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清晰！#欧洲发现的新冠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本月稍早时间，英美媒体报道称，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对少量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乔瓦尼·阿波洛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在“一定限度内”传播了。
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来源，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wn.com）最新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出现在公认时间点前的病毒
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指出，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中，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或能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因为新冠病毒或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德特里克堡的医疗废物
那病毒是从哪来的呢？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亦因此，可疑病毒完全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疑云：什么样的病毒？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
违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气溶胶中。
此外，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根本不戴手套；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灭菌室内里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设备。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病毒“搭乘”美军献血项目抵欧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程序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至此，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顺利借由ASB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远远要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目前，美国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原来竟还有这样让人震惊的隐情。相信终有一天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会大白天下，到时候美国又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嘴脸呢？（via：科技日报微信公号）
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来源，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wn.com）最新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出现在公认时间点前的病毒
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指出，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中，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或能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因为新冠病毒或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德特里克堡的医疗废物
那病毒是从哪来的呢？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亦因此，可疑病毒完全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疑云：什么样的病毒？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
违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气溶胶中。
此外，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根本不戴手套；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灭菌室内里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设备。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病毒“搭乘”美军献血项目抵欧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程序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至此，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顺利借由ASB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远远要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目前，美国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原来竟还有这样让人震惊的隐情。相信终有一天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会大白天下，到时候美国又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嘴脸呢？（via：科技日报微信公号）
#威海商务微发布##海外经贸消息# 【债务水平创下新高，财政状况重新恶化——希腊会再陷“债务危机”吗】经济日报4月26日报道，近期，希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底希腊政府公共债务存量达3740亿欧元，以2020年希腊国内生产总值1685亿欧元计算，希腊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222%，债务水平首次突破200%，远远超过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的129.7%，且超过欧盟和欧元区债务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事实上，债务危机爆发以前，希腊债务水平就已跃居欧盟首位；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更是连续十年“霸榜”欧盟第一大债务国。
希腊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经济刺激和财政帮扶措施导致政府开支大幅增加，政府财政状况由基本盈余（不含利息支付）重新陷入基本赤字（不含利息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和2021年希腊基本财政赤字率将分别达到7%和6%。
债务水平创下新高，财政状况重新恶化，有分析人士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希腊似乎有爆发二次“债务危机”的风险。然而，尽管希腊债务水平短期前景不容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将会再次陷入“债务危机”，长期来看希腊未来的债务水平呈下降趋势，且债务状况风险可控，可持续性较强。
欧盟持续支持
2010年至2018年，经过艰难的谈判，希腊从国际债权人的三轮救助计划中总计获得了2416亿欧元的资金，前提是希腊必须满足国际债权人的一系列改革要求和紧缩措施，例如国有资产私有化、裁减公务人员、削减公共福利、提高税收等。通过欧盟的强力支持和希腊的“卧薪尝胆”，希腊最终于2018年8月成功摆脱救助计划的“拐杖”，依托自身力量重新开始独立行走。
在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上，欧盟长期以来奉行“恩威并施”的策略，以“威”为先，先“威”后“恩”，先“苦”后“甜”。在退出救助计划之前，欧元集团要求希腊“毕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严格遵守在欧洲稳定机制框架下规定的重要改革计划和财政目标要求。为防止希腊重蹈覆辙和债务风险失控，欧盟规定在2022年中之前希腊需要在社会福利、金融稳定、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国有资产私有化、公共行政现代化这6大关键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欧盟将对希腊的经济和财政状况进行密切持续监管。截至目前，欧委会共对希腊进行了9次加强监管报告，以及时评估希腊的经济状况和改革执行情况，确保希腊债务水平可控。
除此之外，欧盟在经济刺激计划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对希腊一视同仁，甚至给予特殊关照。去年7月份，欧盟出台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希腊也从该计划中分得了相当一大碗“羹”，获得总计720亿欧元的一揽子融资计划，包括195亿欧元的无偿拨款、125亿欧元的低息贷款以及通过其他中期发展框架和2021年至2027年共同农业政策提供的400亿欧元。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称此为“合理且公平的历史性协议，对希腊重建意义空前”。同时，欧央行自去年3月开始的规模达1.85万亿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将希腊债券也纳入其中，将为希腊进行再融资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溢价，有利于债务的可持续性。
其实在希腊退出救助计划之前，欧盟就曾减免过希腊债务并延长到期债务年限，还表示如果希腊债务在2032年底出现可持续性问题，将继续采取其他援助措施，但前提是希腊要保持平衡的财政政策，并继续加强经济改革。欧洲稳定机制首席经济学家罗尔夫·斯特劳赫指出，欧洲的支持、低利率以及希腊在疫情暴发前的财政状况，使得希腊债务能够得到控制。穆迪欧洲业务主管科林·埃利斯也表示，欧洲对希腊债务的支持是确保希腊债务可持续性的“催化剂”，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希腊债务将是可持续的。
债务状况可控
虽然2020年底希腊债务存量规模创下历史纪录，但希腊公共债务结构相对单一稳定，偿债期限较为宽松，且偿债成本较低，有利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在2020年底存量374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中，5年以上的长期债务占75%以上，债务剩余平均年限达19.43年，其中有2483亿欧元是欧洲稳定机制的低息和长期贷款，占整个债务总额的66.4%，且贷款利率低于1%，只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到20亿欧元的贷款利率略高于3%，为降低借贷成本，希腊已经提前偿还了IMF约60亿欧元的贷款。
惠誉指出，希腊未来两年支付利息与收入的比率是所有“BB”评级类别国家中最低的。由于非居民外部官方放贷人即官方机构持有希腊未偿债务的绝大部分，可使希腊融资减少受短期波动的影响，稳定的债务结构和较低的偿债成本则有助于降低债务结构的脆弱性和与高债务水平相关的展期风险。
除此之外，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以及紧急抗疫购债计划等外部积极因素也为希腊提供了有利的融资条件，使希腊的借贷和偿债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今年3月份，希腊自2008年以来首次重新发行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95%，希腊财政部长称这标志着希腊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的“全面回归”。此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希腊通过多次以历史新低的收益率发行中短期国债共筹集到约200亿欧元的资金，通过低融资成本保障了现金流充足，为偿还短期债务提供了稳定保障，有助于改善债务的可持续性，并进一步推动提高希腊的信用评级和国际投资者信心。截至2020年底，希腊政府的现金储备约为310亿欧元，足以保障未来两年的债务偿还和利息支付。
经济复苏乐观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希腊经济展现出了明显的复苏势头，财政状况日益好转，2017年至2019年连续3年保持经济正增长，基本盈余占GDP的比重均大幅超过国际债权人规定的3.5%的财政目标。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短期的希腊经济和财政状况“泼了一盆冷水”，但通过各种合理的经济刺激措施和财政支持计划平稳度过疫情危机后，中长期来看希腊经济复苏前景总体乐观，国际市场信心恢复，财政状况将不断改善。
希腊央行预计2021年和2022年经济将分别增长4.2%和4.8%。随着疫苗接种的大规模普及，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希腊经济将尽快摆脱危机实现复苏，IMF预测2021年希腊经济复苏接近4%，在下半年经济将强劲复苏，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欧委会指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希腊政府债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由于与疫情相关的紧急财政措施是暂时的，经济将在2021年开始复苏，预计2021年和2022年希腊GDP将分别增长3.5%和5%，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21年开始呈下降趋势。
打铁还需自身硬，希腊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是政府要保持经济快速复苏增长，并实施审慎平衡的财政政策。希腊政府也积极践行对国际债权人的改革承诺，通过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扫除各种障碍，同时加大行政司法体系的改革，改善税收体系漏洞。不久前，希腊公布了名为“希腊2.0”的国家复苏计划，该计划包括170个具体的项目、投资和改革，涉及总金额高达570亿欧元，目标是到2026年将希腊GDP提高7个百分点，创造约20万个就业岗位并增加20%的私人投资，以转变希腊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希腊经济向绿色化、外向化、多元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通过雄心勃勃的经济复苏计划，希腊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并保持长期的高增长率，确保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以降低国债负担率；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公共财政收入，保证财政基本盈余，维持审慎的财政政策，以保证到期债务和年度利息的及时偿还。
仍需各方努力
虽然面临许多机遇，希腊再次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想要保持债务水平可持续下降、财政状况基本盈余、经济高速增长等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一是债务水平下降缓慢。尽管希腊大部分为长期债务，但由于外债规模过于庞大，本身经济体量较小，债务水平下降速度缓慢。欧委会预测至少在2040年以前，希腊债务水平将保持占GDP120%以上的高水平，短期和中期债务状况仍值得关注；二是政府总融资需求（GFN）仍处高位。希腊政府短期和中期融资需求仍较为强烈，国际融资条件和全球流动性的波动对其影响较大，一旦出现财政紧张和流动性困难，债务展期的增加将超过预算赤字的减少，对债务可持续性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欧委会《债务可持续报告》预测希腊政府总融资需求在未来20年将徘徊在GDP的15%左右，到2060年降至GDP的13％左右，而预计2030年全球平均水平将保持在GDP的10%以下；三是经济转型困难颇多。希腊经济长年依靠旅游业、航运业和农业等作为经济支柱，缺少核心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希腊经济要想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破除经济原有弊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虽然希腊政府推出了新的国家复苏计划并已经实行了大刀阔斧的系列改革，以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行业既得利益改革阻力较大、公共行政运行效率低下、债务危机期间高端人才大幅流失等问题都给希腊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
在面临各种全球性挑战的今天，希腊和欧盟都需要以史为镜，总结经验教训，改善制度弊端，共同维护欧洲一体化和成员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希腊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经济刺激和财政帮扶措施导致政府开支大幅增加，政府财政状况由基本盈余（不含利息支付）重新陷入基本赤字（不含利息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和2021年希腊基本财政赤字率将分别达到7%和6%。
债务水平创下新高，财政状况重新恶化，有分析人士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希腊似乎有爆发二次“债务危机”的风险。然而，尽管希腊债务水平短期前景不容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将会再次陷入“债务危机”，长期来看希腊未来的债务水平呈下降趋势，且债务状况风险可控，可持续性较强。
欧盟持续支持
2010年至2018年，经过艰难的谈判，希腊从国际债权人的三轮救助计划中总计获得了2416亿欧元的资金，前提是希腊必须满足国际债权人的一系列改革要求和紧缩措施，例如国有资产私有化、裁减公务人员、削减公共福利、提高税收等。通过欧盟的强力支持和希腊的“卧薪尝胆”，希腊最终于2018年8月成功摆脱救助计划的“拐杖”，依托自身力量重新开始独立行走。
在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上，欧盟长期以来奉行“恩威并施”的策略，以“威”为先，先“威”后“恩”，先“苦”后“甜”。在退出救助计划之前，欧元集团要求希腊“毕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严格遵守在欧洲稳定机制框架下规定的重要改革计划和财政目标要求。为防止希腊重蹈覆辙和债务风险失控，欧盟规定在2022年中之前希腊需要在社会福利、金融稳定、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国有资产私有化、公共行政现代化这6大关键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欧盟将对希腊的经济和财政状况进行密切持续监管。截至目前，欧委会共对希腊进行了9次加强监管报告，以及时评估希腊的经济状况和改革执行情况，确保希腊债务水平可控。
除此之外，欧盟在经济刺激计划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对希腊一视同仁，甚至给予特殊关照。去年7月份，欧盟出台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希腊也从该计划中分得了相当一大碗“羹”，获得总计720亿欧元的一揽子融资计划，包括195亿欧元的无偿拨款、125亿欧元的低息贷款以及通过其他中期发展框架和2021年至2027年共同农业政策提供的400亿欧元。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称此为“合理且公平的历史性协议，对希腊重建意义空前”。同时，欧央行自去年3月开始的规模达1.85万亿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将希腊债券也纳入其中，将为希腊进行再融资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溢价，有利于债务的可持续性。
其实在希腊退出救助计划之前，欧盟就曾减免过希腊债务并延长到期债务年限，还表示如果希腊债务在2032年底出现可持续性问题，将继续采取其他援助措施，但前提是希腊要保持平衡的财政政策，并继续加强经济改革。欧洲稳定机制首席经济学家罗尔夫·斯特劳赫指出，欧洲的支持、低利率以及希腊在疫情暴发前的财政状况，使得希腊债务能够得到控制。穆迪欧洲业务主管科林·埃利斯也表示，欧洲对希腊债务的支持是确保希腊债务可持续性的“催化剂”，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希腊债务将是可持续的。
债务状况可控
虽然2020年底希腊债务存量规模创下历史纪录，但希腊公共债务结构相对单一稳定，偿债期限较为宽松，且偿债成本较低，有利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在2020年底存量374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中，5年以上的长期债务占75%以上，债务剩余平均年限达19.43年，其中有2483亿欧元是欧洲稳定机制的低息和长期贷款，占整个债务总额的66.4%，且贷款利率低于1%，只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到20亿欧元的贷款利率略高于3%，为降低借贷成本，希腊已经提前偿还了IMF约60亿欧元的贷款。
惠誉指出，希腊未来两年支付利息与收入的比率是所有“BB”评级类别国家中最低的。由于非居民外部官方放贷人即官方机构持有希腊未偿债务的绝大部分，可使希腊融资减少受短期波动的影响，稳定的债务结构和较低的偿债成本则有助于降低债务结构的脆弱性和与高债务水平相关的展期风险。
除此之外，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以及紧急抗疫购债计划等外部积极因素也为希腊提供了有利的融资条件，使希腊的借贷和偿债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今年3月份，希腊自2008年以来首次重新发行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95%，希腊财政部长称这标志着希腊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的“全面回归”。此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希腊通过多次以历史新低的收益率发行中短期国债共筹集到约200亿欧元的资金，通过低融资成本保障了现金流充足，为偿还短期债务提供了稳定保障，有助于改善债务的可持续性，并进一步推动提高希腊的信用评级和国际投资者信心。截至2020年底，希腊政府的现金储备约为310亿欧元，足以保障未来两年的债务偿还和利息支付。
经济复苏乐观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希腊经济展现出了明显的复苏势头，财政状况日益好转，2017年至2019年连续3年保持经济正增长，基本盈余占GDP的比重均大幅超过国际债权人规定的3.5%的财政目标。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短期的希腊经济和财政状况“泼了一盆冷水”，但通过各种合理的经济刺激措施和财政支持计划平稳度过疫情危机后，中长期来看希腊经济复苏前景总体乐观，国际市场信心恢复，财政状况将不断改善。
希腊央行预计2021年和2022年经济将分别增长4.2%和4.8%。随着疫苗接种的大规模普及，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希腊经济将尽快摆脱危机实现复苏，IMF预测2021年希腊经济复苏接近4%，在下半年经济将强劲复苏，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欧委会指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希腊政府债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由于与疫情相关的紧急财政措施是暂时的，经济将在2021年开始复苏，预计2021年和2022年希腊GDP将分别增长3.5%和5%，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21年开始呈下降趋势。
打铁还需自身硬，希腊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是政府要保持经济快速复苏增长，并实施审慎平衡的财政政策。希腊政府也积极践行对国际债权人的改革承诺，通过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扫除各种障碍，同时加大行政司法体系的改革，改善税收体系漏洞。不久前，希腊公布了名为“希腊2.0”的国家复苏计划，该计划包括170个具体的项目、投资和改革，涉及总金额高达570亿欧元，目标是到2026年将希腊GDP提高7个百分点，创造约20万个就业岗位并增加20%的私人投资，以转变希腊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希腊经济向绿色化、外向化、多元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通过雄心勃勃的经济复苏计划，希腊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并保持长期的高增长率，确保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以降低国债负担率；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公共财政收入，保证财政基本盈余，维持审慎的财政政策，以保证到期债务和年度利息的及时偿还。
仍需各方努力
虽然面临许多机遇，希腊再次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想要保持债务水平可持续下降、财政状况基本盈余、经济高速增长等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一是债务水平下降缓慢。尽管希腊大部分为长期债务，但由于外债规模过于庞大，本身经济体量较小，债务水平下降速度缓慢。欧委会预测至少在2040年以前，希腊债务水平将保持占GDP120%以上的高水平，短期和中期债务状况仍值得关注；二是政府总融资需求（GFN）仍处高位。希腊政府短期和中期融资需求仍较为强烈，国际融资条件和全球流动性的波动对其影响较大，一旦出现财政紧张和流动性困难，债务展期的增加将超过预算赤字的减少，对债务可持续性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欧委会《债务可持续报告》预测希腊政府总融资需求在未来20年将徘徊在GDP的15%左右，到2060年降至GDP的13％左右，而预计2030年全球平均水平将保持在GDP的10%以下；三是经济转型困难颇多。希腊经济长年依靠旅游业、航运业和农业等作为经济支柱，缺少核心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希腊经济要想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破除经济原有弊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虽然希腊政府推出了新的国家复苏计划并已经实行了大刀阔斧的系列改革，以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行业既得利益改革阻力较大、公共行政运行效率低下、债务危机期间高端人才大幅流失等问题都给希腊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
在面临各种全球性挑战的今天，希腊和欧盟都需要以史为镜，总结经验教训，改善制度弊端，共同维护欧洲一体化和成员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深圳“旧改”新规正式实施，改不动小区能否提速？解读来了……。
#房产##买房##房地产#深圳“城市更新”新规正式实施
引起大家广泛关注
▽
打破“双百”签约标准（即区政府与权利主体100%达成更新意愿，并100%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才能确认实施主体），新规提到签约面积与签约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创设“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
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
在深圳
如何盘活存量用地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而城市更新是重要手段
说起城市更新大家不会陌生
城市更新给深圳带来的变化
也有目共睹
大冲村旧改，由原脏乱差的旧村蜕变为综合体大城；
岗厦村旧改，从CBD旧村变为深圳中心综合体；
岗头工业区旧改，从农民房、旧厂房成为高新产业区；
......
2020年6月4日，深圳景福花园。刘有志 摄
不过，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
只要一户不同意
城市更新项目就“难产”
赔偿问题众口难调，很难统一
......
这些问题
导致部分项目数十年拆不动
城市更新进展缓慢
3月1日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
（简称《更新条例》）已正式实施
该条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条例实施后
深圳首批旧改项目是否会有变化？
打破了“双百比例”
旧改拉锯战今后有望避免
根据此前规定，必须100％业主、100％的面积同意并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方能确认实施主体。
但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中，要求取得100％的业主同意补偿安置方案十分困难。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钉子户”。
本次条例最受关注的是
打破了原本征收
必须得满足的“双百”标准
新规确立两个“95%”，即——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物业权利人人数签约95%后可征收等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过去有类似“双百”的规定，其实压力比较大，往往使得此类拆迁等工作停滞，而现在则可以在满足95%签约人数同意等情况下，开展相关的拆迁工作，提高了相关事宜的效率，有助于真正促进此类城市更新的工作完成。
白石洲资料图。刘有志摄
再有，作为本次条例最大的亮点，《更新条例》创设了“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将有效破解搬迁难这一长期影响深圳城市更新高效推进的深层次障碍。
规定明确——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占比均不低于95%，且经区人民政府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的，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区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相关规定对未签约部分房屋实施征收。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部分可参照执行。
依照《条例》规定对未签约房屋实施征收的，可不纳入全市年度房屋征收计划，由区人民政府参照国家和深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有关规定，依法分别作出征收决定。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或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资料图。赵炎雄摄
可以看出目前《条例》更加接轨国际发达国家以及地区的更新理念，比如——
中国香港，作为空间资源紧缺的发达城市，其于1999年下发的《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中，即规定了改造主体收购小区90%物业产权后，如出现“钉子户”，则可以侵犯总体利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成功即强制搬迁。2010年，香港又再次规定了，如达到50年以上楼龄的楼宇等三类地段只需达80%。
再比如面积狭小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新加坡于1966年制定了《土地征用法》，确定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私人土地，在立法设计上应尽量避免“法之不善”引发的土地投机行为和私人暴富现象。
或许此后，以往旧改项目的困境将有所改善。深圳将更加重视公共利益，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深圳城市更新进入强区放权新时代，城市更新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此外，关于拆迁的赔偿
是城市更新中大家十分关注的点
此次新规，就赔偿问题也做了明确
市场主体赔偿方案条件
或许优于政府征收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起来
其复杂程度往往不小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赔偿问题众口难调
比如说木头龙城市更新项目，作为首批城市更新计划项目，“十年改不动”，是人们提起木头龙的第一印象。
据了解，木头龙小区自2010年列入市城市更新计划，由于4户业主未签约，项目多年未进入实施阶段。当时已签约的1336户业主，因为项目迟迟无法推进而有家难回，更有49名业主在等待中遗憾离世。
最终罗湖区发布了《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对木头龙片区零星房屋进行征收，而决定书中征收后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条件，政府最终给到钉子户的征收条件（建筑面积1：1.2），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条件（建筑面积1：1.3），并且是征收文件下达后的“强制执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与木头龙于同一年被列入
深圳城市更新规划的首批计划的
还有海涛花园小区
目前，海涛花园1260业主中，已有98%的业主完成了签约。据了解，由于当年销售政策不够完善，卖方在销售房屋时搭售了花园及天台，而个别“钉子户”则认为花园和天台也需要等同于房屋一样赔偿面积，从而导致项目迟迟不能完成签约。
根据《更新条例》中“拆迁安置补偿处理方式”的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明确已登记的商品性质住宅物业（即红本住宅）采用原地产权置换的，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其他合法建筑和历史违建的搬迁补偿标准，由市场主体与物业权利人参照本事房屋征收相关规定协商确定。
该条例中并未提及花园及天台按照房屋面积赔偿，而且这两部分并非规划建设之初作为居住使用，而是后期为了销售便利将公共绿化区域改变成花园或天台。
在《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中，对于天台、花园这类房屋附属物已经进行了征收的细致规定，“对房屋以外的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等货币补偿的金额，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重置价评估确定”。
而按照目前评估机构对房屋构附属物的重置价标准，一般一个天台和花园最多补偿1-3万，如果因为个别业主因花园或天台赔偿问题不肯签约导致走入政府征收路径，很有可能与木头龙最终解决方案一致，而实际获得的赔付远不及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标准。
城市更新进入深水区
政策革新将攻克难点、痛点
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创始会长耿延良认为，《更新条例》在深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例，极具现实意义。不难预见，深圳城市更新的路径、方式方法将出现新的变革。
从这个法律的落地，能够看得出来政府的决心，但是未来，城市更新项目具体实现能否达到预期，应该要持续关注政府落实条例配套的政策，如果做到全市统一，让各项目投资者有心理预期，让全行业社会透明度更高，这对行业应有极大推动作用。
据了解，南都智库2019年发布的《创新与博弈——深圳十年城市更新“体检”报告》中提到，在对于深圳城市更新意义选择上，南都课题组回收的1124份有效问卷当中，权属人群体以及租户，最为看重的前两项是“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各项市政、公共配套设施”，对位受访者表示，“改善居住环境是城市更新本质”，而7成权属人，5成租户认为城市更新项目速度需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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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买房# #房地产#
#房产##买房##房地产#深圳“城市更新”新规正式实施
引起大家广泛关注
▽
打破“双百”签约标准（即区政府与权利主体100%达成更新意愿，并100%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才能确认实施主体），新规提到签约面积与签约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创设“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
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
在深圳
如何盘活存量用地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而城市更新是重要手段
说起城市更新大家不会陌生
城市更新给深圳带来的变化
也有目共睹
大冲村旧改，由原脏乱差的旧村蜕变为综合体大城；
岗厦村旧改，从CBD旧村变为深圳中心综合体；
岗头工业区旧改，从农民房、旧厂房成为高新产业区；
......
2020年6月4日，深圳景福花园。刘有志 摄
不过，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
只要一户不同意
城市更新项目就“难产”
赔偿问题众口难调，很难统一
......
这些问题
导致部分项目数十年拆不动
城市更新进展缓慢
3月1日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
（简称《更新条例》）已正式实施
该条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条例实施后
深圳首批旧改项目是否会有变化？
打破了“双百比例”
旧改拉锯战今后有望避免
根据此前规定，必须100％业主、100％的面积同意并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方能确认实施主体。
但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中，要求取得100％的业主同意补偿安置方案十分困难。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钉子户”。
本次条例最受关注的是
打破了原本征收
必须得满足的“双百”标准
新规确立两个“95%”，即——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物业权利人人数签约95%后可征收等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过去有类似“双百”的规定，其实压力比较大，往往使得此类拆迁等工作停滞，而现在则可以在满足95%签约人数同意等情况下，开展相关的拆迁工作，提高了相关事宜的效率，有助于真正促进此类城市更新的工作完成。
白石洲资料图。刘有志摄
再有，作为本次条例最大的亮点，《更新条例》创设了“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将有效破解搬迁难这一长期影响深圳城市更新高效推进的深层次障碍。
规定明确——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占比均不低于95%，且经区人民政府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的，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区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相关规定对未签约部分房屋实施征收。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部分可参照执行。
依照《条例》规定对未签约房屋实施征收的，可不纳入全市年度房屋征收计划，由区人民政府参照国家和深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有关规定，依法分别作出征收决定。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或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资料图。赵炎雄摄
可以看出目前《条例》更加接轨国际发达国家以及地区的更新理念，比如——
中国香港，作为空间资源紧缺的发达城市，其于1999年下发的《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中，即规定了改造主体收购小区90%物业产权后，如出现“钉子户”，则可以侵犯总体利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成功即强制搬迁。2010年，香港又再次规定了，如达到50年以上楼龄的楼宇等三类地段只需达80%。
再比如面积狭小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新加坡于1966年制定了《土地征用法》，确定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私人土地，在立法设计上应尽量避免“法之不善”引发的土地投机行为和私人暴富现象。
或许此后，以往旧改项目的困境将有所改善。深圳将更加重视公共利益，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深圳城市更新进入强区放权新时代，城市更新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此外，关于拆迁的赔偿
是城市更新中大家十分关注的点
此次新规，就赔偿问题也做了明确
市场主体赔偿方案条件
或许优于政府征收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起来
其复杂程度往往不小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赔偿问题众口难调
比如说木头龙城市更新项目，作为首批城市更新计划项目，“十年改不动”，是人们提起木头龙的第一印象。
据了解，木头龙小区自2010年列入市城市更新计划，由于4户业主未签约，项目多年未进入实施阶段。当时已签约的1336户业主，因为项目迟迟无法推进而有家难回，更有49名业主在等待中遗憾离世。
最终罗湖区发布了《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对木头龙片区零星房屋进行征收，而决定书中征收后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条件，政府最终给到钉子户的征收条件（建筑面积1：1.2），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条件（建筑面积1：1.3），并且是征收文件下达后的“强制执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与木头龙于同一年被列入
深圳城市更新规划的首批计划的
还有海涛花园小区
目前，海涛花园1260业主中，已有98%的业主完成了签约。据了解，由于当年销售政策不够完善，卖方在销售房屋时搭售了花园及天台，而个别“钉子户”则认为花园和天台也需要等同于房屋一样赔偿面积，从而导致项目迟迟不能完成签约。
根据《更新条例》中“拆迁安置补偿处理方式”的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明确已登记的商品性质住宅物业（即红本住宅）采用原地产权置换的，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其他合法建筑和历史违建的搬迁补偿标准，由市场主体与物业权利人参照本事房屋征收相关规定协商确定。
该条例中并未提及花园及天台按照房屋面积赔偿，而且这两部分并非规划建设之初作为居住使用，而是后期为了销售便利将公共绿化区域改变成花园或天台。
在《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中，对于天台、花园这类房屋附属物已经进行了征收的细致规定，“对房屋以外的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等货币补偿的金额，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重置价评估确定”。
而按照目前评估机构对房屋构附属物的重置价标准，一般一个天台和花园最多补偿1-3万，如果因为个别业主因花园或天台赔偿问题不肯签约导致走入政府征收路径，很有可能与木头龙最终解决方案一致，而实际获得的赔付远不及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标准。
城市更新进入深水区
政策革新将攻克难点、痛点
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创始会长耿延良认为，《更新条例》在深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例，极具现实意义。不难预见，深圳城市更新的路径、方式方法将出现新的变革。
从这个法律的落地，能够看得出来政府的决心，但是未来，城市更新项目具体实现能否达到预期，应该要持续关注政府落实条例配套的政策，如果做到全市统一，让各项目投资者有心理预期，让全行业社会透明度更高，这对行业应有极大推动作用。
据了解，南都智库2019年发布的《创新与博弈——深圳十年城市更新“体检”报告》中提到，在对于深圳城市更新意义选择上，南都课题组回收的1124份有效问卷当中，权属人群体以及租户，最为看重的前两项是“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各项市政、公共配套设施”，对位受访者表示，“改善居住环境是城市更新本质”，而7成权属人，5成租户认为城市更新项目速度需提速。
更多旧改回迁房细节和实操细节一篇文章也不能解释全面，可预约直接去实地考察。要了解更多深圳旧改项目，分享行业前端资讯、聚集行业一手资源提供 ！咨询电话：13480806183(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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