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20世纪80年代，牛达生、许成发现贺兰口“皇城台子”附近有西夏时期的砖瓦和瓷窑遗址。向北翻过一座山梁的插旗口沟内，在煤层、黏土暴露处，另有一处西夏瓷窑址，规模较大，似为贺兰山“皇城”内日用器皿的供应基地。此后，王建保、张燕也发表了相关资料和认识。为了搞清楚下缸窑子出产器物与西夏宫廷用瓷的关系，以及下缸窑子遗物与贵房子、缸沿子遗物的关系，笔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直观比对：
1.与西夏王陵出土器物的比对（图九）
笔者选取下缸窑子遗物和西夏王陵常见的细白瓷碗、豆和瓦进行比对：碗类口沿、圈足造型一致，胎釉色泽、开片、釉面特征一致；豆类口沿的造型、胎釉特征一致；瓦类比对的是粗品，色泽、胎釉特征一致。以上三类器物，若非标记，很难分辨。据此，笔者认为西夏王陵出土器物与下缸窑子遗物特征一致，应属该窑口或同期同类窑口出产。
2.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的比对
拜寺口双塔是西夏皇家寺院遗址，出土了不少西夏时期的珍贵文物，笔者选取了常见的碗类和豆类器物进行比对。通过直观比对发现：碗类造型及胎釉特征一致；豆类造型一致，釉色微显差异，但也在正常特征范围之内。证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下缸窑子遗物特征一致，应属该窑口或同时期同类窑口出产（图一○）。
3.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贵房子、缸沿子及下缸窑子遗物比对为了搞清楚西夏时期出产细白瓷的贵房子、缸沿子和下缸窑子遗物之间的关系，笔者将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此三处窑址资料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这三处窑址资料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一致。其中拜寺口双塔出土的一件器盖与贵房子、缸沿子出产的非常精致的小件器物胎釉特征完全一致。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瓷瓦细品与缸沿子、下缸窑子遗物完全一致。证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贵房子、缸沿子和下缸窑子三处窑址出产器物属于同时同类（图一一）。同时，下缸窑子窑址与贵房子、缸沿子窑址同处皇城台子周边的地理位置，也佐证了这三处窑场同时、同类的性质。
（二）科技测试分析
采用美国EDAX公司生产的EAGLE III 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能谱仪对相关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进行了测试分析。测试结果显示：下缸窑子白瓷胎体中Al2O3含量大多在20%左右，SiO2含量在70%以上。这种“高硅低铝”的胎体元素组成特征与中国北方典型的瓷器相反，与灵武磁窑堡和回民巷窑白瓷也同样具有较大差异，不是以北方常用的高岭土类原料为主要制胎原料。胎体中Fe2O3含量较低，在0.5%左右。所测试的下缸窑子白瓷瓷釉组成较为集中，CaO含量在10%上下浮动，K2O含量3%～4%。瓷釉中Fe2O3和TiO2含量都很低，分别在0.6%和0.2%左右。从元素组成来看，绝大部分西夏王陵和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下缸窑子以及贵房子、缸沿子窑址白瓷胎、釉原料配方特征接近，可为其产地判别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下缸窑子窑址的烧造时代
因为窑址调查的局限性，无法像考古发掘那样获取准确的层位信息，所以其时代暂时只能参照有关资料简单归纳：鉴于王建保认为贵房子可能略早于缸沿子窑址，且“贵房子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李元昊时期，这两处窑址的年代下限应该是蒙元摧毁西夏王朝之时”，下缸窑子窑址的烧造时间应该与上述两处窑场基本相当。
（二）下缸窑子窑址的技术来源
由于西夏尚白，目前多见也是精致的白釉瓷器，以此为线索追觅应为合适的途径。在西夏立国前后的10～12世纪，与宋、辽、金对峙共存，形成割据政权。但夏、宋关系时战时和，显然不如辽、金亲厚。据此，西夏制瓷技术的来源大概有如下渠道：
1.西夏不仅通过赏赐或榷场贸易获得中原地区的瓷器，也不能排除制瓷技术的引进。中原地区出产白釉瓷器品质较好的除了北方地区的定窑，还有南方景德镇窑出产的青白釉瓷器也与白瓷相类。定窑及受其影响的诸多窑口，占有地缘之利，影响西夏瓷器是正常的。自雍熙三年（986）二月归附辽，一直到元德六年（1124）正月持表向金称臣的130多年间，夏、辽虽然偶有摩擦，但总体而言还是亲密无间的，所以辽地窑场向西夏输入制瓷技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同样的理由，金灭辽后对西夏的影响之巨，也是客观存在的。
2.“西夏的汉文刻工，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请来的熟练刻工，可以仿照的刊本也来自中原地区，所以西夏汉文刊本在文字体式，刻印艺术、版本格式、装帧形式等方面，都具有宋代刊本的风格，较为精美。”由此推知，同为手工业的陶瓷制造业，引进陶工或技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虽然史籍无明确记载，但从灵武窑研究来看，其得到北方制瓷技术的支持是明显的。西夏宫廷用瓷的技术要求更高，引进相应制瓷人才和技术的可能性应当更大，至少在其初始期应该如此。
https://t.cn/A6aCr7ld
1.与西夏王陵出土器物的比对（图九）
笔者选取下缸窑子遗物和西夏王陵常见的细白瓷碗、豆和瓦进行比对：碗类口沿、圈足造型一致，胎釉色泽、开片、釉面特征一致；豆类口沿的造型、胎釉特征一致；瓦类比对的是粗品，色泽、胎釉特征一致。以上三类器物，若非标记，很难分辨。据此，笔者认为西夏王陵出土器物与下缸窑子遗物特征一致，应属该窑口或同期同类窑口出产。
2.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的比对
拜寺口双塔是西夏皇家寺院遗址，出土了不少西夏时期的珍贵文物，笔者选取了常见的碗类和豆类器物进行比对。通过直观比对发现：碗类造型及胎釉特征一致；豆类造型一致，釉色微显差异，但也在正常特征范围之内。证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下缸窑子遗物特征一致，应属该窑口或同时期同类窑口出产（图一○）。
3.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贵房子、缸沿子及下缸窑子遗物比对为了搞清楚西夏时期出产细白瓷的贵房子、缸沿子和下缸窑子遗物之间的关系，笔者将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此三处窑址资料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这三处窑址资料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一致。其中拜寺口双塔出土的一件器盖与贵房子、缸沿子出产的非常精致的小件器物胎釉特征完全一致。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瓷瓦细品与缸沿子、下缸窑子遗物完全一致。证明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贵房子、缸沿子和下缸窑子三处窑址出产器物属于同时同类（图一一）。同时，下缸窑子窑址与贵房子、缸沿子窑址同处皇城台子周边的地理位置，也佐证了这三处窑场同时、同类的性质。
（二）科技测试分析
采用美国EDAX公司生产的EAGLE III 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能谱仪对相关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进行了测试分析。测试结果显示：下缸窑子白瓷胎体中Al2O3含量大多在20%左右，SiO2含量在70%以上。这种“高硅低铝”的胎体元素组成特征与中国北方典型的瓷器相反，与灵武磁窑堡和回民巷窑白瓷也同样具有较大差异，不是以北方常用的高岭土类原料为主要制胎原料。胎体中Fe2O3含量较低，在0.5%左右。所测试的下缸窑子白瓷瓷釉组成较为集中，CaO含量在10%上下浮动，K2O含量3%～4%。瓷釉中Fe2O3和TiO2含量都很低，分别在0.6%和0.2%左右。从元素组成来看，绝大部分西夏王陵和拜寺口双塔出土器物与下缸窑子以及贵房子、缸沿子窑址白瓷胎、釉原料配方特征接近，可为其产地判别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下缸窑子窑址的烧造时代
因为窑址调查的局限性，无法像考古发掘那样获取准确的层位信息，所以其时代暂时只能参照有关资料简单归纳：鉴于王建保认为贵房子可能略早于缸沿子窑址，且“贵房子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李元昊时期，这两处窑址的年代下限应该是蒙元摧毁西夏王朝之时”，下缸窑子窑址的烧造时间应该与上述两处窑场基本相当。
（二）下缸窑子窑址的技术来源
由于西夏尚白，目前多见也是精致的白釉瓷器，以此为线索追觅应为合适的途径。在西夏立国前后的10～12世纪，与宋、辽、金对峙共存，形成割据政权。但夏、宋关系时战时和，显然不如辽、金亲厚。据此，西夏制瓷技术的来源大概有如下渠道：
1.西夏不仅通过赏赐或榷场贸易获得中原地区的瓷器，也不能排除制瓷技术的引进。中原地区出产白釉瓷器品质较好的除了北方地区的定窑，还有南方景德镇窑出产的青白釉瓷器也与白瓷相类。定窑及受其影响的诸多窑口，占有地缘之利，影响西夏瓷器是正常的。自雍熙三年（986）二月归附辽，一直到元德六年（1124）正月持表向金称臣的130多年间，夏、辽虽然偶有摩擦，但总体而言还是亲密无间的，所以辽地窑场向西夏输入制瓷技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同样的理由，金灭辽后对西夏的影响之巨，也是客观存在的。
2.“西夏的汉文刻工，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请来的熟练刻工，可以仿照的刊本也来自中原地区，所以西夏汉文刊本在文字体式，刻印艺术、版本格式、装帧形式等方面，都具有宋代刊本的风格，较为精美。”由此推知，同为手工业的陶瓷制造业，引进陶工或技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虽然史籍无明确记载，但从灵武窑研究来看，其得到北方制瓷技术的支持是明显的。西夏宫廷用瓷的技术要求更高，引进相应制瓷人才和技术的可能性应当更大，至少在其初始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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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法法》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類經》
【类经三卷】
藏象类（一）
十二官（《素问.灵兰秘典论》全O一）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脏，藏也。六脏六腑，总为十二。分言之，则阳为腑，阴为脏；合言之，则皆可称脏，犹言库藏之藏，所以藏物者。如《宣明五气篇》曰，心藏神，肺藏魄之类是也。相使者，辅相臣使之谓。贵贱者，君臣上下之分。O藏，去声。）歧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宫也，神明出焉。（心为一身之君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以应万几，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故曰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与心皆居膈上，位高近君，犹之宰辅，故称相傅之官。肺主气，气调则营卫脏腑无所不治，故曰治节出焉。节，制也。O相，去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属风木，性动而急，故为将军之官。木主发生，故为谋虑所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禀刚果之气，故为中正之官，而决断所出。胆附于肝，相为表里，肝气虽强，非胆不断。肝胆相济，勇敢乃成。故《奇病论》曰：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膻中在上焦，亦名上气海，为宗气所积之处，主奉行君相之令而布施气化，故为臣使之官。《行针篇》曰：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膻中为二阳脏所居，故喜乐出焉。按十二经表里，有心包络而无膻中。心包之位正居膈上，为心之护卫。《胀论》曰：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正合心包臣使之义，意者其即指此欤？O膻，唐坦切。）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主运化，胃司受纳，通主水谷，故皆为仓廪之官。五味入胃，由脾布散，故曰五味出焉。O《刺法论》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见运气类四十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大肠居小肠之下，主出糟粕，故为肠胃变化之传道。）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小肠居胃之下，受盛胃中水谷而分清浊，水液由此而渗于前，糟粕由此而于后，脾气化而上升，小肠化而下降，故曰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伎，技同。肾属水而藏精，精为有形之本，精盛形成则作用强，故为作强之宫。水能化生万物，精妙莫测，故曰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决，通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则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则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则水乱二便。三焦气治，则脉络通而水道利，故曰决渎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膀胱位居最下，三焦水液所归，是同都会之地，故曰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有下口而无上囗，津液之入者为水，水之化者由气，有化而入，而后有出，是谓气化则能出矣。《营卫生会篇》曰：水谷俱下而成下焦，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λ膀胱。正此谓也。然气化之原，居丹田之间，是名下气海，天一元气，化生于此。元气足则运化有常，水道自利，所以气为水母。知气化能出之旨，则治水之道，思过半矣。气化大义，又见三焦胞络命门辨及膀胱图注中。）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失则气不相使而灾害至矣。）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心尘明则十二官皆安，所以不殆。能推养生之道，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未有不大昌者矣。）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心不明神无所主，而脏腑相使之道闭塞不通，故自君主而下，无不失职，所以十二脏皆危，而不免于殃也。身且不免，况于天下乎？重言戒之者，甚喜心君之不可不明也。）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至道之大，其原甚微，及其变化，则有莫测，人能见其多，而不能见其少，安得知原者相与谈是哉？）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窘，穷也。瞿瞿，不审貌。闵闵，忧恤也。消者瞿瞿，孰知其要，谓十二宫相失，则精神日消，瞿瞿然莫审其故，诚哉窘矣，然所致之由，果孰得而知其要也？闵闵之当，孰者为良，谓能忧人之忧而恤人之危者，又孰知以当其明哲之良哉？盖甚言知道之少也。《气交变大论》作肖者瞿瞿，其义稍异，见运气类十一。O瞿音劬。）悦愧之数，生于毫厘，（恍惚者，无形之始。毫厘者，有象之初。即至道在微之征也。）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亳厘者，度量之所起也。千之万之者，积而不已，而形制益多也。喻言大必由于小，著必始于微，是以变化虽多，原则一耳。故但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正以见人之安危休咎，亦惟心君为之原耳。）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教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洗心日斋，远欲曰戒。盖深散大道，而示人以珍重之甚也。）
藏象（《素问.六节藏象论》O二）
帝曰：藏象何如？（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日藏象。）岐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心为君主而属阳，阳主生，万物之以存亡，故曰生之本。心藏神，神明由之以变化，故曰神之变。心主血脉，血足则面容光彩，脉络满盈，故曰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心属火，以阳脏通于夏气，故为阳中之太阳。）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太阳之太阴，通于秋气。（诸气皆主于肺，故曰气之本。肺藏魄，故曰魄之处。肺主一身之皮毛，故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肺金以太阴之气而居阳分，故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手冬气。（肾者，胃之关也，位居亥子，开窍二阴而司约束，故为主蛰封藏之本。肾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曰精之处也。发为血之余，精足则血足而岁盛，故其华在发。肾之合骨也，故其充在骨。肾为阴藏，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O愚按：新校正言全元起本及《甲乙经》、《太素》俱以肺作阳中之少阴，肾作阴中之太阴。盖谓肺在十二经虽属太阴，然阴中阳中，当为少阴也；然阴在阴中，当为太阴也。此说虽亦理也，然考之《刺禁论》云：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乃指心火肺金为父母也。父曰太阳，母曰太阴，自无不可；肾虽属水而阳生于子，即曰少阴，于义亦当。此当仍以本经为正。）肝者，疲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人之运动，由乎筋力，运动过劳，筋必疲极。肝藏魂，故为魂之居。爪者筋之余，故其华在爪，其充在筋，肝属木，位居东方，为发生之始，故以生血气。酸性木之味。苍者木之色。木旺于春，阳犹末盛，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O按：上文三脏，皆不言色味，而肝脾二脏独言之，意必脱简也。五脏色味，详载《五运行大论》及《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见后五、六。O疲音皮。）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此六者皆主盛受水谷，故同称仓廪之本。营者水谷之精气也，水谷贮于六腑，故为营之所居而皆名曰器，凡所以化糟粕转五味者，皆由乎此也。O粕音朴。）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四白，唇之四际白肉也。唇者脾之荣。肌肉者脾之合。甘者土之味。黄者土之色也。脾以阴中之至阴而分旺四季，故通于土气。此虽若指脾为言，而实总结六腑者，皆仓廪之本，无非统于脾气也，故曰此至阴之类。）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五脏六腑，共为十一，禀赋不同，情志亦异，必资胆气，庶得各成其用，故皆取决于胆也。O愚按：五脏者，主藏精而不泻，故五脏皆内实；六腑者，主化物而不藏，故六腑皆中虚。惟胆以中虚，故属于腑；然藏而不泻，又类乎脏。故足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经，亦曰中正之官，又曰奇恒之府，所以能通达阴阳，而十一脏皆取决乎此也。然东垣曰：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所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其说亦通。）
【类经三卷】
藏象类（一）
十二官（《素问.灵兰秘典论》全O一）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脏，藏也。六脏六腑，总为十二。分言之，则阳为腑，阴为脏；合言之，则皆可称脏，犹言库藏之藏，所以藏物者。如《宣明五气篇》曰，心藏神，肺藏魄之类是也。相使者，辅相臣使之谓。贵贱者，君臣上下之分。O藏，去声。）歧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宫也，神明出焉。（心为一身之君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以应万几，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故曰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与心皆居膈上，位高近君，犹之宰辅，故称相傅之官。肺主气，气调则营卫脏腑无所不治，故曰治节出焉。节，制也。O相，去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属风木，性动而急，故为将军之官。木主发生，故为谋虑所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禀刚果之气，故为中正之官，而决断所出。胆附于肝，相为表里，肝气虽强，非胆不断。肝胆相济，勇敢乃成。故《奇病论》曰：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膻中在上焦，亦名上气海，为宗气所积之处，主奉行君相之令而布施气化，故为臣使之官。《行针篇》曰：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膻中为二阳脏所居，故喜乐出焉。按十二经表里，有心包络而无膻中。心包之位正居膈上，为心之护卫。《胀论》曰：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正合心包臣使之义，意者其即指此欤？O膻，唐坦切。）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主运化，胃司受纳，通主水谷，故皆为仓廪之官。五味入胃，由脾布散，故曰五味出焉。O《刺法论》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见运气类四十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大肠居小肠之下，主出糟粕，故为肠胃变化之传道。）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小肠居胃之下，受盛胃中水谷而分清浊，水液由此而渗于前，糟粕由此而于后，脾气化而上升，小肠化而下降，故曰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伎，技同。肾属水而藏精，精为有形之本，精盛形成则作用强，故为作强之宫。水能化生万物，精妙莫测，故曰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决，通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则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则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则水乱二便。三焦气治，则脉络通而水道利，故曰决渎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膀胱位居最下，三焦水液所归，是同都会之地，故曰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有下口而无上囗，津液之入者为水，水之化者由气，有化而入，而后有出，是谓气化则能出矣。《营卫生会篇》曰：水谷俱下而成下焦，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λ膀胱。正此谓也。然气化之原，居丹田之间，是名下气海，天一元气，化生于此。元气足则运化有常，水道自利，所以气为水母。知气化能出之旨，则治水之道，思过半矣。气化大义，又见三焦胞络命门辨及膀胱图注中。）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失则气不相使而灾害至矣。）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心尘明则十二官皆安，所以不殆。能推养生之道，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未有不大昌者矣。）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心不明神无所主，而脏腑相使之道闭塞不通，故自君主而下，无不失职，所以十二脏皆危，而不免于殃也。身且不免，况于天下乎？重言戒之者，甚喜心君之不可不明也。）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至道之大，其原甚微，及其变化，则有莫测，人能见其多，而不能见其少，安得知原者相与谈是哉？）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窘，穷也。瞿瞿，不审貌。闵闵，忧恤也。消者瞿瞿，孰知其要，谓十二宫相失，则精神日消，瞿瞿然莫审其故，诚哉窘矣，然所致之由，果孰得而知其要也？闵闵之当，孰者为良，谓能忧人之忧而恤人之危者，又孰知以当其明哲之良哉？盖甚言知道之少也。《气交变大论》作肖者瞿瞿，其义稍异，见运气类十一。O瞿音劬。）悦愧之数，生于毫厘，（恍惚者，无形之始。毫厘者，有象之初。即至道在微之征也。）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亳厘者，度量之所起也。千之万之者，积而不已，而形制益多也。喻言大必由于小，著必始于微，是以变化虽多，原则一耳。故但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正以见人之安危休咎，亦惟心君为之原耳。）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教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洗心日斋，远欲曰戒。盖深散大道，而示人以珍重之甚也。）
藏象（《素问.六节藏象论》O二）
帝曰：藏象何如？（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日藏象。）岐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心为君主而属阳，阳主生，万物之以存亡，故曰生之本。心藏神，神明由之以变化，故曰神之变。心主血脉，血足则面容光彩，脉络满盈，故曰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心属火，以阳脏通于夏气，故为阳中之太阳。）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太阳之太阴，通于秋气。（诸气皆主于肺，故曰气之本。肺藏魄，故曰魄之处。肺主一身之皮毛，故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肺金以太阴之气而居阳分，故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手冬气。（肾者，胃之关也，位居亥子，开窍二阴而司约束，故为主蛰封藏之本。肾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曰精之处也。发为血之余，精足则血足而岁盛，故其华在发。肾之合骨也，故其充在骨。肾为阴藏，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O愚按：新校正言全元起本及《甲乙经》、《太素》俱以肺作阳中之少阴，肾作阴中之太阴。盖谓肺在十二经虽属太阴，然阴中阳中，当为少阴也；然阴在阴中，当为太阴也。此说虽亦理也，然考之《刺禁论》云：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乃指心火肺金为父母也。父曰太阳，母曰太阴，自无不可；肾虽属水而阳生于子，即曰少阴，于义亦当。此当仍以本经为正。）肝者，疲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人之运动，由乎筋力，运动过劳，筋必疲极。肝藏魂，故为魂之居。爪者筋之余，故其华在爪，其充在筋，肝属木，位居东方，为发生之始，故以生血气。酸性木之味。苍者木之色。木旺于春，阳犹末盛，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O按：上文三脏，皆不言色味，而肝脾二脏独言之，意必脱简也。五脏色味，详载《五运行大论》及《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见后五、六。O疲音皮。）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此六者皆主盛受水谷，故同称仓廪之本。营者水谷之精气也，水谷贮于六腑，故为营之所居而皆名曰器，凡所以化糟粕转五味者，皆由乎此也。O粕音朴。）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四白，唇之四际白肉也。唇者脾之荣。肌肉者脾之合。甘者土之味。黄者土之色也。脾以阴中之至阴而分旺四季，故通于土气。此虽若指脾为言，而实总结六腑者，皆仓廪之本，无非统于脾气也，故曰此至阴之类。）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五脏六腑，共为十一，禀赋不同，情志亦异，必资胆气，庶得各成其用，故皆取决于胆也。O愚按：五脏者，主藏精而不泻，故五脏皆内实；六腑者，主化物而不藏，故六腑皆中虚。惟胆以中虚，故属于腑；然藏而不泻，又类乎脏。故足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经，亦曰中正之官，又曰奇恒之府，所以能通达阴阳，而十一脏皆取决乎此也。然东垣曰：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所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其说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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