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如果说旅游是一种乐趣，那么去青岛就是心灵的享受。它那美丽的风光虽然不能与水城威尼斯、美丽的西双版纳相媲美，虽然不能与天下奇观相言论，但她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向人们诉说她的风姿。青岛是有味道的，四月里樱花飘香，八月里酒香四溢而青岛人最热衷、永远闻不够的味道却是漫步海边时海风带来的浓浓海腥味。
#经典电影#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经典电影《海鸥食堂》！
诗人莱蒙托夫在《一只孤独的船》中写道：“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当读到这首诗时，我想到了一部电影——《海鸥食堂》。
许是受到含蓄东方文化的影响，治愈系的影片总是萦绕着一种别样的温情，少有烈性抒发，多是淡淡的感怀气息。《海鸥食堂》也不例外，这部拍摄于芬兰的电影，杂糅芬兰的清冽舒缓与严谨细致，讲述了一位女子幸江来到芬兰后开食堂的故事，给予读者浅淡而温馨的幸福观感，获得了8.3的优异评分。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幸江的女子，她独自在芬兰开了一家小小的食堂，贩售着最纯朴的料理——饭团。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别具一格的食物虽然新奇，但能吸引到的客人并不多。在大多数时间里，幸江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去市场采购、整理，就像在培育一朵花般，耐心地侍弄着这家小店。
终于有一天，第一位顾客踏入了海鸥食堂。他是一名叫汤米的大男孩，对文化非常热衷。两人的熟识起源于一段轻快的旋律：“你知道动画片《科学忍者队》主题歌的歌词吗？”
“我知道的。”第二位顾客，小绿，一名来芬兰旅游的女子，当被幸江问到时回答道。因为“手指在地图上指到了芬兰”所以前来观光的她，欣然接受了幸江的邀请，在小镇上住了下来，成为了海鸥食堂的一员。
而第三名职员是行李丢失、在芬兰停留下来的正子，看似严肃的她却非常向往“芬兰的空气吉他比赛”，颇有些反差的魅力。慢慢的，在三人齐心协力的经营下，海鸥食堂的顾客越来越多，她们也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看完这部电影，有人说，“看的时候会不自觉微笑。”也有人说，“我从不知道阳光可以这么亮。”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诗人苏轼曾在《与侄书》中写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落到现在，人们常将其概括为一句“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当做平和心境的座右铭，安置在人生的一角。
《海鸥食堂》就是这样，虽然平淡朴实，但是那些细碎的日常咀嚼起来却有滋有味。
比如在日色明亮的傍晚，浅黄色的落地灯晕染出一片祥和的色泽，个头高大的小绿和较为瘦小的幸江会安然地跪坐在地上，交流着合气道和瑜伽的动作，消磨着闲散的睡前时光。
比如一位顾客告诉幸江，让我来教你如何泡出美味香醇的咖啡。不仅手法要娴熟细致，而且在泡好之前需要颇为神秘地念出一句“咒语”：世界上最顶级的咖啡。有趣的是，幸江真的觉得咖啡好喝了很多。
再比如，正子在闲聊时感慨道，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看上去这么安定、平和呢？一旁默默倾听对话的汤米回答，因为我们有森林。恍然大悟的正子几乎是即刻下定了决心：“我去森林了。”她慢慢地散步，抚摸树木，采摘蘑菇。她一人在林木掩映中是那么小，但是又是那么和谐、富有生机。
巧手叠制的蹦跳纸青蛙、海旁低飞鸣叫的鸥鸟、明亮又舒朗的日色晨光......我们虽然没有在咖啡店中折过小青蛙，但却曾在闲暇午后信手叠出纸飞机。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芬兰的极光与海鸥，但却在清明的夏日傍晚见过低飞的蜻蜓。是否经历过相同的桥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平凡的场景会给予我们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使观影者能够顺利的沉浸到影片温吞的节奏中，感受到治愈系影片最重要的温情氛围。
影片一向深谙此道。不只是《海鸥食堂》，还有赫赫有名的《海街日记》《未闻花名》，哪怕是搞怪向的《今日的猫村小姐》，也能使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感到受浓浓的温馨气息。毕竟，很多电影中主人公波诡云谲的奇特经历，离我们太远太远。那种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惊险刺激的冒险命运、丰富多彩的瑰丽人生，都是平凡的我们所向往但是又难以实现的“后浪”生活。我们所经历的，是学业受阻的暗中饮泣，是驾考不顺后的自我怀疑，是工作被人排挤的迷茫无措。这些真实的情节，放到社会片中，是致郁，让我们尝到生活的苦。而放到温情片中，就是治愈，让我们流着泪尝到一口甜。所以，这些慢节奏的温馨影片才会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即使只是获得一点点温和的鸡血，我们也能鼓励自己咬着牙活下去。
寻找自我
刚到海鸥食堂帮工时，小绿曾提出过很多“开创性”的建议，譬如将店铺写入当地的旅游手册以扩大知名度，或者做一些更加融入当地饮食文化的食物来扩大市场。
但幸江并不赞同，“如果只是看了导游手册才想吃料理，说到料理就是寿司、清酒的人，这些人跟这家店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呢。”
“不是餐馆，是食堂，更加贴近人的。路过门口的时候，只是顺便进来吃顿饭。”幸江解释道。比起营业额的高销售额，幸江宁愿坚持做自己，哪怕关门也无所谓。就像她执着制作的传统饭团一样，细白的米，长方形的紫菜，搭配上梅干、鲑鱼、鲣鱼等材料，带着童年的父亲关爱，质朴又简单，有着最好的味道。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你可以爱亲人、爱事业、爱社会、爱一切值得热爱的事务，奉献自己的一切真情。但永远，要记得爱自己。就像毕淑敏在《心灵的力量》中曾说：“如果你愤怒，你就呐喊；如果你哀伤，你就哭泣；如果你热爱，你就表达；如果你喜欢，你就追求。不自我贬低，不自怨自艾，走出去，勇敢做自己。”
诗人莱蒙托夫在《一只孤独的船》中写道：“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当读到这首诗时，我想到了一部电影——《海鸥食堂》。
许是受到含蓄东方文化的影响，治愈系的影片总是萦绕着一种别样的温情，少有烈性抒发，多是淡淡的感怀气息。《海鸥食堂》也不例外，这部拍摄于芬兰的电影，杂糅芬兰的清冽舒缓与严谨细致，讲述了一位女子幸江来到芬兰后开食堂的故事，给予读者浅淡而温馨的幸福观感，获得了8.3的优异评分。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幸江的女子，她独自在芬兰开了一家小小的食堂，贩售着最纯朴的料理——饭团。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别具一格的食物虽然新奇，但能吸引到的客人并不多。在大多数时间里，幸江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去市场采购、整理，就像在培育一朵花般，耐心地侍弄着这家小店。
终于有一天，第一位顾客踏入了海鸥食堂。他是一名叫汤米的大男孩，对文化非常热衷。两人的熟识起源于一段轻快的旋律：“你知道动画片《科学忍者队》主题歌的歌词吗？”
“我知道的。”第二位顾客，小绿，一名来芬兰旅游的女子，当被幸江问到时回答道。因为“手指在地图上指到了芬兰”所以前来观光的她，欣然接受了幸江的邀请，在小镇上住了下来，成为了海鸥食堂的一员。
而第三名职员是行李丢失、在芬兰停留下来的正子，看似严肃的她却非常向往“芬兰的空气吉他比赛”，颇有些反差的魅力。慢慢的，在三人齐心协力的经营下，海鸥食堂的顾客越来越多，她们也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看完这部电影，有人说，“看的时候会不自觉微笑。”也有人说，“我从不知道阳光可以这么亮。”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诗人苏轼曾在《与侄书》中写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落到现在，人们常将其概括为一句“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当做平和心境的座右铭，安置在人生的一角。
《海鸥食堂》就是这样，虽然平淡朴实，但是那些细碎的日常咀嚼起来却有滋有味。
比如在日色明亮的傍晚，浅黄色的落地灯晕染出一片祥和的色泽，个头高大的小绿和较为瘦小的幸江会安然地跪坐在地上，交流着合气道和瑜伽的动作，消磨着闲散的睡前时光。
比如一位顾客告诉幸江，让我来教你如何泡出美味香醇的咖啡。不仅手法要娴熟细致，而且在泡好之前需要颇为神秘地念出一句“咒语”：世界上最顶级的咖啡。有趣的是，幸江真的觉得咖啡好喝了很多。
再比如，正子在闲聊时感慨道，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看上去这么安定、平和呢？一旁默默倾听对话的汤米回答，因为我们有森林。恍然大悟的正子几乎是即刻下定了决心：“我去森林了。”她慢慢地散步，抚摸树木，采摘蘑菇。她一人在林木掩映中是那么小，但是又是那么和谐、富有生机。
巧手叠制的蹦跳纸青蛙、海旁低飞鸣叫的鸥鸟、明亮又舒朗的日色晨光......我们虽然没有在咖啡店中折过小青蛙，但却曾在闲暇午后信手叠出纸飞机。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芬兰的极光与海鸥，但却在清明的夏日傍晚见过低飞的蜻蜓。是否经历过相同的桥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平凡的场景会给予我们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使观影者能够顺利的沉浸到影片温吞的节奏中，感受到治愈系影片最重要的温情氛围。
影片一向深谙此道。不只是《海鸥食堂》，还有赫赫有名的《海街日记》《未闻花名》，哪怕是搞怪向的《今日的猫村小姐》，也能使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感到受浓浓的温馨气息。毕竟，很多电影中主人公波诡云谲的奇特经历，离我们太远太远。那种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惊险刺激的冒险命运、丰富多彩的瑰丽人生，都是平凡的我们所向往但是又难以实现的“后浪”生活。我们所经历的，是学业受阻的暗中饮泣，是驾考不顺后的自我怀疑，是工作被人排挤的迷茫无措。这些真实的情节，放到社会片中，是致郁，让我们尝到生活的苦。而放到温情片中，就是治愈，让我们流着泪尝到一口甜。所以，这些慢节奏的温馨影片才会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即使只是获得一点点温和的鸡血，我们也能鼓励自己咬着牙活下去。
寻找自我
刚到海鸥食堂帮工时，小绿曾提出过很多“开创性”的建议，譬如将店铺写入当地的旅游手册以扩大知名度，或者做一些更加融入当地饮食文化的食物来扩大市场。
但幸江并不赞同，“如果只是看了导游手册才想吃料理，说到料理就是寿司、清酒的人，这些人跟这家店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呢。”
“不是餐馆，是食堂，更加贴近人的。路过门口的时候，只是顺便进来吃顿饭。”幸江解释道。比起营业额的高销售额，幸江宁愿坚持做自己，哪怕关门也无所谓。就像她执着制作的传统饭团一样，细白的米，长方形的紫菜，搭配上梅干、鲑鱼、鲣鱼等材料，带着童年的父亲关爱，质朴又简单，有着最好的味道。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你可以爱亲人、爱事业、爱社会、爱一切值得热爱的事务，奉献自己的一切真情。但永远，要记得爱自己。就像毕淑敏在《心灵的力量》中曾说：“如果你愤怒，你就呐喊；如果你哀伤，你就哭泣；如果你热爱，你就表达；如果你喜欢，你就追求。不自我贬低，不自怨自艾，走出去，勇敢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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