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新书#《唐诗洛阳记 : 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
[星星]本书将时段定于隋唐，将空间定于洛阳，是一部体例独特的唐代文学史话，试图描绘一幅洛阳诗歌文学的全景图。从引言开始，对洛阳都城史做了一次“速写”，继而转入城市史、文学史、制度史的横向轴线，尝试破解唐诗得以繁荣的原因，回溯诗歌文学在隋唐之际的演变轨迹，探寻古都洛阳隐藏的文化密码。后半部分落脚于具体的人与事，将唐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与历史事件穿插叙述，以诗人生活行迹与地理空间彼此印证，使读者宛如梦回大唐洛阳，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学游赏之旅。
[星星]马鸣谦，生于苏州，祖籍浙江绍兴，作家、诗人、译者。著有长篇历史小说《隐僧》《无门诀》《降魔变》等。小说创作外，也从事文学译介，已出版奥登文集译作三种，分别是《战地行纪》 《奥登诗选：1927—1947》和《奥登诗选：1948—1973》，此外还译出了狄更斯小说《双城记》和《松尾芭蕉俳句全集》。近10年来潜心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计划陆续写成以唐代诗人杜甫、李商隐、白居易为主题的“诗人传三部曲”。《唐诗洛阳记》2本正是小说三部曲的真实背景与历史舞台。
[星星]精彩书摘
入唐后，唐太宗很重视洛阳，开始营建洛阳宫；唐高宗在位时多次行幸洛阳，显庆二年 （657） 正式置洛阳为东都。到武则天执政时，光宅元年 （684） 始，改东都为神都，并进行扩建。在7世纪末8世纪初的武则天时代，洛阳是事实上的首都，地位高过了长安。在初唐三帝的持续经营下，洛阳达到了鼎盛，规模恢宏，壮丽无比，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都城”。
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唐代洛阳、长安两都的影响力还辐射到周边地区。渤海国的龙泉上京、中京、东京，日本的平城京 （奈良）、平安京（京都）的都城规划和营建，都以唐代洛阳为母本。平安京的营建就模仿了长安和洛阳。城市中轴线朱雀大路依照长安的朱雀大街，将平安京分为左京 （东侧）、右京 （西侧） 两个部分，形制布局与洛阳十分接近。城市建设也采用了隋唐的里坊制，每坊均呈方形，面积大小与洛阳类似。朱雀大街南端两侧各置宗教建筑一座，这也是洛阳城的特色。此外，平安京的“铜驼”“教业”“宣风”“淳风”“安众”“陶化”“丰财”“毓财”等8个坊名直接照搬自洛阳。隋唐洛阳的宫城紫微城的正南门叫“应天门”，平安京的朝堂院南门也称作“应天门”。此后右京因为地处多池沼的低洼地带，逐渐衰微，左京的洛阳便成为平安京的代名词，去京都即称为“上洛”。在日本古代的史籍文书上，京都也被称为“洛城”“洛都”，一直延续通用。到今天，京都的许多街道、市町、学校、医院都以洛阳来命名，京都的游览图上仍标示了“洛东、洛西、洛南、洛北”的四至。京都即是洛阳文化影响东瀛的鲜明例证。
[星星]目录
引 子 记忆的枢纽
洛阳都城史速写。诗的价值。前代咏洛诗举隅。
第一章 奠基者们
唐以前的洛阳。隋炀帝的决断。奇才宇文恺。隋东京的样貌。唐太宗的自控力。唐高宗接续营建。武周的神都建设。移都原因之探讨。唐玄宗的“两京平衡术”。
第二章 宫廷诗的重兴（上）
隋炀帝的诗才。晋王藩邸文学圈。文化建树。恋地情结。独孤氏联姻网络。从秦王藩邸到弘文馆。勠力修史。述与作的两面。
第三章 宫廷诗的重兴（下）
改制与颂诗。文学侍从之臣。诗体的演进。
第四章 唐诗发达的另三个要素
氏族的调整。科举的完备。类书的发达。
第五章 “逆行者”陈子昂
出身背景。平津侯之梦。为何会出局？复古的“逆行者”。
第六章 李白、孟浩然与洛阳
郡望与出生地。北门厄之谜。洛阳的交游与讴歌。忧国书写。孟浩然的洛漂生涯。
第七章 杜甫的归洛之思
仁风坊少年。离洛漫游。归洛与移家。战乱中的悲歌。漂泊中的怀洛诗。
第八章 安史之乱后的转型意识
洛阳劫难的记录。藩镇之患。转型意识的特征。李庾《东都赋》。
第九章 韩愈盟主与孟郊、卢仝、李贺、贾岛
又一个洛阳人。跌宕仕途。“古文运动”的首唱。“洛阳怪奇帮”。孟郊的咏洛诗。卢仝的奇变。李贺的入门。贾岛的押尾。
第 十 章 白居易在洛阳
故宅在洛阳。乞鹤事件。名姝与马。早年恋爱事迹考。放任不羁的中年。晚年逸乐生活。何以成诗魔？
第十一章 李商隐与杜牧
义山早年入洛考。结缘白乐天。崇让宅的咏作。“小李杜”的交集。东都得意场。分司的交友与吟作。重遇张好好。
第十二章 不尽的尾声
韦庄的记忆。众声的合唱。
补 遗 怀洛之思
原乡者。外任者。远贬者。唐代的“洛漂”。
跋 语
[星星]本书将时段定于隋唐，将空间定于洛阳，是一部体例独特的唐代文学史话，试图描绘一幅洛阳诗歌文学的全景图。从引言开始，对洛阳都城史做了一次“速写”，继而转入城市史、文学史、制度史的横向轴线，尝试破解唐诗得以繁荣的原因，回溯诗歌文学在隋唐之际的演变轨迹，探寻古都洛阳隐藏的文化密码。后半部分落脚于具体的人与事，将唐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与历史事件穿插叙述，以诗人生活行迹与地理空间彼此印证，使读者宛如梦回大唐洛阳，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学游赏之旅。
[星星]马鸣谦，生于苏州，祖籍浙江绍兴，作家、诗人、译者。著有长篇历史小说《隐僧》《无门诀》《降魔变》等。小说创作外，也从事文学译介，已出版奥登文集译作三种，分别是《战地行纪》 《奥登诗选：1927—1947》和《奥登诗选：1948—1973》，此外还译出了狄更斯小说《双城记》和《松尾芭蕉俳句全集》。近10年来潜心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计划陆续写成以唐代诗人杜甫、李商隐、白居易为主题的“诗人传三部曲”。《唐诗洛阳记》2本正是小说三部曲的真实背景与历史舞台。
[星星]精彩书摘
入唐后，唐太宗很重视洛阳，开始营建洛阳宫；唐高宗在位时多次行幸洛阳，显庆二年 （657） 正式置洛阳为东都。到武则天执政时，光宅元年 （684） 始，改东都为神都，并进行扩建。在7世纪末8世纪初的武则天时代，洛阳是事实上的首都，地位高过了长安。在初唐三帝的持续经营下，洛阳达到了鼎盛，规模恢宏，壮丽无比，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都城”。
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唐代洛阳、长安两都的影响力还辐射到周边地区。渤海国的龙泉上京、中京、东京，日本的平城京 （奈良）、平安京（京都）的都城规划和营建，都以唐代洛阳为母本。平安京的营建就模仿了长安和洛阳。城市中轴线朱雀大路依照长安的朱雀大街，将平安京分为左京 （东侧）、右京 （西侧） 两个部分，形制布局与洛阳十分接近。城市建设也采用了隋唐的里坊制，每坊均呈方形，面积大小与洛阳类似。朱雀大街南端两侧各置宗教建筑一座，这也是洛阳城的特色。此外，平安京的“铜驼”“教业”“宣风”“淳风”“安众”“陶化”“丰财”“毓财”等8个坊名直接照搬自洛阳。隋唐洛阳的宫城紫微城的正南门叫“应天门”，平安京的朝堂院南门也称作“应天门”。此后右京因为地处多池沼的低洼地带，逐渐衰微，左京的洛阳便成为平安京的代名词，去京都即称为“上洛”。在日本古代的史籍文书上，京都也被称为“洛城”“洛都”，一直延续通用。到今天，京都的许多街道、市町、学校、医院都以洛阳来命名，京都的游览图上仍标示了“洛东、洛西、洛南、洛北”的四至。京都即是洛阳文化影响东瀛的鲜明例证。
[星星]目录
引 子 记忆的枢纽
洛阳都城史速写。诗的价值。前代咏洛诗举隅。
第一章 奠基者们
唐以前的洛阳。隋炀帝的决断。奇才宇文恺。隋东京的样貌。唐太宗的自控力。唐高宗接续营建。武周的神都建设。移都原因之探讨。唐玄宗的“两京平衡术”。
第二章 宫廷诗的重兴（上）
隋炀帝的诗才。晋王藩邸文学圈。文化建树。恋地情结。独孤氏联姻网络。从秦王藩邸到弘文馆。勠力修史。述与作的两面。
第三章 宫廷诗的重兴（下）
改制与颂诗。文学侍从之臣。诗体的演进。
第四章 唐诗发达的另三个要素
氏族的调整。科举的完备。类书的发达。
第五章 “逆行者”陈子昂
出身背景。平津侯之梦。为何会出局？复古的“逆行者”。
第六章 李白、孟浩然与洛阳
郡望与出生地。北门厄之谜。洛阳的交游与讴歌。忧国书写。孟浩然的洛漂生涯。
第七章 杜甫的归洛之思
仁风坊少年。离洛漫游。归洛与移家。战乱中的悲歌。漂泊中的怀洛诗。
第八章 安史之乱后的转型意识
洛阳劫难的记录。藩镇之患。转型意识的特征。李庾《东都赋》。
第九章 韩愈盟主与孟郊、卢仝、李贺、贾岛
又一个洛阳人。跌宕仕途。“古文运动”的首唱。“洛阳怪奇帮”。孟郊的咏洛诗。卢仝的奇变。李贺的入门。贾岛的押尾。
第 十 章 白居易在洛阳
故宅在洛阳。乞鹤事件。名姝与马。早年恋爱事迹考。放任不羁的中年。晚年逸乐生活。何以成诗魔？
第十一章 李商隐与杜牧
义山早年入洛考。结缘白乐天。崇让宅的咏作。“小李杜”的交集。东都得意场。分司的交友与吟作。重遇张好好。
第十二章 不尽的尾声
韦庄的记忆。众声的合唱。
补 遗 怀洛之思
原乡者。外任者。远贬者。唐代的“洛漂”。
跋 语
#庄子#：回到本体境地，获得人生的快乐
站在形上的高度看，人生之乐实际上非是获得对大道本体的感悟，对物或人的本来之体的当下感悟应是一切人生快乐的总根源。人活在现象世界之中，始终被纷繁复杂的事事物物牵扯着、拴系着，轻松不得，解脱不得。那么，人怎样才能回到本体的境地，进而获得人生的快乐呢？借用《庄子》的话语：“齐物”、“坐忘”、“丧我”或“无己”。
第一重境界是“齐物”。现象世界里的万事万物，从本体论的立场看，各自都具有自性本体，都依赖于自身而是其所是，每一物，在自己的本体之中，都是一样的、绝对的，都是现象之物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所以，在依赖于自性本体这一意义上，物与物之间天生就是统一的。《齐物论》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看穿了这一点，就可以获得“道枢”，即顺应物之自然，按照本体自身的面目生存而不为外在关系所左右。
本体状态下的物，就是自然之物。在本体境界里感悟物自身，就是“天人合一”。人与外在的天即物，在本体论上都是绝对平等的实体，人用自己的本体境界去实现与所有物的本体境界的沟通与融汇。我即是物，物即是我。《齐物论》里著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其解不在认识论，而在本体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正是人生之中我与万物化同的一大乐境。
第二重境界是“坐忘”。“坐忘”就是指终止、切断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泯灭人我以达到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逍遥游境界。把有形的外物、意识，全都否弃；把物处于其中的事都作一一剥落或拒绝，最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物之为物的本体之物。郭象《庄子注》说：“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不仅要忘怀天地，而且还要忘怀自己的身体与知觉，这才是通达逍遥境界的最好门径。
人心意识自身是“坐忘”的最大障碍。人心之本体不断生出仁义与礼乐，反过来又把整个人心之本体一层一层地掩埋和覆盖。人活在关系之中，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本体迷失。坐忘，应当不在一切关系之中，应当超越于一切关系之外，所以任何来自于关系方面的威胁都是无济于事的。此正如《齐物论》所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第三重境界是“丧我”或“无己”。把物与物、我与物等齐同一，把与物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全都忘却，这还不够，唯有忘我才是人生最为快乐的境界。因为物我等齐、人我同一，只是消弭了我与外物、他人的矛盾，但只要“我”的自身意识还存在着，我与外在于我的一切存在体之间就是有隔膜的，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外物、与他人的统一。《齐物论》中一句“吾丧我”，道出了整个庄子哲学的绝妙天机。“吾丧我”之“吾”，是指已经感悟了大道本体的我，是我的本体；而“吾丧我”之“我”，则显然是现象世界里的我，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我、世俗的我。
本体状态下的我，应做到“形如槁木”，即对我的体即我的身躯毫无感觉意识，独立自存，自本自根，一应具足，不索取于外物，也不依赖于外物；还应做到“心如死灰”，则不对外物起分别见识，超越于一切关系。
人如始终抱着我的感觉不放，永远不会达到本体之物的境界。佛教哲学主张“无我”、“我空”，力破我执、我见、我识。没有我，就没有我的世界。没有我，人与人之间就没法沟通来往。但是，我也是一座深山，每个人都被困在其中，而无法走出来。
《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就是在心理意识中彻底根除那个能够对现象事物发挥主宰作用的我。至于通过人们的感官去获得对本体大道的证验与确认，则是徒劳的。所以，《人世间》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现象之物是一个有，而本体之物却是一个无。庄子的“虚”，无异于佛教哲学的空或无。只有虚、空、无，才是我的住所，才是我心的住所。这就是庄子“心斋”的真正蕴涵。
人的终极状态在人的本体之境中，人的快乐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从物本体上看每一个物自身，都是绝对的真实，都是真实的绝对。所以，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是人生活在世的绝对之境。只有在达到虚、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余治平），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站在形上的高度看，人生之乐实际上非是获得对大道本体的感悟，对物或人的本来之体的当下感悟应是一切人生快乐的总根源。人活在现象世界之中，始终被纷繁复杂的事事物物牵扯着、拴系着，轻松不得，解脱不得。那么，人怎样才能回到本体的境地，进而获得人生的快乐呢？借用《庄子》的话语：“齐物”、“坐忘”、“丧我”或“无己”。
第一重境界是“齐物”。现象世界里的万事万物，从本体论的立场看，各自都具有自性本体，都依赖于自身而是其所是，每一物，在自己的本体之中，都是一样的、绝对的，都是现象之物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所以，在依赖于自性本体这一意义上，物与物之间天生就是统一的。《齐物论》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看穿了这一点，就可以获得“道枢”，即顺应物之自然，按照本体自身的面目生存而不为外在关系所左右。
本体状态下的物，就是自然之物。在本体境界里感悟物自身，就是“天人合一”。人与外在的天即物，在本体论上都是绝对平等的实体，人用自己的本体境界去实现与所有物的本体境界的沟通与融汇。我即是物，物即是我。《齐物论》里著名的“庄周梦为蝴蝶”故事，其解不在认识论，而在本体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正是人生之中我与万物化同的一大乐境。
第二重境界是“坐忘”。“坐忘”就是指终止、切断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泯灭人我以达到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逍遥游境界。把有形的外物、意识，全都否弃；把物处于其中的事都作一一剥落或拒绝，最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物之为物的本体之物。郭象《庄子注》说：“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不仅要忘怀天地，而且还要忘怀自己的身体与知觉，这才是通达逍遥境界的最好门径。
人心意识自身是“坐忘”的最大障碍。人心之本体不断生出仁义与礼乐，反过来又把整个人心之本体一层一层地掩埋和覆盖。人活在关系之中，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本体迷失。坐忘，应当不在一切关系之中，应当超越于一切关系之外，所以任何来自于关系方面的威胁都是无济于事的。此正如《齐物论》所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第三重境界是“丧我”或“无己”。把物与物、我与物等齐同一，把与物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全都忘却，这还不够，唯有忘我才是人生最为快乐的境界。因为物我等齐、人我同一，只是消弭了我与外物、他人的矛盾，但只要“我”的自身意识还存在着，我与外在于我的一切存在体之间就是有隔膜的，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外物、与他人的统一。《齐物论》中一句“吾丧我”，道出了整个庄子哲学的绝妙天机。“吾丧我”之“吾”，是指已经感悟了大道本体的我，是我的本体；而“吾丧我”之“我”，则显然是现象世界里的我，是处于关系之中的我、世俗的我。
本体状态下的我，应做到“形如槁木”，即对我的体即我的身躯毫无感觉意识，独立自存，自本自根，一应具足，不索取于外物，也不依赖于外物；还应做到“心如死灰”，则不对外物起分别见识，超越于一切关系。
人如始终抱着我的感觉不放，永远不会达到本体之物的境界。佛教哲学主张“无我”、“我空”，力破我执、我见、我识。没有我，就没有我的世界。没有我，人与人之间就没法沟通来往。但是，我也是一座深山，每个人都被困在其中，而无法走出来。
《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就是在心理意识中彻底根除那个能够对现象事物发挥主宰作用的我。至于通过人们的感官去获得对本体大道的证验与确认，则是徒劳的。所以，《人世间》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现象之物是一个有，而本体之物却是一个无。庄子的“虚”，无异于佛教哲学的空或无。只有虚、空、无，才是我的住所，才是我心的住所。这就是庄子“心斋”的真正蕴涵。
人的终极状态在人的本体之境中，人的快乐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从物本体上看每一个物自身，都是绝对的真实，都是真实的绝对。所以，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是人生活在世的绝对之境。只有在达到虚、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余治平），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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