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沂水跋山旧石器遗址，为何会改写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史】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月19日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1年度五大考古新发现，其中沂水跋山遗址填补了山东省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据到过现场的考古专家介绍，跋山遗址位于沂水县沂城街道跋山水库南侧，被发现纯属偶然。2020年7月，降雨频繁，跋山水库启闸调洪，当地村民巡查水库时，无意中发现河岸上一大块裸露在外的类似化石、石英的石块。感觉“石头不一般”的村民打通了当地文物保护部门的电话。随后，此处被初步确认为是一处旧石器遗址。同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开始对跋山遗址开展第一阶段清理发掘。由此，跋山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2021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和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3项重要考古发现成果；2021年10月，“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遴选推介对选定的100个项目进行了公示，其中，沂源猿人遗址、沂水跋山遗址等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被放在了首位，说明了跋山遗址的“非同小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跋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为什么沂水跋山旧石器遗址的意义，会大到改写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史的程度？记者观察，这主要与两个要素有关：一是跋山遗址的年代；二是跋山遗址的位置。
首先，沂水跋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旷野遗址，具体年代被确定为“6万-10万年”，年代节点正好纠正了国际上“现代人6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
“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6万年前人类祖先（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并分布在欧亚大陆，现代智人在这一过程中，取代了所有原来生活在此地的原始人类，而且这个过程是一波单一的浪潮。但跋山遗址的年代从时间上和实践上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改写。
国家文物局的通报称，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遗址中上部堆积年代为距今7万-5万年，下部堆积年代应该会更早，有待进一步工作确认。
参与现场挖掘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罡表示：通过发掘和初步的年代测定数据，我们现在已经很确定，跋山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时代要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跋山遗址现在测年是距今6-10万年，对山东来说，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埋藏、保存、出土文物情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旧石器跋山遗址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骨制品，通过铀系法及光释光两种测年方法进行测定，象牙铲及同层土样的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9.9万年和10.4万年，这很可能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磨制骨器。骨器在中国发现的数量较少，此前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距今约3.5万年。骨器的磨制，在整个国际上，是作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标志之一，现在有重要的线索显示，现代人类在旧石器中期，已经出现在山东地区，这意味着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的涂华博士多年从事古人类地质测年，曾几次到沂蒙山区对古人类化石测年，他指出，最近十余年发表的一系列来自东亚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表明现代人六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可靠，因为我国的一些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六万年之前就已经有智人在中国生活，比如湖北郧县的黄龙洞、湖南道县的复福岩洞和广西崇左的智人洞等地点都发现了距今10万年左右的智人化石遗存。沂水跋山遗址则是新发现的一次可以改写古人类历史的遗址，跋山遗址测年距今6-10万年，确实很重要，因为在我国华北地区，还没有这么早的现代人类遗址，虽然它主要是石器。
其次，沂水跋山遗址和沂河周边的其他古人类遗址不远，丰富了沂蒙山区古人类遗址分布点，为进一步考察本地区古人类之间的关系演化提供了新可能。
沂水跋山遗址位于沂河上游行将结束进入中游之际，与沂河源头名声大噪的沂源猿人遗址相距约90公里，两处遗址同处一条河畔，容易引发古人类“沿着沂河”活动的联想，因为河水是古人类重要的饮用水源。
“沂源猿人”的头盖骨和牙齿化石，据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用铝铍埋藏测年法测得年代为距今64±8万年。在“沂源猿人”发现后的几年中，考古工作者在北起沂源、沂水，南至郯城县的沂沭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先后发现“细石器文化”地点上百处，比如：沂水县诸葛乡范家旺南洼洞发现了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新泰有乌珠台智人牙齿化石；日照竹溪村北山和秦家官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打制石器；蒙阴的长山文化遗址和孙家麻峪文化遗址，遗址均在溶洞中，有古人类用火痕迹，年代约在20万—30万年之间。
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馆员徐淑彬对沂沭河流域的早期人类遗址研究较多，经常到现场考察，发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的人类化石》《山东省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等文章，他认为，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规律，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多分布在上游山地丘陵区，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则多分布在下游冲积平原区。
考古学家判断，“最早的山东人”最初生活于群山环绕、海拔较高的沂河源头和上游地区，此后他们又向沂河、沭水河中游及其他地区的山前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走去，直至走出山谷丘陵，踏上辽阔的平原大地。
沂水跋山遗址地层堆积厚重，文化时代跨度较大，说明遗址被反复利用和长时间占有。跋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是目前山东省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对于建立中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序列，以及论证中国——东亚人类连续演化和研究当时人类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背景，具有重大考古学价值。
从沂源、沂水、蒙阴、新泰等地遗存到今天的猿人和智人遗址、旧石器遗址来看，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紧邻的遗址位置都在50公里以内，大部分在20公里以内，最近的只有十几公里。这些“相近”的距离，都让人发出疑问：“直立人”（猿人）和“智人”（现代人）之间是不是有传承关系？（大众日报）
据到过现场的考古专家介绍，跋山遗址位于沂水县沂城街道跋山水库南侧，被发现纯属偶然。2020年7月，降雨频繁，跋山水库启闸调洪，当地村民巡查水库时，无意中发现河岸上一大块裸露在外的类似化石、石英的石块。感觉“石头不一般”的村民打通了当地文物保护部门的电话。随后，此处被初步确认为是一处旧石器遗址。同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开始对跋山遗址开展第一阶段清理发掘。由此，跋山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2021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和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3项重要考古发现成果；2021年10月，“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遴选推介对选定的100个项目进行了公示，其中，沂源猿人遗址、沂水跋山遗址等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被放在了首位，说明了跋山遗址的“非同小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跋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为什么沂水跋山旧石器遗址的意义，会大到改写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史的程度？记者观察，这主要与两个要素有关：一是跋山遗址的年代；二是跋山遗址的位置。
首先，沂水跋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旷野遗址，具体年代被确定为“6万-10万年”，年代节点正好纠正了国际上“现代人6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
“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6万年前人类祖先（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并分布在欧亚大陆，现代智人在这一过程中，取代了所有原来生活在此地的原始人类，而且这个过程是一波单一的浪潮。但跋山遗址的年代从时间上和实践上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改写。
国家文物局的通报称，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遗址中上部堆积年代为距今7万-5万年，下部堆积年代应该会更早，有待进一步工作确认。
参与现场挖掘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罡表示：通过发掘和初步的年代测定数据，我们现在已经很确定，跋山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时代要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跋山遗址现在测年是距今6-10万年，对山东来说，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埋藏、保存、出土文物情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旧石器跋山遗址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骨制品，通过铀系法及光释光两种测年方法进行测定，象牙铲及同层土样的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9.9万年和10.4万年，这很可能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磨制骨器。骨器在中国发现的数量较少，此前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距今约3.5万年。骨器的磨制，在整个国际上，是作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标志之一，现在有重要的线索显示，现代人类在旧石器中期，已经出现在山东地区，这意味着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的涂华博士多年从事古人类地质测年，曾几次到沂蒙山区对古人类化石测年，他指出，最近十余年发表的一系列来自东亚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表明现代人六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可靠，因为我国的一些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六万年之前就已经有智人在中国生活，比如湖北郧县的黄龙洞、湖南道县的复福岩洞和广西崇左的智人洞等地点都发现了距今10万年左右的智人化石遗存。沂水跋山遗址则是新发现的一次可以改写古人类历史的遗址，跋山遗址测年距今6-10万年，确实很重要，因为在我国华北地区，还没有这么早的现代人类遗址，虽然它主要是石器。
其次，沂水跋山遗址和沂河周边的其他古人类遗址不远，丰富了沂蒙山区古人类遗址分布点，为进一步考察本地区古人类之间的关系演化提供了新可能。
沂水跋山遗址位于沂河上游行将结束进入中游之际，与沂河源头名声大噪的沂源猿人遗址相距约90公里，两处遗址同处一条河畔，容易引发古人类“沿着沂河”活动的联想，因为河水是古人类重要的饮用水源。
“沂源猿人”的头盖骨和牙齿化石，据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用铝铍埋藏测年法测得年代为距今64±8万年。在“沂源猿人”发现后的几年中，考古工作者在北起沂源、沂水，南至郯城县的沂沭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先后发现“细石器文化”地点上百处，比如：沂水县诸葛乡范家旺南洼洞发现了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新泰有乌珠台智人牙齿化石；日照竹溪村北山和秦家官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打制石器；蒙阴的长山文化遗址和孙家麻峪文化遗址，遗址均在溶洞中，有古人类用火痕迹，年代约在20万—30万年之间。
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馆员徐淑彬对沂沭河流域的早期人类遗址研究较多，经常到现场考察，发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的人类化石》《山东省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等文章，他认为，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规律，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多分布在上游山地丘陵区，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则多分布在下游冲积平原区。
考古学家判断，“最早的山东人”最初生活于群山环绕、海拔较高的沂河源头和上游地区，此后他们又向沂河、沭水河中游及其他地区的山前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走去，直至走出山谷丘陵，踏上辽阔的平原大地。
沂水跋山遗址地层堆积厚重，文化时代跨度较大，说明遗址被反复利用和长时间占有。跋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是目前山东省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对于建立中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序列，以及论证中国——东亚人类连续演化和研究当时人类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背景，具有重大考古学价值。
从沂源、沂水、蒙阴、新泰等地遗存到今天的猿人和智人遗址、旧石器遗址来看，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紧邻的遗址位置都在50公里以内，大部分在20公里以内，最近的只有十几公里。这些“相近”的距离，都让人发出疑问：“直立人”（猿人）和“智人”（现代人）之间是不是有传承关系？（大众日报）
【科技助农 人勤春早】2月21日，巨野县柳林镇去年建设的5000亩高标准农田里，井灌设施已投入使用，刚刚浇过的麦苗春意浓浓。“这几年，俺们从种到收全部实现机械化了，但最难的是浇地，扯四五捆电线还到不了地头，有时为占井，都是夜里扛着被子睡在井边看井。自‘高标田’建设后，机井电桩插上卡，地头‘水龙头’流出水。”说起“高标田”，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荣军一脸喜色。
据了解，柳林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机井56眼、低压管道28000多米、高压线路2800米、道路铺设3000多米，按照“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模式，大力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开发。“原来地块小，种地很费事，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今年高标准农田地头都打井了，地下也埋上管子了，今年春耕大伙儿的干劲更足了！”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德枝说。
“目前，柳林镇5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初步形成田成片、渠相通、路相连，惠及周边10余个村庄，受惠群众达万人，让农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实惠，高标准农田真正成为农民愿意种的稳产田、高产田！”柳林镇党委书记王阳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巨野县坚持集中连片、设施配套、整体开发利用的原则，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20年巨野县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的8万亩高标准农田已全面投入使用，涉及田庄镇、麒麟镇、龙堌镇、柳林镇等10个乡镇，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灌排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目前，全县建设高标准农田达11万亩。
2月22日，核桃园镇乐土村的一块麦田地头上，村民王刘全对眼前正在建设的“高标田”充满期待：“以前田间小路一遇雨雪天，庄稼都拉不出来，现在沟、路、渠、井、闸、涵、电、泵井等设施齐全，每亩粮食增产个一二百斤不成问题。”
“核桃园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机井27眼、桥涵21座、路面土方基础3公里，井管建设很快完工，今年清明节前群众就可以灌溉春苗了。”核桃园镇党委副书记柳絮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巨野县大义镇王店村是一个种粮大村，由于务农村民老龄化严重，村内不少土地出现了没人种、没人管的半荒状态，土地产值低。为了打破这一困境，2019年，村“两委”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全村的土地实行托管服务。“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对全村土地进行托管，统一管理。目前全村土地托管四千余亩，占全村的80%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产能产值。”王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甫建告诉记者。同时，该合作社还通过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服务周边五个村庄近两万亩农田。巨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天栋介绍，目前，全县土地流转率已达52.4%以上。
“外出打工久了，就不想回来种地了，10余亩地在自己手上也是浪费，还不如托管出去。”独山镇于楼村村民于晓明一家7口人，共有10余亩地，自己与孩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4年前，他将地全部“托付”给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打理。“还别说，当年年底一算账，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家里田地收入再加上在外打工挣的钱，足足有10余万，比往年全部收入多出两倍多。”于晓明说。
济宁任城区：手机上看住“口粮地”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袁进 梁春峰
2月21日下午，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桥西村一块2亩多的撂荒地，一小时引来三拨人“光顾”，平时少人问津的农田里一时热闹起来。
事情要从一条匿名信息说起。“耕地不明原因撂荒。”当天下午3点多，一条配有两张现场图片的举报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到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收到手机提示信息，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正在邻村巡查的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周平勇十多分钟后到达现场；区自然资源局耕保科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根据平台导航紧急赶到。经调查得知，这块地在平台上已有“前科”。
“都怪我当时不懂政策，盲目行动，又给大家添麻烦了。”撂荒地主人张全国一边忙着挖沟排水，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去年10月，张全国为增加收入，私自将农田挖成鱼塘建设垂钓项目。结果，没等鱼苗进塘，事情就被传到了监管平台，项目因实施后将改变耕地地类变更被立即叫停。他紧接着又将鱼塘填平，对地块进行了复耕。白忙活一个多月，不仅误了种粮农时，还因地处采煤塌陷区积了不少水，这才被迫撂了荒。他现在一边排水，一边等天气回暖，准备重新种粮种菜。
“守住全区耕地红线，我们时刻准备着。哪里有丝毫异常，都会通过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触碰各级监管‘神经’，我们将立即前往处置。”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贾宝群告诉记者，这次举报尽管存在误会，但他们没有白来，一是对此前问题的处置进程进行了回访，二是对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宣讲和复耕指导。
去年4月，任城区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田长制体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田长制”管理体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层设置农田网格，建立以村（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由区长、镇长（街道办主任）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一级、二级和三级田长。一二三级田长分别以一季度、两周、一周为周期对负责区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违法用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通过“田长吹哨、部门报到”，实现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为规范“田长制”监管、提高工作效率，任城区以互联网和3S技术为基础，开发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通过线索上报、信息核实、违法研判、违法处置、绩效评价和综合监管等功能，实现耕地保护全生命周期监管。各级田长能够利用手机上的“田长制”APP实时上传违法行为，查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则能随时查看举报地块信息，对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做到及早处置。平台还能通过实时跟踪记录巡查轨迹，对开展巡查任务的田长进行有效监管。平台同时设有群众举报微信小程序，群众通过扫描公布在村里的二维码就可举报违法行为，实现“人人都是田长，指尖保护耕地”。
作为省级自然资源“数字赋能”试点项目，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上线半年共收到提报线索194条，已处置完成159宗。目前，当地正进行平台二期功能开发，新功能将引入监控摄像头、巡查无人机，自动抓拍、比图、识别，对疑似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及时预警并上报各级田长，通过“人防＋技防”实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全天候无死角监控。
临沂费县：200亩麦田换种记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高云野
初春的沂蒙山，麦苗已蹿出20多厘米高。费县东蒙镇巨庄村村民王立志三天两头下地观察麦苗长势，“我种了十几年临麦4号，对这个品种的脾气比较熟悉，今年刚换了济麦23，得多上心。”
巨庄村有2700多人，人均土地一亩出头，但其中算得上良田的平坦耕地只有1400亩，大多是小麦与玉米轮作。王立志今年50岁出头，在村里是种庄稼的老把式，除了耕种自家的地，还从同村人手中流转了6亩多地，陆续购置了播种机等4台农机。“种了大半辈子地，但省里的专家却说咱种的地不大行，非让我换种子。”王立志回忆起换种之初的情景，直言当时颇有些不服气。
2020年，省农科院开始对口帮扶费县，派出了一大批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沂蒙老区人民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支持，该院作物所研究员王旭清被派驻到巨庄村。
王旭清第一次来到王立志的麦地里，简单一交流，就看出了端倪。“老品种用了多年，自播自种，品种已经有些退化了，辛苦半年，小麦亩产也只有1000斤出头，我当时就推荐老王改种济麦23，亩产能到1600斤。”王旭清回忆说，但当时老王直摆手，表示改种新品种心里没底，还是老品种种着踏实。
庄稼人之间的事，总要在田地里见真章。去年麦收结束后，正是翻整土地种玉米的时候，王旭清在村里协调了十几亩地，种下了13个玉米新品种，作为推广良种的示范田。
巨庄村的玉米地过去几年常受锈叶病困扰，严重影响产量。去年，又到了锈叶病高发的时节，有些村民家的玉米遭了病，但十几亩示范田里的玉米，却长势喜人。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专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王立志说。去年冬小麦播种前，王立志找到了巨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金，表示想试试专家带来的新麦种。8亩庄稼地，种上了济麦23。被事实说服的村民不只王立志，这一茬小麦，改换麦种的足足有200多亩。
除了让巨庄村的良田保持高产，王旭清还在推进一个更大的计划。去年9月，在省农科院的安排下，王旭清开始担任巨庄村的“第一村主任”，力争对该村的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提升，破题之举就是让巨庄村的小麦进行订单式生产。
“不同的小麦品种做出的面粉特点各异，强筋粉适合做面包，中筋粉适合做馒头面条。以前村民卖粮食时不作区分，面粉厂收购时就很头疼，因为这会导致同一个时间段做出来的馒头面条口感不稳定。”王旭清告诉记者，当地有一家左三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年收购周边村庄的小麦，王旭清的同事龚魁杰就在该公司驻点帮扶。在两人的撮合下，这家公司计划与巨庄村达成订单生产协议，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在巨庄村改种适销对路的麦种。这样一来，公司可以保证产品质量，村民卖粮的价格也能提升。（大众日报）
据了解，柳林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机井56眼、低压管道28000多米、高压线路2800米、道路铺设3000多米，按照“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模式，大力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开发。“原来地块小，种地很费事，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今年高标准农田地头都打井了，地下也埋上管子了，今年春耕大伙儿的干劲更足了！”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德枝说。
“目前，柳林镇5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初步形成田成片、渠相通、路相连，惠及周边10余个村庄，受惠群众达万人，让农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实惠，高标准农田真正成为农民愿意种的稳产田、高产田！”柳林镇党委书记王阳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巨野县坚持集中连片、设施配套、整体开发利用的原则，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20年巨野县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的8万亩高标准农田已全面投入使用，涉及田庄镇、麒麟镇、龙堌镇、柳林镇等10个乡镇，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灌排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目前，全县建设高标准农田达11万亩。
2月22日，核桃园镇乐土村的一块麦田地头上，村民王刘全对眼前正在建设的“高标田”充满期待：“以前田间小路一遇雨雪天，庄稼都拉不出来，现在沟、路、渠、井、闸、涵、电、泵井等设施齐全，每亩粮食增产个一二百斤不成问题。”
“核桃园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机井27眼、桥涵21座、路面土方基础3公里，井管建设很快完工，今年清明节前群众就可以灌溉春苗了。”核桃园镇党委副书记柳絮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巨野县大义镇王店村是一个种粮大村，由于务农村民老龄化严重，村内不少土地出现了没人种、没人管的半荒状态，土地产值低。为了打破这一困境，2019年，村“两委”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全村的土地实行托管服务。“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对全村土地进行托管，统一管理。目前全村土地托管四千余亩，占全村的80%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产能产值。”王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甫建告诉记者。同时，该合作社还通过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服务周边五个村庄近两万亩农田。巨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天栋介绍，目前，全县土地流转率已达52.4%以上。
“外出打工久了，就不想回来种地了，10余亩地在自己手上也是浪费，还不如托管出去。”独山镇于楼村村民于晓明一家7口人，共有10余亩地，自己与孩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4年前，他将地全部“托付”给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打理。“还别说，当年年底一算账，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家里田地收入再加上在外打工挣的钱，足足有10余万，比往年全部收入多出两倍多。”于晓明说。
济宁任城区：手机上看住“口粮地”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袁进 梁春峰
2月21日下午，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桥西村一块2亩多的撂荒地，一小时引来三拨人“光顾”，平时少人问津的农田里一时热闹起来。
事情要从一条匿名信息说起。“耕地不明原因撂荒。”当天下午3点多，一条配有两张现场图片的举报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到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收到手机提示信息，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正在邻村巡查的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周平勇十多分钟后到达现场；区自然资源局耕保科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根据平台导航紧急赶到。经调查得知，这块地在平台上已有“前科”。
“都怪我当时不懂政策，盲目行动，又给大家添麻烦了。”撂荒地主人张全国一边忙着挖沟排水，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去年10月，张全国为增加收入，私自将农田挖成鱼塘建设垂钓项目。结果，没等鱼苗进塘，事情就被传到了监管平台，项目因实施后将改变耕地地类变更被立即叫停。他紧接着又将鱼塘填平，对地块进行了复耕。白忙活一个多月，不仅误了种粮农时，还因地处采煤塌陷区积了不少水，这才被迫撂了荒。他现在一边排水，一边等天气回暖，准备重新种粮种菜。
“守住全区耕地红线，我们时刻准备着。哪里有丝毫异常，都会通过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触碰各级监管‘神经’，我们将立即前往处置。”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贾宝群告诉记者，这次举报尽管存在误会，但他们没有白来，一是对此前问题的处置进程进行了回访，二是对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宣讲和复耕指导。
去年4月，任城区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田长制体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田长制”管理体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层设置农田网格，建立以村（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由区长、镇长（街道办主任）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一级、二级和三级田长。一二三级田长分别以一季度、两周、一周为周期对负责区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违法用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通过“田长吹哨、部门报到”，实现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为规范“田长制”监管、提高工作效率，任城区以互联网和3S技术为基础，开发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通过线索上报、信息核实、违法研判、违法处置、绩效评价和综合监管等功能，实现耕地保护全生命周期监管。各级田长能够利用手机上的“田长制”APP实时上传违法行为，查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则能随时查看举报地块信息，对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做到及早处置。平台还能通过实时跟踪记录巡查轨迹，对开展巡查任务的田长进行有效监管。平台同时设有群众举报微信小程序，群众通过扫描公布在村里的二维码就可举报违法行为，实现“人人都是田长，指尖保护耕地”。
作为省级自然资源“数字赋能”试点项目，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上线半年共收到提报线索194条，已处置完成159宗。目前，当地正进行平台二期功能开发，新功能将引入监控摄像头、巡查无人机，自动抓拍、比图、识别，对疑似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及时预警并上报各级田长，通过“人防＋技防”实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全天候无死角监控。
临沂费县：200亩麦田换种记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高云野
初春的沂蒙山，麦苗已蹿出20多厘米高。费县东蒙镇巨庄村村民王立志三天两头下地观察麦苗长势，“我种了十几年临麦4号，对这个品种的脾气比较熟悉，今年刚换了济麦23，得多上心。”
巨庄村有2700多人，人均土地一亩出头，但其中算得上良田的平坦耕地只有1400亩，大多是小麦与玉米轮作。王立志今年50岁出头，在村里是种庄稼的老把式，除了耕种自家的地，还从同村人手中流转了6亩多地，陆续购置了播种机等4台农机。“种了大半辈子地，但省里的专家却说咱种的地不大行，非让我换种子。”王立志回忆起换种之初的情景，直言当时颇有些不服气。
2020年，省农科院开始对口帮扶费县，派出了一大批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沂蒙老区人民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支持，该院作物所研究员王旭清被派驻到巨庄村。
王旭清第一次来到王立志的麦地里，简单一交流，就看出了端倪。“老品种用了多年，自播自种，品种已经有些退化了，辛苦半年，小麦亩产也只有1000斤出头，我当时就推荐老王改种济麦23，亩产能到1600斤。”王旭清回忆说，但当时老王直摆手，表示改种新品种心里没底，还是老品种种着踏实。
庄稼人之间的事，总要在田地里见真章。去年麦收结束后，正是翻整土地种玉米的时候，王旭清在村里协调了十几亩地，种下了13个玉米新品种，作为推广良种的示范田。
巨庄村的玉米地过去几年常受锈叶病困扰，严重影响产量。去年，又到了锈叶病高发的时节，有些村民家的玉米遭了病，但十几亩示范田里的玉米，却长势喜人。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专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王立志说。去年冬小麦播种前，王立志找到了巨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金，表示想试试专家带来的新麦种。8亩庄稼地，种上了济麦23。被事实说服的村民不只王立志，这一茬小麦，改换麦种的足足有200多亩。
除了让巨庄村的良田保持高产，王旭清还在推进一个更大的计划。去年9月，在省农科院的安排下，王旭清开始担任巨庄村的“第一村主任”，力争对该村的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提升，破题之举就是让巨庄村的小麦进行订单式生产。
“不同的小麦品种做出的面粉特点各异，强筋粉适合做面包，中筋粉适合做馒头面条。以前村民卖粮食时不作区分，面粉厂收购时就很头疼，因为这会导致同一个时间段做出来的馒头面条口感不稳定。”王旭清告诉记者，当地有一家左三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年收购周边村庄的小麦，王旭清的同事龚魁杰就在该公司驻点帮扶。在两人的撮合下，这家公司计划与巨庄村达成订单生产协议，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在巨庄村改种适销对路的麦种。这样一来，公司可以保证产品质量，村民卖粮的价格也能提升。（大众日报）
【怎样才能真正走进经典？】近日，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张丽军教授推出两本新书《对话的文学经典教育》和《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记录了他大学教学15年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行经典阅读和对话的内容。在日前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如何在大学课堂里阅读文学经典的话题被再次提及。
在互联网时代，阅读面临冲击，经典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应如何对待和阅读经典？几位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关于经典文本阅读方式和价值的思考。
培育一颗诗意的“文人之心”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对经典有过十四种定义，其中一种是“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实际上，由于时代的变换，每个人对经典的理解、甚至是审美趣味都会产生变化，毕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就曾在公开场合举过例子，一般“文学作品选”选作品的尺度是来源于文学史和文学价值的取向，前者是文学史上特别重要的作品，后者注重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二者之间不一定能够直接画上等号。“例如胡适的《尝试集》，首次采用白话文写新诗，是文学史上绕不过的作品，但其中的诗歌不能代表中国白话新诗的较高水准。”
张丽军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思考方向，在他看来，大学文学教育就是经典教育。“大学课堂讲述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千百年不断淘洗过、不断筛选之后所保留的公认的经典。”他说，像鲁迅的作品所呈现的语言、文本的魅力，蕴含的艺术趣味，思想的丰富性，每次捧读都会有新的体验，像这样在今天经得起重读的作品，就可以称之为经典。
对大学的专业学生来说，需要建立起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阐释和评价的能力。所以，张丽军认为，这些都需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有一个起码的、基本的知识体系，要从阅读经典文学名著、了解作家及其艺术风格入手。
从这个角度出发，阅读文学经典像是一个切口，除了培养个体典雅高贵的审美趣味、审美品格和审美感知力之外，张丽军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能力，一种对世界万物、社会人生、日常生活的诗意的美的理解。”这颗诗意的、温柔的“文人之心”的培育，是大学中分数和成绩衡量不出来的，正是文学教育成功的深层次体现。
经典阅读，挑战多多
“每个人都有一种固定的接受模式，而经典意味着对这种模式的挑战，是一种带有冒犯性的突破，所以很多人不容易接受经典。相比之下，读网络小说、玩游戏，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兴趣，也更易让人感到快乐。”作家魏新说。
经典不好读，不易读。经典阅读也并非一件纯粹享乐的事。通俗的意味着熟悉，由熟悉带来的愉悦，而经典的则意味着陌生、不确定、未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冒犯和疏离。这是经典自身竖起的一层屏障。“面对经典，不能光凭兴趣阅读。”魏新说。
张丽军证实了这一点：在大学课堂上，学生带着规定任务必须接近这些令他们陌生的文本，就会在走近和进入之间，仍有一段距离。张丽军谈起自己这些年教学授课中的强烈感觉，“很多学生文学史读得很多，概念了解得很好，但是经典文本却读得很少，说明他们是出于完成课业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进入经典。”
山东大学教授丛新强，在文学院开设了一门《莫言导读》课程，除了日常课程之外，还有课下组织的读书会。他发现即便是中文系的学生，在阅读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除了阅读量比较欠缺之外，大多数学生阅读的深度也不够，往往停留在文学史中一些既有的价值判断上，被已有的框架约束，很难读出自己的东西。
而现下，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经典阅读受到更多的挑战。图片、视频、声音，抢占了感官的注意，各式各样的内容越来越讲究短时间内的频繁刺激，在此情形下，单是阅读这一行为就成了一道门槛。“看不了长篇大论的东西”，成了许多人后天形成的阅读障碍。
注意力日渐稀缺的当下，人们更加乐意接受别人的直接“投喂”。此前就有学者注意到，为了吸引受众眼球，一些浓缩式解读相当流行，例如三分钟看一部电影、五分钟读一部名著……遍观互联网渠道，所谓的名家赏析、解读，遍地皆是，无需思考就能得到一个“标准答案”。
当获取信息成了首要目的，对于经典阅读来说，则是隐患重重。“现在各种信息碎片化地涌来，即便没有读过经典文本，也能说出一个大概来，但是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注定了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也是碎片化的。”丛新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碎片化阅读导致的结果是，看上去，一个人的阅读面似乎很广，知识面似乎很广，但其实是很多无效信息的堆积，仅仅停留在了解的层面，不能深入到意义层面，更感受不到文学带给人灵魂上的触动。
培养阅读感受力是第一步
今天我们怎样才有可能走进经典？
在丛新强看来，阅读文学经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从原典本身出发，不要受太多文学史既成观念、既有研究的影响。读一遍之后，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参考相关的研究，寻找二者之间的距离，然后再进一步阅读，这样才能得出自己的判断。”
此外，“经典只读一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学生所谓的阅读，就是只读一遍。但读过，不等于读懂。有效地阅读，至少要经过三五遍。”丛新强说。他以小说为例，读第一遍可能就是了解故事情节，第二遍才能更清楚地梳理人物关系，了解人物的遭遇和命运，经过反复阅读后，对小说背后所蕴含的普遍性的人生遭遇和人类命运以及更深层次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整体性关怀才能有所体会。
对文学的认知，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张丽军倡导一种从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出发的，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感性阅读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对话方式，以此来激发学生对经典文学文本的阐述。他认为这样的对话才是真实的、诚挚的、有生命温度的。“培养阅读感受力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进入文学文本的第一步。”张丽军说。
出于这种考虑，在课堂上，他用对话的方式开启经典阅读。因为对话是互相启发的，只有在对话中才容易发现问题。对于文学，答案从来不只有一个，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的思考正显示出文学经典的魅力。
比方说，在带读、分析《骆驼祥子》一书时，就有同学不认同于祥子的悲剧命运是奋斗模式的失败这一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而是从物质的打击这一更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物质是与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挂钩的，是带给祥子踏实感与成就感的东西……物质的打击将祥子带入了迷茫、虚无和对生活理想的不信任中……从物质上的满心欢喜积累到不知所因地被洗劫一空所产生的生活幻灭感才是祥子丧失人生理想的开始……”张丽军认为，如果能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那么阅读经典的意义或许就部分达到了。（大众日报）
在互联网时代，阅读面临冲击，经典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应如何对待和阅读经典？几位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关于经典文本阅读方式和价值的思考。
培育一颗诗意的“文人之心”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对经典有过十四种定义，其中一种是“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实际上，由于时代的变换，每个人对经典的理解、甚至是审美趣味都会产生变化，毕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就曾在公开场合举过例子，一般“文学作品选”选作品的尺度是来源于文学史和文学价值的取向，前者是文学史上特别重要的作品，后者注重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二者之间不一定能够直接画上等号。“例如胡适的《尝试集》，首次采用白话文写新诗，是文学史上绕不过的作品，但其中的诗歌不能代表中国白话新诗的较高水准。”
张丽军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思考方向，在他看来，大学文学教育就是经典教育。“大学课堂讲述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千百年不断淘洗过、不断筛选之后所保留的公认的经典。”他说，像鲁迅的作品所呈现的语言、文本的魅力，蕴含的艺术趣味，思想的丰富性，每次捧读都会有新的体验，像这样在今天经得起重读的作品，就可以称之为经典。
对大学的专业学生来说，需要建立起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阐释和评价的能力。所以，张丽军认为，这些都需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有一个起码的、基本的知识体系，要从阅读经典文学名著、了解作家及其艺术风格入手。
从这个角度出发，阅读文学经典像是一个切口，除了培养个体典雅高贵的审美趣味、审美品格和审美感知力之外，张丽军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能力，一种对世界万物、社会人生、日常生活的诗意的美的理解。”这颗诗意的、温柔的“文人之心”的培育，是大学中分数和成绩衡量不出来的，正是文学教育成功的深层次体现。
经典阅读，挑战多多
“每个人都有一种固定的接受模式，而经典意味着对这种模式的挑战，是一种带有冒犯性的突破，所以很多人不容易接受经典。相比之下，读网络小说、玩游戏，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兴趣，也更易让人感到快乐。”作家魏新说。
经典不好读，不易读。经典阅读也并非一件纯粹享乐的事。通俗的意味着熟悉，由熟悉带来的愉悦，而经典的则意味着陌生、不确定、未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冒犯和疏离。这是经典自身竖起的一层屏障。“面对经典，不能光凭兴趣阅读。”魏新说。
张丽军证实了这一点：在大学课堂上，学生带着规定任务必须接近这些令他们陌生的文本，就会在走近和进入之间，仍有一段距离。张丽军谈起自己这些年教学授课中的强烈感觉，“很多学生文学史读得很多，概念了解得很好，但是经典文本却读得很少，说明他们是出于完成课业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进入经典。”
山东大学教授丛新强，在文学院开设了一门《莫言导读》课程，除了日常课程之外，还有课下组织的读书会。他发现即便是中文系的学生，在阅读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除了阅读量比较欠缺之外，大多数学生阅读的深度也不够，往往停留在文学史中一些既有的价值判断上，被已有的框架约束，很难读出自己的东西。
而现下，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经典阅读受到更多的挑战。图片、视频、声音，抢占了感官的注意，各式各样的内容越来越讲究短时间内的频繁刺激，在此情形下，单是阅读这一行为就成了一道门槛。“看不了长篇大论的东西”，成了许多人后天形成的阅读障碍。
注意力日渐稀缺的当下，人们更加乐意接受别人的直接“投喂”。此前就有学者注意到，为了吸引受众眼球，一些浓缩式解读相当流行，例如三分钟看一部电影、五分钟读一部名著……遍观互联网渠道，所谓的名家赏析、解读，遍地皆是，无需思考就能得到一个“标准答案”。
当获取信息成了首要目的，对于经典阅读来说，则是隐患重重。“现在各种信息碎片化地涌来，即便没有读过经典文本，也能说出一个大概来，但是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注定了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也是碎片化的。”丛新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碎片化阅读导致的结果是，看上去，一个人的阅读面似乎很广，知识面似乎很广，但其实是很多无效信息的堆积，仅仅停留在了解的层面，不能深入到意义层面，更感受不到文学带给人灵魂上的触动。
培养阅读感受力是第一步
今天我们怎样才有可能走进经典？
在丛新强看来，阅读文学经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从原典本身出发，不要受太多文学史既成观念、既有研究的影响。读一遍之后，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参考相关的研究，寻找二者之间的距离，然后再进一步阅读，这样才能得出自己的判断。”
此外，“经典只读一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学生所谓的阅读，就是只读一遍。但读过，不等于读懂。有效地阅读，至少要经过三五遍。”丛新强说。他以小说为例，读第一遍可能就是了解故事情节，第二遍才能更清楚地梳理人物关系，了解人物的遭遇和命运，经过反复阅读后，对小说背后所蕴含的普遍性的人生遭遇和人类命运以及更深层次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整体性关怀才能有所体会。
对文学的认知，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张丽军倡导一种从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出发的，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感性阅读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对话方式，以此来激发学生对经典文学文本的阐述。他认为这样的对话才是真实的、诚挚的、有生命温度的。“培养阅读感受力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进入文学文本的第一步。”张丽军说。
出于这种考虑，在课堂上，他用对话的方式开启经典阅读。因为对话是互相启发的，只有在对话中才容易发现问题。对于文学，答案从来不只有一个，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的思考正显示出文学经典的魅力。
比方说，在带读、分析《骆驼祥子》一书时，就有同学不认同于祥子的悲剧命运是奋斗模式的失败这一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而是从物质的打击这一更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物质是与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挂钩的，是带给祥子踏实感与成就感的东西……物质的打击将祥子带入了迷茫、虚无和对生活理想的不信任中……从物质上的满心欢喜积累到不知所因地被洗劫一空所产生的生活幻灭感才是祥子丧失人生理想的开始……”张丽军认为，如果能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那么阅读经典的意义或许就部分达到了。（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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