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vnews】《Workman》高东万PD离开JTBC Studio LuluLala→入职A+E网络
26日据电视界人士透露，因张圣圭出演的《Workman》大获成功而备受关注的高东万PD从JTBC Studio LuluLala辞职，转到了A+E网络韩国。据悉，《Workman》高东万PD今年4月从JTBC Studio LuluLala辞职，计划和拥有历史频道、生活时间频道的A+E网络韩国携手准备推出新节目。
26日据电视界人士透露，因张圣圭出演的《Workman》大获成功而备受关注的高东万PD从JTBC Studio LuluLala辞职，转到了A+E网络韩国。据悉，《Workman》高东万PD今年4月从JTBC Studio LuluLala辞职，计划和拥有历史频道、生活时间频道的A+E网络韩国携手准备推出新节目。
我为什么建议你发年终奖前跳槽？（值得收藏）
为什么很多职场赢家，都选择在拿到年终奖之前跳槽？
1
连着接到两个猎头的电话，因为不是感兴趣的职位，也没放在心上。跟朋友说起这事，问如果眼前有个好职位，她跳不跳？
她轻蔑一笑：“真把我当成视钱财如粪土的弱智群体了？都快年底了，谁跳啊？肯定是年后再说咯。”
我又问，“那为啥现在猎头这么活跃？” 她机智地回答：“难道是老板心疼年终奖，所以派他们来挖坑？”
哈哈之后，我正言以告：就因为大多数人跟你一样死盯着年终奖，所以让少数人捡了便宜。
每到春节前两个月，就有一种叫“过完年再说”的拖延症开始蔓延。最先被感染的人群，就是那些想跳槽可还没跳成的家伙。
于是，无论他们再怎么把公司当火坑，都开始夹着尾巴做人，心里想着：“千万不要露出跳槽的念头，免得年终奖拿少了。”“领完年终奖再辞职，不然亏大了。”
而公司方面，却不能为了等过年而空转两个月，该上马的项目还是要上马，该招人的还是要招人——有些企业甚至会根据经验，预见到年后的离职潮，所以提前释放出职缺；有些行业的旺季正是春节，现在不招人更待何时？
因此一整年里，这是人才供需最失衡的一段时期，所以才要猎头大显身手。但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往往在原公司如鱼得水，自然死守着丰厚的年终奖，这就让一些原先可能只是备胎、却舍得“挥剑斩情丝”的家伙，抓住了机会。
2
我那在银行业前途似锦的老同学，就在前几天跳槽到了另一家银行。他说了发年终奖前离职的几个好处，我觉得挺有道理：
➤首先，有机会谈到更高的薪水
年前谈妥、年后到岗当然是两全其美，但如果不行，那我弃了六位数的年终奖赶来报到，完全有理由提出补偿条件。事实证明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在原来谈的月薪上又多了3%。从长远看，增加的收入肯定超过那笔年终奖。
➤其次，能取得更好的印象分
弃年终奖于不顾，急对方之所急，还有什么样的表忠心，比这更苍天可鉴的？！
➤再次，给旧东家留一份情义
对曾经培养自己的老板、上级来说，我的跳槽肯定是不愉快的事，何况我投奔的还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虽说年终奖是老板每月从你身上剪的羊毛织的羊毛衫，但领了年终奖再跳，那是怨上加怨；不领年终奖就跳，留下的是美丽的传说。
➤此外，时间的价值远比年终奖宝贵
如果职场生涯以30年计算，不过360个月，如果再去掉周末和长假，差不多就只有240个月。这样一想，我就无法忍受浪费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已形同鸡肋的旧工作上。而且相比那些年后才到岗的人，我提前开跑了两个月，同样是新人，我显然领先了一步。
➤最后，此时能否当机立断，最可以验证新工作在你心中的份量
如果是真爱，自然可以奋不顾身。如果瞻前顾后，那说明新工作对你也没有多大吸引力，而旧工作也没有你的内心戏里描绘得那么不堪，换句话说，你没有必须跳槽的理由。
很多人只为了新公司的名气大一些、职位好听一些、薪水多一些而跳槽，结果跳了就后悔，或是很快又陷入在旧公司时的懈怠。这样的人是肯定不会在拿年终奖前跳槽的。
3
从这么一件事，也很能看出不简单的思维方式。
➤首先，你要比大多数人优秀，就要比大多数人想得多，想得远。
想得多才会去综合判断形势，找到更有利的路径，看到年前跳槽的“蓝海”一片。 大多数人其实是想都不想，内心里根本没上演过“年前跳槽VS年后跳槽”的戏码，只是跟着大部队，头也不抬地涌入年后人才市场的恐怖“红海”。
想得远才会着眼于整个职涯的规划。大多数人想的只是抱着年终奖好过眼前这个年，明年怎么过明年再说。而优秀者想的是怎样一年过得比一年好，为此就算牺牲一个年又何妨？
➤其次，你要进化对钱的认识。
很多人的金钱观其实相当混乱。他们会为了上班不迟到而在车轮下闯红灯，拿自己的命按“迟到一次扣20”的价位去做清仓大处理。
在旅行中，他们会因为坐飞机要多花几百，宁肯牺牲长假里宝贵的时间去一路辗转，还自以为是省钱小能手。
他们明知道有一台新电脑能提升自己的效率，可总是对自己说等手头宽裕了再买，一边却隔三差五几百几百地下馆子打牙祭。
他们仅以手中握着的那点钱的数量来判断得失，而不是着眼未来三五年所能创造财富的总量去谋划，更没有把钱换算成与时间、机遇、生命同等单位的价值去权衡。
4
斯坦福大学曾做过著名的“棉花糖实验”。研究者给一群4岁孩子每人一块棉花糖，告诉他们，如果15分钟内不吃，便能获得第二块，结果仅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做到。
跟踪分析发现，那些懂得“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能获得成功，因为他们更自律，更懂得等待的价值—如果眼前的年终奖就是一块棉花糖，你现在不吃的话，明年可以拿到更多的棉花糖，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道理很明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忍住流到嘴边的口水。
最重要的，是你的决断力和行动力。
如果你听过很多大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是因为你明知怎样才是正确，却总是做出最简单最舒适的选择。
所以明知要迟到，却还是选择多躺一会；明知要运动，却还是选择窝在沙发；明知年前跳槽才是好时机，却还是非要拿了年终奖再说。
目睹过身边的人，每年都宣称春节后就换轨道，各种分析也是头头是道，可一拿到还不错的年终奖，那些豪言壮语都跟去年的灶王爷一起化成了灰。
就这样明年复明年，他竟在那家不断被他抱怨的公司呆了十几年！从满头乌发呆到脑门铮亮，而且只要公司不倒，很可能呆到抱孙子。
5
你动得越慢，你的决策成本越高。
当你的生活已经轻车熟路，当你在原公司有了自己积淀，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当你每年拿回年终奖慢慢变厚，你跳槽的成本也就慢慢加大，也就越不敢动，然后，就再也不动了。
在你月薪三千的时候，也是跳槽成本最低的时候。
如果每天上班的心情沉重得就像上坟，如果你已经在这家公司学不到任何东西，如果现在做的事无法给你的履历增加任何亮色……不要犹豫，马上跳槽！
你的年终奖能有多少？就当请自己吃一顿上等的年夜饭，为未来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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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为了新公司的名气大一些、职位好听一些、薪水多一些而跳槽，结果跳了就后悔，或是很快又陷入在旧公司时的懈怠。这样的人是肯定不会在拿年终奖前跳槽的。
3
从这么一件事，也很能看出不简单的思维方式。
➤首先，你要比大多数人优秀，就要比大多数人想得多，想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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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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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首例“性骚扰纠纷”立案，女环卫工称遭站长性骚扰4年】“加油！”6月15日，在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门口，黄微（化名）默默地给自己鼓劲。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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