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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如何进一步擦亮“天府生态旅游县”金字招牌？雨城区这样干~】
全省文旅“三会”9月24日至28日在乐山峨眉山市举行。刚成功创建为“天府旅游名县”的雅安市雨城区如何亮相盛会？会后有何打算？怎样进一步擦亮名县“金字招牌”？近日，记者对雨城区委书记高福强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新上榜的“天府旅游名县”，雨城区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可喜成绩？
高福强： 一年多来，我们主动融入全省“一核五带”文化旅游发展总体布局，坚持向生态要品味、向产业要效益，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绘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出彩”画卷。
一是彰显“生态底色”。紧紧依靠“天府之肺”生态本底，将“生态”二字贯穿天府旅游名县创建始终。在南北两线同步打造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北线的碧峰峡景区在今年1月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省内首家民营5A景区。南线“世外乡村·海子山”依托高山湿地天然生态资源，荣获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和2020中国养老十大品牌。
二是筑牢“旅游根基”。着眼“外联”，致力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为骨干的川西门户交通枢纽，跻身成都“一小时经济圈”；着眼“内通”，投资7.2亿元提升改造旅游公路，打造旅游风景廊道，实现“最美318从雨城出发”。深入实施“旅游 +”“ +旅游”融合发展战略，出台民营经济“二十一条”、民宿发展奖励办法等政策，积极布局打造西康记忆、高颐阙文博公园、大熊猫会展中心、文教新城等18个重大文旅项目，推进大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熊猫山谷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中国藏茶城等13个产业园建设。四川省首个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落户雨城。
三是着墨“人文色彩”。立足大熊猫和茶马古道“两大世界级文化资源”，着力将雨城建设成为全域性、开放式的“国际熊猫城”。成立茶马古道文旅发展联盟，打造中国藏茶村、茶祖广场等茶马古道文化景区景点。持续办好年猪节、藏茶文化旅游节、熊猫灯会“三大文化主题会节”，讲好雨城故事，传播雨城声音。
四是点燃“市场活力”。围绕“3×3”做活雨城服务业文章，即：建设周公山、碧峰峡、海子山“三大森林康养度假区”，打造万达、国盛、中农批“三大城市商业综合体”，培育熊猫美食走廊、正黄美食街区、协和广场欧式风情街“三大特色街区”，推动雨城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举办了雅安“消费促进月”“夜之魅·雨城美”夜游系列活动，加快培育一批高质量“网红打卡地”，推动夜间经济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记者：本次“三会”，雨城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将在展会上如何展示静美雨城形象？
高福强：雨城区高度重视本次“三会”活动，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制定参会工作方案，各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三会”展演筹备工作。
本次“三会”，雨城区已邀请雅安茶厂、西康大酒店、碧峰峡等文旅企业进行藏茶、绿茶和特色文创产品展销，安排了我区原创歌曲《雨城》女生独唱等节目。
此外，我们还拍摄了最新文旅宣传片，制作精美文旅宣传册和自驾游手册等，以充分展示“生态颐养地•国际熊猫城”城市名片。
记者：对本次“三会”，您有何期待？对“三会”举办地乐山，您有何印象及认识？
高福强：2020年四川省文旅发展大会、第六届旅投会、第七届旅博会“三会”同期举行，这给全省乃至全国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旅游盛会，尤其是在今年文化旅游产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三会”的召开对后疫情时代全省文旅发展重拾升势意义重大，为我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此次“三会”举办地乐山，历史悠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乐山正如其名，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是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头兵，更是我们后发追赶的动力和方向。
雨城区与乐山一衣带水，幽幽青衣江水将两个城市紧密相连，我们两地合作紧密，先后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组织建立了“峨眉山-周公山-瓦屋山”三山发展联盟等。同时，乐山峨眉山市和雨城区分别是“大峨眉”联盟和“茶马古道”联盟的轮值理事单位。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好“大峨眉”及“茶马古道”品牌，拓展“三山联盟”发展空间，推动乐山市、雨城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深度融合。
记者：“三会”后，雨城区在文旅发展方面有何打算？未来，将如何擦亮“天府旅游名县”金字招牌？
高福强： 成功创建第二批天府旅游名县命名县，是对雨城旅游的肯定和鼓舞，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激励和鞭策。站在新的竞速赛道上，我们将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相关要求，持续巩固和深化“天府旅游名县”创建成果，持续探索双城文旅协同发展新模式，努力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合作发展的先行区，用雨城声音助力成渝唱好“双城记”。
一是抓规划。按照《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立足雨城区环成都文旅经济带、“川藏铁路第一站”“川西旅游黄金走廊”的区位优势，赋能“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的绿色资源禀赋，打响大熊猫、茶马古道两大世界级旅游文化品牌，争创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动雨城区积极融入“一核五带”文旅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成为国际生态度假旅游目的地。到2023年，全区旅游接待游客突破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40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
二是抓项目。健全完善文化旅游市场运作机制，制定出台《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的实施意见》《雨城区旅游民宿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发挥龙头项目的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已签约的四川顺达碧峰峡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雨城区乐福森林康养城综合开发项目启动建设，着力推进雅安国际大熊猫城、海子山国际森林康养度假区、碧峰峡熊猫山谷文旅康养产业园和大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十里芳菲民宿集群、茶山艺林民宿集群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
三是抓合作。深化与成都、乐山、眉山、甘孜、阿坝等周边市（州）资源共享、品牌共建、客源互推、线路互联，共同推动文旅市场拓展。舞好龙头，充分发挥茶马古道文旅发展联盟理事单位作用，高质量举办第二届藏茶文化旅游节和茶马古道联盟活动，策划筹办年猪文化旅游节等系列活动，强化与天府旅游名县命名县和候选县的合作，推动形成天府旅游名县精品环线。精心策划包装旅游线路产品，积极参加省内外文旅宣传推介，寻求融入跨区域文化旅游大市场的合作机遇。
四是抓营销。培育“文化+ ”“旅游+”新业态，挖掘雨城核心竞争力。深挖大熊猫文化旅游资源，唱响大熊猫文化慢生活康养地品牌。结合碧峰峡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开展感恩回馈、熊猫音乐会、摄影展等系列活动，拍摄高水准旅游宣传片，组建雨城区文旅发展联盟，联合精品景区、酒店、餐饮店、文旅企业开展互联网营销、精品营销、精准营销，着力打响雨城“生态颐养地·西蜀熊猫城”旅游口号。
五是抓服务。深入推行“1+3+N”旅游综合行政执法，市区联合开展熊猫执法车巡回执法，不断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创新志愿服务体系，整合全区各级力量，组建熊猫志愿服务队，在旅游驿站、重要旅游节点开展志愿服务。改进基础设施，提升海子山、省道104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旅游公路，健全城乡交通网络，深化旅游“厕所革命”，从细处着手，营造游客宾至如归的旅游体验环境。
“生态颐养地，国际熊猫城”
欢迎大家到雨城，游古镇、品非遗、享美食、健身心！
全省文旅“三会”9月24日至28日在乐山峨眉山市举行。刚成功创建为“天府旅游名县”的雅安市雨城区如何亮相盛会？会后有何打算？怎样进一步擦亮名县“金字招牌”？近日，记者对雨城区委书记高福强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新上榜的“天府旅游名县”，雨城区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可喜成绩？
高福强： 一年多来，我们主动融入全省“一核五带”文化旅游发展总体布局，坚持向生态要品味、向产业要效益，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绘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出彩”画卷。
一是彰显“生态底色”。紧紧依靠“天府之肺”生态本底，将“生态”二字贯穿天府旅游名县创建始终。在南北两线同步打造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北线的碧峰峡景区在今年1月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省内首家民营5A景区。南线“世外乡村·海子山”依托高山湿地天然生态资源，荣获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和2020中国养老十大品牌。
二是筑牢“旅游根基”。着眼“外联”，致力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为骨干的川西门户交通枢纽，跻身成都“一小时经济圈”；着眼“内通”，投资7.2亿元提升改造旅游公路，打造旅游风景廊道，实现“最美318从雨城出发”。深入实施“旅游 +”“ +旅游”融合发展战略，出台民营经济“二十一条”、民宿发展奖励办法等政策，积极布局打造西康记忆、高颐阙文博公园、大熊猫会展中心、文教新城等18个重大文旅项目，推进大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熊猫山谷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中国藏茶城等13个产业园建设。四川省首个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落户雨城。
三是着墨“人文色彩”。立足大熊猫和茶马古道“两大世界级文化资源”，着力将雨城建设成为全域性、开放式的“国际熊猫城”。成立茶马古道文旅发展联盟，打造中国藏茶村、茶祖广场等茶马古道文化景区景点。持续办好年猪节、藏茶文化旅游节、熊猫灯会“三大文化主题会节”，讲好雨城故事，传播雨城声音。
四是点燃“市场活力”。围绕“3×3”做活雨城服务业文章，即：建设周公山、碧峰峡、海子山“三大森林康养度假区”，打造万达、国盛、中农批“三大城市商业综合体”，培育熊猫美食走廊、正黄美食街区、协和广场欧式风情街“三大特色街区”，推动雨城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举办了雅安“消费促进月”“夜之魅·雨城美”夜游系列活动，加快培育一批高质量“网红打卡地”，推动夜间经济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记者：本次“三会”，雨城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将在展会上如何展示静美雨城形象？
高福强：雨城区高度重视本次“三会”活动，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制定参会工作方案，各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三会”展演筹备工作。
本次“三会”，雨城区已邀请雅安茶厂、西康大酒店、碧峰峡等文旅企业进行藏茶、绿茶和特色文创产品展销，安排了我区原创歌曲《雨城》女生独唱等节目。
此外，我们还拍摄了最新文旅宣传片，制作精美文旅宣传册和自驾游手册等，以充分展示“生态颐养地•国际熊猫城”城市名片。
记者：对本次“三会”，您有何期待？对“三会”举办地乐山，您有何印象及认识？
高福强：2020年四川省文旅发展大会、第六届旅投会、第七届旅博会“三会”同期举行，这给全省乃至全国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旅游盛会，尤其是在今年文化旅游产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三会”的召开对后疫情时代全省文旅发展重拾升势意义重大，为我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此次“三会”举办地乐山，历史悠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乐山正如其名，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是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头兵，更是我们后发追赶的动力和方向。
雨城区与乐山一衣带水，幽幽青衣江水将两个城市紧密相连，我们两地合作紧密，先后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组织建立了“峨眉山-周公山-瓦屋山”三山发展联盟等。同时，乐山峨眉山市和雨城区分别是“大峨眉”联盟和“茶马古道”联盟的轮值理事单位。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好“大峨眉”及“茶马古道”品牌，拓展“三山联盟”发展空间，推动乐山市、雨城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深度融合。
记者：“三会”后，雨城区在文旅发展方面有何打算？未来，将如何擦亮“天府旅游名县”金字招牌？
高福强： 成功创建第二批天府旅游名县命名县，是对雨城旅游的肯定和鼓舞，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激励和鞭策。站在新的竞速赛道上，我们将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相关要求，持续巩固和深化“天府旅游名县”创建成果，持续探索双城文旅协同发展新模式，努力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合作发展的先行区，用雨城声音助力成渝唱好“双城记”。
一是抓规划。按照《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立足雨城区环成都文旅经济带、“川藏铁路第一站”“川西旅游黄金走廊”的区位优势，赋能“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的绿色资源禀赋，打响大熊猫、茶马古道两大世界级旅游文化品牌，争创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动雨城区积极融入“一核五带”文旅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成为国际生态度假旅游目的地。到2023年，全区旅游接待游客突破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40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
二是抓项目。健全完善文化旅游市场运作机制，制定出台《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的实施意见》《雨城区旅游民宿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发挥龙头项目的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已签约的四川顺达碧峰峡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项目、雨城区乐福森林康养城综合开发项目启动建设，着力推进雅安国际大熊猫城、海子山国际森林康养度假区、碧峰峡熊猫山谷文旅康养产业园和大周公山文化旅游康养产业园、十里芳菲民宿集群、茶山艺林民宿集群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
三是抓合作。深化与成都、乐山、眉山、甘孜、阿坝等周边市（州）资源共享、品牌共建、客源互推、线路互联，共同推动文旅市场拓展。舞好龙头，充分发挥茶马古道文旅发展联盟理事单位作用，高质量举办第二届藏茶文化旅游节和茶马古道联盟活动，策划筹办年猪文化旅游节等系列活动，强化与天府旅游名县命名县和候选县的合作，推动形成天府旅游名县精品环线。精心策划包装旅游线路产品，积极参加省内外文旅宣传推介，寻求融入跨区域文化旅游大市场的合作机遇。
四是抓营销。培育“文化+ ”“旅游+”新业态，挖掘雨城核心竞争力。深挖大熊猫文化旅游资源，唱响大熊猫文化慢生活康养地品牌。结合碧峰峡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开展感恩回馈、熊猫音乐会、摄影展等系列活动，拍摄高水准旅游宣传片，组建雨城区文旅发展联盟，联合精品景区、酒店、餐饮店、文旅企业开展互联网营销、精品营销、精准营销，着力打响雨城“生态颐养地·西蜀熊猫城”旅游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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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五华# 【五华区古船制作代表性传承人——付昆祥】付昆祥于1966年出生，自1984年接触模型制作开始，近四十年来都一直致力于中国木制古帆船的传承和发展。
付昆祥先后创办了昆明博雅模型公司、宇平工艺品有限公司、昆明奋进工艺品有限公司以及如今的昆明森舍墨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森舍墨工继续发展以付昆祥为核心的船模事业，由之前的商业转向文化方向。自森舍墨工成立以来，在对外宣传、文化资料收集、教学互动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https://t.cn/A6yYxJme
付昆祥先后创办了昆明博雅模型公司、宇平工艺品有限公司、昆明奋进工艺品有限公司以及如今的昆明森舍墨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森舍墨工继续发展以付昆祥为核心的船模事业，由之前的商业转向文化方向。自森舍墨工成立以来，在对外宣传、文化资料收集、教学互动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https://t.cn/A6yYxJ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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