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計生

《真誥》是陶弘景通過長期田野調查，搜尋當時保存於各地的楊羲、許謐、許翽手書真迹與抄本，並參考前人顧歡所編《真迹》，重新整理編撰而成。三十五歲時，因上清派創始人許黃民流寓會稽，陶弘景即首次前往搜尋許家真迹，就在浙越山區，拜訪高道。天監七年(西元508年)，退隱後五十三歲，化名王整，私離茅山，陶弘景繼續搜尋上清經遺迹，為編撰《真誥》創造有利條件 。而根據陶弘景的分類，《真誥》主體部分「仙真誥語」有五個部分，即「運題象」至「闡幽微」。總結如《正統道藏》本卷十九的雙行小注稱「運題象」的內容為「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儔會」； 「甄命授」為「詮導行學，誡厲愆怠，兼曉論分挺，炳發禍福」；「協昌期」為「修行調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為宜，隨事顯法」；「稽神樞」為「區貫山水，宜敘洞所宅，測真仙位業，領理所闕」；「闡幽微」為「鬼神宮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具體來說，「運題象」主要是「有關仙真契會的原則和修真達仙的基本義旨，「甄命授」主要是具體方面的勸導；「協昌期」則大抵為實踐方法；「稽神樞」是宗教地理與宗教神譜，「闡幽微」是關於冥府地獄的建構。」 (趙益，真修真誥，2011: 20) 通過勸導向道修真，同時備言人間疾苦，傳達仙府美妙，講解事例，曉諭禍福，傳授要旨，指導實踐。

陶弘景著作的《真誥》與《登真隱訣》，其文字互為參考，《真誥》卷九「協昌期」說得清楚：「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并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真隱訣》中，今不可被皆注釋。」寫於陶弘景齊末深隱茅山與外世隔絕的時期，對道教教義特別專注，對這修仙方術著作亦十分看重。他在《真誥敘錄》中說：「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璿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為七貫。今述此《真誥》，複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可見陶弘景把《登真隱訣》與《真誥》視為最有價值的著作，足以附于「包羅萬象」的三道，即《上清經》、《妙法蓮華》和《庄子內篇》之後，共成五七之數。麥谷邦夫認為，《登真隱訣》是陶弘景登仙理論的集大成之作，同時是對《真誥》的補充和完善，是用來作為他的教團實踐指導用的。 從道教歷史來看，即使到了唐代，陶弘景《登真隱訣》影響力仍然不減。《茅山志》載，十二代宗師司馬承禎「著 《坐忘論》及《修真秘旨》十二篇，為隱居《真訣》之副」。

《真誥》《登真隱訣》與《真靈位業圖》的互文性

陶弘景的《真誥》與《登真隱訣》，隱居時至少花了十年的時間編撰完成：《真誥》約在齊末永元元年(西元499)，《登真隱訣》則在齊永明十一年(493)到齊末(西元502以前)間亦以完成。兩本書 「《隱訣》以析綱目，《真誥》以旌降授」。 《真誥》與《登真隱訣》互為表裏，我們舉《真誥》卷九「協昌期」第一的部分作說明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

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初，而微咒曰：『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右為隱月，左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猶是安妃所說無異，但不知何者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登真隱訣輯校》則列出陶弘景《登真隱訣》和《真誥》的通文互相參照的內容與差距，舉例如《真誥》上文的 「泥丸元華」《「登真隱訣》為「泥丸玄華」，「既櫛髮之初」為「既櫛之初」。而陶弘景在《真誥》小字編輯時認為『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右為隱月，左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之咒安妃又告知，應是「南嶽夫人以授此法，今安妃又告，當是前後不相知，而用法猶皆同。」 這裡，《登真隱訣》又與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互文：南嶽夫人即魏華存，乃上清第一代太師，也就是《真靈位業圖》中，位居第二中位之女真位，尊稱「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諱華存，字賢安，小有王君弟子，楊君師。 魏華存，這就是真誥的主角之一，來自神仙世界的南嶽夫人。

《周易》：三种人生哲理，读懂受用一生！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人生之道：自强不息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继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
《周易》强调，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人道”应符合“天道”。由此生发出一句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周易》所倡导的人生之道，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刚健”。“刚健”即刚强、雄健，它为《周易》所推重，频繁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如“刚健而文明”“刚健而不陷”“动而健，刚中而应”“健而巽，刚中而志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周易》所提倡的“刚健”，并不是指那种没有限度的刚强。根据其“极则反”的思想，刚强过头就容易折断，因而“刚健”应是适度的、恰到好处的，亦即它所强调的“刚中”“刚健中正”。
第二层意思是奋斗不已。《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甚至枯杨都可以“生梯”“生华”（《易·大过》）。《周易》以64卦象征万事万物，而64卦的排列顺序却有些令人费解：“既济”排在第63位，而“未济”则列在第64位，亦即最后一个卦位。其奥妙与深意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开放系统，因此人也需要不断进取。
《周易》还认为，即便身处困境，人们仍须不懈努力。《困》卦卦象是上“兑”下“坎”，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下，即意味着泽中无水，因而泽中生物处于困险之境，故名该卦曰：“困”。《易·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便是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奋斗不息，甚至舍弃生命以求实现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追求，不仅是指导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处事法则：明时、变通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颇为不易，故而《周易》在处事方面提出了“明时”与“变通”这两条重要法则。“时”在《周易》中屡被叙及，例如，《乾·九三》曰：“与时偕行”，《乾·上九》曰：“与时偕极”，《丰·彖》曰：“与时消息”，其他还有“时发”“时变”“随时”“对时”“时义”“时用”等等。
《周易》认为，处事要“明时”，务必考虑到“时”的因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明时”观念给我们以多重启迪：其一，做事要合时宜。要认清时势，识时而行，顺时而为，做无愧于时代之事。其二，做事要讲时效。要珍惜时间，讲求效率做有益且有效之事。其三，做事要重时机。时机，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把握了时机就增加了胜算、靠近了成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成功。
“变通”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也是它强调的一种处事方法。这种变通思想基于其变化观。《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化思想的书。首先，从书名来看，“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说：“《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解释更加明了：“《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朱熹《周易本义》）其次，从《周易》的爻、卦及其组合来看，爻和卦是《周易》的主要元素，爻分阴、阳两种，分别以符号“- -”“—”来表示，以三根爻上下排列组合，生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将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别卦，这64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而卦既是爻组合变化的结果，也演绎着变化之意，其中，“变卦”是《周易》预测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卦的变化属性。
《周易》的变通思想建立于其变化观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新的内容。何谓“变通”？《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通即通过变化以达到通畅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不仅重视变通的功用，而且强调合乎时宜的变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出于这一思想，《周易》对著名的“汤武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在事业、工作、生活上遇到原有方式经事实证明行不通时，就应该“毋必、毋固”（《论语·子罕》），适时地进行总结和变通，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
警世之言：寓意隽永

《周易》于人生既有正面的激励之语，也有睿智的警世之言，兹举数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卦中，以龙来比喻君子，从初爻到上爻，描述了“龙”从潜伏到现于田、跃于渊、飞于天以至到“亢”的极高的过程，以此来比喻人的事业由小到大，地位从低到高的境况。值得注意的是，“龙”从潜伏到飞于天，其爻辞或为“无咎”，或为“利”等，而到了“上九”的位置时，却出现了“上九，亢龙有悔”的推断。悔即有过失、不幸的意思。为什么“亢龙有悔”呢？
《易·乾·文言》解释说：“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因此“亢龙有悔”带给我们的训诫是：第一，人居高位时，易脱离群众，出现“高而无民”的情况，宜戒之；第二，高位，既是权力集中的中心，也常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往往会“高处不胜寒”，宜慎之；第三，高位往往与成功、名气、鲜花相伴，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成为“有悔”者，宜警之。
“履霜坚冰至”。履，践也，人在履霜之时，寒冬将临，坚冰将至。这句话表面说自然，实际论人生，寓意非常深刻，生动诠释了人事之吉凶皆由“渐”而来。对此，《易·文言·坤》予以进一步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强调“渐”和“积”这两个概念，并进而提出“知几”的观点：“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便是警示我们“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需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谦，亨，君子有终”。在这里，“谦”是指谦虚，“亨”是指亨通，“终”是好结果的意思。说明只要谦，就能亨通获得好的结果。
《周易》分别从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来说明“谦”的道理：“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彖》）翻开历史长卷：商汤、周文王、唐太宗等名君谦卑谨慎、礼贤下士，或取得天下，或赢来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纣王、隋炀帝等人因骄横专断，暴虐臣民，致使强盛的王朝毁于一旦。
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因谦虚谨慎、自强不息而终成大业；又有多少人因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断送前程。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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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致良知，生命的学问】王阳明的核心学说是“致良知”。王阳明有很多哲学命题，比如“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但“致良知”是他的核心概念。晚年他主要讲“致良知”。#每天读国学#

“良知”来源于《孟子》，“致”来源于《大学》的“致知”。有朋友问，“良心”和“良知”有何不同？我认为“良知”也就是“良心”，不过“良知”更加重视“良心”的自觉。你心里有“良心”，有时候你可能不自觉，但是“良知”着重的是“知”，着重强调“良心”是一种主动、精明、醒觉的状态，“良心”为主体所知，所以叫“良知”。

王阳明不仅是个学问家，还是个实践家。他认为，事情正确与否一定要用自己的心去观察、判断，不能盲目地肯定或迷信外在的东西。自从他确立“心学”的立场以后，他的思想就在“心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展。阳明先生说：“某于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意思是我的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经过了很多生死搏斗、性命交关的艰难环境和险恶势力，不是那么平坦过来的。所以他让弟子要多多地体会这种艰难困苦的场景。直到晚年，王阳明都非常重视兢兢业业去做。

王阳明说过：“《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意思是《易经》的64卦，384爻，总结到一点，就是《乾》卦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潜龙勿用”代表的是，人要沉潜下来，要苦练内功，不要忙着表现自己。就是说在学问没有大成、事业没有成就、各方面的修养还没有充分之前，先要苦练内功，兢兢业业，不要浮躁，不要急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才说，《周易》384爻，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

他说，《易经》是讲变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变，变到哪一步，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初九潜龙勿用”。意思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境遇，对待这些境遇，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即“初九潜龙勿用”：兢兢业业、谨慎小心、苦练内功、逐渐积累，然后再慢慢地表现，慢慢地冲破阻力，逐渐大成。

用“初九潜龙勿用”所表示的精神去处理事务；“善易者不占”，不去预测未来，靠“初九潜龙勿用”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即可。这就是对于未来的积累，有了这个积累，你未来就可以成功；没有这个积累，未来不能成功。只靠卜卦、预测、侥幸，是不能够成功的。这就是王阳明对待《周易》的态度，王阳明的《周易》观，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这句话对初学者非常重要。初学一定要有知识的积累，品行的提高，经验的获得，意志的磨炼，没有这些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到“我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中间经过一些转变。总体上说，他早年注重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到了晚年，逐渐变得狂放起来，注重“狂者胸次”。他认为，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要开始表现。

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学说方向发生了改变。“致良知”是他晚年成熟的学说。“致”的字义本来可以有两个阐释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招致”、“罗致”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来，这是“致”从外到内的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从内到外的方向，比如我们经常说“致敬”、“致礼”，就是把我心中的敬意和礼貌给你，这是从内到外的路径。

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意思，即这两个方向是互相补益的。从内到外的方向，是从孟子出发，再加上龙场悟道确立的心学立场，认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良知，做事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良知推至到外面去，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良知做主，即确定它的方向，不能做坏事。另一点就是从外到内，当你把你的良知推至出去做具体事的时候，会得到具体事物的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道德心之外，还有知识的方面、眼界的方面、境界的方面等。所以致良知最基本的是把心中本有的良知推广到做事上去，做事的时候要受良知的指导，然后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继而让知识返回到良知，使良知的内容得以丰富、扩大。所以“致良知”是没有止境的。

王阳明说致良知功夫，公卿大夫也这样做、三家村里的卖柴汉也这样做。公卿大夫知识丰富，地位也高，但他仍然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一个三家村里的卖柴汉，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也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每个人按照现在所具有的良知水平往外推致，往内获得，这样不断地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地反复，使自己的良知越锻炼越深刻，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容越来越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里包含着非常精到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以道德为统领，指的是做事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即做事要讲良心，要把自己的良知推广到做具体事情上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良知规范的引导下，同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获得其知识，使这个知识充广到良知里面来，使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大，良知中的道德境界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广阔。其中，德性起统领作用，知识帮扶德性。德性和知识互相辅翼，两者同步发展，逐渐深入。

另外，王阳明认为，道德本身有主动性，假如我们有些事情不会做的话，我们的良知也会主动地促使我们去求知。他主张的是整个人格的高远、整体素质的提高，碰到不懂的知识，人的高素质可以逼迫着你主动地去求知。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给了道德性非常主动的地位。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精要之处。所以他的主要的学说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王阳明着重讲心，讲心不是把它分析得很精细，而是比较浑融。王阳明认为，只有浑融的、一般性东西，才能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孔子曰：“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像一个具体器物一样，只有特定的用途。具体器物是“此”就不能是“彼”。比如说桌子是一件器物，椅子是一件器物，桌子有桌子的用处，椅子有椅子的用处。而“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人格应该是综合的，有了综合的比较高的素质，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到王阳明这里，他着重的是精神的扩大、整个人格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具体的，从具体事上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充实到一般上来，而且在一般当中融为一体。不然的话，你只能应对此，而不能应对彼；只能应对彼，而不能应对此。

所以王阳明强调的是，具体知识应该在心里进行整合，这一整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知识的功能，一方面是德性的功能。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法，充满了比喻、类推、隐喻等，它不走逻辑的路数，它走人文主义的路数。人文主义很强调体验、类推、比喻、想象等等。

王阳明强调的是心的综合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和陆九渊是一致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立起来，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去获得具体知识。“先立乎其大”是孟子最早讲的，这个“大”就是学问的纲领，要不断地讲，要反复地提起。陆九渊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到王阳明这里，他觉得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太单薄了，道德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道德背后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将会是非常无力的。他希望道德处于统领的地位，但要有知识的根基，要有知识的支撑。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

王阳明说，如果初学者没有把知识性的东西通过理论性的投射变成道德性的东西的能力，只知埋头格物，这样就会偏离儒家修身为本的根本方向。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这是德性的东西，确定做事的善的方向，然后在具体做事当中，吸收做事的智慧，把它返回到良知里面来。

良知这个雪球越滚越大，里面所包含的德行、知识的东西越来越深入。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知识和德性两者都不放松，两者齐头并进。说齐头并进还有分而为二的意思，其实在他这里，两者是合一的、同步提高的。

所以，王阳明的学问是活的智慧，特别提倡整个素质的提高。素质的提高包括道德的、人格的，也包括知识的。他强调的是根本的东西。良知碰到实践中的具体需求，就会主动地变为应对具体需求的一套办法。他强调的是在根本上用功。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强调的是一套活的智慧，强调整个素质的高。同一个行为，在阳明这里可以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德性上的。

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生命的学问”，这是王阳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