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舵爷发了过老下棋的图。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突然觉得读书真有用的瞬间#【年味儿为何越来越淡了？中年人尴尬的处境，很多人都中招了】
年味儿越来越淡了，过去几年这种说法经常被人们提到，尤其是在年终岁尾的时候，窗外红灯璀璨，抬头烟花烂漫，但这种节日的氛围似乎很难感染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这或许就是所谓年味儿变淡的感受吧。
按道理说，现如今中国经济要比几十年前好太多了，生活水平也要高不少，为何人们觉得年味儿变淡了呢？
一、美食的稀缺性降低了
在过去，年终岁尾是人们庆祝丰收的时间，为了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往往要吃点儿好的，用农村俗语说就是：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体现的便是冬季农闲时的一种闲散生活，而春节则是整个庆祝活动的巅峰。
春节离不开一家人团聚，一家人团聚离不开年夜饭，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一起吃顿好的，是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幸福感最爆棚的时刻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见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切身地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许多曾经在年夜饭中才能吃到的美食平时想吃就吃了，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缺了。
举个例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还是最大的猪肉进口国，这三个“最”不仅说明中国人爱吃猪肉，更说明吃猪肉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而在过去，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吃猪肉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平时不舍得吃，只有在临近春节杀年猪的时候才可以放心大胆的慰藉一下自己的五脏庙，在那个食物匮乏d 年代，春节年夜饭上的美食带给人的幸福感令很多人至今回味。
现如今食物不再匮乏，美食不再稀缺，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年夜饭上的美食变得不再稀罕了，虽然大家依旧会走走形式，但美食能够带给人的幸福感已经大打折扣了。
二、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了主流
所谓年味除了美食的香味儿，还有热热闹闹的人气儿。记得小时候每当春节临近，父母都会带着我去姥姥家过年，姥姥姥爷一共抚育了八个子女，虽然大舅和大姨不在身边，但其他子女住的都不远，过年聚在一起就是几十口人。
女人们闲聊家常絮絮叨叨，男人们比拼酒量豪气干云霄，十多个孩子争着当孩子王更是闹翻了天，所谓年味中的人气儿便是如此吧。
时过境迁，伴随姥姥姥爷的相继故去，舅舅和小姨们都开始以小家庭为单位过年了，要么是三口之家，好一些的是四口之家，但人气肯定是无法和过去一大家子过年相提并论了。过去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家有老人是个宝。按道理说老人上了年纪体力衰退，记忆力也开始变差了，怎么还变成“宝”了？
一个大家庭中上了年纪的长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个大家庭的亲情纽带，是包括骨肉亲情在内的众多温馨情感的底层支点，虽然大家的亲人关系不会因为老人的故去而改变，但其中的味道，也就是亲情年味已经淡去太多了。
三、外来文化和商业宣传的冲击
记得前几年洋节日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一个被很多人讨论的话题，年轻人喜欢过洋节， 就连商超都开始跟风，这让很多人感慨传统节日的喜庆氛围被洋节冲淡了不少。
所谓洋节其实也是披了层噱头和外衣，之所以被年轻人追捧，其实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的城镇化浪潮，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家乡，漂泊在城市中，远离了父母自然很难过上以团圆为主题的传统节日，这个时候洋节无疑是很好的聚会借口，朋友、同事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都可以很自然的说说笑笑，但如果放在一个传统节日的主题下，难免有些尴尬。
除了洋节的喧宾夺主，商业宣传也不甘落后，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我们常听到的618、女神节、男神节、双十一和双十二这类购物节被创造出来，消耗了年轻人储蓄的同时也分散了节日的精力，同时提高了内心深处对节日的期待值，而这个阈值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很难再有太多幸福的体验感了。
一部分成年人不愿面对的真相
除了以上三点原因，所谓年味变淡了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真相，那就是很多一线城市大龄单身男女的无病呻吟。
这些人一来有大把的闲散时间，二来热衷于在网上发表意见，这就造成了类似的观点经常出现的错觉。实际上身边那些早早结婚，而且为人父为人母的同龄人，过年都是很温馨的。
上有老下有小，年味并没有所谓的变淡了的说法，老人逗小孩，孙子哄爷爷，夫妻俩忙前忙后也依旧会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其实所谓过年，更多是给老人和小孩儿过的。
很多人之所以感觉小时候的春节更有年味儿，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还是孩子，既不需要为筹备年货四处忙碌，也不需要为走亲访友而精打细算，更不需要起早贪黑的准备年夜饭。
在春节这几天当中，小孩子和老人是被关注被照顾的对象，小孩可以任意玩耍，老人也可以享受孙子们承欢膝下的晚年乐趣，这样的幸福感自然会让人觉得年味儿爆棚。
中年人作为这些快乐背后的付出者，也可以看作是人生当中一个更高难度的副本，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也就是从成就自我到成就他人。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年味儿变淡了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抱怨，一种对儿时贪玩的眷念，以及对人到中年后，角色转变得不适应。
抱怨年味变淡了，或许是因为快到中年了却依旧单身，或者无儿无女，更可怕的是如果父母不在了，那么就是在原本应该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感受到了格外的孤独。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建立在宗族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以血脉亲情为根基的，所谓年味儿，美食、爆竹和窗花都只是表面，亲情才是年味的本质，而没了血脉传承何来亲情？
幸福不是单方面的索取，是双向的给予和成就，人不能只顾当下的快乐，想通了，或许即将到来的年味儿就不再那样寡淡了。
年味儿越来越淡了，过去几年这种说法经常被人们提到，尤其是在年终岁尾的时候，窗外红灯璀璨，抬头烟花烂漫，但这种节日的氛围似乎很难感染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这或许就是所谓年味儿变淡的感受吧。
按道理说，现如今中国经济要比几十年前好太多了，生活水平也要高不少，为何人们觉得年味儿变淡了呢？
一、美食的稀缺性降低了
在过去，年终岁尾是人们庆祝丰收的时间，为了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往往要吃点儿好的，用农村俗语说就是：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体现的便是冬季农闲时的一种闲散生活，而春节则是整个庆祝活动的巅峰。
春节离不开一家人团聚，一家人团聚离不开年夜饭，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一起吃顿好的，是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幸福感最爆棚的时刻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见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切身地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许多曾经在年夜饭中才能吃到的美食平时想吃就吃了，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缺了。
举个例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还是最大的猪肉进口国，这三个“最”不仅说明中国人爱吃猪肉，更说明吃猪肉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而在过去，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吃猪肉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平时不舍得吃，只有在临近春节杀年猪的时候才可以放心大胆的慰藉一下自己的五脏庙，在那个食物匮乏d 年代，春节年夜饭上的美食带给人的幸福感令很多人至今回味。
现如今食物不再匮乏，美食不再稀缺，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年夜饭上的美食变得不再稀罕了，虽然大家依旧会走走形式，但美食能够带给人的幸福感已经大打折扣了。
二、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了主流
所谓年味除了美食的香味儿，还有热热闹闹的人气儿。记得小时候每当春节临近，父母都会带着我去姥姥家过年，姥姥姥爷一共抚育了八个子女，虽然大舅和大姨不在身边，但其他子女住的都不远，过年聚在一起就是几十口人。
女人们闲聊家常絮絮叨叨，男人们比拼酒量豪气干云霄，十多个孩子争着当孩子王更是闹翻了天，所谓年味中的人气儿便是如此吧。
时过境迁，伴随姥姥姥爷的相继故去，舅舅和小姨们都开始以小家庭为单位过年了，要么是三口之家，好一些的是四口之家，但人气肯定是无法和过去一大家子过年相提并论了。过去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家有老人是个宝。按道理说老人上了年纪体力衰退，记忆力也开始变差了，怎么还变成“宝”了？
一个大家庭中上了年纪的长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个大家庭的亲情纽带，是包括骨肉亲情在内的众多温馨情感的底层支点，虽然大家的亲人关系不会因为老人的故去而改变，但其中的味道，也就是亲情年味已经淡去太多了。
三、外来文化和商业宣传的冲击
记得前几年洋节日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一个被很多人讨论的话题，年轻人喜欢过洋节， 就连商超都开始跟风，这让很多人感慨传统节日的喜庆氛围被洋节冲淡了不少。
所谓洋节其实也是披了层噱头和外衣，之所以被年轻人追捧，其实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的城镇化浪潮，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家乡，漂泊在城市中，远离了父母自然很难过上以团圆为主题的传统节日，这个时候洋节无疑是很好的聚会借口，朋友、同事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都可以很自然的说说笑笑，但如果放在一个传统节日的主题下，难免有些尴尬。
除了洋节的喧宾夺主，商业宣传也不甘落后，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我们常听到的618、女神节、男神节、双十一和双十二这类购物节被创造出来，消耗了年轻人储蓄的同时也分散了节日的精力，同时提高了内心深处对节日的期待值，而这个阈值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很难再有太多幸福的体验感了。
一部分成年人不愿面对的真相
除了以上三点原因，所谓年味变淡了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真相，那就是很多一线城市大龄单身男女的无病呻吟。
这些人一来有大把的闲散时间，二来热衷于在网上发表意见，这就造成了类似的观点经常出现的错觉。实际上身边那些早早结婚，而且为人父为人母的同龄人，过年都是很温馨的。
上有老下有小，年味并没有所谓的变淡了的说法，老人逗小孩，孙子哄爷爷，夫妻俩忙前忙后也依旧会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其实所谓过年，更多是给老人和小孩儿过的。
很多人之所以感觉小时候的春节更有年味儿，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还是孩子，既不需要为筹备年货四处忙碌，也不需要为走亲访友而精打细算，更不需要起早贪黑的准备年夜饭。
在春节这几天当中，小孩子和老人是被关注被照顾的对象，小孩可以任意玩耍，老人也可以享受孙子们承欢膝下的晚年乐趣，这样的幸福感自然会让人觉得年味儿爆棚。
中年人作为这些快乐背后的付出者，也可以看作是人生当中一个更高难度的副本，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也就是从成就自我到成就他人。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年味儿变淡了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抱怨，一种对儿时贪玩的眷念，以及对人到中年后，角色转变得不适应。
抱怨年味变淡了，或许是因为快到中年了却依旧单身，或者无儿无女，更可怕的是如果父母不在了，那么就是在原本应该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感受到了格外的孤独。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建立在宗族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以血脉亲情为根基的，所谓年味儿，美食、爆竹和窗花都只是表面，亲情才是年味的本质，而没了血脉传承何来亲情？
幸福不是单方面的索取，是双向的给予和成就，人不能只顾当下的快乐，想通了，或许即将到来的年味儿就不再那样寡淡了。
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原来是因为这个！#新星v计划# #为什么如今年味越来越淡了#
年味儿越来越淡了，过去几年这种说法经常被人们提到，尤其是在年终岁尾的时候，窗外红灯璀璨，抬头烟花烂漫，但这种节日的氛围似乎很难感染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这或许就是所谓年味儿变淡的感受吧。
按道理说，现如今中国经济要比几十年前好太多了，生活水平也要高不少，为何人们觉得年味儿变淡了呢？
一、美食的稀缺性降低了
在过去，年终岁尾是人们庆祝丰收的时间，为了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往往要吃点儿好的，用农村俗语说就是：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体现的便是冬季农闲时的一种闲散生活，而春节则是整个庆祝活动的巅峰。
春节离不开一家人团聚，一家人团聚离不开年夜饭，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一起吃顿好的，是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幸福感最爆棚的时刻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见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切身地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许多曾经在年夜饭中才能吃到的美食平时想吃就吃了，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缺了。
举个例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还是最大的猪肉进口国，这三个“最”不仅说明中国人爱吃猪肉，更说明吃猪肉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而在过去，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吃猪肉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平时不舍得吃，只有在临近春节杀年猪的时候才可以放心大胆的慰藉一下自己的五脏庙，在那个食物匮乏d 年代，春节年夜饭上的美食带给人的幸福感令很多人至今回味。
现如今食物不再匮乏，美食不再稀缺，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年夜饭上的美食变得不再稀罕了，虽然大家依旧会走走形式，但美食能够带给人的幸福感已经大打折扣了。
二、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了主流
所谓年味除了美食的香味儿，还有热热闹闹的人气儿。记得小时候每当春节临近，父母都会带着我去姥姥家过年，姥姥姥爷一共抚育了八个子女，虽然大舅和大姨不在身边，但其他子女住的都不远，过年聚在一起就是几十口人。
女人们闲聊家常絮絮叨叨，男人们比拼酒量豪气干云霄，十多个孩子争着当孩子王更是闹翻了天，所谓年味中的人气儿便是如此吧。
时过境迁，伴随姥姥姥爷的相继故去，舅舅和小姨们都开始以小家庭为单位过年了，要么是三口之家，好一些的是四口之家，但人气肯定是无法和过去一大家子过年相提并论了。过去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家有老人是个宝。按道理说老人上了年纪体力衰退，记忆力也开始变差了，怎么还变成“宝”了？
一个大家庭中上了年纪的长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个大家庭的亲情纽带，是包括骨肉亲情在内的众多温馨情感的底层支点，虽然大家的亲人关系不会因为老人的故去而改变，但其中的味道，也就是亲情年味已经淡去太多了。
三、外来文化和商业宣传的冲击
记得前几年洋节日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一个被很多人讨论的话题，年轻人喜欢过洋节， 就连商超都开始跟风，这让很多人感慨传统节日的喜庆氛围被洋节冲淡了不少。
所谓洋节其实也是披了层噱头和外衣，之所以被年轻人追捧，其实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的城镇化浪潮，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家乡，漂泊在城市中，远离了父母自然很难过上以团圆为主题的传统节日，这个时候洋节无疑是很好的聚会借口，朋友、同事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都可以很自然的说说笑笑，但如果放在一个传统节日的主题下，难免有些尴尬。
除了洋节的喧宾夺主，商业宣传也不甘落后，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我们常听到的618、女神节、男神节、双十一和双十二这类购物节被创造出来，消耗了年轻人储蓄的同时也分散了节日的精力，同时提高了内心深处对节日的期待值，而这个阈值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很难再有太多幸福的体验感了。
一部分成年人不愿面对的真相
除了以上三点原因，所谓年味变淡了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真相，那就是很多一线城市大龄单身男女的无病呻吟。
这些人一来有大把的闲散时间，二来热衷于在网上发表意见，这就造成了类似的观点经常出现的错觉。实际上身边那些早早结婚，而且为人父为人母的同龄人，过年都是很温馨的。
上有老下有小，年味并没有所谓的变淡了的说法，老人逗小孩，孙子哄爷爷，夫妻俩忙前忙后也依旧会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其实所谓过年，更多是给老人和小孩儿过的。
很多人之所以感觉小时候的春节更有年味儿，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还是孩子，既不需要为筹备年货四处忙碌，也不需要为走亲访友而精打细算，更不需要起早贪黑的准备年夜饭。
在春节这几天当中，小孩子和老人是被关注被照顾的对象，小孩可以任意玩耍，老人也可以享受孙子们承欢膝下的晚年乐趣，这样的幸福感自然会让人觉得年味儿爆棚。
中年人作为这些快乐背后的付出者，也可以看作是人生当中一个更高难度的副本，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也就是从成就自我到成就他人。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年味儿变淡了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抱怨，一种对儿时贪玩的眷念，以及对人到中年后，角色转变得不适应。
抱怨年味变淡了，或许是因为快到中年了却依旧单身，或者无儿无女，更可怕的是如果父母不在了，那么就是在原本应该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感受到了格外的孤独。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建立在宗族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以血脉亲情为根基的，所谓年味儿，美食、爆竹和窗花都只是表面，亲情才是年味的本质，而没了血脉传承何来亲情？
幸福不是单方面的索取，是双向的给予和成就，人不能只顾当下的快乐，想通了，或许即将到来的年味儿就不再那样寡淡了。
2022.01.02（清晨）
年味儿越来越淡了，过去几年这种说法经常被人们提到，尤其是在年终岁尾的时候，窗外红灯璀璨，抬头烟花烂漫，但这种节日的氛围似乎很难感染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这或许就是所谓年味儿变淡的感受吧。
按道理说，现如今中国经济要比几十年前好太多了，生活水平也要高不少，为何人们觉得年味儿变淡了呢？
一、美食的稀缺性降低了
在过去，年终岁尾是人们庆祝丰收的时间，为了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往往要吃点儿好的，用农村俗语说就是：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体现的便是冬季农闲时的一种闲散生活，而春节则是整个庆祝活动的巅峰。
春节离不开一家人团聚，一家人团聚离不开年夜饭，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一起吃顿好的，是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幸福感最爆棚的时刻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见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切身地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许多曾经在年夜饭中才能吃到的美食平时想吃就吃了，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缺了。
举个例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还是最大的猪肉进口国，这三个“最”不仅说明中国人爱吃猪肉，更说明吃猪肉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而在过去，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吃猪肉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平时不舍得吃，只有在临近春节杀年猪的时候才可以放心大胆的慰藉一下自己的五脏庙，在那个食物匮乏d 年代，春节年夜饭上的美食带给人的幸福感令很多人至今回味。
现如今食物不再匮乏，美食不再稀缺，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年夜饭上的美食变得不再稀罕了，虽然大家依旧会走走形式，但美食能够带给人的幸福感已经大打折扣了。
二、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了主流
所谓年味除了美食的香味儿，还有热热闹闹的人气儿。记得小时候每当春节临近，父母都会带着我去姥姥家过年，姥姥姥爷一共抚育了八个子女，虽然大舅和大姨不在身边，但其他子女住的都不远，过年聚在一起就是几十口人。
女人们闲聊家常絮絮叨叨，男人们比拼酒量豪气干云霄，十多个孩子争着当孩子王更是闹翻了天，所谓年味中的人气儿便是如此吧。
时过境迁，伴随姥姥姥爷的相继故去，舅舅和小姨们都开始以小家庭为单位过年了，要么是三口之家，好一些的是四口之家，但人气肯定是无法和过去一大家子过年相提并论了。过去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家有老人是个宝。按道理说老人上了年纪体力衰退，记忆力也开始变差了，怎么还变成“宝”了？
一个大家庭中上了年纪的长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这个大家庭的亲情纽带，是包括骨肉亲情在内的众多温馨情感的底层支点，虽然大家的亲人关系不会因为老人的故去而改变，但其中的味道，也就是亲情年味已经淡去太多了。
三、外来文化和商业宣传的冲击
记得前几年洋节日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一个被很多人讨论的话题，年轻人喜欢过洋节， 就连商超都开始跟风，这让很多人感慨传统节日的喜庆氛围被洋节冲淡了不少。
所谓洋节其实也是披了层噱头和外衣，之所以被年轻人追捧，其实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的城镇化浪潮，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家乡，漂泊在城市中，远离了父母自然很难过上以团圆为主题的传统节日，这个时候洋节无疑是很好的聚会借口，朋友、同事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都可以很自然的说说笑笑，但如果放在一个传统节日的主题下，难免有些尴尬。
除了洋节的喧宾夺主，商业宣传也不甘落后，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我们常听到的618、女神节、男神节、双十一和双十二这类购物节被创造出来，消耗了年轻人储蓄的同时也分散了节日的精力，同时提高了内心深处对节日的期待值，而这个阈值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很难再有太多幸福的体验感了。
一部分成年人不愿面对的真相
除了以上三点原因，所谓年味变淡了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真相，那就是很多一线城市大龄单身男女的无病呻吟。
这些人一来有大把的闲散时间，二来热衷于在网上发表意见，这就造成了类似的观点经常出现的错觉。实际上身边那些早早结婚，而且为人父为人母的同龄人，过年都是很温馨的。
上有老下有小，年味并没有所谓的变淡了的说法，老人逗小孩，孙子哄爷爷，夫妻俩忙前忙后也依旧会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其实所谓过年，更多是给老人和小孩儿过的。
很多人之所以感觉小时候的春节更有年味儿，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还是孩子，既不需要为筹备年货四处忙碌，也不需要为走亲访友而精打细算，更不需要起早贪黑的准备年夜饭。
在春节这几天当中，小孩子和老人是被关注被照顾的对象，小孩可以任意玩耍，老人也可以享受孙子们承欢膝下的晚年乐趣，这样的幸福感自然会让人觉得年味儿爆棚。
中年人作为这些快乐背后的付出者，也可以看作是人生当中一个更高难度的副本，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也就是从成就自我到成就他人。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年味儿变淡了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抱怨，一种对儿时贪玩的眷念，以及对人到中年后，角色转变得不适应。
抱怨年味变淡了，或许是因为快到中年了却依旧单身，或者无儿无女，更可怕的是如果父母不在了，那么就是在原本应该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感受到了格外的孤独。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建立在宗族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以血脉亲情为根基的，所谓年味儿，美食、爆竹和窗花都只是表面，亲情才是年味的本质，而没了血脉传承何来亲情？
幸福不是单方面的索取，是双向的给予和成就，人不能只顾当下的快乐，想通了，或许即将到来的年味儿就不再那样寡淡了。
2022.01.02（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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