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无论梦想再多，得到的再多，终究归于无常。万花丛中过，要寸香不沾身。心能识主宾，亦如大圆镜，常于寂静处，如如不动心。拥有也是无常，失去也是无常，你在乎的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成败有定，聚散有缘，身常精进，心中随缘。做你自己心灵的主人，你就是你生命的主宰，反之你就是生命的奴隶。———万里散人

有一种关系，明明清澈如水，却偏偏沉淀出许多污垢。
有一种关系，一方视如珠宝，珍惜得小心翼翼。一方却轻淡得如一只普通杯子，可以轻易的弃掷于地。哪怕珍惜一方的心，疼得如同地上的碎片，轻淡者亦毫无感觉。
有一种关系，对方一颦一笑皆温暖，一叹一嗽尽动心。
有一种关系，无论身在何处，无论是清醒还是梦中，无论是忙碌还是清闲，对方的身影或是名字，总是萦绕脑际温暖胸怀。
珍视一种关系，恨不得讲自己透明给对方，以示情义。
有一种关系，明明心里牵挂得放不下，却矜持得冷漠。
人心繁杂，有时连自己也弄不明白该何去何从，那就听凭感觉任命运安排吧。
人生幻梦，但愿醒来时，没有遗憾！ https://t.cn/R2dLqno

大程答张载论《定性书》将儒者的无我之境阐发得极明白：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

张横渠以外物为累，未能摆脱有小我之境，程颢认为，“定”的意义是指内心的稳定和平静，而不是指拒绝与外物的接触或不产生任何思虑情感。因而“定”的实现不是依靠消灭一切情感，而是让情感顺应物理之当然，不杂有任何个人的执着，这就叫做“情顺万物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后来儒者多用“廓然大公”描述心之本体即由此而来。但程颢当时只论境界，未谈本体。“情顺万物而无情”即《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意。

大程子一方面强调“识仁”，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此道与物无关，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提升了仁学的有我之境；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的无我之境。他的精神境界与气象表明他真正实践了他自己的思想，达到了“有无一”。

史载二程兄弟饮酒观妓舞，小程低头目不敢视，大程则谈笑自若，他日乃云某眼中有妓，心中无妓，正叔眼中无妓，心中有妓，这正是程颢“物来顺应”、“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具体体现。小程则不悟此，故张载尝言“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之无我”。小程庄整齐肃，然晚年亦有和乐处，《外书》记其语云：“风竹便是感应无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须如风动竹。”这可以说是发大程《定性书》之“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之余蕴。

事实上，对佛老境界加以吸收的努力，如果仅表现为实践方面，则二程前的周濂溪、邵康节之学亦早发其端。两人皆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亦兼有佛家影响。《太极图说》、《通书》虽未论及此点，但濂溪的境界在当时已被称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正是超然自由的境界。他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这个“乐”的境界显然是有无合一之境。

邵雍《观物内外篇》力辨“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康节所说的“观”显然不是认识论之观，而是世界观之观，其意义是指对宇宙人生的觉悟和理解。邵雍算是达到了儒者所谓“胸中无事”的境界，伊川也说“尧夫只是一个不动心，释氏平生只学这个事，将这个做一件大事”。

相比周敦颐、邵雍、程颢向往的人格境界，程颐、朱子代表的是一种偏于严肃主义的境界。“主敬”宗旨的提出可以看做是与周、邵、程的浪漫主义境界的一种补充和限制。

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孔子既提倡“克己复礼”的严肃修养，又赞赏“吾与点也”的活泼境界。孟子思想中即有“恻隐之心”的悲悯情怀与救世意愿，又有“不动心”与“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超然态度。就是荀子，虽然偏重于“以道制欲”的檃栝烝娇，亦未尝不提到“治气、养心之术”，提出“怒不过夺，喜不过予”。也是荀子最先引证《书经》“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之说，启示了儒学精神性的开展。

这个线索可以追溯到汉以后的文化发展。《大学》一方面提出了“君子必慎其独”，要求君子不欺暗室以诚其意，去不善以着其善；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情感心理和谐的重要意义，如“自慊”代表一种充实、稳定、安宁的心理状态。更有意思的是，《大学》的“正心”并不是指正其不善之心以归于善，而是明白指出“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这显然超越了伦理意义上的正心。

同样，《中庸》不仅提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更拈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未发正是《大学》正心章所说的心体，即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的情绪主体，它着眼的不是意识的善恶，而是情感与心理的平静和谐，前者是伦理意义的，后者是存在意义的。

魏晋时代无情有情的辩论则是在道家文化脉络中这一问题的表现。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钟会述其说。而王弼则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喜怒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圣人超越常人之处，一方面在于圣人具有常人无可企及的理性智慧，另一方面在于圣人具有极高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表现为自由自在的情感生活，圣人的感情与情绪既是对外物的自然反应，又不被外物所拘系。很明显，“应物而无累于物”即佛家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即程明道“情顺万物而无情”。所谓禅宗的中国化，在一个意义上实即道家化。

后来郭象说“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与佛家“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和儒家“必有事焉而心勿正”及“良知不离于见闻亦不滞于见闻”完全一致，只是各家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揭示这同一境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