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展览｜抽象与真实之间的“城墙”
“通过创作抽象绘画，我感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正在翻译成我所面对的许多不同文化和语言。”
墙——Jose Parla（何赛·帕拉）艺术创作实践里的重要载体，呈现着他对世界的所感所思，被象征性地用来代表个人和政治的界限，尤其是关于他的古巴裔美国艺术家的身份。
在Jose Parla的抽象绘画中，书写和观看两种维度在多个层面上相互关联，反复叠加在同一幅画中，隐喻着观者是每时每刻用感官创造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
#山上艺术空间# 正在展出#展览感官庭院#/
#厦门##展览##看展##艺术展##遇见艺术##涂鸦# https://t.cn/A6y6gK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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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脑机接口算法挑战赛火热开赛】脑机接口技术是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交叉融合的主战场，已成全球科技竞争战略高地，正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促进脑机接口的核心关键技术发展、产业落地和应用实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念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2022脑机接口算法挑战赛。https://t.cn/A6aTaH3q
【#换个方式看报纸#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其中裸子植物约300种、被子植物约3.2万种。保护植物资源，要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其中，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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