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媒体是舆论监督者，倒逼政府发声，推动事件发展，是能让“坏人”们感到害怕的，最先来到事件现场、最接近真相的人，是风雪中的抱薪者，让其他还在黑暗里迷茫的人看到一点光亮。这次事件里，只有一群已经放弃了职业生涯但血性和责任感尚在的“前调查记者”们去到云南当地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写出自己看到的真相，《寻找小花梅》这篇报道被部分有心无力且还要养家糊口的现役新闻人们纷纷（只敢）在朋友圈转发，文案是“这是一次老媒体人自愿自发自费的事实核查行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一点点对行业旧时光的救赎。”（但其实在朋友圈转发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从一而终地在装死，也可能真的不关心。）这篇文章在微信、微博引发大规模关注后，很快也都已经看不到了，说辞一致：“可能存在涉嫌不当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的表述内容”。
现在的宣传报道比过去多了无数种形式，新闻采编方便了千万倍，呈现质量更加不可同日而语，而现在的媒体们，无论有没有那个官方头衔，似乎都已经彻底变成了纯纯的绝不会发出一丝杂音的大喇叭和传声筒。
太畸形了，太可怜了，太悲哀了。不光是媒体们，还有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新闻理想”。
还有我们。

#读书，我们是认真的[超话]#

书名：《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被杀了三次的女孩》
✍作者：清水洁（日）
个人评分：⭐️⭐️⭐️⭐️⭐️

本书讲述的社会记者，也就是作者本人，清水洁采访调查桶川案件，从案发当日到案件结束的全部过程。看完全书真的气愤难耐，凶手固然可恶，可书中的上尾署警和主流记者才是更为让人心寒的黑暗存在。

一个21岁的花季少女，一个毫无过错的被害人。生前多次拼命向警方求救，把自己能提供的一切证据都交给了警方。结果警方竟篡改笔录，甚至特地到被害人家中，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日本法律规定同一案件撤销后不可再告）。他们完全不顾被害人绝望的求救声音，而最终导致被害人被残忍杀害。

案发后，上尾署只通知认同的“主流记者”召开记者会，把无关紧要的被害人信息过分夸大，将其塑造成酒家女、迷恋名牌、酒店小姐等形象，玷污被害人名誉。而那些主流记者，完全听从署警的官方发言，自己不去主导采访，不去探寻其它声音。各大报道的热门词条也是诸如“美女大学生”这种充满噱头的字眼。当作者对警察所作所为产生质疑时，也没有主流媒体愿意跟进报导，只因为不想得罪警方。而等警方认错后，却又蜂拥而上的讨伐，变脸速度叫人瞠目结舌。

本应最有公信力、最值得信赖的两方：警察与媒体，却同时参与了被害人的“谋杀”行为，怎叫人不心惊胆寒？

「讽刺的是，小松和人一直想毁掉诗织的清白，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

早在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波特·斯图亚特大法官就曾指出，新闻媒体有相当于行政、立法、司法的一种组织权力，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而本案中的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完全没有发挥出来。他们的漠视，相当于把被害者和被害者家属的声音封闭了起来。

还好，在这片黑暗的让人难以喘息的世界里，还有这个“三流”记者清水洁。他用自己的方法和力量努力推进案子的真相。最终，他到“主流”电视台工作后，发现了当时上尾署在案发当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让人不齿的言行，并将这片段曝光了出来，这段黑暗终于呈现给了世人，也换来了社会与法律的进步，这正是社会调查记者的意义。

「对我来说，案子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接到的棒子，其中一样在违反我的意愿之下，被夺走了；但另一根在我的手中却是愈来愈沉重。一个人已经快握不住的这根棒子，或许再过一阵子，就要从我的手中滑落了，然而一旦落下，就再也无人理会了吧。」

本书的案件发生在1999年的日本，距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但结合最近的新闻案件，如今的官方和媒体，和那时也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想匆匆结束调查的某官方组织，沉默的妇联和官方媒体，消失的社会调查记者。随着时间流逝，热度降低，终究成为无人问津的“旧闻”罢了。

徐州丰县等黄泛区的人口拐卖问题，是连揭露出上海一中院法官潘玉鸣、上海虹口法院法官范培俊、上海华星拍卖公司原总经理王鑫明、张慧芝夫妇、潮汕亿万富豪许伟杰五人被连环灭口命案并整垮陈旭的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原著名调查记者杨海鹏都不敢去调查揭露的，老杨二十多年记者生涯，在皖北苏北“黄泛区”采访，说起来只有四五次。

杨海鹏说如果是公安机关已经打击的，谁都敢写,所谓“死老虎”。没有动的，你去写，等于是与性命相搏。

杨海鹏评论高官不可怕，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利害计算，政治约束，报复你很难。而一旦得罪徐州丰县这类的基层二百五，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你无法事先预判，会纠缠你一年半载，或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