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ラディアンテイル二周目radie
粉红色的萌萌幻兽毛球✨
配图为公开cg，内容均无剧透
两人十多年间的朝夕相伴，互相就像家人一样
radie线的主角非常大胆且直球，我很喜欢
radie一直对主角很好，无微不至的关怀，竭尽全力地在守护她，即使失去什么也希望她能露出笑容
感情线很甜，甜的部分打得时候我笑得很开心，太幸福了)，而且是很容易吃醋的家伙，liyan对女主做什么的时候会生气，会很凶(像炸毛的幻兽
刀的部分也是真的很刀，当时中期打得我其实有点胃痛，加上涉及到他真相的一些……
he戛然而止放ed开始后日谈的时候快开心得哭了，觉得他们终于走到一起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是两个人都很努力的双向奔赴
不愧是热门，剧情真不错，很享受
#ラディアンテイル#
#阿岩的奇妙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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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十多年间的朝夕相伴，互相就像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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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的部分也是真的很刀，当时中期打得我其实有点胃痛，加上涉及到他真相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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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17岁小伙患世界罕见门静脉瘤，“无解”难题被成功突破】“谢谢陈主任救了我孩子的命，我回去一定做面锦旗送到你手上！”6月22日，老郜（应受访者要求化名）隔着手术室谈话间的玻璃，激动地对河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腺外科六病区主任陈国勇表示感谢。
过去的一个多月对老郜来说是黑暗的，17岁的儿子突患重疾，辗转多家医院才明确病因，确定病因也难以医治，直到他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遇到了肝胆胰腺外科六病区主任陈国勇……
河南17岁小伙患世界罕见门静脉瘤，“无解”难题被成功突破
突发腹部疼痛 生命危在旦夕
从5月初，老郜17岁的儿子阿强（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开始出现间断性腹痛，他起初并没有当回事，但是这种感受每天都在逐步加强。5月24日，他的腹痛越发难以忍受，且开始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阿强当时在南昌打工，在老家的父亲得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担心。5月24日，在父亲的催促下，阿强前往当地医院就诊，但是，等来的却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初步的CT结果提示“腹腔占位性病变”，医院在第一时间把检查结果通知了老郜。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腹腔出现了肿瘤，结合阿强的症状，如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危及生命。
考虑到在南昌治病不方便，不放心的老郜还是决定让阿强先回河南老家，再去郑州治疗。
在老家沁阳，当地医院为阿强做了进一步检查，证实了之前医院的诊断，阿强的病极有可能是门静脉巨型瘤样扩张并血栓形成。
“孩子病情危急必须立刻手术，但他的手术恐怕非常棘手，你们先到郑州去看看吧。”于是，老郜带着阿强在郑州寻医问药，并把病历资料发给了北京上海的亲戚朋友，让他们帮忙找专家打探疾病的严重程度。
在郑州，连续几家医院的医生都表示阿强的病非常罕见，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且手术难度非常大，建议前往北京上海进一步治疗。而在北京上海那边，专家们看了阿强的影像结果也直摇头，表示没有见到过如此严重的病例，没有把握为他手术，即便手术成功也很难保证愈后良好。
几经周折，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崔明哲带着阿强找到了陈国勇主任。两位专家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讨论，决定团队联合，共同制定救治方案，哪怕只有一丝生的希望。
病情世界罕见 手术成为难题
看到阿强的影像资料，从医20余年挽救过不计其数疑难杂症患者生命的陈国勇主任也吃了一惊。
阿强的病情有多罕见？陈国勇表示，正常人的门静脉直径只有约1厘米，通常当门静脉瘤体大于3厘米时便具有手术治疗指征，而阿强的门静脉主干接近20厘米，国内外都没有这么大门静脉瘤救治的文字记载！
阿强手术风险有多大？在有既往报道的200例患者中，40例进行了手术治疗，死亡率约17.5%，而且这些病例的门静脉瘤体都远比阿强的小！而如不及时采取手术，巨大的瘤体仿佛悬挂在体内的炸弹，随时可能引起门静脉血管破裂导致腹腔大出血，失去救治的机会。
阿强的术式有多难选择？巨大的瘤体在术中随时可能出现破裂出血，一旦大出血发生，他恐怕下不了手术台。并且，专家们可参考的文献非常有限，手术团队只能根据肿瘤大小、部分、形态以及是否存在广静脉血栓或门脉高压症等，“摸着石头”探索手术方案。
手术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相对保守的手术方式，阿强手术的成功率会相对更高，但是术后效果有限，对以后的生活仍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如果想要让阿强回归正常生活，就必须想办法进行门静脉重建，风险极大，对主刀医师的技术、麻醉医师的经验、手术团队默契程度以及相关科室的协同配合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河南17岁小伙患世界罕见门静脉瘤，“无解”难题被成功突破
病情复杂，肝胆胰腺外科、血管外科、影像科、胃肠外科、肿瘤病区、病理科等科室多次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为此，陈国勇和团队专家每天都会翻阅国内外的学术资料，开会研究阿强的治疗方案。“大家集思广益，有了好的主意，团队成员就会拿着自己手绘的示意图一起探讨手术的可能性，大家畅所欲言把自己对手术的理解相互分享。”陈国勇说。
要不要尝试最高风险的手术，想办法重建门静脉一次性解决阿强的疾病？手术如果不顺利怎么补救？万一没能走下手术台怎么跟患者家属交待？时间不等人，每拖一天阿强都有生命危险，但一连串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家。
父亲坚持手术 医生全力以赴
“你们大胆手术，我信任你们！”专家们的焦虑，老郜都看在了眼里。他虽然不学医，明白病情可能一夜之间恶化。“我明白你们的担忧都是为了我儿子，所以请你们放下包袱大胆手术，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老郜说。
手术团队没了后顾之忧，为了年轻的生命，大家全力以赴、精心而为。
其实在陈国勇看来，他愿意挑战最高难度的手术，不仅是为了让阿强回归正常生活，更是对手术团队和医院综合实力的自信。
6月22日，经过周密的准备和安排，手术团队决定为阿强实施门静脉切开取栓+门静脉成型重建手术。
这台手术首先要面临的难点就是避免术中大出血，并尽可能降低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因此，手术团队对术中每一步操作都进行了细化，并且准备了多套应急方案。手术由陈国勇主任主刀，血管外科、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手术室、输血科、病理科等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手术来到最关键的时刻，阻断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切除门静脉前壁左侧和门静脉右侧壁及部分前壁约3厘米×7厘米。取栓完成后，缝合缩窄，并用同样的方法分别缩窄门静脉左右支汇合部及后壁。大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终于在陈国勇主任的精雕细琢下，新的门静脉重建成型，恢复正常形态。
大家最担心的大出血没有出现，但本就很脆弱的静脉壁重建后更加薄弱，为了防止脆弱的静脉壁术后破裂出血，手术团队因地制宜，将已切下的门静脉壁重新加固缝合至门静脉薄弱区。随着血流开放，门静脉血流通畅，吻合口无出血。
就这样，手术中的一个个世界难题被专家团队一一破解。原计划预期控制在5000至6000毫升的出血量，实际出血量只有1200毫升。历时7个小时，手术圆满成功！
手术室外的老郜，心情却仿佛像坐过山车一样，直到出院的那天，他还在“埋怨”陈国勇主任突然把他喊到手术室谈话间。
“手术成功你就不要告诉我了，直接把他推出来就好了嘛，突然叫我去谈话，我还以为手术失败了，眼泪都流出来了。”老郜说。
经过近半个月的进一步疗养，阿强出院前复查CT门静脉主干形态良好，无血栓，肝功能正常，已经康复出院。L（记者 许度寒）
过去的一个多月对老郜来说是黑暗的，17岁的儿子突患重疾，辗转多家医院才明确病因，确定病因也难以医治，直到他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遇到了肝胆胰腺外科六病区主任陈国勇……
河南17岁小伙患世界罕见门静脉瘤，“无解”难题被成功突破
突发腹部疼痛 生命危在旦夕
从5月初，老郜17岁的儿子阿强（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开始出现间断性腹痛，他起初并没有当回事，但是这种感受每天都在逐步加强。5月24日，他的腹痛越发难以忍受，且开始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阿强当时在南昌打工，在老家的父亲得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担心。5月24日，在父亲的催促下，阿强前往当地医院就诊，但是，等来的却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初步的CT结果提示“腹腔占位性病变”，医院在第一时间把检查结果通知了老郜。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腹腔出现了肿瘤，结合阿强的症状，如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危及生命。
考虑到在南昌治病不方便，不放心的老郜还是决定让阿强先回河南老家，再去郑州治疗。
在老家沁阳，当地医院为阿强做了进一步检查，证实了之前医院的诊断，阿强的病极有可能是门静脉巨型瘤样扩张并血栓形成。
“孩子病情危急必须立刻手术，但他的手术恐怕非常棘手，你们先到郑州去看看吧。”于是，老郜带着阿强在郑州寻医问药，并把病历资料发给了北京上海的亲戚朋友，让他们帮忙找专家打探疾病的严重程度。
在郑州，连续几家医院的医生都表示阿强的病非常罕见，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且手术难度非常大，建议前往北京上海进一步治疗。而在北京上海那边，专家们看了阿强的影像结果也直摇头，表示没有见到过如此严重的病例，没有把握为他手术，即便手术成功也很难保证愈后良好。
几经周折，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崔明哲带着阿强找到了陈国勇主任。两位专家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讨论，决定团队联合，共同制定救治方案，哪怕只有一丝生的希望。
病情世界罕见 手术成为难题
看到阿强的影像资料，从医20余年挽救过不计其数疑难杂症患者生命的陈国勇主任也吃了一惊。
阿强的病情有多罕见？陈国勇表示，正常人的门静脉直径只有约1厘米，通常当门静脉瘤体大于3厘米时便具有手术治疗指征，而阿强的门静脉主干接近20厘米，国内外都没有这么大门静脉瘤救治的文字记载！
阿强手术风险有多大？在有既往报道的200例患者中，40例进行了手术治疗，死亡率约17.5%，而且这些病例的门静脉瘤体都远比阿强的小！而如不及时采取手术，巨大的瘤体仿佛悬挂在体内的炸弹，随时可能引起门静脉血管破裂导致腹腔大出血，失去救治的机会。
阿强的术式有多难选择？巨大的瘤体在术中随时可能出现破裂出血，一旦大出血发生，他恐怕下不了手术台。并且，专家们可参考的文献非常有限，手术团队只能根据肿瘤大小、部分、形态以及是否存在广静脉血栓或门脉高压症等，“摸着石头”探索手术方案。
手术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相对保守的手术方式，阿强手术的成功率会相对更高，但是术后效果有限，对以后的生活仍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如果想要让阿强回归正常生活，就必须想办法进行门静脉重建，风险极大，对主刀医师的技术、麻醉医师的经验、手术团队默契程度以及相关科室的协同配合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河南17岁小伙患世界罕见门静脉瘤，“无解”难题被成功突破
病情复杂，肝胆胰腺外科、血管外科、影像科、胃肠外科、肿瘤病区、病理科等科室多次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为此，陈国勇和团队专家每天都会翻阅国内外的学术资料，开会研究阿强的治疗方案。“大家集思广益，有了好的主意，团队成员就会拿着自己手绘的示意图一起探讨手术的可能性，大家畅所欲言把自己对手术的理解相互分享。”陈国勇说。
要不要尝试最高风险的手术，想办法重建门静脉一次性解决阿强的疾病？手术如果不顺利怎么补救？万一没能走下手术台怎么跟患者家属交待？时间不等人，每拖一天阿强都有生命危险，但一连串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家。
父亲坚持手术 医生全力以赴
“你们大胆手术，我信任你们！”专家们的焦虑，老郜都看在了眼里。他虽然不学医，明白病情可能一夜之间恶化。“我明白你们的担忧都是为了我儿子，所以请你们放下包袱大胆手术，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老郜说。
手术团队没了后顾之忧，为了年轻的生命，大家全力以赴、精心而为。
其实在陈国勇看来，他愿意挑战最高难度的手术，不仅是为了让阿强回归正常生活，更是对手术团队和医院综合实力的自信。
6月22日，经过周密的准备和安排，手术团队决定为阿强实施门静脉切开取栓+门静脉成型重建手术。
这台手术首先要面临的难点就是避免术中大出血，并尽可能降低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因此，手术团队对术中每一步操作都进行了细化，并且准备了多套应急方案。手术由陈国勇主任主刀，血管外科、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手术室、输血科、病理科等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手术来到最关键的时刻，阻断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切除门静脉前壁左侧和门静脉右侧壁及部分前壁约3厘米×7厘米。取栓完成后，缝合缩窄，并用同样的方法分别缩窄门静脉左右支汇合部及后壁。大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终于在陈国勇主任的精雕细琢下，新的门静脉重建成型，恢复正常形态。
大家最担心的大出血没有出现，但本就很脆弱的静脉壁重建后更加薄弱，为了防止脆弱的静脉壁术后破裂出血，手术团队因地制宜，将已切下的门静脉壁重新加固缝合至门静脉薄弱区。随着血流开放，门静脉血流通畅，吻合口无出血。
就这样，手术中的一个个世界难题被专家团队一一破解。原计划预期控制在5000至6000毫升的出血量，实际出血量只有1200毫升。历时7个小时，手术圆满成功！
手术室外的老郜，心情却仿佛像坐过山车一样，直到出院的那天，他还在“埋怨”陈国勇主任突然把他喊到手术室谈话间。
“手术成功你就不要告诉我了，直接把他推出来就好了嘛，突然叫我去谈话，我还以为手术失败了，眼泪都流出来了。”老郜说。
经过近半个月的进一步疗养，阿强出院前复查CT门静脉主干形态良好，无血栓，肝功能正常，已经康复出院。L（记者 许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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