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康辉，高考差点成“顶替”事件受害者
#康辉自传披露高考险被顶替#
而就在人们关注这些高考舞弊和冒名顶替事件时，很少有人知道，央视主持人康辉曾经也差点成了“顶替”事件的受害者，要不是其父亲坚持不懈追查到底， “央视boys”差点儿就少了一位成员。（以下内容来自：观察者网；作者：严珊珊。）
▲康辉与其父亲（图源：康辉自传《平均分》，下同）
在康辉2019年出版的自传《平均分》一书中，他回忆起了这段高考录取时的波折：“如果没有父亲的奔走，我的人生必定要被改写。”
据康辉回忆，他读书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高考考学生，录取考家长。”对当时十几岁的他来说，录取时的纷繁复杂远超出他的社会经验范围，是他真正的“成人礼”。
彼时，中国传媒大学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每个省区的录取名额都极少，专业考试后合格的学生，能拿到一张文化考试通知单，去参加高考，文化课成绩合格后才可能被录取。如果一个地方有三四个学生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都合格，那就要在成绩全部报送给广院后，由学校做出最终决定。 康辉高考那年，河北省有3名考生通过专业考试拿到了文化考试通知单，三人里他的专业成绩最好，高考成绩也过了重点分数线，对于被广院录取，一家人信心满满。谁知道，满心欢喜的等待，却盼来了一张天津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这把一家人吓坏了。由于当时康辉一心只想上广播学院，后面的志愿都是随便填的，明明分数很高，怎么会被后面的志愿录取，这下康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打电话给广院招生办。
对方答复说河北确实有三名考生的专业成绩通过，可是由相关部门报送到广院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只有胡琪和另一名女生的，并没有我的成绩！好在因为我的专业成绩不错，广院还在斟酌，并正在向生源所在地核实，还没有最后定下到底录取谁。
趁着还有希望，康父开始了许多天的奔波。为查明真相，在邮电行业工作的康父先去了电报局，通过朋友按日期查了电报底稿，果然，那份电报底稿上压根没有康辉的成绩。
很明显，这绝不是疏忽，而是故意为之，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真是想破头也想不出。父亲跑回那个地方，照样费了一番周折，再次见到了那位仁兄。大概他也没想到父亲会如此快地去而复返，脸上冰冷的同时更多了几分不耐烦，可看到电报底稿的复印件时，据父亲说，对方表情尴尬极了，开始支支吾吾地寻找托词：“怎么回事啊，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可能是下面的人马虎了”“要允许有失误嘛，现在还不晚呀，我们可以明天重新发一次”。
康父不放心，毕竟事关儿子的未来，不敢再拖下去，于是提出要求，他要亲眼看着工作人员当天就把电报发出去，并盯着工作人员把三人的成绩写好、发走才罢休。
多方打听才知道，问题就出在三名考生中不知其名的那个女孩身上。三个人中，我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都靠前，那个女孩的专业成绩不如胡琪（后来河北电视台的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可惜前些年因病去世了），但文化成绩要好一些，很明显，如果我不存在的话，她和胡琪竞争，还存在被录取的可能性。于是，女孩的父亲——恰恰在当时负责报送成绩的那个部门工作，为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同事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用他们以为天衣无缝的方式把我甩出竞争的队伍。我丝毫不怀疑那位父亲的爱女之心，可是，要为此牺牲一个与他的女儿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的梦想，他是有些残忍了吧？
拍摄自康辉自传《平均分》成绩报上去后，北京广播学院衡量过后决定录取康辉，但那时康辉已经收到天津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档案已被提走，要上广院必须要让天津那边退档。于是，康父开始了河北、北京、天津三点往返的奔波。这段故事康辉记得很清楚，他的父亲是先去的北京，恳求广院再等几天，获得同意后又去了天津，由于那年是天津商学院首次开设酒店管理专业，人家不肯轻易退档，在康父的解释和恳求下，对方最终被打动，同意退档。但档案不能直接退到广院去，得退回生源地河北省，于是康父又从天津赶到设在邯郸的河北高招办，全程盯着档案的调动过程。招生程序结束后，康父又从邯郸跑到北京，亲眼看着档案交到广院招生办，得到学校会发录取通知书的承诺后，才回到石家庄。 经历了这样一番波折后，康辉终于如愿拿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他看来，这几乎算是真正的“成人礼”：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世事绝非尽如人愿，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一定就能顺利收获期望的结果。很多因素，甚至是你根本无法意识到的因素，却有可能影响你的人生。
原来，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央视“名嘴”之前，康辉还经历过这样不为人知的高考录取经历，那位女孩父亲和其同事破坏教育公平、企图改写他人人生的行为令人愤怒，而康辉父亲用尽全力为孩子争取的坚持，也令人动容。
#康辉自传披露高考险被顶替#
而就在人们关注这些高考舞弊和冒名顶替事件时，很少有人知道，央视主持人康辉曾经也差点成了“顶替”事件的受害者，要不是其父亲坚持不懈追查到底， “央视boys”差点儿就少了一位成员。（以下内容来自：观察者网；作者：严珊珊。）
▲康辉与其父亲（图源：康辉自传《平均分》，下同）
在康辉2019年出版的自传《平均分》一书中，他回忆起了这段高考录取时的波折：“如果没有父亲的奔走，我的人生必定要被改写。”
据康辉回忆，他读书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高考考学生，录取考家长。”对当时十几岁的他来说，录取时的纷繁复杂远超出他的社会经验范围，是他真正的“成人礼”。
彼时，中国传媒大学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每个省区的录取名额都极少，专业考试后合格的学生，能拿到一张文化考试通知单，去参加高考，文化课成绩合格后才可能被录取。如果一个地方有三四个学生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都合格，那就要在成绩全部报送给广院后，由学校做出最终决定。 康辉高考那年，河北省有3名考生通过专业考试拿到了文化考试通知单，三人里他的专业成绩最好，高考成绩也过了重点分数线，对于被广院录取，一家人信心满满。谁知道，满心欢喜的等待，却盼来了一张天津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这把一家人吓坏了。由于当时康辉一心只想上广播学院，后面的志愿都是随便填的，明明分数很高，怎么会被后面的志愿录取，这下康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打电话给广院招生办。
对方答复说河北确实有三名考生的专业成绩通过，可是由相关部门报送到广院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只有胡琪和另一名女生的，并没有我的成绩！好在因为我的专业成绩不错，广院还在斟酌，并正在向生源所在地核实，还没有最后定下到底录取谁。
趁着还有希望，康父开始了许多天的奔波。为查明真相，在邮电行业工作的康父先去了电报局，通过朋友按日期查了电报底稿，果然，那份电报底稿上压根没有康辉的成绩。
很明显，这绝不是疏忽，而是故意为之，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真是想破头也想不出。父亲跑回那个地方，照样费了一番周折，再次见到了那位仁兄。大概他也没想到父亲会如此快地去而复返，脸上冰冷的同时更多了几分不耐烦，可看到电报底稿的复印件时，据父亲说，对方表情尴尬极了，开始支支吾吾地寻找托词：“怎么回事啊，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可能是下面的人马虎了”“要允许有失误嘛，现在还不晚呀，我们可以明天重新发一次”。
康父不放心，毕竟事关儿子的未来，不敢再拖下去，于是提出要求，他要亲眼看着工作人员当天就把电报发出去，并盯着工作人员把三人的成绩写好、发走才罢休。
多方打听才知道，问题就出在三名考生中不知其名的那个女孩身上。三个人中，我的专业成绩、文化成绩都靠前，那个女孩的专业成绩不如胡琪（后来河北电视台的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可惜前些年因病去世了），但文化成绩要好一些，很明显，如果我不存在的话，她和胡琪竞争，还存在被录取的可能性。于是，女孩的父亲——恰恰在当时负责报送成绩的那个部门工作，为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同事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用他们以为天衣无缝的方式把我甩出竞争的队伍。我丝毫不怀疑那位父亲的爱女之心，可是，要为此牺牲一个与他的女儿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的梦想，他是有些残忍了吧？
拍摄自康辉自传《平均分》成绩报上去后，北京广播学院衡量过后决定录取康辉，但那时康辉已经收到天津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档案已被提走，要上广院必须要让天津那边退档。于是，康父开始了河北、北京、天津三点往返的奔波。这段故事康辉记得很清楚，他的父亲是先去的北京，恳求广院再等几天，获得同意后又去了天津，由于那年是天津商学院首次开设酒店管理专业，人家不肯轻易退档，在康父的解释和恳求下，对方最终被打动，同意退档。但档案不能直接退到广院去，得退回生源地河北省，于是康父又从天津赶到设在邯郸的河北高招办，全程盯着档案的调动过程。招生程序结束后，康父又从邯郸跑到北京，亲眼看着档案交到广院招生办，得到学校会发录取通知书的承诺后，才回到石家庄。 经历了这样一番波折后，康辉终于如愿拿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他看来，这几乎算是真正的“成人礼”：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世事绝非尽如人愿，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一定就能顺利收获期望的结果。很多因素，甚至是你根本无法意识到的因素，却有可能影响你的人生。
原来，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央视“名嘴”之前，康辉还经历过这样不为人知的高考录取经历，那位女孩父亲和其同事破坏教育公平、企图改写他人人生的行为令人愤怒，而康辉父亲用尽全力为孩子争取的坚持，也令人动容。
#高丝宠粉时间#守护蓝色地球，让环境变得更美好。#SAVE the BLUE#，我们能做些什么？低碳出行、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点滴之举也能汇聚成改善地球环境的巨大能量。你打算从身边哪一件小事开始行动呢？快分享一下吧！即日起至7月20日，带Tag#SAVE the BLUE#转发说说你将怎样用行动守护蓝色地球，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粉丝获得以下礼物一份~快行动起来吧！
【晶报快评｜中小学各种奇葩考题频现，这是病，得治！】
01
看到一篇报道，浙江萧山一位家长和语文老师吵了起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家长的孩子在萧山一所小学读书，语文考试有一道拼音填空题，孩子填的“想象”，被老师打了一个“叉”。老师认为，“想像”才是正确答案。
这位老师很敬业，还在家长群里作出了详细解释。他说，“想象”和“想像”的纠缠不清，以1986年为分界线。1986年前是“想象”一统天下；1986年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恢复了“像”字的使用，“想像”开始崛起。
但是，老师越解释，这位家长越疑惑。他找来了2005年商务印书馆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其中注明“想象”和“想像”两种写法都对。但和那位老师解释的恰恰相反，这版词典里“想象”是主词条，并注明“也作想像”。
这件事令我感慨的地方在于，即使权威的词典规定“想象”和“想像”两者可以通用，但在那位老师那里，仍然只能有一种标准答案。在这里我并没有批评该老师的意思，他也许只是遵循当地教育体系给出的某种标准。教育中“标准”力量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02
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有个视频在网上很火，一教授在武汉大学进行讲座中说到，某地曾出现了这样的高考历史题——第一道题：黄花岗起义谁打响了第一枪？A. 宋教仁 B. 孙中山 C. 黄兴 D. 徐锡麟。考生选C。
又看第二题：黄花岗起义第二枪谁开的？考生傻了，选了个B。
接着看第三题，黄花岗起义第三枪谁开的？考生蒙了，胡选了A。结果标准答案全是C，因为书上说了，“黄兴连开三枪，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这类似于很多人小时候听说过的一个脑筋急转弯：“树上有五只麻雀，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虽然，这道题很快被证实只是一个网上的段子，该教授等于拿了一把假枪向应试教育开火，但我由此想到的是，这个视频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它确实戳中了人们心中的痛点。
现实生活中，各种奇葩的、颠覆人们想像的考试题目，是一种坚硬、锐利而真实的存在，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教育的疼痛。
比如，2017年12月中旬在杭州举行的一个小学教育改革发展联盟研讨会上，一道小学加减法题目就让会场数百位校长、名师全军覆没，其中包括一些数学特级教师。
还有人谈到，曾见到过这样的题目：“《水浒传》第102页的内容是什么？”——相信很多人会被这样的“神题”雷倒。《水浒传》有不同版本，字号大小会影响“102页”的内容；是否缩减版、纸张大小、有无插图等都会影响“102页”的内容，叫学生如何作答？再说，即便是统一版本，让学生知道“第102页内容”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篇文章入选某省中考语文试卷，但他坦陈，文后的那些诸如“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之类的题目，他大半做不出来，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哪里会想到那么多宏大的牵强附会的意旨啊——这样的现实场景，比那个著名的黑色幽默“卓别林在谁最像卓别林大赛中荣获第三名”，显得还要魔幻与荒诞。
03
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的一大通病就是，将一篇好好的文章粗暴肢解、大卸八块，再挖空心思、掘地三尺寻找各种“意义”、炮制各种“为什么”，并为此准备了一套标准答案。
正如有考生抱怨说，“在做题时，你要分析的，其实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你需要猜的是出题老师理解这篇文章的思路是什么。”
在我眼里，某些奇葩试题命题者，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而不自知。他们擅长的就是挖坑、下套，在平地上设置重重障碍，卖弄自以为是的智力，以“为难”答题者为能事。
我甚至可以设想，当有人在试题的迷宫中晕头转向，或者掉入试题的陷阱中摔得鼻青脸肿，躲在暗处的他们便会洋洋自得，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不用说，这是病，得治。
颠覆想像的，不止是试题，甚至包括教材。
请听我来给大家读一段：“力衰昏晕身晃荡，肠膜发炎腹肿胀。滚到厕所排屎尿，脉停丧亡尸骨寒。”“凯旋归来心舒畅，甩臂盟誓嗓洪亮。申访欧洲俄罗斯，茫茫宇宙任飞翔。”
这种无法归类、生硬拗口、甚至“有碍观瞻”的文字，既不是顺口溜也不像打油诗，更不是写作新人类的后现代文本发明，而是前些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省义务教育小学语文韵语教学课本第三册中的内容。这种被编者称之为歌谣的东西，占据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
当然这背后也是有着强大理论武器为支撑的，如编者声称它应用了快速记忆原理，不求理解而旨在让孩子尽早大量地熟悉汉字。可是，编者有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喜欢还是排斥？
它们不仅毫无美感与韵律感可言，而且有生造词语之嫌，对判断力与鉴赏力尚且低下的孩子来说，会不会形成某种误导？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学校在引进这套教材后，实验一段时间便进行不下去了。请告诉我，这种低劣的实验，是不是教育的一种耻辱？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课本后，错谔之余，奋笔给该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这种匪夷所思、不负责任的做法的惊讶与不解，只是，那信最后到底还是没有寄出去。
04
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中村修二曾经感慨说，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在我看来，那种坑娃式的试题与教材不仅是在浪费孩子的生命，是对一个人想像力、创造力的禁锢与扼杀，更是一种犯罪，将教育带进了沟里。
刚刚看到一个小故事：1968年，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叫露丝的三岁小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了礼品盒上“OPEN”的第一个字母“O”。她的妈妈感到非常吃惊，问她是怎么认识的。露丝告诉妈妈说是幼儿园的薇拉小姐教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母亲立即一纸诉状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她的理由令人吃惊，竟是说该幼儿园剥夺了露丝的想象力。
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可以把“O”说成太阳、苹果、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然而在幼儿园教她认识“O”之后，露丝便失去了这种想象力。
不管这则故事到底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源自虚构，但它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值得我们审思：那就是，对孩子而言，没有什么比未经污染的想像力更宝贵。
我借此想说的是，教育改革是个太大的题目，千头万绪，但我们总可以从一些可操作的小切口入手，起码，可以从一张试卷、一本教材开始，使之更好地与想像力、创造力相对接，引导人们的预期。
不由得想起遥远的孔子时代、苏格拉底时代，那时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固定的教材与试卷，先生带领弟子行走在大自然中，置身于现实生活的现场，一点一滴就完成了教育的流转。
钱穆先生曾回忆他在做中小学教员时，带学生到野外上写作课，比如碰到下雨就在凉亭里以雨为主题现场作文、现场批改，并且“咏而归”。
那样的景象，真让人心向往之，不胜为怀。
01
看到一篇报道，浙江萧山一位家长和语文老师吵了起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家长的孩子在萧山一所小学读书，语文考试有一道拼音填空题，孩子填的“想象”，被老师打了一个“叉”。老师认为，“想像”才是正确答案。
这位老师很敬业，还在家长群里作出了详细解释。他说，“想象”和“想像”的纠缠不清，以1986年为分界线。1986年前是“想象”一统天下；1986年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恢复了“像”字的使用，“想像”开始崛起。
但是，老师越解释，这位家长越疑惑。他找来了2005年商务印书馆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其中注明“想象”和“想像”两种写法都对。但和那位老师解释的恰恰相反，这版词典里“想象”是主词条，并注明“也作想像”。
这件事令我感慨的地方在于，即使权威的词典规定“想象”和“想像”两者可以通用，但在那位老师那里，仍然只能有一种标准答案。在这里我并没有批评该老师的意思，他也许只是遵循当地教育体系给出的某种标准。教育中“标准”力量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02
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有个视频在网上很火，一教授在武汉大学进行讲座中说到，某地曾出现了这样的高考历史题——第一道题：黄花岗起义谁打响了第一枪？A. 宋教仁 B. 孙中山 C. 黄兴 D. 徐锡麟。考生选C。
又看第二题：黄花岗起义第二枪谁开的？考生傻了，选了个B。
接着看第三题，黄花岗起义第三枪谁开的？考生蒙了，胡选了A。结果标准答案全是C，因为书上说了，“黄兴连开三枪，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这类似于很多人小时候听说过的一个脑筋急转弯：“树上有五只麻雀，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虽然，这道题很快被证实只是一个网上的段子，该教授等于拿了一把假枪向应试教育开火，但我由此想到的是，这个视频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它确实戳中了人们心中的痛点。
现实生活中，各种奇葩的、颠覆人们想像的考试题目，是一种坚硬、锐利而真实的存在，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教育的疼痛。
比如，2017年12月中旬在杭州举行的一个小学教育改革发展联盟研讨会上，一道小学加减法题目就让会场数百位校长、名师全军覆没，其中包括一些数学特级教师。
还有人谈到，曾见到过这样的题目：“《水浒传》第102页的内容是什么？”——相信很多人会被这样的“神题”雷倒。《水浒传》有不同版本，字号大小会影响“102页”的内容；是否缩减版、纸张大小、有无插图等都会影响“102页”的内容，叫学生如何作答？再说，即便是统一版本，让学生知道“第102页内容”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篇文章入选某省中考语文试卷，但他坦陈，文后的那些诸如“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之类的题目，他大半做不出来，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哪里会想到那么多宏大的牵强附会的意旨啊——这样的现实场景，比那个著名的黑色幽默“卓别林在谁最像卓别林大赛中荣获第三名”，显得还要魔幻与荒诞。
03
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的一大通病就是，将一篇好好的文章粗暴肢解、大卸八块，再挖空心思、掘地三尺寻找各种“意义”、炮制各种“为什么”，并为此准备了一套标准答案。
正如有考生抱怨说，“在做题时，你要分析的，其实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你需要猜的是出题老师理解这篇文章的思路是什么。”
在我眼里，某些奇葩试题命题者，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而不自知。他们擅长的就是挖坑、下套，在平地上设置重重障碍，卖弄自以为是的智力，以“为难”答题者为能事。
我甚至可以设想，当有人在试题的迷宫中晕头转向，或者掉入试题的陷阱中摔得鼻青脸肿，躲在暗处的他们便会洋洋自得，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不用说，这是病，得治。
颠覆想像的，不止是试题，甚至包括教材。
请听我来给大家读一段：“力衰昏晕身晃荡，肠膜发炎腹肿胀。滚到厕所排屎尿，脉停丧亡尸骨寒。”“凯旋归来心舒畅，甩臂盟誓嗓洪亮。申访欧洲俄罗斯，茫茫宇宙任飞翔。”
这种无法归类、生硬拗口、甚至“有碍观瞻”的文字，既不是顺口溜也不像打油诗，更不是写作新人类的后现代文本发明，而是前些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省义务教育小学语文韵语教学课本第三册中的内容。这种被编者称之为歌谣的东西，占据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
当然这背后也是有着强大理论武器为支撑的，如编者声称它应用了快速记忆原理，不求理解而旨在让孩子尽早大量地熟悉汉字。可是，编者有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喜欢还是排斥？
它们不仅毫无美感与韵律感可言，而且有生造词语之嫌，对判断力与鉴赏力尚且低下的孩子来说，会不会形成某种误导？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学校在引进这套教材后，实验一段时间便进行不下去了。请告诉我，这种低劣的实验，是不是教育的一种耻辱？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课本后，错谔之余，奋笔给该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这种匪夷所思、不负责任的做法的惊讶与不解，只是，那信最后到底还是没有寄出去。
04
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中村修二曾经感慨说，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在我看来，那种坑娃式的试题与教材不仅是在浪费孩子的生命，是对一个人想像力、创造力的禁锢与扼杀，更是一种犯罪，将教育带进了沟里。
刚刚看到一个小故事：1968年，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叫露丝的三岁小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了礼品盒上“OPEN”的第一个字母“O”。她的妈妈感到非常吃惊，问她是怎么认识的。露丝告诉妈妈说是幼儿园的薇拉小姐教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母亲立即一纸诉状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她的理由令人吃惊，竟是说该幼儿园剥夺了露丝的想象力。
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可以把“O”说成太阳、苹果、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然而在幼儿园教她认识“O”之后，露丝便失去了这种想象力。
不管这则故事到底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源自虚构，但它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值得我们审思：那就是，对孩子而言，没有什么比未经污染的想像力更宝贵。
我借此想说的是，教育改革是个太大的题目，千头万绪，但我们总可以从一些可操作的小切口入手，起码，可以从一张试卷、一本教材开始，使之更好地与想像力、创造力相对接，引导人们的预期。
不由得想起遥远的孔子时代、苏格拉底时代，那时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固定的教材与试卷，先生带领弟子行走在大自然中，置身于现实生活的现场，一点一滴就完成了教育的流转。
钱穆先生曾回忆他在做中小学教员时，带学生到野外上写作课，比如碰到下雨就在凉亭里以雨为主题现场作文、现场批改，并且“咏而归”。
那样的景象，真让人心向往之，不胜为怀。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