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知识】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两个词到底有什么不同？

大约在20年前，中国传播学界曾经展开过一番关于“media ecology”的名实之辩。其结果是，何道宽主张将“media ecology”由“媒介生态学”改翻译为“媒介环境学”。

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性和清晰度，林文刚等人也在之后的中文出版物中，统一使用“媒介环境学”。“媒介即环境”确实是波兹曼学派的招牌性的广告口号，但中译者最后为其定名媒介环境学，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中国学者征用了“媒介生态学”这个术语。

事实上，几乎在20世纪初整整一代的美国学者，都对用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社会与文化的问题兴味盎然，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解释社会的科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多文献都揭示了在芒福德步入学术研究的早年（大概是1915—1916年），他对一个名叫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生物学家特别着迷。格迪斯的生态学视角极大地影响了芒福德的世界观。

芒福德的思想既启发了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的视角，又直接为所谓媒介环境学奠基，他的思想不仅直接启发了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麦克卢汉，而且《技术与文明》（1934）一书“是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之作”。

“媒介即环境”，人受制于特定媒介环境的限定。由于这样一种局限，北美媒介环境学学派，在解释媒介的时间性和变化时，只能采用新旧媒介对比的二元视角，无法摆脱主客体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的束缚，很难有机呈现新旧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媒介化的现实。

换言之，媒介环境学的媒介史观是机械的、线性的历史观，没有办法呈现当代媒介体系运作时的高度行动性和不确定性。媒介环境学这种二元、静态和平衡的世界观充满着保守主义色彩，与当下激进和动感的媒介革命相比，越来越暮气沉沉。

英国媒介理论家福勒似乎让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他有意建立面向动态和复杂媒介系统的媒介生态学。在福勒看来，“当我们想要理解复杂和动态联结的时候，生态学的问题就出现了”。按照福勒的理解，“媒介”的范畴统摄多种多样的异质性因素，创造了动态的、多样性的、多元共在的世界，“生态学”正好对这一世界提供解释和思考方式。

媒介不再是静止的物自体或环境，而是自组织的行动者。也就是说，福勒认为，媒介生态学着眼的是生成性的、动态的媒介生态，而非稳定的整体形式。【重要】

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时代，约翰·彼得斯建议将“媒介即环境”这一命题作一个颠倒，变成“环境即媒介”，“我们以前说‘媒介即环境’，但是现在反着说也是对的：‘环境即媒介’” ，“在生命科学中，‘媒介’指培养基所具有的胶质物或其他类似物。此义源于‘媒介’此前就有的‘环境’之义；由此引申开来，我们可以将‘媒介’视为一种友好的环境，它能为各种生命形式提供栖居之地，也能催生各种其他的媒介”。

生成性媒介生态学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媒介将一切媒介物、呈现方式、时间性的存在者（事件或者日常生活）和非时间性的存在者（空间或者数据）建构为一个整体，媒介有能力将其联结的一切——无论是人还是物都转化为媒介，并使之互为媒介。

这种转化，在麦克卢汉那里被称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基特勒那里被称为“人体是媒介的延伸”，而在拉图尔那里被称为“转译”。正是这种能够组织起时间、空间、秩序和权力的强大转化力，构成媒介的行动力，构成媒介建构整个世界的前提。（积累）

因此，生成性媒介生态学在未来的每一步推进，都将为媒介本体论意涵的丰富夯实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最终成为未来媒介哲学尤其是媒介本体论的支撑性学科。

from 胡翼青、李璟《媒介生态学的进路：概念辨析、价值重估与范式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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