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一架不明国籍的苏-27战机正在中国南海飞行，突然，2架美军F-16战机出现，竟向苏-27连续发射两枚“响尾蛇”空空导弹！
11月20日凌晨3时18分，菲律宾的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雷达，突然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在中国与越南交界处的公海飞行。美国空军基地司令戴乐福·高尔随即命令基地两架F-16A战机前去查看。美驻菲律宾的空军基地，一直防范着越南基地的苏联驻军，双方在南海地区也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这两架F-16A在抵达南海公海后，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飞行物，于是决定返航。就在下午3点42分，一架F-16A战机飞行员突然发现，雷达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在向地面指挥部汇报后前去拦截，空军基地司令戴乐福向两名飞行员下达命令，如果对方有任何挑衅和敌意的行为，可以马上发起攻击。
两架F-16A急速飞行，很快就追上了这个不明飞行物，双方距离很快接近50多米。不过，令两个美军飞行员大吃一惊的是，这竟是一架他们从未见过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立即向基地汇报，他们遇到了一架他们从未见过的战斗机，但可以确定它属于苏联，因为它的机尾处有苏联的国徽。
美军基地根据飞行员的描述，确定这可能是苏联最新的苏27“侧卫”重型战斗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服役F-15“鹰”式战斗机，作为一款重型双发的划时代三代机，它比当时苏联在役任何战机性能都要优越，这让苏联人如坐针毡。
于是苏联紧急上马了PFI计划（未来前线战机发展计划），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苏-27重型战斗机。苏-27气动布局极佳，机动性能好，火力强大；而F-15上搭载了最新的火力控制与雷达探测系统，能实现超视距攻击。两款重型战机各有千秋，但从现代战场趋势来看，F-15 综合性能更强，潜力更高。
这次美军出动的是两架F-16A战斗机，这款战机与F-15和苏-27不同，它是一款单座单发轻型战斗机，作为F-15的高低搭配的低档机型。相对F-15，F-16在面对苏-27时，可能就要逊色不少。苏-27无论是在机动性、载弹和航程都比F-16强上一大截，但F-16 在雷达和航电设备上优势明显。总体上来讲，苏-27要强于F-16，而这次接触便分出了高下。
此时处于公海，苏-27见两架美军战机尾随，突然向一架接近的F-16做出几个环绕翻滚的危险动作。美军基地的戴乐福空军司令愤怒地下令：击落这架先进的苏联战机！戴乐福之所以敢下这样的命令，是因为苏-27孤机在公海飞行，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击落之后死无对证，美军说不定还能捞到这架先进战机的残骸前来研究。
两架F-16A收到命令后立即开启火控雷达，随后各自几乎同时向这架苏联战机发射1枚“响尾蛇”空空格斗导弹。两架美机本以为能够得手，可事实上苏-27不断投放干扰弹，同时以迎角增大100度向上机动，成功躲避了这两枚空空导弹。
但苏联战斗机并未继续逃离，而是迅速机动，准备抢占有利攻击位置。两名F-16A战机飞行员见状，顿时慌乱起来，连忙向基地求助：我方战机遭遇苏联战机拦截，请求基地支援。
戴乐福一听长年处于上风的F-16居然失利，偷袭未能成功，于是顿感不妙，连忙派遣一支由12架F-16A和F-15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前往支援。
虽然孤军奋战的苏-27在逃脱两架F-16A时消耗了不少燃油，但训练有素、飞行技术高超且胆大的苏联飞行员，驾驶苏-27以极快的速度凭借其良好的机动性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两架F-16A后方。随后苏-27飞行员果断开启了火控雷达锁定其中一架美军F-16A。
美军飞行员战机顿时发出急促的报警声，提示战机已遭到锁定！还没等美军飞行员反应过来，苏联战机向前果断发射一枚RL22空空导弹。这是一种苏联正在研制的空空导弹，此时还属于实弹测试阶段，这架苏-27就携带了这一枚实验中的导弹！
这架被导弹追击的F-16A试图通过在1200米的低空，做一个大幅度爬升机动来甩掉这枚红外导弹！可苏-27发射的空空导弹在F-16A爬升到1400米处爆炸，直接击伤了F-16A的右翼！这架F-16A摇摇晃晃即将翻滚过来，好在美军飞行员技术不错，最终得以稳住战机姿态，在另外一架F-16A的陪同下摇摇晃晃返回了基地。
由于苏-27当时是在实验挂弹飞行，左翼只带了一枚空空导弹，右翼却是同样大小的模型弹，因此不得不返航。整个空战持续了8分钟，最终以双方返航而告终，但是胜负早已分了出来。
11月20日凌晨3时18分，菲律宾的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雷达，突然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在中国与越南交界处的公海飞行。美国空军基地司令戴乐福·高尔随即命令基地两架F-16A战机前去查看。美驻菲律宾的空军基地，一直防范着越南基地的苏联驻军，双方在南海地区也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这两架F-16A在抵达南海公海后，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飞行物，于是决定返航。就在下午3点42分，一架F-16A战机飞行员突然发现，雷达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在向地面指挥部汇报后前去拦截，空军基地司令戴乐福向两名飞行员下达命令，如果对方有任何挑衅和敌意的行为，可以马上发起攻击。
两架F-16A急速飞行，很快就追上了这个不明飞行物，双方距离很快接近50多米。不过，令两个美军飞行员大吃一惊的是，这竟是一架他们从未见过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立即向基地汇报，他们遇到了一架他们从未见过的战斗机，但可以确定它属于苏联，因为它的机尾处有苏联的国徽。
美军基地根据飞行员的描述，确定这可能是苏联最新的苏27“侧卫”重型战斗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服役F-15“鹰”式战斗机，作为一款重型双发的划时代三代机，它比当时苏联在役任何战机性能都要优越，这让苏联人如坐针毡。
于是苏联紧急上马了PFI计划（未来前线战机发展计划），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苏-27重型战斗机。苏-27气动布局极佳，机动性能好，火力强大；而F-15上搭载了最新的火力控制与雷达探测系统，能实现超视距攻击。两款重型战机各有千秋，但从现代战场趋势来看，F-15 综合性能更强，潜力更高。
这次美军出动的是两架F-16A战斗机，这款战机与F-15和苏-27不同，它是一款单座单发轻型战斗机，作为F-15的高低搭配的低档机型。相对F-15，F-16在面对苏-27时，可能就要逊色不少。苏-27无论是在机动性、载弹和航程都比F-16强上一大截，但F-16 在雷达和航电设备上优势明显。总体上来讲，苏-27要强于F-16，而这次接触便分出了高下。
此时处于公海，苏-27见两架美军战机尾随，突然向一架接近的F-16做出几个环绕翻滚的危险动作。美军基地的戴乐福空军司令愤怒地下令：击落这架先进的苏联战机！戴乐福之所以敢下这样的命令，是因为苏-27孤机在公海飞行，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击落之后死无对证，美军说不定还能捞到这架先进战机的残骸前来研究。
两架F-16A收到命令后立即开启火控雷达，随后各自几乎同时向这架苏联战机发射1枚“响尾蛇”空空格斗导弹。两架美机本以为能够得手，可事实上苏-27不断投放干扰弹，同时以迎角增大100度向上机动，成功躲避了这两枚空空导弹。
但苏联战斗机并未继续逃离，而是迅速机动，准备抢占有利攻击位置。两名F-16A战机飞行员见状，顿时慌乱起来，连忙向基地求助：我方战机遭遇苏联战机拦截，请求基地支援。
戴乐福一听长年处于上风的F-16居然失利，偷袭未能成功，于是顿感不妙，连忙派遣一支由12架F-16A和F-15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前往支援。
虽然孤军奋战的苏-27在逃脱两架F-16A时消耗了不少燃油，但训练有素、飞行技术高超且胆大的苏联飞行员，驾驶苏-27以极快的速度凭借其良好的机动性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两架F-16A后方。随后苏-27飞行员果断开启了火控雷达锁定其中一架美军F-16A。
美军飞行员战机顿时发出急促的报警声，提示战机已遭到锁定！还没等美军飞行员反应过来，苏联战机向前果断发射一枚RL22空空导弹。这是一种苏联正在研制的空空导弹，此时还属于实弹测试阶段，这架苏-27就携带了这一枚实验中的导弹！
这架被导弹追击的F-16A试图通过在1200米的低空，做一个大幅度爬升机动来甩掉这枚红外导弹！可苏-27发射的空空导弹在F-16A爬升到1400米处爆炸，直接击伤了F-16A的右翼！这架F-16A摇摇晃晃即将翻滚过来，好在美军飞行员技术不错，最终得以稳住战机姿态，在另外一架F-16A的陪同下摇摇晃晃返回了基地。
由于苏-27当时是在实验挂弹飞行，左翼只带了一枚空空导弹，右翼却是同样大小的模型弹，因此不得不返航。整个空战持续了8分钟，最终以双方返航而告终，但是胜负早已分了出来。
【#6架运20飞抵塞尔维亚#】当地时间4月9月，航空查询软件FlightRadar24的信息显示，6架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穿越土耳其领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落地短停之后，迅速起飞穿越保加利亚上空，飞向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区的巴塔尼察空军基地。
根据公开信息的记录，这6架运-20的编号为20041、20042、20045、20047、20049和20142。
当地居民在4月9日拍摄到了运-20起飞降落到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和的巴塔尼察空军基地的画面，有推测认为运-20机队巴塔尼察空军基地交付货物以后，在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进行了修正。
（图一：运-20抵达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图源社交媒体）
观察人士指出，至少有一些运输机携带了热焰弹等对抗设备。“战区”网站称，这可以认为，运-20部队认为他们面临某种程度上的威胁。
（图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飞行的运-20，土耳其居民拍摄）
对于运-20此次塞尔维亚之旅的目的，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这是中国方面向塞尔维亚交付的首批FK-3防空导弹。塞尔维亚国有国防设备进出口公司Jugoimport SDPR去年提交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塞尔维亚已经采购中国制造的FK-3中远程防空系统。
这是中国现代化防空系统首次出口到欧洲国家。FK-3防空导弹系统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全天候中远程地空导弹系统。该型导弹沿用了大量“红旗-22”中远程防空导弹的技术。射程为5到100公里，射高为50到27000米。可拦截固定翼飞机、巡航导弹、武装直升机，还具有拦截反辐射导弹等战术空地弹能力，可在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作战。
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也引发了美媒的警觉，美国The Drive网站《战区》栏目就专题报道了运-20远赴塞尔维亚一事。该栏目表示，这说明了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队的数量快速上升。
《战区》栏目援引开源情报（OSINT）表示，他们已经追踪到43架完成组装的运-20A/运油-20运输机，包括36架正在服役的运-20，和7架处于测试阶段的运-20。这些都是有号的机队数量，实际的运-20机队规模可能要大得多。
这次任务都不是例行公事。这次向贝尔格莱德运送军事装备的大规模出动，再次证实了解放军空军通过其迅速发展的运-20机队获得的战略空运能力，并且通过不断的远航行动用以练兵，提高对运输机运用的能力。
除了运-20在欧洲的影响力扩大之外，中国将在欧洲部署更高端的防空系统，这可能是另一个让塞尔维亚邻国感到不愉快的问题。
（图三：抵达塞尔维亚的运-20运输机，图源社交媒体）
根据公开信息的记录，这6架运-20的编号为20041、20042、20045、20047、20049和20142。
当地居民在4月9日拍摄到了运-20起飞降落到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和的巴塔尼察空军基地的画面，有推测认为运-20机队巴塔尼察空军基地交付货物以后，在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进行了修正。
（图一：运-20抵达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图源社交媒体）
观察人士指出，至少有一些运输机携带了热焰弹等对抗设备。“战区”网站称，这可以认为，运-20部队认为他们面临某种程度上的威胁。
（图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飞行的运-20，土耳其居民拍摄）
对于运-20此次塞尔维亚之旅的目的，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这是中国方面向塞尔维亚交付的首批FK-3防空导弹。塞尔维亚国有国防设备进出口公司Jugoimport SDPR去年提交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塞尔维亚已经采购中国制造的FK-3中远程防空系统。
这是中国现代化防空系统首次出口到欧洲国家。FK-3防空导弹系统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全天候中远程地空导弹系统。该型导弹沿用了大量“红旗-22”中远程防空导弹的技术。射程为5到100公里，射高为50到27000米。可拦截固定翼飞机、巡航导弹、武装直升机，还具有拦截反辐射导弹等战术空地弹能力，可在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作战。
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也引发了美媒的警觉，美国The Drive网站《战区》栏目就专题报道了运-20远赴塞尔维亚一事。该栏目表示，这说明了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队的数量快速上升。
《战区》栏目援引开源情报（OSINT）表示，他们已经追踪到43架完成组装的运-20A/运油-20运输机，包括36架正在服役的运-20，和7架处于测试阶段的运-20。这些都是有号的机队数量，实际的运-20机队规模可能要大得多。
这次任务都不是例行公事。这次向贝尔格莱德运送军事装备的大规模出动，再次证实了解放军空军通过其迅速发展的运-20机队获得的战略空运能力，并且通过不断的远航行动用以练兵，提高对运输机运用的能力。
除了运-20在欧洲的影响力扩大之外，中国将在欧洲部署更高端的防空系统，这可能是另一个让塞尔维亚邻国感到不愉快的问题。
（图三：抵达塞尔维亚的运-20运输机，图源社交媒体）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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