泰禾集团公布已经累计投资明细项目，其中土地购置支出59.6亿元已经明确，剩余31.22亿元投资到了哪里？累计投资支付了多少利息？支付了多少工程款？支付了多少税金？如果31.22亿元中有支付了高额利息，并没用工程建设，那么业主对于现在工程进度的质疑就合情合理了。据估算，31.22亿的差额，真正付的工程款也就3-5亿，高度怀疑剩余的都是利息，根本属于无效投资，扣完后投资率可能50%都不到。请泰禾集团还要对本项目应付未付工程款及所欠本金及利息进行公布，同时还要未来项目投资资金来源进行明确，如果工程一直处于停工状态，难免会引起业主的焦虑与不安。
（三）既然泰禾已经回复：“项目完工率业内通常有两种算法，按照投资额或按照施工面积，两种皆可”，那么就请泰禾集团最好再按照施工面积计算一下本项目的完工进度。根据业主提供的现场图片，如果按照施工面积计算的话，完工进度初步估算也就达到了40%左右。这与采用投资总额计算完工进度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业主对泰禾年报公布北京院子二期完工进度数据造假质疑的最主要原因。
（四）综上所述，从专业角度而言，一是泰禾集团需要公布投资总额具体明细，二是对于累计投资要公布投资细项，三是对于已工尚未支付及尚未开展的工程支出列出清单，并明确资金来源，四是采用投资额或按照施工面积两种算法相互行佐证投资完工百分比。这样才能消除广大业主及投资者对北京院子二期项目90.82亿元砸出的大坑质疑。
泰禾集团年度审计报告公布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说明审计实施过程中某项审计项目虽有错弊嫌疑，但是证据不足或者无法取得证据等情况，由审计人员提出的除外事项。它表明某些事项不符审计要求，审计部门对此不能表示意见。
其实，北京院子二期投资完工率在整个年报披露信息中，只是一个局部小细节，年报中的问题和重点绝对不在这里。但是以小见大，由此可见，泰禾集团对年度审计报告的修饰是煞费苦心，这是挑战监管部门及公众底线。希望泰禾集团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年报披露信息进行中肯的解释。https://weibo.com/u/5630488680
一文读懂房地产项目完工率里面的猫腻
4月30日，泰禾公布的2020年报披露，北京院子二期已完工86.57%。引发业主的质疑。
泰禾方面在媒体发文：“项目完工率业内通常有两种算法，按投资额或按施工面积，两种皆可。泰禾选择的是按照投资额计算的方法，就是将累计投资总金额除以预计总投资金额”。
泰禾认为“业主所理解的那个完工率，和年报里面的完工率计算方式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才出现了这个误会。”
业内人士表示，项目完工率计算确实有两种方式，按投资额或施工面积，是因为如果正常情况下，按照实际投资，正常工程建设，实际工程完工情况与投资额是对应的，因此也基本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大的差异。
业主表示：”泰禾在北京院子二期项目上的实际投资不是正常的投资，与工程建设相差太大了，简直是天壤之别！”
由此引发关于泰禾房地产项目投资总额、累计投资及计算方法的讨论。本文观点如下：
（一）首先，针对北京院子二期总投额问题，项目总投额104.91亿元。请问泰禾集团，这是3年或者4年前测算的数据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项目计划在2021年6月交房，但目前项目南区处于刚刚封顶状态，北区有的尚处于基坑，个别楼栋出了地面，交房已经无望。由于工期延长，华融欠款尚未归还，测算假设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如果年报数据还是采纳过期数据作为完工百分比的分母，这是不是已经不符合客观实际了呢？
项目的总投额通常包括土地购置成本、前期工程成本、建筑安装成本、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及开发间接费用。就目前北京院子二期项目现状而言，土地成本和前期工程成本已经基本锁定。建筑安装成本、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受制于工期拉长，以及泰禾与总包的纠纷尚未解决，成本还会相应的上调。项目概算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本就是开发间接费用，这个费用科目中包括债务利息支出，由于泰禾与华融及其他融资主体债务情况，从客观上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需要泰禾集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客观的测算，尽快给投资者一个项目对准确的总投资概算。
（二）其次，针对北京院子二期累计投资问题，累计投资90.82亿元。请泰禾集团公布已经累计投资明细项目，其中土地购置支出59.6亿元已经明确，剩余31.22亿元投资到了哪里？累计投资支付了多少利息？支付了多少工程款？支付了多少税金？如果31.22亿元中有支付了高额利息，并没用工程建设，那么业主对于现在工程进度的质疑就合情合理了。据估算，31.22亿的差额，真正付的工程款也就3-5亿，高度怀疑剩余的都是利息，根本属于无效投资，扣完后投资率可能50%都不到。请泰禾集团还要对本项目应付未付工程款及所欠本金及利息进行公布，同时还要未来项目投资资金来源进行明确，如果工程一直处于停工状态，难免会引起业主的焦虑与不安。
（三）既然泰禾已经回复：“项目完工率业内通常有两种算法，按照投资额或按照施工面积，两种皆可”，那么就请泰禾集团最好再按照施工面积计算一下本项目的完工进度。根据业主提供的现场图片，如果按照施工面积计算的话，完工进度初步估算也就达到了40%左右。这与采用投资总额计算完工进度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业主对泰禾年报公布北京院子二期完工进度数据造假质疑的最主要原因。
（四）综上所述，从专业角度而言，一是泰禾集团需要公布投资总额具体明细，二是对于累计投资要公布投资细项，三是对于已工尚未支付及尚未开展的工程支出列出清单，并明确资金来源，四是采用投资额或按照施工面积两种算法相互行佐证投资完工百分比。这样才能消除广大业主及投资者对北京院子二期项目90.82亿元砸出的大坑质疑。
泰禾集团年度审计报告公布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说明审计实施过程中某项审计项目虽有错弊嫌疑，但是证据不足或者无法取得证据等情况，由审计人员提出的除外事项。它表明某些事项不符审计要求，审计部门对此不能表示意见。
其实，北京院子二期投资完工率在整个年报披露信息中，只是一个局部小细节，年报中的问题和重点绝对不在这里。但是以小见大，由此可见，泰禾集团对年度审计报告的修饰是煞费苦心，这是挑战监管部门及公众底线。希望泰禾集团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年报披露信息进行中肯的解释。https://weibo.com/u/5630488680
蛇形龙崇拜与二里头遗址夏都说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建筑与良知
(2012-01-05 09:42:40)
序：建筑与良知 方振宁
文明的持续
其实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新”的中国建筑，因为中国建筑如同其它的中国产业一样，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人们的预料之外。所谓新，只是建筑发展中的一个片断。而我们在维特拉设计博物馆，首次举办中国新建筑展，只是呈现了从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的片断。
其实，定义“中国建筑”也存在问题。什么是中国建筑？我们在这里把“中国”这个概念，限定在“建筑中国”这个范畴。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文明，是由于不断的和外界交流和融合才使得这一文明得以持续，中国的建筑也是这一文明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文明的传承中，从来都非常看重道德和技术之间的关联性，即所谓的“道德”，实际上是“道”和“德”组成的单词，“道”是对真理的领悟，“德”是品行，两者合一才是我们期待的境界。
建筑师和时代
当今中国的建筑和历史上的建筑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建筑师的设计走到跨国时代。建筑作为一项产业，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当一个国家崛起时，建筑业成长的数字就会成为最令人兴奋的指标，中国建筑业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尤其受到世界的注目。中国的新建筑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来的，而中国建筑师和参与中国建筑设计项目竞标的外国建筑师，得以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而事实是，境外建筑师和事务所几乎拿到当下中国醒目的标志性建筑项目。从而在中国引起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争论，那就是一些保守的人认为，这是把中国变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然而其妙的是，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就是在这种争论中成长和成熟起来。可见，中国对世界开放建筑市场的做法，也为中国自己的建筑师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平台。
我们在此挑选的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在建筑设计上的思考和成熟度。所谓成熟，就是已经摆脱流行的国际主义建筑样式，用心去设计和营造与地域相关的建筑。虽然这十名建筑师中，百分之七十都是从海外回到中国的“海归派”，但是他们在中国本土接受的建筑学的教育，是他们在海外深造和成长的基础。而本土成长起来的建筑师，并不因为教育背景的不同与同世代建筑师存在差异，其实，建筑教育并不是塑造成功建筑师的决定因素，重要的是，建筑师本人拥有的睿智和良知。
心造与良知
“东风-中国新建筑2000-2010”是我们在2009年布鲁塞尔举办的“心造-中国当代建筑的前沿”展的继续，这个展览在欧罗巴艺术节期间得到很好的反响。“心造”，指的是建筑师设计的动机和创意的缘起，这是我在2008年提出的概念，于2009年在题为《当代的力量》一文中做了阐述：
“心造”是什么意思？中文中有“构造”、“建造”和“营造”，都是和手、心、活动有关，好的设计来自心的活动，心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建筑是道德的外在表现。“心造”是“构造”、“建造”和“营造”的升级版，“心造”就是以心造物，用心去营造理想的建筑和城市。中国文化的文本中有《天工开物》和《文心雕龙》。“天工开物”也可以理解为“天工开悟”，“文心雕龙”可以延伸为“文心营造”。“心造”强调人类要和自然和谐的生活，设计的力受心力的支配，设计之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才能营造出好的建筑和城市。因此，持续的建筑和城市，是心造的衍生。因此，把“心造”定为“中国当代建筑的前沿”展的主题，以此反应中国建筑界，在持续发展的建筑设计过程中的道德姿态。
其实“心造”和“良知”是不可分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良知”？我们发现，一些建筑师并不缺少设计的才能，也在建筑这个行业中经营了许久，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但是在中国，却很难受到尊重和获得好的口碑，其原因就是，他们长期停留在概念性的形式主义的设计阶段，和在不同的场所反复的说一些空洞的没有内涵的话，这样的素质，必然反映在他们的设计中。
“东风”本来是一个有着政治含义的词汇，可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东还是西，在地理上已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么在此使用这个词汇，是强调建筑的地域性，全球化和地域性是两极。地域性的含义是多元化，重视多元化的价值，这个世界才会丰富，我认为全球化不能以牺牲地域性为代价，这个展览就是反应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态度。
作为衡量尺度的良知
其实在中国，无非是两大类建筑成为建筑师所面对的设计对象：一是政府行为的标志性建筑，我们把它看做是城市的橱窗和国家的明信片，二是为了公民的建筑，比如灾后重建的建筑和普通的住宅。而后者的建造量和品质都是非常大和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建筑师都可以胜任这样的设计，当良知成为衡量品质设计的尺度时，建筑师就会在这个分水岭面前见分晓，或为持续性建筑做贡献，或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销声匿迹。
有良知的设计和平庸的设计的差别，在于它是否能拨动那一根心弦，打动人心。我们把设计的地域性因素，划分在良知的领域，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对自然景观，还是对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和建筑物，对仍然处在贫困线之下的地区的援助性设计希望小学，对经历过重大灾难的地区的重建，等等，除了用心之外，还需要良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建筑和良知挂钩的理由。
2010. 9. 19，巴塞尔-北京途中
(建筑与良知：此文为2010年为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东风－中国新建筑展所写的画册前言)
(2012-01-05 09:42:40)
序：建筑与良知 方振宁
文明的持续
其实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新”的中国建筑，因为中国建筑如同其它的中国产业一样，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人们的预料之外。所谓新，只是建筑发展中的一个片断。而我们在维特拉设计博物馆，首次举办中国新建筑展，只是呈现了从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的片断。
其实，定义“中国建筑”也存在问题。什么是中国建筑？我们在这里把“中国”这个概念，限定在“建筑中国”这个范畴。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文明，是由于不断的和外界交流和融合才使得这一文明得以持续，中国的建筑也是这一文明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文明的传承中，从来都非常看重道德和技术之间的关联性，即所谓的“道德”，实际上是“道”和“德”组成的单词，“道”是对真理的领悟，“德”是品行，两者合一才是我们期待的境界。
建筑师和时代
当今中国的建筑和历史上的建筑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建筑师的设计走到跨国时代。建筑作为一项产业，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当一个国家崛起时，建筑业成长的数字就会成为最令人兴奋的指标，中国建筑业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尤其受到世界的注目。中国的新建筑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来的，而中国建筑师和参与中国建筑设计项目竞标的外国建筑师，得以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而事实是，境外建筑师和事务所几乎拿到当下中国醒目的标志性建筑项目。从而在中国引起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争论，那就是一些保守的人认为，这是把中国变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然而其妙的是，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就是在这种争论中成长和成熟起来。可见，中国对世界开放建筑市场的做法，也为中国自己的建筑师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平台。
我们在此挑选的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在建筑设计上的思考和成熟度。所谓成熟，就是已经摆脱流行的国际主义建筑样式，用心去设计和营造与地域相关的建筑。虽然这十名建筑师中，百分之七十都是从海外回到中国的“海归派”，但是他们在中国本土接受的建筑学的教育，是他们在海外深造和成长的基础。而本土成长起来的建筑师，并不因为教育背景的不同与同世代建筑师存在差异，其实，建筑教育并不是塑造成功建筑师的决定因素，重要的是，建筑师本人拥有的睿智和良知。
心造与良知
“东风-中国新建筑2000-2010”是我们在2009年布鲁塞尔举办的“心造-中国当代建筑的前沿”展的继续，这个展览在欧罗巴艺术节期间得到很好的反响。“心造”，指的是建筑师设计的动机和创意的缘起，这是我在2008年提出的概念，于2009年在题为《当代的力量》一文中做了阐述：
“心造”是什么意思？中文中有“构造”、“建造”和“营造”，都是和手、心、活动有关，好的设计来自心的活动，心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建筑是道德的外在表现。“心造”是“构造”、“建造”和“营造”的升级版，“心造”就是以心造物，用心去营造理想的建筑和城市。中国文化的文本中有《天工开物》和《文心雕龙》。“天工开物”也可以理解为“天工开悟”，“文心雕龙”可以延伸为“文心营造”。“心造”强调人类要和自然和谐的生活，设计的力受心力的支配，设计之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才能营造出好的建筑和城市。因此，持续的建筑和城市，是心造的衍生。因此，把“心造”定为“中国当代建筑的前沿”展的主题，以此反应中国建筑界，在持续发展的建筑设计过程中的道德姿态。
其实“心造”和“良知”是不可分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良知”？我们发现，一些建筑师并不缺少设计的才能，也在建筑这个行业中经营了许久，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但是在中国，却很难受到尊重和获得好的口碑，其原因就是，他们长期停留在概念性的形式主义的设计阶段，和在不同的场所反复的说一些空洞的没有内涵的话，这样的素质，必然反映在他们的设计中。
“东风”本来是一个有着政治含义的词汇，可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东还是西，在地理上已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么在此使用这个词汇，是强调建筑的地域性，全球化和地域性是两极。地域性的含义是多元化，重视多元化的价值，这个世界才会丰富，我认为全球化不能以牺牲地域性为代价，这个展览就是反应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态度。
作为衡量尺度的良知
其实在中国，无非是两大类建筑成为建筑师所面对的设计对象：一是政府行为的标志性建筑，我们把它看做是城市的橱窗和国家的明信片，二是为了公民的建筑，比如灾后重建的建筑和普通的住宅。而后者的建造量和品质都是非常大和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建筑师都可以胜任这样的设计，当良知成为衡量品质设计的尺度时，建筑师就会在这个分水岭面前见分晓，或为持续性建筑做贡献，或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销声匿迹。
有良知的设计和平庸的设计的差别，在于它是否能拨动那一根心弦，打动人心。我们把设计的地域性因素，划分在良知的领域，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对自然景观，还是对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和建筑物，对仍然处在贫困线之下的地区的援助性设计希望小学，对经历过重大灾难的地区的重建，等等，除了用心之外，还需要良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建筑和良知挂钩的理由。
2010. 9. 19，巴塞尔-北京途中
(建筑与良知：此文为2010年为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东风－中国新建筑展所写的画册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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