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梦天到站##胖五背后的山东力量#【誓为太空搭天梯——专访“胖五”背后的三位90后山东籍航天人】他们是奔涌的后浪,用沸腾的青春,展现新生代航天人的力量。当青春遇到火箭,会上演怎样精彩的奔跑故事?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有这样一群“90后”,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选择投身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扎根海岛、矢志追梦。作为“长五”研制团队的成员,他们在每一天细致又烦琐的工作中,将未来寄予浩瀚星空。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话这群“长五”背后的“托举人”,听他们讲述如何在青春的年纪,搭建中国人通向月球、火星和空间站的“梦想天梯”。
“每一项测试都精心操作,发射时就会有底气”
姓名:刘辉
年龄:25岁
籍贯:山东菏泽
职务: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助推动力系统指挥
我1997年出生,目前是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助推动力系统的指挥。我们团队中年轻人很多,我应该算是指挥里年纪最小的。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被保送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读研。研究生课题主要围绕着火箭进行。读研的三年,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半工半读,所以参加工作后很快就适应了工作节奏,能够比较早地担任系统指挥。
火箭主要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控制系统构成。结构系统是火箭的躯壳,保护内部各组织；动力系统是火箭的力量之源,主要由推进剂、增压输送系统和发动机组成；而控制系统就像是大脑,指挥火箭控制飞行速度、工作方式以及确定飞行目标。
作为此次长五发射动力系统的指挥,我感觉不是特别紧张,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与大型的发射活动。在每一项测试中都精心操作,认真判读,确保火箭状态良好,等到发射时心里就会比较有底气。
对我来说,能够成为一名航天人是非常快乐、非常自豪的事情。这不仅是我大学时代的梦想,也是我将坚守一生的事业。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工作像航天事业一样,能够让人这么心潮澎湃。每次在基地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我都觉得航天事业是可以从事一辈子、奉献一生的。
当然,工作也有很多辛苦。有时候出了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会连轴转,甚至几天不休息,找到问题所在。这种航天人拼搏的精神,也鼓舞了我。我觉得大家都很拼、很厉害,让我很受触动。
很多人很好奇我们在基地的生活。我们有宿舍,还有健身房,还有可以看书、喝咖啡的“职工小家”。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自天南海北,所以食堂师傅也会尽力照顾到大家的口味。食堂师傅很会做北方菜,陕西的面、北方的馅饼,甚至还有北京卤煮,每天都会有一个特色小吃,菜品挺丰富,我们吃得也很开心。
毕竟年轻人比较多,我们平时不仅有工作,还有休闲娱乐。我的休闲方式就是跑步、打羽毛球、去健身房。我不太喜欢玩游戏,偶尔会看动漫。工作节奏很快,我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调节自己。
唯一觉得有点不适应的就是天气。海南的气候跟咱们山东差别挺大,尤其是夏天,湿度特别大。空气里感觉都是黏糊糊的,出门就是“蒸桑拿”。比湿度更让人难受的是蚊子,海南的蚊子咬人很厉害,叮一下就起一个大包。
我最骄傲的就是火箭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时候。大厅里响起掌声,那一刻就觉得,作为一名航天人真是自豪,能够为航天事业做贡献真是自豪。上次发射任务结束后,爸妈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指挥大厅的镜头中看到我了,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完成每个阶段的工作后,都要进行研判和总结”
姓名:李国新
年龄:29岁
籍贯:山东聊城
职务: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活动发射平台总体技术负责人
我2019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期间,我的专业是机械电子工程,主要做一些机器人相关的研究工作,与我目前从事的航天工作比较对口。
我是1993年出生,今年29岁。在我周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挺多的,很多年轻人一到岗位上就承担起比较重要的工作,这样也能很快成长起来。
航天,是我一直以来的向往。高考完填报志愿的时候,我选择的专业绝大多数与航天相关,并且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与航天相关的知识。找工作时投简历,也是首选航天工作。
一提到航天,很多人都觉得很高大上,但实际上非常辛苦。而且发射基地都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自然环境也相对恶劣。入职之前,我对航天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航天精神的引领下,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近两年,我多数时间都在文昌发射场,从去年发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到今年发射“问天”实验舱,再到本次“梦天”实验舱的发射,我全程参与,负责的是火箭的活动发射平台。活动发射平台,就是托举火箭转运和升空的那个高大的设备,有大约23层楼高,上表面有1.5个篮球场那么大。前期,我们配合火箭进行了垂直总装、垂直转运和各种测试工作,每个阶段的工作完成后,我们都要进行数据判读和总结。临近发射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产品状态,确保发射的顺利进行。
我们内部经常提到一个词——“双想”。它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回想,思考前期工作有哪些做得不到位,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另一个是预想,就是要想好接下来的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有没有风险点、出现了故障怎么办,我们需要提前识别并制定应对措施,做好故障预案,确保发射当天万无一失。
在基地里,每天下班后最热闹的地方是工作机房。敲键盘声、打电话声、讨论声,大家都在为接下来的工作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去得晚了就没位置了。人处在这种状态下,真感觉每天就像打仗一样。
不过年轻人嘛,在工作之余,还是有娱乐的,我休闲的时候,也会打打球、打打牌,打咱山东的“够级”……
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今年是载人空间站建设的收官之年,一想到我国空间站的建成在我们手里实现,我倍感光荣和自豪。但是光荣背后,是每天一点一滴、扎扎实实积累起来的工作。以“长五”为例,“长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人在里面从事着一份看似很普通、很基础的工作,但正是千万个人团结组织起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成功。这就像红军长征一样,现在看是壮举,但是当年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作为航天人,什么时候最快乐?当然是看到发射成功的那一刻,那种激动的感觉无法描述,那是别人体会不到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能参与载人航天这么伟大的事业,非常有成就感。2021年初,我第一次在海南参与火箭发射,发射成功之后,我特别激动。后来我打开音乐软件听管弦乐版的《我爱你中国》,由衷地在评论区留言:“上了这么多年的学,终于可以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成功发射那一刻,真的会热泪盈眶”
姓名:马文杰
年龄:29岁
籍贯:山东潍坊
职务:“长五”火箭芯级发动机总装设计工程师
我1993年出生,山东潍坊高密人,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毕业。选择成为一名航天人,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所以毕业后求职,就格外关注航天的岗位。到了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后,我负责“长五”火箭芯级发动机总装设计工作。
对我们而言,工作中最有挑战性的一点,就是处理突发事件。在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出现情况后应该怎样判断、及时找出问题,是最考验人的一点。有时候看着只是一个参数的变化,背后可能会折射出大隐患,这就极强地考验着工程师的预判能力。
对我们来说,再细心都不为过。火箭发动机是火箭和航天器的心脏,它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航天活动的规模和实力。发动机有成千上万个零组件,确保各个零组件生产、装配、测试没有问题,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发射前,我们还要做大量的检查和测试工作,反复确认发动机各项参数性能良好,保证发动机不带问题上天,确保发射任务成功。
根据现在的工作安排,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可以完完整整地参与一台发动机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点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对年轻的航天人来说,能够参与“长五”的发射任务更是一种自豪。“长五B”运载火箭是我国低轨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而芯级发动机作为火箭的主要发动机,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燃烧后产生的是水,无毒、无污染,效率也是最高的。
当然,这些说起来高大上,落实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很多都是比较琐碎的事情。除了科研和试验,我们也要写文件和报告,做很多日常工作,以保证发动机正常生产、装配和测试。我们团队中年轻人很多,虽然工作很忙,尤其是发射前压力很大,但是大家还是会偶尔一起聚聚聊聊日常,不会一直都紧绷着。
我相信每一位航天人都一样,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火箭发射完成,看到发射成功的大红屏。
当发射成功后,那一刻的喜悦、释然,真的无法用语言描述,感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感觉像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孩子,拿到了一个满分的成绩,完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使命。所以那一刻的喜悦也是特别不同的,真的会热泪盈眶。
因为这一刻的热泪盈眶,工作再琐碎、身体再疲惫,也都觉得值了。因为参与到航天事业中的这种自豪感,让工作变得特别有意义。
当发射成功的时候,我知道,这里面有我一部分的努力。
（齐鲁晚报）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有这样一群“90后”,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选择投身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扎根海岛、矢志追梦。作为“长五”研制团队的成员,他们在每一天细致又烦琐的工作中,将未来寄予浩瀚星空。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话这群“长五”背后的“托举人”,听他们讲述如何在青春的年纪,搭建中国人通向月球、火星和空间站的“梦想天梯”。
“每一项测试都精心操作,发射时就会有底气”
姓名:刘辉
年龄:25岁
籍贯:山东菏泽
职务: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助推动力系统指挥
我1997年出生,目前是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助推动力系统的指挥。我们团队中年轻人很多,我应该算是指挥里年纪最小的。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被保送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读研。研究生课题主要围绕着火箭进行。读研的三年,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半工半读,所以参加工作后很快就适应了工作节奏,能够比较早地担任系统指挥。
火箭主要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控制系统构成。结构系统是火箭的躯壳,保护内部各组织；动力系统是火箭的力量之源,主要由推进剂、增压输送系统和发动机组成；而控制系统就像是大脑,指挥火箭控制飞行速度、工作方式以及确定飞行目标。
作为此次长五发射动力系统的指挥,我感觉不是特别紧张,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与大型的发射活动。在每一项测试中都精心操作,认真判读,确保火箭状态良好,等到发射时心里就会比较有底气。
对我来说,能够成为一名航天人是非常快乐、非常自豪的事情。这不仅是我大学时代的梦想,也是我将坚守一生的事业。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工作像航天事业一样,能够让人这么心潮澎湃。每次在基地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我都觉得航天事业是可以从事一辈子、奉献一生的。
当然,工作也有很多辛苦。有时候出了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会连轴转,甚至几天不休息,找到问题所在。这种航天人拼搏的精神,也鼓舞了我。我觉得大家都很拼、很厉害,让我很受触动。
很多人很好奇我们在基地的生活。我们有宿舍,还有健身房,还有可以看书、喝咖啡的“职工小家”。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自天南海北,所以食堂师傅也会尽力照顾到大家的口味。食堂师傅很会做北方菜,陕西的面、北方的馅饼,甚至还有北京卤煮,每天都会有一个特色小吃,菜品挺丰富,我们吃得也很开心。
毕竟年轻人比较多,我们平时不仅有工作,还有休闲娱乐。我的休闲方式就是跑步、打羽毛球、去健身房。我不太喜欢玩游戏,偶尔会看动漫。工作节奏很快,我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调节自己。
唯一觉得有点不适应的就是天气。海南的气候跟咱们山东差别挺大,尤其是夏天,湿度特别大。空气里感觉都是黏糊糊的,出门就是“蒸桑拿”。比湿度更让人难受的是蚊子,海南的蚊子咬人很厉害,叮一下就起一个大包。
我最骄傲的就是火箭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时候。大厅里响起掌声,那一刻就觉得,作为一名航天人真是自豪,能够为航天事业做贡献真是自豪。上次发射任务结束后,爸妈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指挥大厅的镜头中看到我了,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完成每个阶段的工作后,都要进行研判和总结”
姓名:李国新
年龄:29岁
籍贯:山东聊城
职务: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活动发射平台总体技术负责人
我2019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期间,我的专业是机械电子工程,主要做一些机器人相关的研究工作,与我目前从事的航天工作比较对口。
我是1993年出生,今年29岁。在我周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挺多的,很多年轻人一到岗位上就承担起比较重要的工作,这样也能很快成长起来。
航天,是我一直以来的向往。高考完填报志愿的时候,我选择的专业绝大多数与航天相关,并且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与航天相关的知识。找工作时投简历,也是首选航天工作。
一提到航天,很多人都觉得很高大上,但实际上非常辛苦。而且发射基地都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自然环境也相对恶劣。入职之前,我对航天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航天精神的引领下,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近两年,我多数时间都在文昌发射场,从去年发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到今年发射“问天”实验舱,再到本次“梦天”实验舱的发射,我全程参与,负责的是火箭的活动发射平台。活动发射平台,就是托举火箭转运和升空的那个高大的设备,有大约23层楼高,上表面有1.5个篮球场那么大。前期,我们配合火箭进行了垂直总装、垂直转运和各种测试工作,每个阶段的工作完成后,我们都要进行数据判读和总结。临近发射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产品状态,确保发射的顺利进行。
我们内部经常提到一个词——“双想”。它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回想,思考前期工作有哪些做得不到位,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另一个是预想,就是要想好接下来的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有没有风险点、出现了故障怎么办,我们需要提前识别并制定应对措施,做好故障预案,确保发射当天万无一失。
在基地里,每天下班后最热闹的地方是工作机房。敲键盘声、打电话声、讨论声,大家都在为接下来的工作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去得晚了就没位置了。人处在这种状态下,真感觉每天就像打仗一样。
不过年轻人嘛,在工作之余,还是有娱乐的,我休闲的时候,也会打打球、打打牌,打咱山东的“够级”……
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今年是载人空间站建设的收官之年,一想到我国空间站的建成在我们手里实现,我倍感光荣和自豪。但是光荣背后,是每天一点一滴、扎扎实实积累起来的工作。以“长五”为例,“长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人在里面从事着一份看似很普通、很基础的工作,但正是千万个人团结组织起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成功。这就像红军长征一样,现在看是壮举,但是当年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作为航天人,什么时候最快乐?当然是看到发射成功的那一刻,那种激动的感觉无法描述,那是别人体会不到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能参与载人航天这么伟大的事业,非常有成就感。2021年初,我第一次在海南参与火箭发射,发射成功之后,我特别激动。后来我打开音乐软件听管弦乐版的《我爱你中国》,由衷地在评论区留言:“上了这么多年的学,终于可以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成功发射那一刻,真的会热泪盈眶”
姓名:马文杰
年龄:29岁
籍贯:山东潍坊
职务:“长五”火箭芯级发动机总装设计工程师
我1993年出生,山东潍坊高密人,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毕业。选择成为一名航天人,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所以毕业后求职,就格外关注航天的岗位。到了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后,我负责“长五”火箭芯级发动机总装设计工作。
对我们而言,工作中最有挑战性的一点,就是处理突发事件。在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出现情况后应该怎样判断、及时找出问题,是最考验人的一点。有时候看着只是一个参数的变化,背后可能会折射出大隐患,这就极强地考验着工程师的预判能力。
对我们来说,再细心都不为过。火箭发动机是火箭和航天器的心脏,它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航天活动的规模和实力。发动机有成千上万个零组件,确保各个零组件生产、装配、测试没有问题,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发射前,我们还要做大量的检查和测试工作,反复确认发动机各项参数性能良好,保证发动机不带问题上天,确保发射任务成功。
根据现在的工作安排,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可以完完整整地参与一台发动机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点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对年轻的航天人来说,能够参与“长五”的发射任务更是一种自豪。“长五B”运载火箭是我国低轨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而芯级发动机作为火箭的主要发动机,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燃烧后产生的是水,无毒、无污染,效率也是最高的。
当然,这些说起来高大上,落实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很多都是比较琐碎的事情。除了科研和试验,我们也要写文件和报告,做很多日常工作,以保证发动机正常生产、装配和测试。我们团队中年轻人很多,虽然工作很忙,尤其是发射前压力很大,但是大家还是会偶尔一起聚聚聊聊日常,不会一直都紧绷着。
我相信每一位航天人都一样,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火箭发射完成,看到发射成功的大红屏。
当发射成功后,那一刻的喜悦、释然,真的无法用语言描述,感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感觉像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孩子,拿到了一个满分的成绩,完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使命。所以那一刻的喜悦也是特别不同的,真的会热泪盈眶。
因为这一刻的热泪盈眶,工作再琐碎、身体再疲惫,也都觉得值了。因为参与到航天事业中的这种自豪感,让工作变得特别有意义。
当发射成功的时候,我知道,这里面有我一部分的努力。
（齐鲁晚报）
【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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