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专访 | 李健：建睿智之言 献务实之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航局原副局长李健提交了关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的两份提案。多年来，李健心系通航发展，屡次提交关于通航发展的提案，致力于让通航“飞起来、热起来”。其中，2018年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好提案，2019年、2021年提案均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这些高质量的提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推动了我国通航发展取得进步？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健。
提案要服务国家大局扎根基层群众
问：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5年提交了有关通航发展的提案。为什么您如此关注通航发展？
答：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共四次发布促进通航发展意见。前三次由于经济未发展起来，客观条件不具备，都未能有效促进通航发展。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通用航空确定为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描绘了通航发展的宏伟蓝图和阶段性目标。多年的民航工作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通航利国利军利民，对落实交通强国、民航强国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通航对于促进产业、消费升级意义和作用重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通用航空投资少，见效快，而且能很好地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需求，特别是在山区等地。国际经验表明，通用航空产业投入产出比为1：10，就业带动比为1：12。通航飞机从最初级运动类飞机到高端公务机，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
通用航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用航空体系是国家战略投送能力重要支撑，通过在边疆地区、地面交通未覆盖地区建设机场，可以有效拓展投送范围。通航飞行员、机务维修、制造等人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储备。通用航空在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援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全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在抗灾救援及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中，航空应急救援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较少，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手段。
这么多年我国通航一直没有飞起来、热起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因此，我近年来将通航发展作为提案的关注重点，陆续提出了推进国家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扶持新业态发展等建议。
问：您的提案多次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也获得过年度好提案。这些关于通航发展的高质量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答：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确保提案反映情况准确、分析问题深入、提出建议具体。为了充分反映通航行业诉求，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4年多来，曾赴山西、内蒙古等地大量实地调研。2021年5月中下旬，又随国务院督查室赴浙江、四川、广东、海南等4省9市开展实地督查调研，走访航空器制造、通航运营、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等近50家企业，与地方政府、市场主体、部队等召开9场座谈会，深入了解通用航空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共同研究提出对策性建议。
比如，为解决通航领域反映比较突出的过度监管问题，2017年起，我积极协调民航局组织各司局针对通航监管问题开展全覆盖式专项督查，派出3个督查组，赴7个地区开展实地督查，与32家局方单位和134家通航企业进行座谈，形成1.5万余字督查报告，汇总问题193个，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不适用、监管尺度过严、审批效率偏低。这些问题犹如鱼刺卡在通航企业的咽喉，令他们举步维艰。在民航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问题被分解到各司局，每月进行政务督办，并制成“鱼刺图”张贴在民航局机关大厅，接受社会监督。经过近1年努力，这些限制通航发展的瓶颈壁垒不仅全部被打破，而且还促成了60余项有利于通航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另外，在调研中还有一些涉及到民航局以外的意见建议，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协调解决。
合理利用空地资源推动通航发展
问：目前通航发展状况如何？您在提案中的一些建议有没有得到落实？
答：近年来，通用航空传统业态稳中有进、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通用航空业务量年均增长13.7%，通用机场数量超过运输机场。截至2021年底，我国传统通用航空企业达到599家，全年实现飞行118.22万小时，通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增强。在无人机新兴业态领域，各类无人机日均飞行小时4.57万小时，持续在航拍、巡查、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发力。
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我的部分建议逐步落地，转变为政策措施。大家协同联动、积极作为，共同推动通用航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四川省先行先试，划设试点空域6600平方公里，5条低空目视飞行通道总长500余公里，137家通航用户参与运行，安全飞行近18万架次、5万余小时。湖南省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已实现通航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海南省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低空目视航图系统和较为完善的低空空管服务保障平台。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企业茁壮成长。我国自主研制、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总装下线并试飞成功；浙江万丰集团收购奥地利钻石飞机8个基本型16个机型的全部知识产权，占全球活塞双发飞机市场份额超50%，位居世界第一；深圳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处于全球引领地位，广州亿航无人机公司研制可载双人无人机已成功在中国、阿联酋、美国、加拿大、日本等9国取得飞行许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一个可喜变化，那就是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日趋多元化。各地围绕飞机制造、运营、维修、飞行服务、旅游、体育等上下游产业精心布局，多地打造常态化航空医疗救护、应急救援服务。浙江横店开发“通航+影视+旅游”产品，深圳东部通航等企业运营跨境直升机提升大湾区公务出行效率，海南空中旅游、水上飞机、滑翔机等低空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
问：为什么今年您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的角度来提出推动通航发展的建议？
答：合理利用、有效释放空中和地面资源发展通航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有效举措，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对通航的空地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低空空域没有全面开放使用，通航机场建设相对滞后，这导致我国通航的运行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航空用地与公路和铁路用地相比微乎其微，有利于生态保护。近10年统计数据显示，民航投资约是公路投资的1/10，是铁路投资的1/5，而通航投资又只占民航投资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通航发展规模与实际需求也不相适应。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轿车已进入普通百姓家，陆路交通在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接近饱和，急需向空间要资源，发展立体交通。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通航飞机24万架，而我国拥有通航飞机不到3000架，发展规模并不能承接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航在应急救援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德国政府承担航空救援每年达6万多次，美国航空救援应急响应时间约为20分钟。
对于通航运行安全，大众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我国现有的规章标准和技术手段是可以有效保障通航飞行安全的。但由于媒体对通航安全过度关注，造成人民群众过分担心通航安全，政府有关部门也因过分担忧容易导致监管过度。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改善这些状况。
无人机是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
问：您认为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
答：一是整体推进，合理配置空地资源。建议统筹公路、铁路和航空均衡发展，加大空地资源投入向通航倾斜。释放低空空域资源，实现空域资源对通航的有效供给，加快通航现代化机场体系建设，确保通航飞得起来、飞得顺畅、落得下去。
二是科学规划，加大对通航发展的扶持。建议进一步简化通用机场立项审批程序，增加对通航应急救援、短途运输、通用机场运营等财政补贴力度，以及低空监视、情报、气象等服务项目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购买通航服务的制度安排。加大应急救援投资，建立通航救援企事业单位，利用通航技术参与医疗救护、消防救援、洪涝灾害救助等工作。
三是建强监管设施手段。建议开展低空通航飞行地区通信监视补盲工作，加强地面设施建设，利用北斗、5G、ADS-B等技术，为通用航空器加装机载通信导航设备，建强低空通信监视网。建设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加强对通航单位的业务管理和服务保障，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另外，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引导，进一步出台促进通航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通航市场培育，大力普及面向大众的通航产业文化。加强对从业人员管理监督和资质论证考核，树立正确的安全导向，确保通航飞行安全、发展正规有序。
问：您还有一份提案是关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无人机作为新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有望实现对新时代民用航空的引领作用。
截至2021年底，我国无人机企业达1.27万家，实名登记无人机约83万架，飞行时间达到千万小时量级。国家13个无人机发展试验区中有2个无人机物流发展试验区，3个城市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区。顺丰、京东、美团等无人机物流模式日趋成熟，已在十余个省市开展业务。但是无人机物流发展也面临着低空空域供给不足、法规标准不健全、无人机制造尚未充分体现其应有作用等问题。
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除了要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加快构建无人机法律法规体系外，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统筹规划无人机物流产业发展方向，加强研发、运营、监管等方面政策协同和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速形成规模效应。要重点扶持一批无人机物流龙头示范企业，给予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加快企业提质增效。建议将无人机物流运营所需的空域、场地、电气、通讯等资源纳入智慧物流、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促进数据共享，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城市物流网络建设，为无人机物流配送多场景应用提供支撑。（中国民航报 记者肖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航局原副局长李健提交了关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的两份提案。多年来，李健心系通航发展，屡次提交关于通航发展的提案，致力于让通航“飞起来、热起来”。其中，2018年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好提案，2019年、2021年提案均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这些高质量的提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推动了我国通航发展取得进步？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健。
提案要服务国家大局扎根基层群众
问：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5年提交了有关通航发展的提案。为什么您如此关注通航发展？
答：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共四次发布促进通航发展意见。前三次由于经济未发展起来，客观条件不具备，都未能有效促进通航发展。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通用航空确定为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描绘了通航发展的宏伟蓝图和阶段性目标。多年的民航工作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通航利国利军利民，对落实交通强国、民航强国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通航对于促进产业、消费升级意义和作用重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通用航空投资少，见效快，而且能很好地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需求，特别是在山区等地。国际经验表明，通用航空产业投入产出比为1：10，就业带动比为1：12。通航飞机从最初级运动类飞机到高端公务机，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
通用航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用航空体系是国家战略投送能力重要支撑，通过在边疆地区、地面交通未覆盖地区建设机场，可以有效拓展投送范围。通航飞行员、机务维修、制造等人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储备。通用航空在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援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全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在抗灾救援及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中，航空应急救援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较少，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手段。
这么多年我国通航一直没有飞起来、热起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因此，我近年来将通航发展作为提案的关注重点，陆续提出了推进国家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扶持新业态发展等建议。
问：您的提案多次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也获得过年度好提案。这些关于通航发展的高质量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答：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确保提案反映情况准确、分析问题深入、提出建议具体。为了充分反映通航行业诉求，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4年多来，曾赴山西、内蒙古等地大量实地调研。2021年5月中下旬，又随国务院督查室赴浙江、四川、广东、海南等4省9市开展实地督查调研，走访航空器制造、通航运营、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等近50家企业，与地方政府、市场主体、部队等召开9场座谈会，深入了解通用航空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共同研究提出对策性建议。
比如，为解决通航领域反映比较突出的过度监管问题，2017年起，我积极协调民航局组织各司局针对通航监管问题开展全覆盖式专项督查，派出3个督查组，赴7个地区开展实地督查，与32家局方单位和134家通航企业进行座谈，形成1.5万余字督查报告，汇总问题193个，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不适用、监管尺度过严、审批效率偏低。这些问题犹如鱼刺卡在通航企业的咽喉，令他们举步维艰。在民航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问题被分解到各司局，每月进行政务督办，并制成“鱼刺图”张贴在民航局机关大厅，接受社会监督。经过近1年努力，这些限制通航发展的瓶颈壁垒不仅全部被打破，而且还促成了60余项有利于通航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另外，在调研中还有一些涉及到民航局以外的意见建议，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协调解决。
合理利用空地资源推动通航发展
问：目前通航发展状况如何？您在提案中的一些建议有没有得到落实？
答：近年来，通用航空传统业态稳中有进、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通用航空业务量年均增长13.7%，通用机场数量超过运输机场。截至2021年底，我国传统通用航空企业达到599家，全年实现飞行118.22万小时，通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增强。在无人机新兴业态领域，各类无人机日均飞行小时4.57万小时，持续在航拍、巡查、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发力。
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我的部分建议逐步落地，转变为政策措施。大家协同联动、积极作为，共同推动通用航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四川省先行先试，划设试点空域6600平方公里，5条低空目视飞行通道总长500余公里，137家通航用户参与运行，安全飞行近18万架次、5万余小时。湖南省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已实现通航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海南省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低空目视航图系统和较为完善的低空空管服务保障平台。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企业茁壮成长。我国自主研制、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总装下线并试飞成功；浙江万丰集团收购奥地利钻石飞机8个基本型16个机型的全部知识产权，占全球活塞双发飞机市场份额超50%，位居世界第一；深圳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处于全球引领地位，广州亿航无人机公司研制可载双人无人机已成功在中国、阿联酋、美国、加拿大、日本等9国取得飞行许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一个可喜变化，那就是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日趋多元化。各地围绕飞机制造、运营、维修、飞行服务、旅游、体育等上下游产业精心布局，多地打造常态化航空医疗救护、应急救援服务。浙江横店开发“通航+影视+旅游”产品，深圳东部通航等企业运营跨境直升机提升大湾区公务出行效率，海南空中旅游、水上飞机、滑翔机等低空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
问：为什么今年您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的角度来提出推动通航发展的建议？
答：合理利用、有效释放空中和地面资源发展通航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有效举措，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对通航的空地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低空空域没有全面开放使用，通航机场建设相对滞后，这导致我国通航的运行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航空用地与公路和铁路用地相比微乎其微，有利于生态保护。近10年统计数据显示，民航投资约是公路投资的1/10，是铁路投资的1/5，而通航投资又只占民航投资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通航发展规模与实际需求也不相适应。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轿车已进入普通百姓家，陆路交通在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接近饱和，急需向空间要资源，发展立体交通。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通航飞机24万架，而我国拥有通航飞机不到3000架，发展规模并不能承接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航在应急救援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德国政府承担航空救援每年达6万多次，美国航空救援应急响应时间约为20分钟。
对于通航运行安全，大众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我国现有的规章标准和技术手段是可以有效保障通航飞行安全的。但由于媒体对通航安全过度关注，造成人民群众过分担心通航安全，政府有关部门也因过分担忧容易导致监管过度。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改善这些状况。
无人机是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
问：您认为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
答：一是整体推进，合理配置空地资源。建议统筹公路、铁路和航空均衡发展，加大空地资源投入向通航倾斜。释放低空空域资源，实现空域资源对通航的有效供给，加快通航现代化机场体系建设，确保通航飞得起来、飞得顺畅、落得下去。
二是科学规划，加大对通航发展的扶持。建议进一步简化通用机场立项审批程序，增加对通航应急救援、短途运输、通用机场运营等财政补贴力度，以及低空监视、情报、气象等服务项目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购买通航服务的制度安排。加大应急救援投资，建立通航救援企事业单位，利用通航技术参与医疗救护、消防救援、洪涝灾害救助等工作。
三是建强监管设施手段。建议开展低空通航飞行地区通信监视补盲工作，加强地面设施建设，利用北斗、5G、ADS-B等技术，为通用航空器加装机载通信导航设备，建强低空通信监视网。建设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加强对通航单位的业务管理和服务保障，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另外，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引导，进一步出台促进通航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通航市场培育，大力普及面向大众的通航产业文化。加强对从业人员管理监督和资质论证考核，树立正确的安全导向，确保通航飞行安全、发展正规有序。
问：您还有一份提案是关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无人机作为新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有望实现对新时代民用航空的引领作用。
截至2021年底，我国无人机企业达1.27万家，实名登记无人机约83万架，飞行时间达到千万小时量级。国家13个无人机发展试验区中有2个无人机物流发展试验区，3个城市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区。顺丰、京东、美团等无人机物流模式日趋成熟，已在十余个省市开展业务。但是无人机物流发展也面临着低空空域供给不足、法规标准不健全、无人机制造尚未充分体现其应有作用等问题。
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除了要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加快构建无人机法律法规体系外，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统筹规划无人机物流产业发展方向，加强研发、运营、监管等方面政策协同和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速形成规模效应。要重点扶持一批无人机物流龙头示范企业，给予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加快企业提质增效。建议将无人机物流运营所需的空域、场地、电气、通讯等资源纳入智慧物流、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促进数据共享，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城市物流网络建设，为无人机物流配送多场景应用提供支撑。（中国民航报 记者肖敏）
【独家解析：#德国对外政策为何发生历史性转变#？】随着俄乌战事升级，人们发现，德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不仅表示要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级地对空导弹，还将拨款1000亿欧元提升军备。德国为什么变了？#德国对外政策转变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参考消息 之“参考快评”为您详细解析——
原标题：俄乌战事升级，德国“历史性转变”……
（作者/木子）#和参考消息一起读懂国际时局#
第聂伯河的硝烟，引爆了欧陆上空的反俄政治火种。
伴随俄乌战事升级，欧美政客和媒体正欣喜若狂地赞许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发生的“180度大转弯”和“历史性转变”。
继2月26日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级地对空导弹后，次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紧急会议上发表演讲，宣布将拨出1000亿欧元专款提升军备，并将德国GDP的2%投资于国防上。
朔尔茨的演讲得到了德国各党派议员空前一致的认可，甚至是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议员长时间起立鼓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上述决定称为“分水岭时刻”，欧盟也宣布将斥资超过5亿美元为乌购买武器。之前因德国仅援助钢盔反讽其应该送来枕头的泽连斯基这下笑逐颜开，直接在推特上“@奥尔夫朔尔茨总理！”并发布了德国援助武器的消息。
别小看这2%——去年这个比例约为1.5%——看似微小的数字变化却是打破了德国某些根深蒂固的政治禁忌。此前，尽管德国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但长期以来坚持不向冲突地区运送致命武器。也正因此，德国被美国批评为“北约-西方军事联盟中的薄弱环节”。
如今，朔尔茨此举不仅折射德国国防政策的转变，也与自二战以来的德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虽然德国是美国盟友和北约成员国，但从上世纪70年代勃兰特政府的“东方政策”到施罗德时期“德俄特殊关系”再到默克尔时代“伙伴关系”，德国历任总理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相对稳定的外交和经贸往来。
默克尔卸任总理之前专门到两个国家进行告别访问，继访美之后就直奔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西方媒体曾多次揶揄默克尔与普京都有过在民主德国工作生活的经历，彼此会讲对方的语言。事实也是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时间里，尽管德俄在北约、乌克兰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但始终保持对话沟通。
俾斯麦有一句名言：“政治的秘密是什么？与俄国达成一个好的条约。”然而，朔尔茨没有俾斯麦的手段，更缺乏默克尔的天时地利人和。
德国作为欧洲的领头羊，将为对外政策的转向付出不菲代价。首先是经济代价，这个俄罗斯在欧洲的头号贸易伙伴和俄天然气的最大消费国，中止了德俄能源合作的“旗舰项目”——北溪二号。这意味着欧洲将如美国所愿更多依赖于后者——借由乌克兰冲突，美国的霸权野心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在欧洲再度实现了深度捆绑。
被美国牢牢捆绑在战车的还有欧洲防务，德法两架老牌马车一度倡导的所谓欧洲防务自主计划彻底落空。将年度军费开支提高到占GDP2%的水平，这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就开始对北约的欧洲国家施压的要求。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默克尔才表示将用10年时间来达成。
默克尔昔日与美国苦心周旋的，现在德国政府却斥巨资更新武器库，其中还包括购买美国F-35战机及以色列无人机。这些种种意味着欧洲国家间的防务工业合作和“战略自主”正渐行渐远，剩下的只是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
更危险的在于，乌克兰冲突并没有令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做出任何政策反思，反而落入煽风点火的山姆大叔的话语套路，制造出一个“敌人”并最终沦为预言的“自我实现”。
美国知名学者米尔斯海默早在克里米亚事件后，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才是乌克兰危机的主要责任方，危机的根源是北约东扩，俄罗斯不会容许乌克兰成为安插在家门口的西方据点。他警告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加剧与俄罗斯的冲突，同时毁了乌克兰，所有人都将是输家。
然而在乌克兰战事胶着之际，欧盟和北约“双东扩”变本加厉，继续踩踏俄罗斯认为的“红线”。欧盟宣称启动了乌入盟，北约邀请芬兰和瑞典参会谈论乌克兰危机，打破邀请非正式成员国参会的先例。
德国和不少欧盟国家几乎全盘接受了美国的“俄罗斯威胁论”，甚至成为宣扬中国对乌克兰负有“特殊责任”谬论的应和者。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托尔斯滕·本纳认为，朔尔茨这次历史性的演讲“是作为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进行根本性重新思考的起点，该战略还必须对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共同挑战作出反应。”
德国政策转变的根源，既有对欧洲安全的认知发生变化，也源于试图对自身二战后“经济巨人、政治隐身人”国家地位的重新界定。俄罗斯《侧面》周刊指出：德国“放弃了几十年来形成的和平主义”，“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准备与俄罗斯进行旷日持久的重大对抗”。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事务负责人泰森·巴克称，“德国刚刚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
“正常国家”——等等，如是的论调是不是有点儿耳熟？与乌克兰距离数千公里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竟跳将出来，公然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宣称日本应该探讨与美国“核共享”。
黩武的幽灵，正在从旧帝国的瓦砾残渣中被释放出来……
原标题：俄乌战事升级，德国“历史性转变”……
（作者/木子）#和参考消息一起读懂国际时局#
第聂伯河的硝烟，引爆了欧陆上空的反俄政治火种。
伴随俄乌战事升级，欧美政客和媒体正欣喜若狂地赞许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发生的“180度大转弯”和“历史性转变”。
继2月26日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级地对空导弹后，次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紧急会议上发表演讲，宣布将拨出1000亿欧元专款提升军备，并将德国GDP的2%投资于国防上。
朔尔茨的演讲得到了德国各党派议员空前一致的认可，甚至是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议员长时间起立鼓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上述决定称为“分水岭时刻”，欧盟也宣布将斥资超过5亿美元为乌购买武器。之前因德国仅援助钢盔反讽其应该送来枕头的泽连斯基这下笑逐颜开，直接在推特上“@奥尔夫朔尔茨总理！”并发布了德国援助武器的消息。
别小看这2%——去年这个比例约为1.5%——看似微小的数字变化却是打破了德国某些根深蒂固的政治禁忌。此前，尽管德国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但长期以来坚持不向冲突地区运送致命武器。也正因此，德国被美国批评为“北约-西方军事联盟中的薄弱环节”。
如今，朔尔茨此举不仅折射德国国防政策的转变，也与自二战以来的德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虽然德国是美国盟友和北约成员国，但从上世纪70年代勃兰特政府的“东方政策”到施罗德时期“德俄特殊关系”再到默克尔时代“伙伴关系”，德国历任总理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相对稳定的外交和经贸往来。
默克尔卸任总理之前专门到两个国家进行告别访问，继访美之后就直奔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西方媒体曾多次揶揄默克尔与普京都有过在民主德国工作生活的经历，彼此会讲对方的语言。事实也是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时间里，尽管德俄在北约、乌克兰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但始终保持对话沟通。
俾斯麦有一句名言：“政治的秘密是什么？与俄国达成一个好的条约。”然而，朔尔茨没有俾斯麦的手段，更缺乏默克尔的天时地利人和。
德国作为欧洲的领头羊，将为对外政策的转向付出不菲代价。首先是经济代价，这个俄罗斯在欧洲的头号贸易伙伴和俄天然气的最大消费国，中止了德俄能源合作的“旗舰项目”——北溪二号。这意味着欧洲将如美国所愿更多依赖于后者——借由乌克兰冲突，美国的霸权野心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在欧洲再度实现了深度捆绑。
被美国牢牢捆绑在战车的还有欧洲防务，德法两架老牌马车一度倡导的所谓欧洲防务自主计划彻底落空。将年度军费开支提高到占GDP2%的水平，这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就开始对北约的欧洲国家施压的要求。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默克尔才表示将用10年时间来达成。
默克尔昔日与美国苦心周旋的，现在德国政府却斥巨资更新武器库，其中还包括购买美国F-35战机及以色列无人机。这些种种意味着欧洲国家间的防务工业合作和“战略自主”正渐行渐远，剩下的只是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
更危险的在于，乌克兰冲突并没有令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做出任何政策反思，反而落入煽风点火的山姆大叔的话语套路，制造出一个“敌人”并最终沦为预言的“自我实现”。
美国知名学者米尔斯海默早在克里米亚事件后，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才是乌克兰危机的主要责任方，危机的根源是北约东扩，俄罗斯不会容许乌克兰成为安插在家门口的西方据点。他警告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加剧与俄罗斯的冲突，同时毁了乌克兰，所有人都将是输家。
然而在乌克兰战事胶着之际，欧盟和北约“双东扩”变本加厉，继续踩踏俄罗斯认为的“红线”。欧盟宣称启动了乌入盟，北约邀请芬兰和瑞典参会谈论乌克兰危机，打破邀请非正式成员国参会的先例。
德国和不少欧盟国家几乎全盘接受了美国的“俄罗斯威胁论”，甚至成为宣扬中国对乌克兰负有“特殊责任”谬论的应和者。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托尔斯滕·本纳认为，朔尔茨这次历史性的演讲“是作为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进行根本性重新思考的起点，该战略还必须对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共同挑战作出反应。”
德国政策转变的根源，既有对欧洲安全的认知发生变化，也源于试图对自身二战后“经济巨人、政治隐身人”国家地位的重新界定。俄罗斯《侧面》周刊指出：德国“放弃了几十年来形成的和平主义”，“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准备与俄罗斯进行旷日持久的重大对抗”。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事务负责人泰森·巴克称，“德国刚刚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
“正常国家”——等等，如是的论调是不是有点儿耳熟？与乌克兰距离数千公里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竟跳将出来，公然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宣称日本应该探讨与美国“核共享”。
黩武的幽灵，正在从旧帝国的瓦砾残渣中被释放出来……
【剧场：正在走向“生活化”】春节期间，开业不久的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醉后赢家》《舒克和贝塔》《隐婚男女》等喜剧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舞台上的年味儿。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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