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上屋顶到绿树成荫】
核心阅读
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右玉，是一个天然风口。风口碰上沙漠，曾让这里寸草不生。数十年来，右玉人民持续接力，让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
从孩童时期跟着大人们去种树，到现在带着孙子们继续植绿，王明花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从植绿带头人到致富领头雁，她的经历也是右玉植绿人们不断奋斗的一个缩影。
中午的日头晒得毒辣，70岁的王明花站在黄沙洼的山头。这是她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
从地图上看，右玉是晋西北门户，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地势南高北低，是一个天然风口。每年冬春，西北风从杀虎口灌入，沿着吕梁、太行间的通道长驱直下。
风口碰上沙漠，曾让右玉变得寸草不生。数十年来，当地人民持续接力，终于将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头水泉村的王明花，便是右玉植绿人的一个代表。
“打小就知道种树，种树就有活路，不种树就饥荒了”
从山西太原往北，过了雁门关，便是雁北塞外的天。和“关内”相比，“关外”山脉起伏较缓。王明花坐在十几棵小老杨树下，歇了会儿脚。
这是她17岁那年就“战斗”过的地方。“一把铁锹两只手，干罢春夏干秋冬”，17岁的王明花，因为能吃苦、干活快，被选为右玉头水泉村的妇女主任。“打小就知道种树，种树就有活路，不种树就饥荒了。”她说。
头水泉村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村旁的那眼泉曾是救命泉。当年的干旱、风沙，曾让前来考察的国际环境专家得出了“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结论。这个结论，从几个数字就能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右玉境内土地沙化率76%、林木绿化率不足0.3%、每年8级以上大风天长达3个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右玉被风沙“欺负”成啥样？王明花说：“我9岁上学，春天大风时，出去就和别的同学手挽手，一是因为力量小，怕被刮跑；另一个是因为白天都看不清，怕走丢。”
不仅如此，村里人修房子和别的地方也不一样，“别的地方修房子，一家挨着一家；右玉修房子，每家都要隔一条路，其实就是给沙子修通道。”王明花回忆，“家里修门，门都是往里推，不是往外开的，因为过一晚上，沙子就能把门埋住小一半。”
当地老话说得很形象：“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如今的右卫古城，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是右玉县城。常年西北风裹挟着风沙，几乎把十多米高的右卫古城墙填平。
县城往北紧挨着的就是“黄沙洼”，那是一片长40里、宽8里的移动沙丘，每年逼进十多米，当地人称之为“大狼嘴”。要封住“大狼嘴”，就得在这沙丘里种树。
“一次不行就再种一次，一年不行就来年再种”
“那会儿哪有钱买树苗！”王明花当时正上小学，看着大人们从其他地方的杨树上摘下枝，再移栽过来。“两枝杨树枝搭在一块，让它们‘抱住’，这样不容易被风刮跑。”王明花在树后随手捡了两根树枝，比划起来。当地人把这种小杨树，亲切地称为“小老杨”。
上世纪50年代，右玉县组织了数千名群众“会战”，其中包括800名学生。头水泉村就在黄沙洼脚下，王明花跟着大人们扛着锄头上了山。“那会儿啥也不懂，就是帮忙抬水、扛苗。”她说，第一年，他们就种下了9万多棵树苗，可到了第二年春，一场持续多天的8级大风，把这几千人数月的劳动成果连根拔起。
“一次不行就再种一次，一年不行就来年再种。”王明花说话间伴随着爽朗的笑声：“那会儿好像不会觉得累，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你现在看到的每一棵树，至少都是经过五六次补栽才种成的。”
60年树龄的“小老杨”，有着黝黑的躯干，高达10多米。现在的黄沙洼，已经成为一个青山环抱的公园，还成了实践教育基地。眼前是绿油油的草甸，阳光如沙漏般从连片成荫的“小老杨”树间倾泻下来——只有草甸间偶尔露出的沙粒、集体朝着东南弯腰的“树姿”，和几棵被玻璃罩围着、露出树根的“标本”，诉说着当年在这里种树的艰难。
经过8年“三战黄沙洼”，树的成活率升高了，沙丘的移动速度降下来了，右玉人终于把“大狼嘴”堵上了。其间，他们还摸索出了“穿靴、戴帽、贴封条、扎腰带”的适合半沙化土壤的科学营林方法，至今仍在沿用——所谓“穿靴”，就是在河岸边，营造雁翅形护岸林；“戴帽”，就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扎腰带”就是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贴封条”就是在侵蚀沟沿和风蚀残堆上不讲规格地密植造林，并且种草，以后再不断补植。
黄沙洼虽然被暂时堵住了，但每年补栽的任务依然很重。上世纪60年代，已长成大姑娘的王明花和村里的姐妹组成突击队，她们每天天刚亮就上山，中午也不回去。她们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种树100棵，这比一些男劳力种的树还要多。附近的水源在二里地外的康岔沟，她们便轮着去挑水，“左肩换右肩，一天下来，肩头压得全是血泡”。
“渴了喝口水，饿了吃个烧土豆。”王明花还记得村里的一个大姐叫薛娥子，快到中午时回去做饭，做完就赶着往山上走，“远远看见她，一边拿个烧土豆咬着一边走。”到了跟前，从围裙里变戏法似地拿出几个窝窝头来，让几个年轻人的眼里都放了光。
从王明花的眼睛里，仿佛能看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今年70岁的她，仍然是支部书记，还在发光发热。
“孩童时跟着大人们去种树，现在带着孙子们继续植树”
站在牛心山上，大片云朵快步踏过天际，湛蓝的天像是刚被洗过。现在，右玉的林木绿化率达56%，几代人持续绿化接力，终于将右玉变绿，也把右玉精神打造成一张名片。
右玉县县长王志坚说，林业用地面积从8000亩到169.9万亩，林木绿化率从0.3%到56%，今天的右玉，抛去了“不适宜居住”的旧帽子，而在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绿化战役中，王明花是一个清晰的注脚。
绕着黄沙洼走了一个小时，王明花的脚力不减当年。“孩童时跟着大人们去种树，现在带着孙子们继续植树，”她说，“一辈子就和树打交道了。”如同一棵倔强的“小老杨”，从植绿带头人到致富领头雁，她还是从前那个少女，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减。
王明花打小就听过一个故事：新中国成立那年，31岁的曹国权用土改时分到的12亩好地换来荒沟，种出的庄稼却长势喜人。时任县委书记问他“秘诀”，曹国权说：“大道理呀我不懂，我就知道种了树就能挡住沙子，挡住沙子就能打下粮食，打下粮食就能娶到媳妇儿。”
绿水青山带来的改变，和粮食产量直接挂钩。“以前玉米亩产50斤，现在上千斤。”王明花说。如今，右玉有了更充足的“家底”来规划造林：经济林和生态林间种，让绿色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右玉27.6万亩沙棘林，每年可采摘1800吨。”右玉县林草局局长刘占彪说：“目前已经形成了围绕沙棘的果酱生产、果汁加工、配方食品生产等9家加工企业，年产值1.96亿元，带动农民沙棘收入1440万元。”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云龙介绍，山西已初步构建起了晋西北丘陵山地防风固沙治理区、晋西北黄土丘陵沟壑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治理区等生态功能区，有效改善了晋北沙区生态环境，“我们将进一步拓宽山西生态扶贫路径，在现代防沙治沙实践中，不断弘扬和丰富右玉精神。”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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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右玉，是一个天然风口。风口碰上沙漠，曾让这里寸草不生。数十年来，右玉人民持续接力，让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
从孩童时期跟着大人们去种树，到现在带着孙子们继续植绿，王明花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从植绿带头人到致富领头雁，她的经历也是右玉植绿人们不断奋斗的一个缩影。
中午的日头晒得毒辣，70岁的王明花站在黄沙洼的山头。这是她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
从地图上看，右玉是晋西北门户，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地势南高北低，是一个天然风口。每年冬春，西北风从杀虎口灌入，沿着吕梁、太行间的通道长驱直下。
风口碰上沙漠，曾让右玉变得寸草不生。数十年来，当地人民持续接力，终于将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头水泉村的王明花，便是右玉植绿人的一个代表。
“打小就知道种树，种树就有活路，不种树就饥荒了”
从山西太原往北，过了雁门关，便是雁北塞外的天。和“关内”相比，“关外”山脉起伏较缓。王明花坐在十几棵小老杨树下，歇了会儿脚。
这是她17岁那年就“战斗”过的地方。“一把铁锹两只手，干罢春夏干秋冬”，17岁的王明花，因为能吃苦、干活快，被选为右玉头水泉村的妇女主任。“打小就知道种树，种树就有活路，不种树就饥荒了。”她说。
头水泉村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村旁的那眼泉曾是救命泉。当年的干旱、风沙，曾让前来考察的国际环境专家得出了“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结论。这个结论，从几个数字就能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右玉境内土地沙化率76%、林木绿化率不足0.3%、每年8级以上大风天长达3个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右玉被风沙“欺负”成啥样？王明花说：“我9岁上学，春天大风时，出去就和别的同学手挽手，一是因为力量小，怕被刮跑；另一个是因为白天都看不清，怕走丢。”
不仅如此，村里人修房子和别的地方也不一样，“别的地方修房子，一家挨着一家；右玉修房子，每家都要隔一条路，其实就是给沙子修通道。”王明花回忆，“家里修门，门都是往里推，不是往外开的，因为过一晚上，沙子就能把门埋住小一半。”
当地老话说得很形象：“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如今的右卫古城，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是右玉县城。常年西北风裹挟着风沙，几乎把十多米高的右卫古城墙填平。
县城往北紧挨着的就是“黄沙洼”，那是一片长40里、宽8里的移动沙丘，每年逼进十多米，当地人称之为“大狼嘴”。要封住“大狼嘴”，就得在这沙丘里种树。
“一次不行就再种一次，一年不行就来年再种”
“那会儿哪有钱买树苗！”王明花当时正上小学，看着大人们从其他地方的杨树上摘下枝，再移栽过来。“两枝杨树枝搭在一块，让它们‘抱住’，这样不容易被风刮跑。”王明花在树后随手捡了两根树枝，比划起来。当地人把这种小杨树，亲切地称为“小老杨”。
上世纪50年代，右玉县组织了数千名群众“会战”，其中包括800名学生。头水泉村就在黄沙洼脚下，王明花跟着大人们扛着锄头上了山。“那会儿啥也不懂，就是帮忙抬水、扛苗。”她说，第一年，他们就种下了9万多棵树苗，可到了第二年春，一场持续多天的8级大风，把这几千人数月的劳动成果连根拔起。
“一次不行就再种一次，一年不行就来年再种。”王明花说话间伴随着爽朗的笑声：“那会儿好像不会觉得累，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你现在看到的每一棵树，至少都是经过五六次补栽才种成的。”
60年树龄的“小老杨”，有着黝黑的躯干，高达10多米。现在的黄沙洼，已经成为一个青山环抱的公园，还成了实践教育基地。眼前是绿油油的草甸，阳光如沙漏般从连片成荫的“小老杨”树间倾泻下来——只有草甸间偶尔露出的沙粒、集体朝着东南弯腰的“树姿”，和几棵被玻璃罩围着、露出树根的“标本”，诉说着当年在这里种树的艰难。
经过8年“三战黄沙洼”，树的成活率升高了，沙丘的移动速度降下来了，右玉人终于把“大狼嘴”堵上了。其间，他们还摸索出了“穿靴、戴帽、贴封条、扎腰带”的适合半沙化土壤的科学营林方法，至今仍在沿用——所谓“穿靴”，就是在河岸边，营造雁翅形护岸林；“戴帽”，就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扎腰带”就是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贴封条”就是在侵蚀沟沿和风蚀残堆上不讲规格地密植造林，并且种草，以后再不断补植。
黄沙洼虽然被暂时堵住了，但每年补栽的任务依然很重。上世纪60年代，已长成大姑娘的王明花和村里的姐妹组成突击队，她们每天天刚亮就上山，中午也不回去。她们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种树100棵，这比一些男劳力种的树还要多。附近的水源在二里地外的康岔沟，她们便轮着去挑水，“左肩换右肩，一天下来，肩头压得全是血泡”。
“渴了喝口水，饿了吃个烧土豆。”王明花还记得村里的一个大姐叫薛娥子，快到中午时回去做饭，做完就赶着往山上走，“远远看见她，一边拿个烧土豆咬着一边走。”到了跟前，从围裙里变戏法似地拿出几个窝窝头来，让几个年轻人的眼里都放了光。
从王明花的眼睛里，仿佛能看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今年70岁的她，仍然是支部书记，还在发光发热。
“孩童时跟着大人们去种树，现在带着孙子们继续植树”
站在牛心山上，大片云朵快步踏过天际，湛蓝的天像是刚被洗过。现在，右玉的林木绿化率达56%，几代人持续绿化接力，终于将右玉变绿，也把右玉精神打造成一张名片。
右玉县县长王志坚说，林业用地面积从8000亩到169.9万亩，林木绿化率从0.3%到56%，今天的右玉，抛去了“不适宜居住”的旧帽子，而在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绿化战役中，王明花是一个清晰的注脚。
绕着黄沙洼走了一个小时，王明花的脚力不减当年。“孩童时跟着大人们去种树，现在带着孙子们继续植树，”她说，“一辈子就和树打交道了。”如同一棵倔强的“小老杨”，从植绿带头人到致富领头雁，她还是从前那个少女，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减。
王明花打小就听过一个故事：新中国成立那年，31岁的曹国权用土改时分到的12亩好地换来荒沟，种出的庄稼却长势喜人。时任县委书记问他“秘诀”，曹国权说：“大道理呀我不懂，我就知道种了树就能挡住沙子，挡住沙子就能打下粮食，打下粮食就能娶到媳妇儿。”
绿水青山带来的改变，和粮食产量直接挂钩。“以前玉米亩产50斤，现在上千斤。”王明花说。如今，右玉有了更充足的“家底”来规划造林：经济林和生态林间种，让绿色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右玉27.6万亩沙棘林，每年可采摘1800吨。”右玉县林草局局长刘占彪说：“目前已经形成了围绕沙棘的果酱生产、果汁加工、配方食品生产等9家加工企业，年产值1.96亿元，带动农民沙棘收入1440万元。”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云龙介绍，山西已初步构建起了晋西北丘陵山地防风固沙治理区、晋西北黄土丘陵沟壑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治理区等生态功能区，有效改善了晋北沙区生态环境，“我们将进一步拓宽山西生态扶贫路径，在现代防沙治沙实践中，不断弘扬和丰富右玉精神。”
（人民日报）
#每日一善[超话]#
就别跟我走了吧 人生的叵测太多了
我再也写不出缠绵悱恻的情书
马车再也不能再日行千里 不眠之夜找个人聊聊天
四月的清晨要多穿点 雪糕少吃对胃不好
记得告诉他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并不知道你想去的地方
只知道你曾来过我心里
漂洋过海太漫长了 钥匙留给我 留住回忆吧
余生无法指教 愿你过得比我好啊#情感语录#
就别跟我走了吧 人生的叵测太多了
我再也写不出缠绵悱恻的情书
马车再也不能再日行千里 不眠之夜找个人聊聊天
四月的清晨要多穿点 雪糕少吃对胃不好
记得告诉他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并不知道你想去的地方
只知道你曾来过我心里
漂洋过海太漫长了 钥匙留给我 留住回忆吧
余生无法指教 愿你过得比我好啊#情感语录#
抗战时期遗失的“北京人”头骨
在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西侧约1公里处有一座属太行山边缘的小山，旧时因当地百姓一直在山上采集中药龙骨，所以又称龙骨山。这座原本无名的小山在本世纪初却震惊了世界。而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讲起。
安特生是一名地质学家，1914年受邀请来中国任北洋政府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开采煤矿并进行矿产调查。安特生有个特别的个人爱好，喜爱采集古动物化石和考古。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同周口店结下不解之缘。1918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包动物化石，告诉是周口店鸡骨山上采集的，那里还有许多石灰岩洞中有化石。安特生一听说北京境内竟然有动物化石，立刻动身奔向周口店。但可惜的是，他只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化石。
1921年，不甘心的他又一次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进行发掘。这年8月，幸运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们，离鸡骨山不远的北面的龙骨山上有更大的龙骨，他们应该去那里。安特生二人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爬上龙骨山，他们刚一到就发现一条由碎石、砂土、大动物碎骨组成的大裂隙，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猪的下颌骨，后来又发现了犀牛、熊等动物遗骨以及白色的脉石英石碎片。可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两颗古人类的牙齿，他们意识到重大的发现在向他们招手。可惜的是1924年师丹斯基有要事处理回国了，他们无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但这两颗牙齿引起了另一位在中国从事考古研究的加拿大人步达生的注视。
步达生是一名十分卓越的考古学者、医学家。步达生原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可他从小就自觉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上中学时就找到一份驾独木舟给偏远地区送补给品的艰险工作。有一次遇上森林大火，他机警地跳入一个小湖中，在水中站了一天两夜才躲过大火。1906年他从多伦多大学毕业，1919年来到中国，1921年任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他来北京后不久，就与安特生结成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伙伴。他在工作中平易近人，“跟他的中国同事交往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籍或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步达生根据安特生的发掘和科研成果，在1926年摘写出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一文，认为周口店可能是人类祖先活动生活的地方。他的文章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震动，也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怀疑、非议。为了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展下去，步达生1926年与当时负责此方面事务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我国地质学奠基人翁文灏商议，由协和医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周口店遗址。同时，他又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申请赞助，1927年步达生的愿望全部实现，中方只是提出“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任何文物，将交给适当的中国博物馆。”
1927年春周口店发掘工作开始，第一年发掘了500箱化石和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1928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929年，经过步达生的努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石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诞生。这年冬天，周口店的考古者们，也终于收到了老祖宗给他们的第一份奖品。这年12月2日，裴文中带领工人在一个垂直的、井状的非常窄的山洞中进行发掘，他一手拿蜡烛，一手拿镐发掘。洞内静的吓人，锤镐的回声久久不散。忽然，斐文中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几年的修行终成正果，山中沉睡了50万至7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骨终于被轻轻地发掘出来。
头骨的发现似惊雷震惊了世界，更令人兴奋地是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尤其是用火的遗址的发现，这在世界上是首次，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提前了100万年。
1931年，后来成为我国考古专家的贾兰坡先生作为技工也来到周口店。1933年11月9日，他们又发现了一具最完整的头骨。那时，从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认出属于七八个不同的男女老少，考古家们还发现了穿孔的兽牙、小石珠、鱼骨，这些都是原始人的装饰品，这也证明北京人非常爱美。另外，他们也发现了硕猕猴、披毛犀、剑齿虎、马熊等37种动物的化石。不久更使全世界震惊的发现诞生了，1936年11月，贾兰坡又在周口店一个新的发掘点发现了3具完整原始人头骨。欧美国家的报道当时就达2000余篇，“中国猿人北京种”即“北京人”已闻名世界。当时这些头骨都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由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画家的陈志农等中外技术人员修复、制作模型。
就在周口店发掘工作捷报频传、硕果累累之时，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件伟大的事业的头上。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攻入华北，周口店地区也成为战场，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就在大家想方设法躲避这场灾难的时候，1938年留守在发掘工地的三名爱国的中国技术人员被日军逮捕，日军指挥三人为“抗日便衣队”，对他们实施酷刑后用刺刀挑腹杀害。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落入日军的魔爪。北京城内中方的所有重要机构已搬到大后方，所有研究机构原址都被日伪占领。北京协和医院由于是美国人开办的，美国当时未参战，暂时还未被占领。可贾兰坡等中国人已被监视。1941年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人们开始担心保存在那里的“北京人”头骨和其他化石。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商议，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本土保存。1941年11月中旬，贾兰坡和另一位技术员将周口店最珍贵的人骨化石用细棉纸、棉花、砂布、小纸盒包好装入两只木箱内，交给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11月底这两只价值连城的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12月5日，载有“北京人”化石的专列开往秦皇岛，计划在那里转送到美国航轮――哈里逊总统号上。可劫难就在这时发生了，专列未到秦皇岛就被日军截获。美军成为战俘。从此，两只装有头骨的箱子下落不明。
后来有人说日军截获了箱，在用船运往日本时船翻了；又有人说截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化石的价值，连箱子一块扔了；也有人说美军的被俘军医在战俘营中丢失了……。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也被占领，医院内的办公楼被改作了北京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保存在楼内的周口店发掘的文物、有关资料或是被掠走、或是被焚毁。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十几年发掘出的最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资料大部分被毁，造成世界人类学、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此后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曾费尽心机寻找“北京人”头骨踪迹，可总是像没有结尾的侦探故事一样令人绝望。1946年日本战败后，我国学者李济又代表政府到日本帝国大学找了五次都没找到，只找到日本抢来的周口店出土的一些石器、骨器。“北京人”头骨成为等待人们去破译的千古谜团。
附记：
上面史实的主要内容是1998年笔者在贾兰坡老先生家中，听老人亲口讲述的。当时的一些情境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他家更像一个书库。原本面积就不大的两个房间，几乎被那些用角铁焊成的简易书架占满，书架上、书桌上、折叠椅上、铺在房间狭小空地的报纸上，也全都是书。贾先生待人、聊天都像一孩子一样充满了童心。记得我刚一进屋看了他书桌上有一只直立在支架上的圆型金属盘，盘沿上刻写着英文、盘中心有一个徽章。他既骄傲又满不在乎地口吻笑着说,那是美国的世界探险家协会发给他的，他现在被迫被封为探险家了。当问起当年他发现“北京人”头骨的具体情节时，老人得意而又顽皮地讲到：“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的情景。那时干活的民工把泥挖出的小石片儿叫作‘韭菜’，那一天我与他们一同在洞底下小心地挖掘。听到一个民工喊了一声‘韭菜’，就将挖到的一块‘小石儿’扔到地上。我发现那‘石儿’好像不是很沉，就走过去捡了起来。仔细看了一下对他说，这哪儿是韭菜，这不是骨头吗。我就让他让开位置我亲自去挖。没想到，竟然挖出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
伴随着口忆，老人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语气也逐渐沉重起来“如果不是日本鬼子入侵，当时还能继续开展挖掘。日本人侵占那里后，挖掘工作停了，人员撤了，遗址也没人保护了……”
在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西侧约1公里处有一座属太行山边缘的小山，旧时因当地百姓一直在山上采集中药龙骨，所以又称龙骨山。这座原本无名的小山在本世纪初却震惊了世界。而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讲起。
安特生是一名地质学家，1914年受邀请来中国任北洋政府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开采煤矿并进行矿产调查。安特生有个特别的个人爱好，喜爱采集古动物化石和考古。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同周口店结下不解之缘。1918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包动物化石，告诉是周口店鸡骨山上采集的，那里还有许多石灰岩洞中有化石。安特生一听说北京境内竟然有动物化石，立刻动身奔向周口店。但可惜的是，他只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化石。
1921年，不甘心的他又一次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进行发掘。这年8月，幸运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们，离鸡骨山不远的北面的龙骨山上有更大的龙骨，他们应该去那里。安特生二人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爬上龙骨山，他们刚一到就发现一条由碎石、砂土、大动物碎骨组成的大裂隙，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猪的下颌骨，后来又发现了犀牛、熊等动物遗骨以及白色的脉石英石碎片。可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两颗古人类的牙齿，他们意识到重大的发现在向他们招手。可惜的是1924年师丹斯基有要事处理回国了，他们无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但这两颗牙齿引起了另一位在中国从事考古研究的加拿大人步达生的注视。
步达生是一名十分卓越的考古学者、医学家。步达生原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可他从小就自觉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上中学时就找到一份驾独木舟给偏远地区送补给品的艰险工作。有一次遇上森林大火，他机警地跳入一个小湖中，在水中站了一天两夜才躲过大火。1906年他从多伦多大学毕业，1919年来到中国，1921年任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他来北京后不久，就与安特生结成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伙伴。他在工作中平易近人，“跟他的中国同事交往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籍或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步达生根据安特生的发掘和科研成果，在1926年摘写出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一文，认为周口店可能是人类祖先活动生活的地方。他的文章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震动，也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怀疑、非议。为了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展下去，步达生1926年与当时负责此方面事务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我国地质学奠基人翁文灏商议，由协和医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周口店遗址。同时，他又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申请赞助，1927年步达生的愿望全部实现，中方只是提出“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任何文物，将交给适当的中国博物馆。”
1927年春周口店发掘工作开始，第一年发掘了500箱化石和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1928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929年，经过步达生的努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石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诞生。这年冬天，周口店的考古者们，也终于收到了老祖宗给他们的第一份奖品。这年12月2日，裴文中带领工人在一个垂直的、井状的非常窄的山洞中进行发掘，他一手拿蜡烛，一手拿镐发掘。洞内静的吓人，锤镐的回声久久不散。忽然，斐文中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几年的修行终成正果，山中沉睡了50万至7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骨终于被轻轻地发掘出来。
头骨的发现似惊雷震惊了世界，更令人兴奋地是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尤其是用火的遗址的发现，这在世界上是首次，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提前了100万年。
1931年，后来成为我国考古专家的贾兰坡先生作为技工也来到周口店。1933年11月9日，他们又发现了一具最完整的头骨。那时，从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认出属于七八个不同的男女老少，考古家们还发现了穿孔的兽牙、小石珠、鱼骨，这些都是原始人的装饰品，这也证明北京人非常爱美。另外，他们也发现了硕猕猴、披毛犀、剑齿虎、马熊等37种动物的化石。不久更使全世界震惊的发现诞生了，1936年11月，贾兰坡又在周口店一个新的发掘点发现了3具完整原始人头骨。欧美国家的报道当时就达2000余篇，“中国猿人北京种”即“北京人”已闻名世界。当时这些头骨都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由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画家的陈志农等中外技术人员修复、制作模型。
就在周口店发掘工作捷报频传、硕果累累之时，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件伟大的事业的头上。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攻入华北，周口店地区也成为战场，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就在大家想方设法躲避这场灾难的时候，1938年留守在发掘工地的三名爱国的中国技术人员被日军逮捕，日军指挥三人为“抗日便衣队”，对他们实施酷刑后用刺刀挑腹杀害。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落入日军的魔爪。北京城内中方的所有重要机构已搬到大后方，所有研究机构原址都被日伪占领。北京协和医院由于是美国人开办的，美国当时未参战，暂时还未被占领。可贾兰坡等中国人已被监视。1941年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人们开始担心保存在那里的“北京人”头骨和其他化石。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商议，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本土保存。1941年11月中旬，贾兰坡和另一位技术员将周口店最珍贵的人骨化石用细棉纸、棉花、砂布、小纸盒包好装入两只木箱内，交给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11月底这两只价值连城的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12月5日，载有“北京人”化石的专列开往秦皇岛，计划在那里转送到美国航轮――哈里逊总统号上。可劫难就在这时发生了，专列未到秦皇岛就被日军截获。美军成为战俘。从此，两只装有头骨的箱子下落不明。
后来有人说日军截获了箱，在用船运往日本时船翻了；又有人说截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化石的价值，连箱子一块扔了；也有人说美军的被俘军医在战俘营中丢失了……。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也被占领，医院内的办公楼被改作了北京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保存在楼内的周口店发掘的文物、有关资料或是被掠走、或是被焚毁。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十几年发掘出的最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资料大部分被毁，造成世界人类学、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此后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曾费尽心机寻找“北京人”头骨踪迹，可总是像没有结尾的侦探故事一样令人绝望。1946年日本战败后，我国学者李济又代表政府到日本帝国大学找了五次都没找到，只找到日本抢来的周口店出土的一些石器、骨器。“北京人”头骨成为等待人们去破译的千古谜团。
附记：
上面史实的主要内容是1998年笔者在贾兰坡老先生家中，听老人亲口讲述的。当时的一些情境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他家更像一个书库。原本面积就不大的两个房间，几乎被那些用角铁焊成的简易书架占满，书架上、书桌上、折叠椅上、铺在房间狭小空地的报纸上，也全都是书。贾先生待人、聊天都像一孩子一样充满了童心。记得我刚一进屋看了他书桌上有一只直立在支架上的圆型金属盘，盘沿上刻写着英文、盘中心有一个徽章。他既骄傲又满不在乎地口吻笑着说,那是美国的世界探险家协会发给他的，他现在被迫被封为探险家了。当问起当年他发现“北京人”头骨的具体情节时，老人得意而又顽皮地讲到：“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的情景。那时干活的民工把泥挖出的小石片儿叫作‘韭菜’，那一天我与他们一同在洞底下小心地挖掘。听到一个民工喊了一声‘韭菜’，就将挖到的一块‘小石儿’扔到地上。我发现那‘石儿’好像不是很沉，就走过去捡了起来。仔细看了一下对他说，这哪儿是韭菜，这不是骨头吗。我就让他让开位置我亲自去挖。没想到，竟然挖出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
伴随着口忆，老人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语气也逐渐沉重起来“如果不是日本鬼子入侵，当时还能继续开展挖掘。日本人侵占那里后，挖掘工作停了，人员撤了，遗址也没人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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