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贵州人# 【孟平红：34年的坚守为农民“蔬写”致富经】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贵州人，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迎难而上的勇气、主动作为的志气、开拓创新的锐气；从他们的故事里，你能读懂“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贵州人。
在帮助农民脱贫增收、科技帮扶的道路上，孟平红俯下身子一干就是34年！
“怎样能提高蔬菜的产量和效益，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是孟平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著名蔬菜专家李桂莲的指导下，孟平红带领团队以科技破局，率先在贵州提出并开展蔬菜“321”高效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促进种植制度变革和农民增收。2017年蔬菜“321”技术被列入省政府《贵州省发展蔬菜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作为贵州蔬菜产业扶贫主推技术向全省推广。八年时间，团队在全省累计示范推广蔬菜“321”高效种植242万亩次，总产值达341亿元，惠及农民19.4万户，其中带动贫困户17685户增收。2019年荣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孟平红带领团队以19个县为试点，结合各地气候特点和市场需求，研究总结出适宜贵州不同区域的蔬菜一年多茬高效种植模式100余套，实现了蔬菜产业由“185”（年亩产值1万元、8千元、5千元）向“321”（年亩产值3、2、1万元）的转型升级。
她与团队在罗甸县试验示范“辣椒套种春大白菜→水稻→秋冬番茄”一年3季4熟高效模式，农民在第一季辣椒传统的单作基础上净增收一季套种的春大白菜约5000元，全年亩产值达3万元左右。在她们的指导下，有的农户种植一季错季蔬菜就实现了脱贫。
为了攻克生产上喜凉蔬菜3到5月普遍抽薹导致蔬菜春淡季的难题，2016年孟平红主持省科技重点项目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出喜凉蔬菜能春夏上市的错季栽培技术，至此，在贵州冬春、夏秋、秋冬错季蔬菜栽培成功的基础上，增加春夏喜凉蔬菜技术，奏响了贵州错季蔬菜“四部曲”。
她带领团队在曾经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威宁县，研究出“春夏蔬菜+2季夏秋蔬菜”一年三季高效种植模式，年亩产值约2万元。在威宁县麻乍镇打造出威宁“三白”蔬菜（白菜、白萝卜、莲花白）早熟基地1400亩，比威宁其它“三白”基地提早约20天上市，经2020年专家现场测产，春夏白菜亩产7468公斤、萝卜9910公斤，仅第一季春夏蔬菜农民每亩收入分别达7000多元和9000多元。
2020年始，孟平红主持省科技重大专项“农业4.0”项目，联合14家单位和企业，在威宁县集成“三白”蔬菜新品种新模式、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技术，打造山地现代农业“科技样板田”5000亩，科技助农、科技兴农、科技扶贫效果显现。并且为了缓解土壤连作障碍，促进蔬菜可持续发展，他们开展了蔬菜轮作及高效接茬模式试验示范，经专家田间测产，一季分葱亩产2517.9公斤、亩产值达8309元，“春白菜（萝卜）+ 2季分葱”一年3季蔬菜亩产值达2万元左右。
由研究蔬菜“一季”到“多季”、“正季”到“错季”、从“传统种植”到“高效模式”、从“万元田”到蔬菜“321”、“农业4.0”......孟平红率领科研团队，多年来躬身细作，为贵州不断“蔬写”脱贫致富经。她经常对她的团队说，科技创新要反映民之所需，民之所向。农民群众对科技的需求，就是我们农业科研工作者创新的方向和动力。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为了抢抓农时，及时给农民提供春耕生产技术指导，她和团队开展线上线下技术服务，在网上课堂线上助农，她与团队撰写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了《疫情防控期间甘蓝生产管理技术要点》《贵州秋冬和冬春蔬菜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极端气候灾害下越冬蔬菜应急管理措施》等。她还组织团队编印了17种蔬菜的技术手册2万余本及时发送到生产基地。并与团队走进田间地头，现场提出解决方案，指导蔬菜企业复工复产，为蔬菜产业提供技术支持。
孟平红带领专家团队长期扎根农业生产一线，实施农科专家、成果、课堂“三进乡村”办实事，深入田间地头，传播科学种菜知识，解决一系列生产技术难题，通过从农村基层和科技一线发力，为全省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服务。她牵头省农科院蔬菜产业专家服务团，在贵州10个县11个村开展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双十”“双百”行动；牵头省农科院蔬菜专班工作，统筹6个蔬菜专家小分队开展技术服务；牵头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的蔬菜科技特派员队伍167人，建立稳定的专家服务团队；与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了“贵州省巾帼农业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并任副团长、“博硕专家服务团”、项目县“专家工作站”等，通过集中授课、田间指导、远程联线指导、视频播放等方式，把科技培训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搬上荧屏荧幕，打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农民群众能便捷地享受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近年她带领团队累计培训基层农技人员、企业合作社、农民7.92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8万余份，使广大农民群众提高科技水平，培养了一大批贵州蔬菜产业的“造血细胞”。
围绕省委落实“四新”抓“四化”的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乡村振兴、“十四五”农业高质量发展和贵州农业现代化，着力解决农业科技关键技术“卡脖子”工程，近年，孟平红带领“贵州省农科院蔬菜科技创新服务团”苦干实干，共搜集、整理、保存蔬菜种质资源2000余份，选育蔬菜新品种40余个，引种鉴选出120余个蔬菜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获省科技成果17项，专利授权28件，制定发布省级技术标准21项，为脱贫攻坚贡献了科技力量，2021年荣获“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来源：动静贵州）
在帮助农民脱贫增收、科技帮扶的道路上，孟平红俯下身子一干就是34年！
“怎样能提高蔬菜的产量和效益，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是孟平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著名蔬菜专家李桂莲的指导下，孟平红带领团队以科技破局，率先在贵州提出并开展蔬菜“321”高效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促进种植制度变革和农民增收。2017年蔬菜“321”技术被列入省政府《贵州省发展蔬菜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作为贵州蔬菜产业扶贫主推技术向全省推广。八年时间，团队在全省累计示范推广蔬菜“321”高效种植242万亩次，总产值达341亿元，惠及农民19.4万户，其中带动贫困户17685户增收。2019年荣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孟平红带领团队以19个县为试点，结合各地气候特点和市场需求，研究总结出适宜贵州不同区域的蔬菜一年多茬高效种植模式100余套，实现了蔬菜产业由“185”（年亩产值1万元、8千元、5千元）向“321”（年亩产值3、2、1万元）的转型升级。
她与团队在罗甸县试验示范“辣椒套种春大白菜→水稻→秋冬番茄”一年3季4熟高效模式，农民在第一季辣椒传统的单作基础上净增收一季套种的春大白菜约5000元，全年亩产值达3万元左右。在她们的指导下，有的农户种植一季错季蔬菜就实现了脱贫。
为了攻克生产上喜凉蔬菜3到5月普遍抽薹导致蔬菜春淡季的难题，2016年孟平红主持省科技重点项目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出喜凉蔬菜能春夏上市的错季栽培技术，至此，在贵州冬春、夏秋、秋冬错季蔬菜栽培成功的基础上，增加春夏喜凉蔬菜技术，奏响了贵州错季蔬菜“四部曲”。
她带领团队在曾经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威宁县，研究出“春夏蔬菜+2季夏秋蔬菜”一年三季高效种植模式，年亩产值约2万元。在威宁县麻乍镇打造出威宁“三白”蔬菜（白菜、白萝卜、莲花白）早熟基地1400亩，比威宁其它“三白”基地提早约20天上市，经2020年专家现场测产，春夏白菜亩产7468公斤、萝卜9910公斤，仅第一季春夏蔬菜农民每亩收入分别达7000多元和9000多元。
2020年始，孟平红主持省科技重大专项“农业4.0”项目，联合14家单位和企业，在威宁县集成“三白”蔬菜新品种新模式、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技术，打造山地现代农业“科技样板田”5000亩，科技助农、科技兴农、科技扶贫效果显现。并且为了缓解土壤连作障碍，促进蔬菜可持续发展，他们开展了蔬菜轮作及高效接茬模式试验示范，经专家田间测产，一季分葱亩产2517.9公斤、亩产值达8309元，“春白菜（萝卜）+ 2季分葱”一年3季蔬菜亩产值达2万元左右。
由研究蔬菜“一季”到“多季”、“正季”到“错季”、从“传统种植”到“高效模式”、从“万元田”到蔬菜“321”、“农业4.0”......孟平红率领科研团队，多年来躬身细作，为贵州不断“蔬写”脱贫致富经。她经常对她的团队说，科技创新要反映民之所需，民之所向。农民群众对科技的需求，就是我们农业科研工作者创新的方向和动力。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为了抢抓农时，及时给农民提供春耕生产技术指导，她和团队开展线上线下技术服务，在网上课堂线上助农，她与团队撰写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了《疫情防控期间甘蓝生产管理技术要点》《贵州秋冬和冬春蔬菜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极端气候灾害下越冬蔬菜应急管理措施》等。她还组织团队编印了17种蔬菜的技术手册2万余本及时发送到生产基地。并与团队走进田间地头，现场提出解决方案，指导蔬菜企业复工复产，为蔬菜产业提供技术支持。
孟平红带领专家团队长期扎根农业生产一线，实施农科专家、成果、课堂“三进乡村”办实事，深入田间地头，传播科学种菜知识，解决一系列生产技术难题，通过从农村基层和科技一线发力，为全省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服务。她牵头省农科院蔬菜产业专家服务团，在贵州10个县11个村开展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双十”“双百”行动；牵头省农科院蔬菜专班工作，统筹6个蔬菜专家小分队开展技术服务；牵头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的蔬菜科技特派员队伍167人，建立稳定的专家服务团队；与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了“贵州省巾帼农业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并任副团长、“博硕专家服务团”、项目县“专家工作站”等，通过集中授课、田间指导、远程联线指导、视频播放等方式，把科技培训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搬上荧屏荧幕，打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农民群众能便捷地享受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近年她带领团队累计培训基层农技人员、企业合作社、农民7.92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8万余份，使广大农民群众提高科技水平，培养了一大批贵州蔬菜产业的“造血细胞”。
围绕省委落实“四新”抓“四化”的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乡村振兴、“十四五”农业高质量发展和贵州农业现代化，着力解决农业科技关键技术“卡脖子”工程，近年，孟平红带领“贵州省农科院蔬菜科技创新服务团”苦干实干，共搜集、整理、保存蔬菜种质资源2000余份，选育蔬菜新品种40余个，引种鉴选出120余个蔬菜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获省科技成果17项，专利授权28件，制定发布省级技术标准21项，为脱贫攻坚贡献了科技力量，2021年荣获“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来源：动静贵州）
#新时代的贵州人#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贵州人，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迎难而上的勇气、主动作为的志气、开拓创新的锐气；从他们的故事里，你能读懂“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贵州人。）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罗甸县借助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大力发展水果产业，被誉为“水果之乡”，脐橙、火龙果、蜂糖李等水果在罗甸大地上遍开希望之花、遍结致富之果，纷纷成为推动当地群众持续稳定脱贫的有生力量。
说起罗甸水果产业，绕不过一个人。他36年的青春坚守，成为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活化石”和“引路人”。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使党徽在罗甸田野上闪闪发光，用使命与担当见证了罗甸水果产业发展和群众脱贫的全过程。从人见人爱的“小青年”，变成了树见花开的“张果老”。他就是罗甸县果业产业化发展中心副高级农艺师、州管专家、县管专家张永忠。
罗甸脐橙产业发展的“活化石”
1986年7月，时值罗甸大力发展柑橘产业，积极打造省级柑橘种植基地，急需引进高校专业人才。年仅20岁的张永忠刚从贵阳花溪农技学校毕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毅然告别父母、亲人，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花溪老家，来到因贫穷落后的罗甸县。满怀信心与期待，准备到这个未开发的热土上大干一场。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班就接到重大任务，到板庚开展三个月蹲点，动员群众发展脐橙种植。由于当地群众谁也不敢“吃螃蟹”，宁可种玉米也不愿种脐橙。初战遇挫的张永忠并不气馁，迅速调整示范地，在云干顺利开展了示范种植。
1986年-1994年，中国柑橘研究所和贵州果树研究所联合引进的纽荷尔和朋娜两个脐橙品种在罗甸上隆农场开展试种研究。由于挂果率、产量、品质等均优于原产地，纽荷尔脐橙脱颖而出，击败朋娜品种，率先拿到罗甸产业发展的“入场券”。
1996年，罗甸县将县农业局水果站和烟山果业场联合成立县果业公司，在全县范围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由于张永忠科班出身、经验丰富，还能吃苦耐劳，公司基地建设的重任落到了张永忠的肩上。为了尽早把种植基地建设好，张永忠长期住在用几根木棒和帆布搭建起来的简陋工棚里，吃住在山上，一个基地常常一蹲就是好几个星期。 从土地测量到基地开挖再到种植技术指导等，他都全程参与。不到一年的时间，沟亭、关固、立亭、烟山、边阳等7个水果种植基地相继建成，总面积达3000亩。
张永忠行走在大山之间，用深深浅浅的脚印丈量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年下来，他脚上的运动鞋走坏不下5双。
在县里的引导下，茂井镇康里村6户村民率先试种了150亩的脐橙。为确保种植规范，使试种一举成功，县里安排经验最丰富的专家张永忠蹲点指导。从茂井镇到康里村，8公里的山路蜿蜒崎岖，张永忠每次单边都要徒步走上两个多小时，到村里后吃住在果农家里。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传授技术毫无保留，解决了很多难题，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很多果农的脐橙一旦发现病虫害，第一个想到的救星就是张永忠。张永忠俨然成了当地果农们的“守护神”。
在张永忠的悉心指导下，康里脐橙试种取得圆满成功。品相好、口感佳、甜度高的康里脐橙在全县几乎家喻户晓，成了当时罗甸高品质脐橙的代名词。
不只康里尝到发展脐橙产业的甜头。2007年，张永忠在云干道角村推广脐橙种植同样取得了成功。
罗甸火龙果产业致富的“引路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省农委果蔬站和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罗甸城郊开辟了50亩试验田，通过对罗甸野生火龙果资源的普查、筛选及利用后进行选育试种。罗甸又一特色水果——火龙果也在试验田里悄悄酝酿，呼之欲出。
省里的水果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认为，罗甸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昼夜温差相对较大，生育期长，糖分转化积累多，造就了火龙果独特优良的品质和极佳的口感，罗甸火龙果试种全面取得成功。
2007年10月，罗甸选取“紫红龙”“晶红龙”“粉红龙”等优良品种，开始在八总、七一、新民和板庚等地推广种植，推广面积达1700亩。在张永忠的亲自指导下，一片片整齐划一、高标准的火龙果基地相继建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贵州遭遇罕见的大规模凝冻天气，“贵州最温暖的地方”罗甸也难以幸免。种下不到半年的火龙果苗刚要爬上支架，就被寒风冻死在半空，停止了生长。上天似乎要将罗甸这新兴的水果产业连同人们的希望一起扼杀在摇篮中。
“罗甸的环境不适合种火龙果！”“罗甸注定和火龙果无缘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
全县1700亩的火龙果受灾面积超过了85%，上天无疑给了罗甸县火龙果产业一记重拳，但承担火龙果产业发展重任的张永忠并没有因此被击垮，他认为这是对火龙果生长环境和他自己的一次必要考验。
灾情发生后，他没有气馁，第一时间带领果办干部，深入各个基地开展调研，认真查找受灾原因。在核实灾情时，张永忠意外发现云干道角村村民徐明勇种植的2亩火龙果竟然奇迹般无一受灾。细心敏锐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所在，原来这2亩火龙果施的都是农家肥羊粪，羊粪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热量，较好地保护了幼苗免于被冻死。
张永忠在调查中还发现，栽种火龙果时间没有选择好也是导致受灾严重的主要原因。刚种下的幼苗抗冻能力差，秋冬种植是果苗受冻死亡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将火龙果栽种时间从原来的十月份调整到年初的三月至四月间。
弄清原因和想好对策后，张永忠草拟的受灾情况报告得到了省州相关部门的认可，同意继续就罗甸火龙果产业发展给予支持。
“当年如果不找出受灾原因，得不到上级支持，罗甸或许就与火龙果这一富民产业失之交臂啦。”正是张永忠和同事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引领着罗甸火龙果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2007年，罗甸火龙果荣获首届中国·成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2008年荣获贵州农业丰收一等奖；2009年荣获贵州省农产品金奖；2014年1月，罗甸火龙果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年7月，罗甸获得“中国火龙果之乡”荣誉称号。
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张果老”
张永忠矢志不渝地坚守岗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站在水果产业发展的第一线，培育和见证一个个水果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当地的人们都尊称他叫“张果老”。
多年来，张永忠先后主持了“罗甸县脐橙落果防治研究及应用”“罗甸县哈密瓜示范”“罗甸县火龙果新品种示范”等试验，积极参与了“火龙果新品种紫红龙特性研究与示范推广”“火龙果新品种黔果1号、黔果2号的选育和示范”科研项目；配合协调各个部门，成功申请获得罗甸县火龙果、脐橙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功举办“火龙果产业发展研讨会”“罗甸火龙果丰收节”“贵州双果丰收节”等，并组织全县水果企业参加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交易会、广州农博会、云南农博会、成都博览会等各项宣传推介活动；积极协助打造了新中盛、黄花寨、阳光果园、海升等农旅一体化标准水果观光园，为全县水果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青春不散场，奋进无终点。在张永忠领衔的罗甸水果产业工作部门的带动下，继柑橘、火龙果之后，新引进的哈密瓜、蜂糖李等水果相继试种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目前，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22.78万亩，建成精品水果标准化示范基地35个共4.2万亩，“一村一品”产业基地83个。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夯实产业基础。他先后获得黔南州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黔南州农业丰收奖二等奖、黔南州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先后被评（聘）为黔南州蔬菜果树专家、罗甸县县管专家、罗甸县先进科技个人、贵州省“三农”行动优秀专家、优秀科技特派员，2020年，他主持的《火龙果大数据深度研发应用》获黔南州创新项目评选一等奖……
如今，罗甸水果产业遍地开花，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罗甸成了名副其实“水果之乡”。现年55岁的张永忠也早已在罗甸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根，成家立业。他将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在这片瓜果飘香的热土上，续写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一段又一段传奇。（来源：动静贵州）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罗甸县借助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大力发展水果产业，被誉为“水果之乡”，脐橙、火龙果、蜂糖李等水果在罗甸大地上遍开希望之花、遍结致富之果，纷纷成为推动当地群众持续稳定脱贫的有生力量。
说起罗甸水果产业，绕不过一个人。他36年的青春坚守，成为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活化石”和“引路人”。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使党徽在罗甸田野上闪闪发光，用使命与担当见证了罗甸水果产业发展和群众脱贫的全过程。从人见人爱的“小青年”，变成了树见花开的“张果老”。他就是罗甸县果业产业化发展中心副高级农艺师、州管专家、县管专家张永忠。
罗甸脐橙产业发展的“活化石”
1986年7月，时值罗甸大力发展柑橘产业，积极打造省级柑橘种植基地，急需引进高校专业人才。年仅20岁的张永忠刚从贵阳花溪农技学校毕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毅然告别父母、亲人，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花溪老家，来到因贫穷落后的罗甸县。满怀信心与期待，准备到这个未开发的热土上大干一场。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班就接到重大任务，到板庚开展三个月蹲点，动员群众发展脐橙种植。由于当地群众谁也不敢“吃螃蟹”，宁可种玉米也不愿种脐橙。初战遇挫的张永忠并不气馁，迅速调整示范地，在云干顺利开展了示范种植。
1986年-1994年，中国柑橘研究所和贵州果树研究所联合引进的纽荷尔和朋娜两个脐橙品种在罗甸上隆农场开展试种研究。由于挂果率、产量、品质等均优于原产地，纽荷尔脐橙脱颖而出，击败朋娜品种，率先拿到罗甸产业发展的“入场券”。
1996年，罗甸县将县农业局水果站和烟山果业场联合成立县果业公司，在全县范围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由于张永忠科班出身、经验丰富，还能吃苦耐劳，公司基地建设的重任落到了张永忠的肩上。为了尽早把种植基地建设好，张永忠长期住在用几根木棒和帆布搭建起来的简陋工棚里，吃住在山上，一个基地常常一蹲就是好几个星期。 从土地测量到基地开挖再到种植技术指导等，他都全程参与。不到一年的时间，沟亭、关固、立亭、烟山、边阳等7个水果种植基地相继建成，总面积达3000亩。
张永忠行走在大山之间，用深深浅浅的脚印丈量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年下来，他脚上的运动鞋走坏不下5双。
在县里的引导下，茂井镇康里村6户村民率先试种了150亩的脐橙。为确保种植规范，使试种一举成功，县里安排经验最丰富的专家张永忠蹲点指导。从茂井镇到康里村，8公里的山路蜿蜒崎岖，张永忠每次单边都要徒步走上两个多小时，到村里后吃住在果农家里。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传授技术毫无保留，解决了很多难题，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很多果农的脐橙一旦发现病虫害，第一个想到的救星就是张永忠。张永忠俨然成了当地果农们的“守护神”。
在张永忠的悉心指导下，康里脐橙试种取得圆满成功。品相好、口感佳、甜度高的康里脐橙在全县几乎家喻户晓，成了当时罗甸高品质脐橙的代名词。
不只康里尝到发展脐橙产业的甜头。2007年，张永忠在云干道角村推广脐橙种植同样取得了成功。
罗甸火龙果产业致富的“引路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省农委果蔬站和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罗甸城郊开辟了50亩试验田，通过对罗甸野生火龙果资源的普查、筛选及利用后进行选育试种。罗甸又一特色水果——火龙果也在试验田里悄悄酝酿，呼之欲出。
省里的水果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认为，罗甸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昼夜温差相对较大，生育期长，糖分转化积累多，造就了火龙果独特优良的品质和极佳的口感，罗甸火龙果试种全面取得成功。
2007年10月，罗甸选取“紫红龙”“晶红龙”“粉红龙”等优良品种，开始在八总、七一、新民和板庚等地推广种植，推广面积达1700亩。在张永忠的亲自指导下，一片片整齐划一、高标准的火龙果基地相继建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贵州遭遇罕见的大规模凝冻天气，“贵州最温暖的地方”罗甸也难以幸免。种下不到半年的火龙果苗刚要爬上支架，就被寒风冻死在半空，停止了生长。上天似乎要将罗甸这新兴的水果产业连同人们的希望一起扼杀在摇篮中。
“罗甸的环境不适合种火龙果！”“罗甸注定和火龙果无缘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
全县1700亩的火龙果受灾面积超过了85%，上天无疑给了罗甸县火龙果产业一记重拳，但承担火龙果产业发展重任的张永忠并没有因此被击垮，他认为这是对火龙果生长环境和他自己的一次必要考验。
灾情发生后，他没有气馁，第一时间带领果办干部，深入各个基地开展调研，认真查找受灾原因。在核实灾情时，张永忠意外发现云干道角村村民徐明勇种植的2亩火龙果竟然奇迹般无一受灾。细心敏锐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所在，原来这2亩火龙果施的都是农家肥羊粪，羊粪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热量，较好地保护了幼苗免于被冻死。
张永忠在调查中还发现，栽种火龙果时间没有选择好也是导致受灾严重的主要原因。刚种下的幼苗抗冻能力差，秋冬种植是果苗受冻死亡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将火龙果栽种时间从原来的十月份调整到年初的三月至四月间。
弄清原因和想好对策后，张永忠草拟的受灾情况报告得到了省州相关部门的认可，同意继续就罗甸火龙果产业发展给予支持。
“当年如果不找出受灾原因，得不到上级支持，罗甸或许就与火龙果这一富民产业失之交臂啦。”正是张永忠和同事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引领着罗甸火龙果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2007年，罗甸火龙果荣获首届中国·成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2008年荣获贵州农业丰收一等奖；2009年荣获贵州省农产品金奖；2014年1月，罗甸火龙果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年7月，罗甸获得“中国火龙果之乡”荣誉称号。
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张果老”
张永忠矢志不渝地坚守岗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站在水果产业发展的第一线，培育和见证一个个水果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当地的人们都尊称他叫“张果老”。
多年来，张永忠先后主持了“罗甸县脐橙落果防治研究及应用”“罗甸县哈密瓜示范”“罗甸县火龙果新品种示范”等试验，积极参与了“火龙果新品种紫红龙特性研究与示范推广”“火龙果新品种黔果1号、黔果2号的选育和示范”科研项目；配合协调各个部门，成功申请获得罗甸县火龙果、脐橙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功举办“火龙果产业发展研讨会”“罗甸火龙果丰收节”“贵州双果丰收节”等，并组织全县水果企业参加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交易会、广州农博会、云南农博会、成都博览会等各项宣传推介活动；积极协助打造了新中盛、黄花寨、阳光果园、海升等农旅一体化标准水果观光园，为全县水果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青春不散场，奋进无终点。在张永忠领衔的罗甸水果产业工作部门的带动下，继柑橘、火龙果之后，新引进的哈密瓜、蜂糖李等水果相继试种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目前，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22.78万亩，建成精品水果标准化示范基地35个共4.2万亩，“一村一品”产业基地83个。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夯实产业基础。他先后获得黔南州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黔南州农业丰收奖二等奖、黔南州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先后被评（聘）为黔南州蔬菜果树专家、罗甸县县管专家、罗甸县先进科技个人、贵州省“三农”行动优秀专家、优秀科技特派员，2020年，他主持的《火龙果大数据深度研发应用》获黔南州创新项目评选一等奖……
如今，罗甸水果产业遍地开花，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罗甸成了名副其实“水果之乡”。现年55岁的张永忠也早已在罗甸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根，成家立业。他将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在这片瓜果飘香的热土上，续写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一段又一段传奇。（来源：动静贵州）
【#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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