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宜昌警方破获制售含兴奋剂物质的有毒有害食品案
从微商手上购买的减肥食品，不料效果像毒药。昨日，湖北宜昌警方发布通报称，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伍家公安分局等多警种联动，破获全国首例涉兴奋剂大案，并顺线追踪到广东佛山市，一举端掉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团伙。近日，经当地法院宣判，该团伙成员因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5至10年。
女子吃减肥食品引发不适
去年3月，宜昌伍家岗区市民张女士通过朋友介绍，花千余元在一微商处购买了一个减肥食品套餐，搭配了4款减肥保健食品，混合食用。
通过快递收到商品后，按照说明书剂量食用。没料到，吃了几天，频繁出现腹泻、头痛、全身乏力等症状。大量饮水、休息后，情况才略有好转。
反复几次后，张女士认为这个减肥食品有问题。找到商家要求退货、退款。双方协商未果，对方还将其“拉黑”，再也联系不上了。
张女士越想越气，于是选择报警。接警民警非常重视，告诉她已接到多起类似情况的报警，正在全力开展调查。
原来，宜昌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根据前期收集到的线索研判，城区多名女子在“朋友圈”看到相关广告，购买了类似“网红”减肥食品，均出现身体不适，严重的不得不入院治疗。这款减肥食品很可能含有毒有害成分。
办案民警对该产品进行取样后，送至专业机构检测，结果令人吃惊：其中多款减肥食品含有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等成分。
三峡大学医学院出具的评估意见指出，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单用可能出现口干、便秘、腹泻、失眠、头痛、视觉模糊、抑郁等不良反应，混用后不良反应风险显著增加，特别是呋塞米使用剂量较大，易导致血压偏低、供血不足、头晕，严重时可能导致摔倒、休克、死亡。
在医学上，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是处方药，服用需经医嘱，这三种物质均被《2021年兴奋剂目录》列入兴奋剂品种。
几角钱的胶囊卖十多元
事实确凿，宜昌警方当即决定收网。
去年3月11日，伍家岗公安分局抽调30余名警力突袭伍家岗区合益路、夷陵区发展大道两处窝点，当场抓获嫌疑人陈氏姐妹，现场缴获市值600余万元的20余种减肥产品，其中袋装1.3万余袋，胶囊和片剂2.4万余粒。
据警方调查，2019年底至2021年3月，陈氏姐妹在明知“心形压片糖果”“花轻嗖”“复核压片糖果”等20余种减肥食品中含有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等国家明文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仍利用网络渠道销售，两姐妹销售额分别达143万余元、34万余元。
姐姐陈某落网后交代，其在开始贩卖时，就知道其中含有违禁成分，且食用后会出现头晕、腹泻等不良反应。
警方调查发现，陈氏姐妹也有瘦身、减肥的需求，但她们从不食用自己销售的有毒有害减肥食品，而是寻求正规厂家购买。
同时，据警方介绍，陈氏姐妹销售这类有毒有害食品，堪称暴利，成本价几角钱一粒的胶囊，落到消费者手中就变成十几元一粒。
民警千里追踪端毒窝
去年4月，专案组民警循着陈氏姐妹的进货轨迹，一路追到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城中村内，“生产厂家”就藏身在此。
因当地人讲粤语，难以沟通，为防止打草惊蛇，侦查员请了一名本地人当“翻译”兼向导，历时一周艰苦摸排，终于摸清非法生产窝点。
“你们是外地警察，凭什么抓我？”嫌疑人罗某被宜昌民警堵在窝点内，人赃俱获，却仍抱着侥幸心理，试图负隅顽抗。
当天，警方在一间20余平方米的杂乱房间内，共收缴各类生产工具，以及10万余粒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
据警方介绍，嫌疑人罗某在网上购买原材料后，将出租屋的一间卧室改装成“生产车间”，混合加工成粉末状胶囊，同时将部分呋塞米片剂改换包装，均以瘦身减肥产品之名，通过快递、物流批发给宜昌陈氏姐妹进行网络销售。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保健食品不同于一般营养类食品，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减肥类的保健食品，千万不要盲目相信广告上的夸张宣传，而是选择去正规超市购买，看清保健食品的包装是否有蓝帽子等相关标志，以防被骗。
全国首例涉兴奋剂大案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并于2021年3月1日实施。此次修订增加了对涉兴奋剂行为的处罚条款，这也是首次将涉兴奋剂犯罪以条文形式写入刑法。
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海关总署制定、调整并公布兴奋剂目录。该目录将兴奋剂划分为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麻醉药品、刺激剂（含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其他品种以及特定物质等几类。
《反兴奋剂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对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严格管理，禁止企业或个人非法生产、经营或进出口，明确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企业擅自生产、销售、违规供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行政责任，对于非法生产、经营的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予以没收，并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因“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对“生产、销售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量刑。
本起案件中，宜昌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捣毁生产、仓库4个，现场查获打粉机、压板模具、封口机等作案工具5套，查扣空胶囊壳10万余颗、成品片剂5万余片、胶囊2万余粒，呋塞米、螺内酯等兴奋剂原料16公斤，查明含兴奋剂物质的涉案食品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流向全国，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来源：楚天都市报）
从微商手上购买的减肥食品，不料效果像毒药。昨日，湖北宜昌警方发布通报称，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伍家公安分局等多警种联动，破获全国首例涉兴奋剂大案，并顺线追踪到广东佛山市，一举端掉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团伙。近日，经当地法院宣判，该团伙成员因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5至10年。
女子吃减肥食品引发不适
去年3月，宜昌伍家岗区市民张女士通过朋友介绍，花千余元在一微商处购买了一个减肥食品套餐，搭配了4款减肥保健食品，混合食用。
通过快递收到商品后，按照说明书剂量食用。没料到，吃了几天，频繁出现腹泻、头痛、全身乏力等症状。大量饮水、休息后，情况才略有好转。
反复几次后，张女士认为这个减肥食品有问题。找到商家要求退货、退款。双方协商未果，对方还将其“拉黑”，再也联系不上了。
张女士越想越气，于是选择报警。接警民警非常重视，告诉她已接到多起类似情况的报警，正在全力开展调查。
原来，宜昌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根据前期收集到的线索研判，城区多名女子在“朋友圈”看到相关广告，购买了类似“网红”减肥食品，均出现身体不适，严重的不得不入院治疗。这款减肥食品很可能含有毒有害成分。
办案民警对该产品进行取样后，送至专业机构检测，结果令人吃惊：其中多款减肥食品含有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等成分。
三峡大学医学院出具的评估意见指出，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单用可能出现口干、便秘、腹泻、失眠、头痛、视觉模糊、抑郁等不良反应，混用后不良反应风险显著增加，特别是呋塞米使用剂量较大，易导致血压偏低、供血不足、头晕，严重时可能导致摔倒、休克、死亡。
在医学上，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是处方药，服用需经医嘱，这三种物质均被《2021年兴奋剂目录》列入兴奋剂品种。
几角钱的胶囊卖十多元
事实确凿，宜昌警方当即决定收网。
去年3月11日，伍家岗公安分局抽调30余名警力突袭伍家岗区合益路、夷陵区发展大道两处窝点，当场抓获嫌疑人陈氏姐妹，现场缴获市值600余万元的20余种减肥产品，其中袋装1.3万余袋，胶囊和片剂2.4万余粒。
据警方调查，2019年底至2021年3月，陈氏姐妹在明知“心形压片糖果”“花轻嗖”“复核压片糖果”等20余种减肥食品中含有西布曲明、呋塞米、螺内酯等国家明文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仍利用网络渠道销售，两姐妹销售额分别达143万余元、34万余元。
姐姐陈某落网后交代，其在开始贩卖时，就知道其中含有违禁成分，且食用后会出现头晕、腹泻等不良反应。
警方调查发现，陈氏姐妹也有瘦身、减肥的需求，但她们从不食用自己销售的有毒有害减肥食品，而是寻求正规厂家购买。
同时，据警方介绍，陈氏姐妹销售这类有毒有害食品，堪称暴利，成本价几角钱一粒的胶囊，落到消费者手中就变成十几元一粒。
民警千里追踪端毒窝
去年4月，专案组民警循着陈氏姐妹的进货轨迹，一路追到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城中村内，“生产厂家”就藏身在此。
因当地人讲粤语，难以沟通，为防止打草惊蛇，侦查员请了一名本地人当“翻译”兼向导，历时一周艰苦摸排，终于摸清非法生产窝点。
“你们是外地警察，凭什么抓我？”嫌疑人罗某被宜昌民警堵在窝点内，人赃俱获，却仍抱着侥幸心理，试图负隅顽抗。
当天，警方在一间20余平方米的杂乱房间内，共收缴各类生产工具，以及10万余粒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
据警方介绍，嫌疑人罗某在网上购买原材料后，将出租屋的一间卧室改装成“生产车间”，混合加工成粉末状胶囊，同时将部分呋塞米片剂改换包装，均以瘦身减肥产品之名，通过快递、物流批发给宜昌陈氏姐妹进行网络销售。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保健食品不同于一般营养类食品，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减肥类的保健食品，千万不要盲目相信广告上的夸张宣传，而是选择去正规超市购买，看清保健食品的包装是否有蓝帽子等相关标志，以防被骗。
全国首例涉兴奋剂大案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并于2021年3月1日实施。此次修订增加了对涉兴奋剂行为的处罚条款，这也是首次将涉兴奋剂犯罪以条文形式写入刑法。
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海关总署制定、调整并公布兴奋剂目录。该目录将兴奋剂划分为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麻醉药品、刺激剂（含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其他品种以及特定物质等几类。
《反兴奋剂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对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严格管理，禁止企业或个人非法生产、经营或进出口，明确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企业擅自生产、销售、违规供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行政责任，对于非法生产、经营的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予以没收，并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因“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对“生产、销售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量刑。
本起案件中，宜昌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捣毁生产、仓库4个，现场查获打粉机、压板模具、封口机等作案工具5套，查扣空胶囊壳10万余颗、成品片剂5万余片、胶囊2万余粒，呋塞米、螺内酯等兴奋剂原料16公斤，查明含兴奋剂物质的涉案食品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流向全国，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来源：楚天都市报）
【奋战“疫”线的共产党员】严名薇：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就会奋不顾身的上，没有任何犹豫
面对突发的疫情大考，永州广大党员干部无畏风雨、不惧危险，挺身而出站在疫情防控一线。在冷水滩区梧桐街道紫荆社区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身影，她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单，奔波忙碌在社区的大街小巷，她就是国网冷水滩供电公司的一名预备党员——严名薇。
“开门营业期间一定要戴口罩，这段时间注意自身防护，如果有家人在外地，这段时间让他们暂时不要回来了，不安全……”当记者见到严名薇时，她正沿着街边店铺一家一家进行宣传劝导。严名薇告诉记者，目前她的工作是在社区巡逻进行文明劝导，并进行城市绿岛小区疫情防控住户人员信息台账汇总，“为了安全，我们每天结束工作时都会先进行核酸检测再回家。”
“3月18日晚21:11分，我正准备哄孩子睡觉，手机连续震动三次，我下意识的看了下微信群消息，只见紫荆社区城市绿岛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群里连发三条信息：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城市绿岛小区，启动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当时也来不及思考太多，我换了衣服戴上口罩就出发了。”严名薇告诉记者。
当天晚上10点，当严名薇和其他同事赶到城市绿岛小区时，小区已经进入封控管理的状态，除了保安外，到处都是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准备采样必需品，迅速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我负责维持秩序和查验双码，起初的两个小时，人数不算多，业主们陆陆续续下楼来，晚上12点半左右，人群开始密集，老人、小孩，有的直接穿着睡衣拖鞋来排队，”严名薇突然意识到，排队人员不能靠太近，必须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她随即找到一个喇叭，站在队伍中间，号召大家排好队，有序进入候采区。并提前通知没有手机的老人和小孩回家拿身份证和户口本，以支持核酸检测结果录入工作。
“当看到第一个黄码时，我第一时间向上面汇报，并安排他独单采样检测，当时他的体温测出有38.9℃，他慌了，情绪开始不稳定，我也有点慌，但还是尽量安抚他的情绪。”严名薇说。
当官方发布消息，将城市绿岛小区D2栋确定为封控区时，严名薇已在D2的架空层奋战了7个小时，期间她不敢喝水，不敢坐，也不敢吃东西。“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看到仍旧还有几百人的队伍，安静的架空层仿佛没那么冷了，只是心里有点担心，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提醒他们保持一米距离，必须保持单向流动，这不仅是在保护他们，更是在保护全城。”
直到https://t.cn/A66Wke4h ，严名薇和同事协助医护人员完成了1300余人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发现黄色健康码6人，均第一时间报备并及时核实到位。“待我们一行四人做完核酸检测后，终于可以放心的把手中的测温仪交给前来接班的党员了。”
再次回忆起这一晚，严名薇唯一愧对的就是自己的女儿。“我接到通知时，孩子正发着烧，等我赶到城市绿岛时，我丈夫他们也带着孩子在中心医院抽血化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泪忍不住的哗哗直流。”严名薇说，当时她心里就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党员，我先上”。
“虽然对不起女儿，但是我不后悔。”严名薇说，她爷爷是抗美援朝老兵，爸爸、公公婆婆都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自己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还是一名预备党员，虽然身份可以预备，但行动上不能预备，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就会奋不顾身的上，没有任何犹豫。”（ 彭丽霞 赵威）【奋战“疫”线的共产党员】严名薇：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就会奋不顾身的上，没有任何犹豫
面对突发的疫情大考，永州广大党员干部无畏风雨、不惧危险，挺身而出站在疫情防控一线。在冷水滩区梧桐街道紫荆社区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身影，她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单，奔波忙碌在社区的大街小巷，她就是国网冷水滩供电公司的一名预备党员——严名薇。
“开门营业期间一定要戴口罩，这段时间注意自身防护，如果有家人在外地，这段时间让他们暂时不要回来了，不安全……”当记者见到严名薇时，她正沿着街边店铺一家一家进行宣传劝导。严名薇告诉记者，目前她的工作是在社区巡逻进行文明劝导，并进行城市绿岛小区疫情防控住户人员信息台账汇总，“为了安全，我们每天结束工作时都会先进行核酸检测再回家。”
“3月18日晚21:11分，我正准备哄孩子睡觉，手机连续震动三次，我下意识的看了下微信群消息，只见紫荆社区城市绿岛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群里连发三条信息：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城市绿岛小区，启动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当时也来不及思考太多，我换了衣服戴上口罩就出发了。”严名薇告诉记者。
当天晚上10点，当严名薇和其他同事赶到城市绿岛小区时，小区已经进入封控管理的状态，除了保安外，到处都是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准备采样必需品，迅速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我负责维持秩序和查验双码，起初的两个小时，人数不算多，业主们陆陆续续下楼来，晚上12点半左右，人群开始密集，老人、小孩，有的直接穿着睡衣拖鞋来排队，”严名薇突然意识到，排队人员不能靠太近，必须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她随即找到一个喇叭，站在队伍中间，号召大家排好队，有序进入候采区。并提前通知没有手机的老人和小孩回家拿身份证和户口本，以支持核酸检测结果录入工作。
“当看到第一个黄码时，我第一时间向上面汇报，并安排他独单采样检测，当时他的体温测出有38.9℃，他慌了，情绪开始不稳定，我也有点慌，但还是尽量安抚他的情绪。”严名薇说。
当官方发布消息，将城市绿岛小区D2栋确定为封控区时，严名薇已在D2的架空层奋战了7个小时，期间她不敢喝水，不敢坐，也不敢吃东西。“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看到仍旧还有几百人的队伍，安静的架空层仿佛没那么冷了，只是心里有点担心，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提醒他们保持一米距离，必须保持单向流动，这不仅是在保护他们，更是在保护全城。”
直到https://t.cn/A66Wke4h ，严名薇和同事协助医护人员完成了1300余人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发现黄色健康码6人，均第一时间报备并及时核实到位。“待我们一行四人做完核酸检测后，终于可以放心的把手中的测温仪交给前来接班的党员了。”
再次回忆起这一晚，严名薇唯一愧对的就是自己的女儿。“我接到通知时，孩子正发着烧，等我赶到城市绿岛时，我丈夫他们也带着孩子在中心医院抽血化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泪忍不住的哗哗直流。”严名薇说，当时她心里就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党员，我先上”。
“虽然对不起女儿，但是我不后悔。”严名薇说，她爷爷是抗美援朝老兵，爸爸、公公婆婆都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自己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还是一名预备党员，虽然身份可以预备，但行动上不能预备，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就会奋不顾身的上，没有任何犹豫。”（ 彭丽霞 赵威）
面对突发的疫情大考，永州广大党员干部无畏风雨、不惧危险，挺身而出站在疫情防控一线。在冷水滩区梧桐街道紫荆社区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身影，她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单，奔波忙碌在社区的大街小巷，她就是国网冷水滩供电公司的一名预备党员——严名薇。
“开门营业期间一定要戴口罩，这段时间注意自身防护，如果有家人在外地，这段时间让他们暂时不要回来了，不安全……”当记者见到严名薇时，她正沿着街边店铺一家一家进行宣传劝导。严名薇告诉记者，目前她的工作是在社区巡逻进行文明劝导，并进行城市绿岛小区疫情防控住户人员信息台账汇总，“为了安全，我们每天结束工作时都会先进行核酸检测再回家。”
“3月18日晚21:11分，我正准备哄孩子睡觉，手机连续震动三次，我下意识的看了下微信群消息，只见紫荆社区城市绿岛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群里连发三条信息：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城市绿岛小区，启动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当时也来不及思考太多，我换了衣服戴上口罩就出发了。”严名薇告诉记者。
当天晚上10点，当严名薇和其他同事赶到城市绿岛小区时，小区已经进入封控管理的状态，除了保安外，到处都是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准备采样必需品，迅速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我负责维持秩序和查验双码，起初的两个小时，人数不算多，业主们陆陆续续下楼来，晚上12点半左右，人群开始密集，老人、小孩，有的直接穿着睡衣拖鞋来排队，”严名薇突然意识到，排队人员不能靠太近，必须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她随即找到一个喇叭，站在队伍中间，号召大家排好队，有序进入候采区。并提前通知没有手机的老人和小孩回家拿身份证和户口本，以支持核酸检测结果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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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忆起这一晚，严名薇唯一愧对的就是自己的女儿。“我接到通知时，孩子正发着烧，等我赶到城市绿岛时，我丈夫他们也带着孩子在中心医院抽血化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泪忍不住的哗哗直流。”严名薇说，当时她心里就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党员，我先上”。
“虽然对不起女儿，但是我不后悔。”严名薇说，她爷爷是抗美援朝老兵，爸爸、公公婆婆都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自己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还是一名预备党员，虽然身份可以预备，但行动上不能预备，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就会奋不顾身的上，没有任何犹豫。”（ 彭丽霞 赵威）【奋战“疫”线的共产党员】严名薇：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就会奋不顾身的上，没有任何犹豫
面对突发的疫情大考，永州广大党员干部无畏风雨、不惧危险，挺身而出站在疫情防控一线。在冷水滩区梧桐街道紫荆社区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身影，她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单，奔波忙碌在社区的大街小巷，她就是国网冷水滩供电公司的一名预备党员——严名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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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忆起这一晚，严名薇唯一愧对的就是自己的女儿。“我接到通知时，孩子正发着烧，等我赶到城市绿岛时，我丈夫他们也带着孩子在中心医院抽血化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泪忍不住的哗哗直流。”严名薇说，当时她心里就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党员，我先上”。
“虽然对不起女儿，但是我不后悔。”严名薇说，她爷爷是抗美援朝老兵，爸爸、公公婆婆都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自己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还是一名预备党员，虽然身份可以预备，但行动上不能预备，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就会奋不顾身的上，没有任何犹豫。”（ 彭丽霞 赵威）
【西海调查|#青海# 小娃托育难题应该如何破解？】随着二孩、三孩政策落地，家长育儿观念不断改变，托育市场需求日益增大，0岁至3岁孩子的托育问题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当前，我省的托育市场发展如何？面临哪些发展困境和问题？面对困难，又该如何破解？
妈妈的烦恼
3月23日，家住西宁市昆仑东路的冯女士，正在为一件难心事纠结。
冯女士是一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此前孩子一直由婆婆帮忙照顾。前不久，婆婆突然腰部不适，需要休养，而父母那边也腾不出时间来帮着带孩子。这让身为上班族的冯女士犯了难：请保姆，费用太高，开销难以承担；送去托育机构，孩子太小，自己又不放心。
也正因为这件烦恼事，原本打算要二胎的冯女士，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冯女士不同的是，90后的高颖，有个两岁的女儿，父母虽然愿意带，但两代人常常因为育儿观念不同发生矛盾。高颖觉得父母过分溺爱孩子，而父母也因她的挑剔心生不满。
34岁的徐莉有两个孩子，儿子5岁，女儿不到3岁。因为夫妻俩都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女儿不到两岁就送去了家门口的私立幼儿园。“现在经济压力大，辞职在家带娃不现实。”徐莉说，送女儿去幼儿园前，她曾找过托育机构，但家附近没有合适的选择，太远的托育机构又需要考虑上下班接送的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80后、90后父母，其中有13名家长称，家庭曾因谁带孩子发生矛盾，而11名家长表示，正由于没有足够精力带孩子，所以拒绝生二胎。此外，有8名家长说，对私立托育机构安全和保障问题心存疑虑，而且私立托育机构收费普遍较高。
园长的尴尬
3月24日10时许，西宁市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两岁的贝贝（化名）正在和小伙伴拼积木。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旁边的活动区域滑滑梯，贝贝也跑了过去。在两名老师和1名保育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始了游戏时间。
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亚巧介绍，托育中心总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是针对0岁至6岁婴幼儿托幼一体化的园所，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可以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我们中心，3岁以下孩子的托位有50个，但目前只有5个孩子。”王亚巧说，开办托育中心之初，他们做过一次调研，周围小区3岁以下的幼儿有1000多名，但很多家长对托育服务并不了解，没有想送孩子入托的想法。
记者走访发现，招生难是托育机构的共性问题。西宁市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占地约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区域，托育中心配备了生活用房、服务管理用房和供应用房以及足够宽敞的活动场地。此外还配有消洗间、晨检室、家庭咨询室等。
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顺兰说，他们主要托育1.5岁至3岁的孩子，以本小区的孩子为主，因为托育中心今年才投入使用，虽然设置了50个托位，但目前只有8个孩子，远远没达到预期人数。
记者调查发现，入托需求高，但入托率低，是当前托育行业面临的困境。在不少家长看来，孩子太小，不放心把孩子送去托育中心。此外，家长的顾虑也源于对当前托育机构专业性的疑虑，对从业者的资质不放心。
多家幼儿托育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托育行业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托育需求总体缺口大，另一方面是一些托育机构“吃不饱”。此外，这两年，受疫情和资金问题的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因为投资大、回报少先后倒闭。家长看上的托育机构，一般收费比较高，而收费低的机构，家长又对硬件软件不放心，纠结再三，最终选择不送孩子去托育机构。
市场的矛盾
据青海省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0岁至3岁婴幼儿有21万名，全省可提供0岁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各类机构共65家，共设置托位数5517个。虽然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托育服务有需求，但收费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承担起的。“孩子两岁半，一直是我自己带，今年想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看了附近两家机构，环境挺好，但托育费加上餐费要用去家庭收入的一大半。真希望普惠性托育机构多一点，让我们的孩子能上得起就好了。”西宁市民张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西宁市场七成以上的都是营利性托育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占不到三成，这两类托育机构主要为1.5岁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服务，托育服务时间大多在8时至18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地理位置、专业师资、硬件设施、功能配套以及课程内容等方面。目前，西宁托育市场大多数机构根据托育家庭的需要，按月卡、季卡、半年卡、年卡等方式收费，收费每月1500元至4500元不等。
“得益于政府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我们托育中心的收费标准为每个月1500元，相较于其他私立托育中心价格要低，但要盈利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王顺兰说，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关键在于普惠，既要保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价格也要让大部分家长接受。
对于托育机构来说，3岁以下的孩子很难带，安全隐患多，一旦出现问题，便难以厘清。“2019年托育行业才慢慢开始建立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很多家庭有托育方面的需求，但大部分家长的托育意识不强，所以托育中心的数量、规模也不算大。”西宁市茂楷婴童学苑夏都区负责人巫女士说。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托育机构大多分布在城镇地区，托育服务资源与群众需求间存在较大供需矛盾，托育服务还有不少的发展瓶颈。同时，托育机构由于运营模式尚不成熟，普遍面临投资回报期长、资金吃紧、人才不足、培训成本高、生源不稳定等情况，再加上托育服务收费政策不完善，从事托育服务的人员缺口、流动性较大，托育服务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以及部分家庭对高收费难以承受，导致托育贵、托育难等问题。
待解的难题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我省相关工作推进如何？
3月25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22年青海省民生实事工程，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王虎在答记者问时介绍，省卫生健康委作为牵头单位，将协调省直各部门，以“十四五”规划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个为目标，持续推进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和服务。
增设托育机构。通过直接投资建设、支持单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等多种途径，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增设托育机构，提升接纳婴幼儿入托能力，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加强社区服务。依托社区建设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的社区托育点或设置临时性托管站，为生育家庭提供类型多样的看护服务。
为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就要加大“托幼一体化”“托育联合体”建设力度，省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相关负责人李娟建议，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区域内3岁至6岁儿童入园需求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开设托班，加大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力度，制定支持企业举办托育机构的政策措施。
同时，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源头供给力度，重点依托现有高校、职业院校扩大招生规模，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加大非学历在职人员培训力度，重点依托开放大学系统开展培训。同时，根据婴幼儿照护在大部分家庭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婴幼儿父母（或看护者）的照护知识、技能培训。（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变银 文/图）
妈妈的烦恼
3月23日，家住西宁市昆仑东路的冯女士，正在为一件难心事纠结。
冯女士是一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此前孩子一直由婆婆帮忙照顾。前不久，婆婆突然腰部不适，需要休养，而父母那边也腾不出时间来帮着带孩子。这让身为上班族的冯女士犯了难：请保姆，费用太高，开销难以承担；送去托育机构，孩子太小，自己又不放心。
也正因为这件烦恼事，原本打算要二胎的冯女士，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冯女士不同的是，90后的高颖，有个两岁的女儿，父母虽然愿意带，但两代人常常因为育儿观念不同发生矛盾。高颖觉得父母过分溺爱孩子，而父母也因她的挑剔心生不满。
34岁的徐莉有两个孩子，儿子5岁，女儿不到3岁。因为夫妻俩都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女儿不到两岁就送去了家门口的私立幼儿园。“现在经济压力大，辞职在家带娃不现实。”徐莉说，送女儿去幼儿园前，她曾找过托育机构，但家附近没有合适的选择，太远的托育机构又需要考虑上下班接送的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80后、90后父母，其中有13名家长称，家庭曾因谁带孩子发生矛盾，而11名家长表示，正由于没有足够精力带孩子，所以拒绝生二胎。此外，有8名家长说，对私立托育机构安全和保障问题心存疑虑，而且私立托育机构收费普遍较高。
园长的尴尬
3月24日10时许，西宁市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两岁的贝贝（化名）正在和小伙伴拼积木。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旁边的活动区域滑滑梯，贝贝也跑了过去。在两名老师和1名保育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始了游戏时间。
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亚巧介绍，托育中心总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是针对0岁至6岁婴幼儿托幼一体化的园所，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可以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我们中心，3岁以下孩子的托位有50个，但目前只有5个孩子。”王亚巧说，开办托育中心之初，他们做过一次调研，周围小区3岁以下的幼儿有1000多名，但很多家长对托育服务并不了解，没有想送孩子入托的想法。
记者走访发现，招生难是托育机构的共性问题。西宁市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占地约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区域，托育中心配备了生活用房、服务管理用房和供应用房以及足够宽敞的活动场地。此外还配有消洗间、晨检室、家庭咨询室等。
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顺兰说，他们主要托育1.5岁至3岁的孩子，以本小区的孩子为主，因为托育中心今年才投入使用，虽然设置了50个托位，但目前只有8个孩子，远远没达到预期人数。
记者调查发现，入托需求高，但入托率低，是当前托育行业面临的困境。在不少家长看来，孩子太小，不放心把孩子送去托育中心。此外，家长的顾虑也源于对当前托育机构专业性的疑虑，对从业者的资质不放心。
多家幼儿托育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托育行业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托育需求总体缺口大，另一方面是一些托育机构“吃不饱”。此外，这两年，受疫情和资金问题的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因为投资大、回报少先后倒闭。家长看上的托育机构，一般收费比较高，而收费低的机构，家长又对硬件软件不放心，纠结再三，最终选择不送孩子去托育机构。
市场的矛盾
据青海省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0岁至3岁婴幼儿有21万名，全省可提供0岁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各类机构共65家，共设置托位数5517个。虽然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托育服务有需求，但收费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承担起的。“孩子两岁半，一直是我自己带，今年想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看了附近两家机构，环境挺好，但托育费加上餐费要用去家庭收入的一大半。真希望普惠性托育机构多一点，让我们的孩子能上得起就好了。”西宁市民张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西宁市场七成以上的都是营利性托育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占不到三成，这两类托育机构主要为1.5岁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服务，托育服务时间大多在8时至18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地理位置、专业师资、硬件设施、功能配套以及课程内容等方面。目前，西宁托育市场大多数机构根据托育家庭的需要，按月卡、季卡、半年卡、年卡等方式收费，收费每月1500元至4500元不等。
“得益于政府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我们托育中心的收费标准为每个月1500元，相较于其他私立托育中心价格要低，但要盈利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王顺兰说，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关键在于普惠，既要保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价格也要让大部分家长接受。
对于托育机构来说，3岁以下的孩子很难带，安全隐患多，一旦出现问题，便难以厘清。“2019年托育行业才慢慢开始建立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很多家庭有托育方面的需求，但大部分家长的托育意识不强，所以托育中心的数量、规模也不算大。”西宁市茂楷婴童学苑夏都区负责人巫女士说。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托育机构大多分布在城镇地区，托育服务资源与群众需求间存在较大供需矛盾，托育服务还有不少的发展瓶颈。同时，托育机构由于运营模式尚不成熟，普遍面临投资回报期长、资金吃紧、人才不足、培训成本高、生源不稳定等情况，再加上托育服务收费政策不完善，从事托育服务的人员缺口、流动性较大，托育服务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以及部分家庭对高收费难以承受，导致托育贵、托育难等问题。
待解的难题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我省相关工作推进如何？
3月25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22年青海省民生实事工程，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王虎在答记者问时介绍，省卫生健康委作为牵头单位，将协调省直各部门，以“十四五”规划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个为目标，持续推进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和服务。
增设托育机构。通过直接投资建设、支持单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等多种途径，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增设托育机构，提升接纳婴幼儿入托能力，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加强社区服务。依托社区建设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的社区托育点或设置临时性托管站，为生育家庭提供类型多样的看护服务。
为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就要加大“托幼一体化”“托育联合体”建设力度，省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相关负责人李娟建议，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区域内3岁至6岁儿童入园需求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开设托班，加大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力度，制定支持企业举办托育机构的政策措施。
同时，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源头供给力度，重点依托现有高校、职业院校扩大招生规模，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加大非学历在职人员培训力度，重点依托开放大学系统开展培训。同时，根据婴幼儿照护在大部分家庭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婴幼儿父母（或看护者）的照护知识、技能培训。（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变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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