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古籍加速回流 总数字目前仍不十分清楚
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约占存世的一半，其余被海外收藏。
近代以来，大批古籍流散海外，不少珍本、善本、孤本为国内罕见。近年来，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携手努力下，海外中文古籍的情况日渐清晰，大批海外中文古籍正以影印出版或数字化等方式回流中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摸清底数，新发现层出不穷
海内外仅存的宋版《文章正宗》第十四卷、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中文文献《顺风相送》、南宋初期刻本《后汉书》、对中国佛教史有重大价值的《敕修百丈清规》……近年来，随着《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各分册的陆续出版，越来越多沉睡在海外图书馆中的中文古籍被唤醒，一批具有极高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贵古籍浮出水面，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因此更加清晰。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是国家确定的“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从2013年开始，中华书局联合海外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馆藏中文古籍并编纂书目。2020年初，随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的出版，《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分馆目录达到了7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等12家海外机构的中文古籍全部著录成书。
究竟有多少中文古籍被国外收藏？这个数字目前仍不十分清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统计，目前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座博物馆中，记录在案的中国文物有167万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约是此数目的10倍，这些文物中间包括大量的古代典籍文献。据研究，美国现存中国善本线装古籍不少于70万册，古籍总数量接近400万册；欧洲粗略估算古籍有200万册；流入日本的中国古籍更多，“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便可检索到91万条汉籍书目。国外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及民间收藏的典籍文献至今尚无系统的明确统计数据。
“保护仍是整理中文古籍的首要任务，而要保护首先就必须摸清底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通过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有助于我们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家底。”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李国庆说，大家通常关注的重点都放在知名大馆，而对北美中小型图书馆的馆藏，一般来说不是太注意，但是通过编纂书目，发现这些中小馆里也会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像爱荷华大学，以前没人知道他们有中文古籍，调查中居然发现有229种，其中最早的书还是元代的。加州一所大学在调查中竟然发现近千种中文古籍，其中不乏宋版书和元刻本。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藏有中文古籍的海外图书馆都没有中文研究馆员，缺少精通中文古籍和古籍编目的人才，因此不乏这种情况：中文古籍自入藏以后就一直没有整理过，有的甚至上百年躺在书库里无人问津。2006年发现的1896年刊登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时新小说”手稿，就是一所大学图书馆搬家时在两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偶然发现的。“这就是编纂海外中文古籍书目的意义，通过编辑书目、调查藏书，把馆藏整理出来，才能供学者使用。”顾青说。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杨海峥教授与同事们长期从事日本中文古籍的研究和复制工作，目前她负责京都大学所藏汉籍善本的整理复制工作。杨海峥说，日本各大学汉籍收藏总数占到日本所藏汉籍总数的一半还多。除了皇室、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寺庙之外，日本各大学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杨海峥指出，尽管日本各大学的中文古籍编目和数字化做得比较好，但并未覆盖所有部门的馆藏，比如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等也有很精彩的馆藏，在调查中就发现了南宋初期的刻本《后汉书》、宋版《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元刻本《敕修百丈清规》等珍稀古籍。
“很多时候需要亲自到这些图书馆去翻书，不然光凭以前听到过的一些消息，往往会有一些误导。”杨海峥说。
中外携手，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利用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史展览室里，书架上整排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灿烂。
自1998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几乎每年都派出人员赴哈佛燕京图书馆访查和整理古籍，20多年来双方携手合作，出版了三大系列逾千册珍稀古籍及善本书志等。据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之前的善本约有2400部，其中宋元明善本约有1500部，有188种善本是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这批图书的影印出版填补了国内古籍的空白。
“在传统典籍珍善本文献的影印出版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合作堪称典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汤文辉说，“我非常敬佩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开放精神，他们的馆长说，这些书虽然是哈佛燕京的，但知识是世界的，学术当为天下所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说，该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保持了20多年的联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动于后者的敬业精神。“为了省钱，他们每次来都住在郊区的一些小旅馆，所以他们对波士顿地铁的运行比在这里住了20年的我还熟。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要求，从未要求带他们到哪里去玩、看什么风景，来了就是工作。这种敬业精神让我感动。”郑炯文说。
汤文辉介绍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海外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个有效模式，即哈佛燕京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邀请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学者）到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某一专题性或某一类型馆藏文献的学术整理，整理成果通过出版社完成出版。这一模式促成了一大批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献以影印图书的方式实现回流，方便了海内外学者的使用，尤其是使国内学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最为重要、宝贵的学术资源。
中国学者的到来，也极大推动了海外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整理工作。郑炯文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有4万种之多，如此庞大的数量，单由本馆研究馆员编目整理是不现实的，多年来一直邀请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整理编纂。
除古籍之外，许多海外图书馆还收藏有大量甲金、简帛、石刻、写本和各类古代历史档案资料等，其中不少是国内不存或者鲜见的珍本、善本。但这些资料因缺少专业人员而长期存放在书库里，迫切需要国内专家前往帮助整理。“这些资料如果全部整理出来，将使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更加清晰，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汤文辉说。
统筹规划，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们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摸清海外中国古籍的存藏情况，目的是要摸清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况，不是要占有这些书。”顾青提醒说，目前在调查海外古籍时，有的中国学者过于重视孤本、善本，对普通古籍重视不够，其实海外中文古籍大多数是普通古籍，版本价值也许不能与孤本、善本相比，但这些古籍培养了海外的许多博学鸿儒，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能仅仅看版本价值，也要看传播价值。因此应该站得高一些，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待古籍。”顾青说。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出版有待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等多头出击，工作较为分散，且在开发利用海外古籍出版资源上还存在恶性竞争、重复浪费、质量不高以及版权纠纷等问题，迫切需要总体谋划、整体规划，形成工作合力。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积极推进散失海外中文古籍回归工作，结合全国古籍规划的制定，有步骤、有计划地系统推进东亚、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流散的典籍文献整理出版，编制散失海外古籍总目。同时紧密衔接研究、整理、出版三个环节，通过出版、数字化等多种方式使久佚国外的珍稀古籍化身千百，既传承文明、嘉惠学林，又切实改变“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局面。
https://t.cn/A6Lm7rrP
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约占存世的一半，其余被海外收藏。
近代以来，大批古籍流散海外，不少珍本、善本、孤本为国内罕见。近年来，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携手努力下，海外中文古籍的情况日渐清晰，大批海外中文古籍正以影印出版或数字化等方式回流中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摸清底数，新发现层出不穷
海内外仅存的宋版《文章正宗》第十四卷、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中文文献《顺风相送》、南宋初期刻本《后汉书》、对中国佛教史有重大价值的《敕修百丈清规》……近年来，随着《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各分册的陆续出版，越来越多沉睡在海外图书馆中的中文古籍被唤醒，一批具有极高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贵古籍浮出水面，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因此更加清晰。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是国家确定的“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从2013年开始，中华书局联合海外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馆藏中文古籍并编纂书目。2020年初，随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的出版，《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分馆目录达到了7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等12家海外机构的中文古籍全部著录成书。
究竟有多少中文古籍被国外收藏？这个数字目前仍不十分清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统计，目前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座博物馆中，记录在案的中国文物有167万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约是此数目的10倍，这些文物中间包括大量的古代典籍文献。据研究，美国现存中国善本线装古籍不少于70万册，古籍总数量接近400万册；欧洲粗略估算古籍有200万册；流入日本的中国古籍更多，“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便可检索到91万条汉籍书目。国外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及民间收藏的典籍文献至今尚无系统的明确统计数据。
“保护仍是整理中文古籍的首要任务，而要保护首先就必须摸清底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通过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有助于我们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家底。”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李国庆说，大家通常关注的重点都放在知名大馆，而对北美中小型图书馆的馆藏，一般来说不是太注意，但是通过编纂书目，发现这些中小馆里也会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像爱荷华大学，以前没人知道他们有中文古籍，调查中居然发现有229种，其中最早的书还是元代的。加州一所大学在调查中竟然发现近千种中文古籍，其中不乏宋版书和元刻本。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藏有中文古籍的海外图书馆都没有中文研究馆员，缺少精通中文古籍和古籍编目的人才，因此不乏这种情况：中文古籍自入藏以后就一直没有整理过，有的甚至上百年躺在书库里无人问津。2006年发现的1896年刊登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时新小说”手稿，就是一所大学图书馆搬家时在两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偶然发现的。“这就是编纂海外中文古籍书目的意义，通过编辑书目、调查藏书，把馆藏整理出来，才能供学者使用。”顾青说。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杨海峥教授与同事们长期从事日本中文古籍的研究和复制工作，目前她负责京都大学所藏汉籍善本的整理复制工作。杨海峥说，日本各大学汉籍收藏总数占到日本所藏汉籍总数的一半还多。除了皇室、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寺庙之外，日本各大学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杨海峥指出，尽管日本各大学的中文古籍编目和数字化做得比较好，但并未覆盖所有部门的馆藏，比如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等也有很精彩的馆藏，在调查中就发现了南宋初期的刻本《后汉书》、宋版《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元刻本《敕修百丈清规》等珍稀古籍。
“很多时候需要亲自到这些图书馆去翻书，不然光凭以前听到过的一些消息，往往会有一些误导。”杨海峥说。
中外携手，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利用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史展览室里，书架上整排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灿烂。
自1998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几乎每年都派出人员赴哈佛燕京图书馆访查和整理古籍，20多年来双方携手合作，出版了三大系列逾千册珍稀古籍及善本书志等。据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之前的善本约有2400部，其中宋元明善本约有1500部，有188种善本是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这批图书的影印出版填补了国内古籍的空白。
“在传统典籍珍善本文献的影印出版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合作堪称典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汤文辉说，“我非常敬佩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开放精神，他们的馆长说，这些书虽然是哈佛燕京的，但知识是世界的，学术当为天下所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说，该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保持了20多年的联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动于后者的敬业精神。“为了省钱，他们每次来都住在郊区的一些小旅馆，所以他们对波士顿地铁的运行比在这里住了20年的我还熟。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要求，从未要求带他们到哪里去玩、看什么风景，来了就是工作。这种敬业精神让我感动。”郑炯文说。
汤文辉介绍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海外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个有效模式，即哈佛燕京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邀请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学者）到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某一专题性或某一类型馆藏文献的学术整理，整理成果通过出版社完成出版。这一模式促成了一大批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献以影印图书的方式实现回流，方便了海内外学者的使用，尤其是使国内学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最为重要、宝贵的学术资源。
中国学者的到来，也极大推动了海外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整理工作。郑炯文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有4万种之多，如此庞大的数量，单由本馆研究馆员编目整理是不现实的，多年来一直邀请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整理编纂。
除古籍之外，许多海外图书馆还收藏有大量甲金、简帛、石刻、写本和各类古代历史档案资料等，其中不少是国内不存或者鲜见的珍本、善本。但这些资料因缺少专业人员而长期存放在书库里，迫切需要国内专家前往帮助整理。“这些资料如果全部整理出来，将使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更加清晰，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汤文辉说。
统筹规划，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们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摸清海外中国古籍的存藏情况，目的是要摸清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况，不是要占有这些书。”顾青提醒说，目前在调查海外古籍时，有的中国学者过于重视孤本、善本，对普通古籍重视不够，其实海外中文古籍大多数是普通古籍，版本价值也许不能与孤本、善本相比，但这些古籍培养了海外的许多博学鸿儒，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能仅仅看版本价值，也要看传播价值。因此应该站得高一些，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待古籍。”顾青说。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出版有待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等多头出击，工作较为分散，且在开发利用海外古籍出版资源上还存在恶性竞争、重复浪费、质量不高以及版权纠纷等问题，迫切需要总体谋划、整体规划，形成工作合力。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积极推进散失海外中文古籍回归工作，结合全国古籍规划的制定，有步骤、有计划地系统推进东亚、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流散的典籍文献整理出版，编制散失海外古籍总目。同时紧密衔接研究、整理、出版三个环节，通过出版、数字化等多种方式使久佚国外的珍稀古籍化身千百，既传承文明、嘉惠学林，又切实改变“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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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锤君分享##地大之声# 【入地、下海又登极 他是地学之旅的追梦人】
地大新闻网讯（记者庞伟红）49岁的陈刚刚从珠峰回来，皮肤晒得黝黑，身形消瘦。他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52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从最初的74公斤到现在的60公斤，他足足瘦了28斤。
陈刚是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作为海洋学院副院长，他一回学校就马不停蹄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他参与过汶川地震救灾，登顶过三个大洲的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这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因为天气原因止步在8000米的大风口，但谈起珠峰，他眼里依然有光。
“外界都关心我能不能登顶，可我关心的是能否精确地测到各项数据！”这是责任，也是初心。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他还将参与珠峰测量数据的分析、处理、和检核，和国内的测绘专家一起揭秘珠峰的最新“身高”。
从教师到测绘师 他参与测量珠峰最新身高
陈刚和国测一大队的缘分，还得从2012年说起。作为建校6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出征珠峰，陈刚是随队科考队员。在实地踏勘代号“Ⅲ7 ”的珠峰测量控制点时，科考队在山壁的夹缝中，发现了一个“漂流瓶”，这个玻璃罐头瓶子里留有一张已严重炭化的纸条，字迹依稀可辨，这是2005年珠峰测量时，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留下的。
2019年10月，陈刚接到自然资源部的任职文件，因其长期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又有全球“7+2”登山科考活动的丰富经验，身份与此次珠峰测高任务契合，他应邀兼任国测一大队任副总工程师，任期一年。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作为国测一大队的成员，参与测量珠峰“新身高”。
“这圆了我的一个梦。”1991年大学毕业前夕，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邀请国测一大队老队员做了一场报告会，多次提到了1975年的珠峰测高。陈刚听后热血沸腾，直接给西藏测绘部门写信要求进藏工作。虽然未能如愿，但辗转十余载后，坚守着这份测绘初心，他还是与这片高天厚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地大与中国登山队渊源颇深，在他的努力下，国测一大队和中国登山队强强联合，组成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向珠峰进发。一旦登顶，将首次实现我国测绘技术人员与专业登山队员一同登顶的目标。
1月12日，陈刚从武汉出发抵达北京，之后的三个多月里，他分别在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西藏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和珠峰进行训练，有段时间要背着9公斤的重力仪上下走22公里。他是整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队员，但他在体能、力量和攀登技术训练中所展现出来的良好状态，丝毫不输30岁左右的队员们。
4月7日，登山测量队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计划于5月12日登顶，但当攀登到海拔6700米时，发现攀登路线上有流雪的危险，所有人员撤回前进营地；5月21日，由于持续降雪，未能打通至顶峰的攀登路线，原定5月22日的登顶计划又未实现。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可谓三上三下”，陈刚亲历了前两次冲顶测量的整个过程，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冲到了7790米C2营地，在暴风中住了一晚，5月21日早上又顶着十二级的大风，背负着测量装备向上攀登。由于前两次体力透支，加上天气恶劣，第三次他只能驻守在C2营地，负责顶峰下撤接应工作。5月27日11点，2020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
“遗憾吗？”记者问。“测绘人员登顶测量就是想测出精准的数据，如果天气不好，通过前期专业培训的登山队员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也是整个队伍团结协作的成果，不会有遗憾”，在珠峰的前期拉练里，他在几处营地进行重力测量时，不厌其烦地提醒年轻队友，要珍爱仪器，确保测出的数据完整。“要探索地学奥秘，必须深入一线，实地勘查，才能有大的收获和创新。”
从测绘到登山 他勇攀高峰挑战自身极限
“这是我从珠峰采到的样品”，陈刚从柜子里拿出几块螺状岩石向记者介绍。
“珠峰顶上的岩石为什么形状像海里的螺？”面对记者的疑问，陈刚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珠峰是古海洋隆起形成的。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演化过程，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许多争论，而珠峰是反映印欧板块相互作用现状的敏感指示器，这些地表的形变和地下的运动有直接关联。“在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后，对珠峰地区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很有必要”。
12年前，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陈刚对地壳运动检测研究的执着始于此，登山科考也源于此。
汶川地震后，陈刚作为专家组成员连夜赶赴灾区，他们在龙门山断裂带5个受灾严重的县工作了40多天，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提供基础测绘资料。
“我无法忘记在震区见过的老百姓和他们的眼神。”12年后，回忆起汶川地震救灾的那些画面时，陈刚眼圈通红，“我们地学相关科研工作者，应该把灾害监测预报作为历史使命看待，哪怕这一代人预测不了地震，但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一代人能成功。”
同专家组一同去汶川的，还有现任体育学院院长、拥有丰富户外生活经历的董范。陈刚和董范俩人搭档，完美配合，一人负责查看地势地形确认安全，一人负责传授登山技巧，平常就热衷于体育运动的陈刚，体能不输专业登山队员。“有些地方山高路险，当地人说他们多年前打猎都不去，我们还是带着仪器和帐篷就进去了。”陈刚说。
2008年，作为地大校庆6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计划在2012年攀登珠峰，董范力邀陈刚一起进行登山科考。学校的登山活动，历来与科学考察一路相随，这是我校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两人一拍即合。
2011年，学校为冲顶珠峰选拔登山队员，陈刚和登山队一道，登上了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那天登顶的5人中还有陈晨、袁复栋、次仁旦达，这是陈刚登上的第一座雪山。
自2012年5月，地大登山队从珠峰起步，用时四年零七个月，完成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北极点、南极点徒步穿越的壮举，创造了中国高校体育运动史上的传奇。陈刚作为科考队长，和登山队一起攀登了五大洲最高峰并成功登顶其中三座，完成了徒步南北极点的目标，采集了大量稀有的岩石、冰和水的样本，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他周密地考察了南极点附近的板块运动状况及地学特性，对南极现代地壳运动和内陆冰盖及其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大陆到海洋 他拓宽研究领域坚守地质初心
陈刚，是追踪大地如何运动的人。
2008年，他参与到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II期项目中。2012年，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国家验收，在全国范围内建成260个连续观测站和2000个流动观测点。
这是世界上性能指标最先进的三大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之一，可利用卫星观测等高科技手段，监测地壳的微小运动，为地震预测、大地测量、气象预报和地球科学研究等提供科学数据。因为这个项目，从南海的岛礁到西北的沙漠，陈刚10年内跑遍了大江南北。珠峰高程测量纪念碑下方有一个永久观测点，这是陈刚每年都要造访的地方。
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波及珠峰地区。冒着余震，陈刚团队对珠峰北坡地区距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观测点进行了跟踪测量，并成功申请到2015年尼泊尔地震对珠峰地区垂向变化影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进入21世纪，海洋科学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航天航空和海洋观测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海洋环境的途径。2016年开始，他将研究领域也从大陆构造环境监测延展到海洋观测。
“地球是由岩石圈、水圈、生物圈构成的，圈层之间相互交融，大陆构造一直延伸到海底，研究地壳运动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涉及海洋”。陈刚说，测绘研究与海洋地质、海洋防灾、物理海洋、海洋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
2019年3月，陈刚参加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组织的西沙海域调查，在永乐群岛、宣德群岛进行为期25天的海岛礁、海岸带地质调查。2019年6月，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南沙某岛礁北斗连续观测站任务，现场开展了20天的海洋大地测量、控制测量实时数据采集分析工作。
从大地测绘，到登山科考，再到海洋观测，变的是他的研究方式和领域，不变的是他的地质情怀。
陈刚的儿子陈李昊今年高考，但因为珠峰测量，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陪在身边。谈起儿子，他满脸骄傲，陈李昊现在是国家登山一级运动员、攀岩二级运动员，2019年7月，父子俩还一起登上了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陈刚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儿子能考上他心目中的大学，如果有机会，他希望父子携手，再次向珠峰出征，“毕竟，山还在那里”。
地大新闻网讯（记者庞伟红）49岁的陈刚刚从珠峰回来，皮肤晒得黝黑，身形消瘦。他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52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从最初的74公斤到现在的60公斤，他足足瘦了28斤。
陈刚是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作为海洋学院副院长，他一回学校就马不停蹄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他参与过汶川地震救灾，登顶过三个大洲的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这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因为天气原因止步在8000米的大风口，但谈起珠峰，他眼里依然有光。
“外界都关心我能不能登顶，可我关心的是能否精确地测到各项数据！”这是责任，也是初心。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他还将参与珠峰测量数据的分析、处理、和检核，和国内的测绘专家一起揭秘珠峰的最新“身高”。
从教师到测绘师 他参与测量珠峰最新身高
陈刚和国测一大队的缘分，还得从2012年说起。作为建校6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出征珠峰，陈刚是随队科考队员。在实地踏勘代号“Ⅲ7 ”的珠峰测量控制点时，科考队在山壁的夹缝中，发现了一个“漂流瓶”，这个玻璃罐头瓶子里留有一张已严重炭化的纸条，字迹依稀可辨，这是2005年珠峰测量时，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留下的。
2019年10月，陈刚接到自然资源部的任职文件，因其长期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又有全球“7+2”登山科考活动的丰富经验，身份与此次珠峰测高任务契合，他应邀兼任国测一大队任副总工程师，任期一年。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作为国测一大队的成员，参与测量珠峰“新身高”。
“这圆了我的一个梦。”1991年大学毕业前夕，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邀请国测一大队老队员做了一场报告会，多次提到了1975年的珠峰测高。陈刚听后热血沸腾，直接给西藏测绘部门写信要求进藏工作。虽然未能如愿，但辗转十余载后，坚守着这份测绘初心，他还是与这片高天厚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地大与中国登山队渊源颇深，在他的努力下，国测一大队和中国登山队强强联合，组成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向珠峰进发。一旦登顶，将首次实现我国测绘技术人员与专业登山队员一同登顶的目标。
1月12日，陈刚从武汉出发抵达北京，之后的三个多月里，他分别在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西藏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和珠峰进行训练，有段时间要背着9公斤的重力仪上下走22公里。他是整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队员，但他在体能、力量和攀登技术训练中所展现出来的良好状态，丝毫不输30岁左右的队员们。
4月7日，登山测量队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计划于5月12日登顶，但当攀登到海拔6700米时，发现攀登路线上有流雪的危险，所有人员撤回前进营地；5月21日，由于持续降雪，未能打通至顶峰的攀登路线，原定5月22日的登顶计划又未实现。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可谓三上三下”，陈刚亲历了前两次冲顶测量的整个过程，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冲到了7790米C2营地，在暴风中住了一晚，5月21日早上又顶着十二级的大风，背负着测量装备向上攀登。由于前两次体力透支，加上天气恶劣，第三次他只能驻守在C2营地，负责顶峰下撤接应工作。5月27日11点，2020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
“遗憾吗？”记者问。“测绘人员登顶测量就是想测出精准的数据，如果天气不好，通过前期专业培训的登山队员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也是整个队伍团结协作的成果，不会有遗憾”，在珠峰的前期拉练里，他在几处营地进行重力测量时，不厌其烦地提醒年轻队友，要珍爱仪器，确保测出的数据完整。“要探索地学奥秘，必须深入一线，实地勘查，才能有大的收获和创新。”
从测绘到登山 他勇攀高峰挑战自身极限
“这是我从珠峰采到的样品”，陈刚从柜子里拿出几块螺状岩石向记者介绍。
“珠峰顶上的岩石为什么形状像海里的螺？”面对记者的疑问，陈刚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珠峰是古海洋隆起形成的。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演化过程，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许多争论，而珠峰是反映印欧板块相互作用现状的敏感指示器，这些地表的形变和地下的运动有直接关联。“在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后，对珠峰地区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很有必要”。
12年前，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陈刚对地壳运动检测研究的执着始于此，登山科考也源于此。
汶川地震后，陈刚作为专家组成员连夜赶赴灾区，他们在龙门山断裂带5个受灾严重的县工作了40多天，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提供基础测绘资料。
“我无法忘记在震区见过的老百姓和他们的眼神。”12年后，回忆起汶川地震救灾的那些画面时，陈刚眼圈通红，“我们地学相关科研工作者，应该把灾害监测预报作为历史使命看待，哪怕这一代人预测不了地震，但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一代人能成功。”
同专家组一同去汶川的，还有现任体育学院院长、拥有丰富户外生活经历的董范。陈刚和董范俩人搭档，完美配合，一人负责查看地势地形确认安全，一人负责传授登山技巧，平常就热衷于体育运动的陈刚，体能不输专业登山队员。“有些地方山高路险，当地人说他们多年前打猎都不去，我们还是带着仪器和帐篷就进去了。”陈刚说。
2008年，作为地大校庆6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计划在2012年攀登珠峰，董范力邀陈刚一起进行登山科考。学校的登山活动，历来与科学考察一路相随，这是我校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两人一拍即合。
2011年，学校为冲顶珠峰选拔登山队员，陈刚和登山队一道，登上了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那天登顶的5人中还有陈晨、袁复栋、次仁旦达，这是陈刚登上的第一座雪山。
自2012年5月，地大登山队从珠峰起步，用时四年零七个月，完成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北极点、南极点徒步穿越的壮举，创造了中国高校体育运动史上的传奇。陈刚作为科考队长，和登山队一起攀登了五大洲最高峰并成功登顶其中三座，完成了徒步南北极点的目标，采集了大量稀有的岩石、冰和水的样本，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他周密地考察了南极点附近的板块运动状况及地学特性，对南极现代地壳运动和内陆冰盖及其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大陆到海洋 他拓宽研究领域坚守地质初心
陈刚，是追踪大地如何运动的人。
2008年，他参与到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II期项目中。2012年，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国家验收，在全国范围内建成260个连续观测站和2000个流动观测点。
这是世界上性能指标最先进的三大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之一，可利用卫星观测等高科技手段，监测地壳的微小运动，为地震预测、大地测量、气象预报和地球科学研究等提供科学数据。因为这个项目，从南海的岛礁到西北的沙漠，陈刚10年内跑遍了大江南北。珠峰高程测量纪念碑下方有一个永久观测点，这是陈刚每年都要造访的地方。
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波及珠峰地区。冒着余震，陈刚团队对珠峰北坡地区距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观测点进行了跟踪测量，并成功申请到2015年尼泊尔地震对珠峰地区垂向变化影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进入21世纪，海洋科学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航天航空和海洋观测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海洋环境的途径。2016年开始，他将研究领域也从大陆构造环境监测延展到海洋观测。
“地球是由岩石圈、水圈、生物圈构成的，圈层之间相互交融，大陆构造一直延伸到海底，研究地壳运动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涉及海洋”。陈刚说，测绘研究与海洋地质、海洋防灾、物理海洋、海洋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
2019年3月，陈刚参加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组织的西沙海域调查，在永乐群岛、宣德群岛进行为期25天的海岛礁、海岸带地质调查。2019年6月，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南沙某岛礁北斗连续观测站任务，现场开展了20天的海洋大地测量、控制测量实时数据采集分析工作。
从大地测绘，到登山科考，再到海洋观测，变的是他的研究方式和领域，不变的是他的地质情怀。
陈刚的儿子陈李昊今年高考，但因为珠峰测量，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陪在身边。谈起儿子，他满脸骄傲，陈李昊现在是国家登山一级运动员、攀岩二级运动员，2019年7月，父子俩还一起登上了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陈刚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儿子能考上他心目中的大学，如果有机会，他希望父子携手，再次向珠峰出征，“毕竟，山还在那里”。
大连医诺生物 逆境求变获生机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打乱了不少国内企业外拓奋进的计划，大连医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其中之一。但凭借企业扎实基础的支撑，以及在针对市场和产品所做的及时调整下，医诺生物逆境突围，在全球经济震荡中抢抓机遇，获得了全新的生机。
造福国人 踏上“圆梦征程”
“十五年前，我们抓住机遇，瞄准营养健康产业，积极开展天然药用成分的分离纯化、结构改性与稳态化功能因子产品的研究。”医诺生物负责人吴文忠博士告诉记者，他留学归国后在中科院系统从事科研工作。工作中他发现，国内每年的科研成果数以万计，但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却很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当时，恰逢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大连是我国北方优美的港口工业城市，人居环境好，市民素质高，是我国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造船运输基地，近些年来又成为我国的信息产业基地、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包括派生出的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蓬勃发展势头，这一切都深深吸引了吴文忠。为了实现理想，也为了证实自己，吴文忠决定来此创业，在辽南美丽的海滨城市成立了大连医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组队成立医诺生物伊始，吴文忠便把发展空间定位在国际市场上，针对医疗保健品及饲料添加剂等多功效天然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自主研发出共轭亚油酸、叶黄素、虾青素等产品，并成功建成第一条生产线——“共轭亚油酸”生产线。“我们经历了从白手起家到筚路蓝缕，从栉风沐雨到披荆斩棘，我们经历过2008年最冷的经济寒冬，也经历了创业时的人员紧缺和资金不足。”创业的过程中，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大连医诺生物也如此。回顾公司十五年的发展史，吴文忠感慨万千。从创业之初的3个人到340多名员工，从最初的几间办公室到占地几万平方米的国际化标准厂区，从原来的几台旧设备到10余条先进生产线，从最初50万元的注册资本到数亿元的固定资产……2003年成立的医诺生物在吴文忠博士的带领下，谨遵“志同道合”的人才战略，坚持“双创”理念，不但一跃成为国内同行业领军企业，而且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公司。
保持初心 夯实“实力底蕴”
“在大环境越来越好的年代，医诺生物理应拥有更远大的追求和更美好的远景。我们的目标便是响应国家号召，以科技创新带动行业发展。”吴文忠称，医诺生物昔日标准化能力非常薄弱，现在企业却成为美国USP标准两项的制定者，并建立了ISO9001及HACCP质量体系，获得美国FDA的cGMP认证，制定了严格的国际膳食标准。今天的医诺生物，已从小微型科技企业变为初具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功能油脂、营养脂质微囊、运动营养和终端产品等5大系列150多种自主品牌产品，成为95%共轭亚油酸全球最大供应商；创业时的几间实验室，已变成了近3000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包括微囊、生物转化、功能因子、配方与制剂四大研究中心；初创时十几个成员，从风华正茂的奋斗青年到不惑之年的中流砥柱，身边凝聚了300多位80后、90后的年轻人；初创时少有的客户，到现在客户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绿色化学应用技术、微囊稳态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生物转化技术、配方与制剂技术五大技术平台等。
尤为重要的是，医诺生物已设有国家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的“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公司的研发团队至今已自主研发200余个科研项目，其中80%已完成技术成果转化。同时，企业先后承担了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科技部重点新产品计划等30多项重大攻关项目。正是这种保持初心进取、不断创新突破，医诺生物具备了抵抗外来风险与经济动荡的实力。
多措并举 打破“疫情困境”
“疫情至今，我们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通过各种举措，相信我们会很好地应对形势和市场。在企业技术平台支持下，我们有做不完的事。”医诺生物财务总监刘清香说，自2月10日正式复工后，接连迎来员工不能复岗、物流及原材料受滞、境外市场震荡等难题，医诺生物压力还是挺大的，尤其占比60%业务的境外市场影响较大，预计今年受疫情因素造成订单缩水的情况会在近期有所凸显。但是，凭借过优的产品质量及潜在市场的挖掘，医诺生物今年一季度销量反而同比增加70%以上，为全年稳定销售打出了良好基础。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很多人用眼过度，叶黄素的补充便成为这类人的需求。”刘清香称，为了造福国人，医诺生物早在数年前便已实现战略转型，针对符合国人的健康营养终端产品做了很多尝试。针对此次疫情后人们对各类健康产品需求的趋势，医诺生物快速反应，一方面推出叶黄素软糖、维生素等新产品，以及片剂和胶囊等产品的新类型，另一方面短期内吸纳了营销、专业技术等各类人才，针对上海、广州等地，加速中国国内终端产品市场的本地化布局，同时开拓构建国内企业原材料供应全新合作。同时，医诺生物今年伊始便将终端健康产品的线下销售转为线上，增加了网络旗舰店、网络直播等模式。刘清香说，医诺生物目前在欧美及日韩、印度、俄罗斯等市场的开拓有所延缓，上市步伐也因疫情有所延迟。但是在多措并举下，医诺生物今年的业务发展还是比较健康，有信心将所面对的难题一一化解，所延迟的工作也将继续有序推进。怀揣中国心，不忘中华魂，医诺生物将鼎力响应号召，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不断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工作。（文/记者 王敏 图/摄影记者 李春一）
编辑：李路阳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打乱了不少国内企业外拓奋进的计划，大连医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其中之一。但凭借企业扎实基础的支撑，以及在针对市场和产品所做的及时调整下，医诺生物逆境突围，在全球经济震荡中抢抓机遇，获得了全新的生机。
造福国人 踏上“圆梦征程”
“十五年前，我们抓住机遇，瞄准营养健康产业，积极开展天然药用成分的分离纯化、结构改性与稳态化功能因子产品的研究。”医诺生物负责人吴文忠博士告诉记者，他留学归国后在中科院系统从事科研工作。工作中他发现，国内每年的科研成果数以万计，但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却很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当时，恰逢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大连是我国北方优美的港口工业城市，人居环境好，市民素质高，是我国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造船运输基地，近些年来又成为我国的信息产业基地、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包括派生出的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蓬勃发展势头，这一切都深深吸引了吴文忠。为了实现理想，也为了证实自己，吴文忠决定来此创业，在辽南美丽的海滨城市成立了大连医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组队成立医诺生物伊始，吴文忠便把发展空间定位在国际市场上，针对医疗保健品及饲料添加剂等多功效天然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自主研发出共轭亚油酸、叶黄素、虾青素等产品，并成功建成第一条生产线——“共轭亚油酸”生产线。“我们经历了从白手起家到筚路蓝缕，从栉风沐雨到披荆斩棘，我们经历过2008年最冷的经济寒冬，也经历了创业时的人员紧缺和资金不足。”创业的过程中，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大连医诺生物也如此。回顾公司十五年的发展史，吴文忠感慨万千。从创业之初的3个人到340多名员工，从最初的几间办公室到占地几万平方米的国际化标准厂区，从原来的几台旧设备到10余条先进生产线，从最初50万元的注册资本到数亿元的固定资产……2003年成立的医诺生物在吴文忠博士的带领下，谨遵“志同道合”的人才战略，坚持“双创”理念，不但一跃成为国内同行业领军企业，而且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公司。
保持初心 夯实“实力底蕴”
“在大环境越来越好的年代，医诺生物理应拥有更远大的追求和更美好的远景。我们的目标便是响应国家号召，以科技创新带动行业发展。”吴文忠称，医诺生物昔日标准化能力非常薄弱，现在企业却成为美国USP标准两项的制定者，并建立了ISO9001及HACCP质量体系，获得美国FDA的cGMP认证，制定了严格的国际膳食标准。今天的医诺生物，已从小微型科技企业变为初具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功能油脂、营养脂质微囊、运动营养和终端产品等5大系列150多种自主品牌产品，成为95%共轭亚油酸全球最大供应商；创业时的几间实验室，已变成了近3000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包括微囊、生物转化、功能因子、配方与制剂四大研究中心；初创时十几个成员，从风华正茂的奋斗青年到不惑之年的中流砥柱，身边凝聚了300多位80后、90后的年轻人；初创时少有的客户，到现在客户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绿色化学应用技术、微囊稳态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生物转化技术、配方与制剂技术五大技术平台等。
尤为重要的是，医诺生物已设有国家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的“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公司的研发团队至今已自主研发200余个科研项目，其中80%已完成技术成果转化。同时，企业先后承担了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科技部重点新产品计划等30多项重大攻关项目。正是这种保持初心进取、不断创新突破，医诺生物具备了抵抗外来风险与经济动荡的实力。
多措并举 打破“疫情困境”
“疫情至今，我们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通过各种举措，相信我们会很好地应对形势和市场。在企业技术平台支持下，我们有做不完的事。”医诺生物财务总监刘清香说，自2月10日正式复工后，接连迎来员工不能复岗、物流及原材料受滞、境外市场震荡等难题，医诺生物压力还是挺大的，尤其占比60%业务的境外市场影响较大，预计今年受疫情因素造成订单缩水的情况会在近期有所凸显。但是，凭借过优的产品质量及潜在市场的挖掘，医诺生物今年一季度销量反而同比增加70%以上，为全年稳定销售打出了良好基础。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很多人用眼过度，叶黄素的补充便成为这类人的需求。”刘清香称，为了造福国人，医诺生物早在数年前便已实现战略转型，针对符合国人的健康营养终端产品做了很多尝试。针对此次疫情后人们对各类健康产品需求的趋势，医诺生物快速反应，一方面推出叶黄素软糖、维生素等新产品，以及片剂和胶囊等产品的新类型，另一方面短期内吸纳了营销、专业技术等各类人才，针对上海、广州等地，加速中国国内终端产品市场的本地化布局，同时开拓构建国内企业原材料供应全新合作。同时，医诺生物今年伊始便将终端健康产品的线下销售转为线上，增加了网络旗舰店、网络直播等模式。刘清香说，医诺生物目前在欧美及日韩、印度、俄罗斯等市场的开拓有所延缓，上市步伐也因疫情有所延迟。但是在多措并举下，医诺生物今年的业务发展还是比较健康，有信心将所面对的难题一一化解，所延迟的工作也将继续有序推进。怀揣中国心，不忘中华魂，医诺生物将鼎力响应号召，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不断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工作。（文/记者 王敏 图/摄影记者 李春一）
编辑：李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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