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为切实解决办事企业群众“办事难、难办事”“到处问、到处跑”等问题，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足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通过明确事项清单、规范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等举措，大力提升镇村便民服务水平，全力实现政务服务就近能办、多点可办，把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延伸到基层，真正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人民网的转载刊发。
淄博市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全面实行“三个一”，即“人员一口管理，事项一窗通办，审批一枚印章”；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全面实行“三个办”，即一般事项“就近办”，高频事项“自助办”，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即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实行“政务+金融(邮、商)”服务。目前，全市88个镇（街道）、2927个村居全部建有满足企业群众办事基本需求的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镇级办理事项135项，街道办理事项118项，村级办理（代办）事项79项，社区办理（代办）事项60项，85%以上镇级事项可网上办理，进一步优化了基层政务服务资源配置，有效化解了政务服务供需矛盾，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背景
（一）管理机制未理顺，“人”难管。改革之前，尽管全市所有镇（街道）都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有固定人员编制，而且大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为副科级干部。但存在未按照编制落实人员、人岗不对应、工作人员普遍兼职等问题。由于各镇（街道）工作人员紧张，大多还负责包村、扶贫、抗旱等工作，导致有个别窗口经常空岗，有的因为经常换人，群众办事要么找不上人，要么工作人员业务不熟不会办，严重影响了基层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究其原因，就是镇级便民服务中心人员管理机制未理顺，中心管的是“别人”的人，既管不住，又管不好。更有甚者，个别镇（街道）把便民服务中心作为解决干部级别的地方，只任职，不干事，影响了政务服务质效提升。
（二）事项进驻不规范，“事”难办。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事项进驻不到位，进驻事项有的授权不到位，事项办理权限理不清、落不实，存在事项办理“体外循环”，群众办事跑多次的问题。比如，有的镇（街道）卫健、民政以及村级“五代管”等业务虽然在便民服务中心设有受理窗口，但办理权还在原来的委办，导致群众办事“两头跑”和“体外循环”。按照原有办事盖章模式，窗口工作人员办完业务后还要跑到镇政府、各委办盖章，如果一次找不到人还要跑两次，甚至多次，既费时又费力。
（三）窗口设置不科学，多头跑。“一窗受理”，人是关键，“窗”是基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模式是各委办站所派驻窗口，有多少个入驻单位，就设多少个窗口，有多少个窗口，就安排多少个工作人员。并且各窗口之间，工作人员之间，业务互不相通，每个人只能办理自己的业务。这种以单位为主而非以事项为主设置的窗口，致使各窗口各自为政、忙闲不均，群众办事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又不会办，找到了会办的还要排队，既浪费人力资源，群众办事还极不方便。
二、主要做法
围绕基层便民服务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从体制机制、人员管理、事项办理等角度入手，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有效破解了基层群众办事来回跑、多头跑的难题，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三个一”，实现政务服务“进一门、到一窗、盖一章、办所有事”
人员一口管理。创新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打破原来委办站所派人进驻模式，采取人员择优划转、购买服务等方式配齐配强窗口工作人员，理顺人员隶属关系，打造一支真正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将镇（街道）的便民服务由“虚”变“实”，解决了原先进驻窗口工作人员管不住、管不好等问题。通过改革，淄博市镇级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进一步精简，压减率达57%以上，平均年龄由47岁左右下降到35岁，行政运行成本压减68%以上，人员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内部管理和对外服务有了质的提升。
事项一窗通办。通过事项划转，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分配业务，重新梳理办理流程135项，专门制定综合服务指南，实现事项办理“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的综合服务模式。采取集中业务培训、综合服务能力培训等措施，推行“零基础手册+实战演练+轮岗培训”的全科人员培训模式，全方位提升人员综合素质。建立窗口“好差评”评议、考核末位淘汰等机制，保障工作有序规范开展。通过“一窗通办”，统一调配人员、事项，将窗口业务平均分配，实现企业群众来大厅办事“找谁都一样”，将人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审批一枚印章。镇级各类便民事项结果材料，需要各职能站所加盖印章才有效，无形中增加了手续办理环节。实施印章管理改革，变事项办结后分头盖镇政府或委办站所印章为只盖便民服务中心的印章。梳理便民中心划转的135项职责权利，规范化编制权责清单和事项清单，完善镇级政务服务平台信息，提升网办能力，确保镇级便民服务事项由便民服务中心“说了算”。统一刻制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印章，凡是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的服务事项，均加盖“便民服务中心”一枚印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梳理个体工商户涉及的部分行政许可事项，通过授权委托的方法，赋予便民服务中心实质性审批权力，进一步扩充镇级可办事项。通过推行镇级“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企业群众办事由找多个部门变为找一个窗口，135项镇级事项实现“一次办好”，业务平均办理时限缩减到1.2天，群众办事跑腿次数平均压减到0.7次，大大提高了基层服务效率和质量。
（二）村级便民服务站实行“三个办”，实现政务服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一般事项“就近办”。以“六有一能”为标准，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在全省率先将电子政务外网延伸至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实现民政、社保、计生等65项业务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一窗受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新生儿参保、求职登记等15项业务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直接办理，为企业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高频事项“自助办”。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设备延伸布设到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好事。目前，已在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布设政务服务自助设备75台，可查询办理商事登记、人社、交通、不动产、税务等10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着力打造“10分钟便民服务圈”。
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将村一级作为帮办代办服务的基础落脚点，重点围绕农村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开展村级帮办代办服务。全面制定帮办代办服务标准，明确帮办代办服务人员工作职责，建立“咨询告知、授权委托、开展帮办代办、协调办理、跟踪反馈、评价归档”“六步法”帮办代办流程，实现帮办代办规范化。建立帮办代办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成立村级便民服务“红色代办”服务队，发挥村（社区）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按照“就近就熟”的原则，每名党员干部联系一定数量的企业和群众，为本村（社区）企业群众代理代办政务服务事项。
（三）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实现政务服务“多点融合、区域通办
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在周村区试点设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下沉到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办公，与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具有同等权限，将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投资建设等领域123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放至行政审批服务所受（办）理，实现区级事项全部在镇级办理，事项审批时限压缩40%以上，切实解决了企业群众办事路途远、基层便民服务业务“不全”、人员“不专”等问题。
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在临淄区金山镇、桓台县马桥镇设立镇级政务服务局，与镇便民服务中心合署办公，赋予至少45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10项公共服务事项的直接审批办理权，镇域内企业群众办理相关事项不用再到区（县）政务服务中心跑腿，省时又省力。
实施“政务+金融(邮、商)”服务。充分发挥银行、邮政、超市等覆盖城乡的网点优势，携手金融(邮、商)机构建设“政务+金融(邮、商)便民微服务厅”项目，推动部分高频事项许可证办理向镇（街道）、村居（社区）延伸。截至目前，已有177家银行网点可办理企业注册登记、社保费缴纳、车购税缴纳、食品经营许可等20项政务服务业务。
三、启示与思考
（一）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张清单办到底”是前提。镇、村规范的事项标准、完善的服务指南是解决群众“来回跑”的重点，是实现“一次办好”的基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制定镇村便民服务中心审批服务事项目录清单，明确每项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标准和审查标准，实现了统一事项、统一标准、统一编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诉群众在镇（街道）、村（社区）能办哪些事、不能办哪些事，哪些事可以帮办、哪些事可以代办。下一步，重点是加快推进事项进驻规范化，将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事项延伸到镇村办理，做到“能放必放、应放尽放、应进全进”，确保企业群众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以基层群众群众视角同步完善服务指南，做到简洁、明了、接地气，让群众一看就明白、一来就会办。
（二）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个窗口全通办”是基础。“一窗通办”可以有效解决办事无序、忙闲不均、服务质量不好、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对于解决镇村便民服务中心人手紧张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打破各委办站所的界限，改变各自受理、独立办理、业务分散的现状，整合重构镇村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全面提升了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意率。下一步，主要根据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综合受理窗口”设置，着力增强办理事项分类和综合窗口布局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协调性。
（三）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支队伍帮代办”是关键。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标准化建设要真正取得实效，首要任务是理顺对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核心是打造一支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的审批队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指导镇（街道）落实人员编制、购买服务、人员划转等方式，打造了一支完全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用“自己”的人干好“自己”的事，既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又提高了政务服务质效。下一步，要将重点放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上，提升“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将其培养成“一岗多能”的“全科型”人才。
为切实解决办事企业群众“办事难、难办事”“到处问、到处跑”等问题，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足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通过明确事项清单、规范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等举措，大力提升镇村便民服务水平，全力实现政务服务就近能办、多点可办，把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延伸到基层，真正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人民网的转载刊发。
淄博市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全面实行“三个一”，即“人员一口管理，事项一窗通办，审批一枚印章”；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全面实行“三个办”，即一般事项“就近办”，高频事项“自助办”，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即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实行“政务+金融(邮、商)”服务。目前，全市88个镇（街道）、2927个村居全部建有满足企业群众办事基本需求的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镇级办理事项135项，街道办理事项118项，村级办理（代办）事项79项，社区办理（代办）事项60项，85%以上镇级事项可网上办理，进一步优化了基层政务服务资源配置，有效化解了政务服务供需矛盾，打通了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背景
（一）管理机制未理顺，“人”难管。改革之前，尽管全市所有镇（街道）都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有固定人员编制，而且大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为副科级干部。但存在未按照编制落实人员、人岗不对应、工作人员普遍兼职等问题。由于各镇（街道）工作人员紧张，大多还负责包村、扶贫、抗旱等工作，导致有个别窗口经常空岗，有的因为经常换人，群众办事要么找不上人，要么工作人员业务不熟不会办，严重影响了基层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究其原因，就是镇级便民服务中心人员管理机制未理顺，中心管的是“别人”的人，既管不住，又管不好。更有甚者，个别镇（街道）把便民服务中心作为解决干部级别的地方，只任职，不干事，影响了政务服务质效提升。
（二）事项进驻不规范，“事”难办。部分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事项进驻不到位，进驻事项有的授权不到位，事项办理权限理不清、落不实，存在事项办理“体外循环”，群众办事跑多次的问题。比如，有的镇（街道）卫健、民政以及村级“五代管”等业务虽然在便民服务中心设有受理窗口，但办理权还在原来的委办，导致群众办事“两头跑”和“体外循环”。按照原有办事盖章模式，窗口工作人员办完业务后还要跑到镇政府、各委办盖章，如果一次找不到人还要跑两次，甚至多次，既费时又费力。
（三）窗口设置不科学，多头跑。“一窗受理”，人是关键，“窗”是基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模式是各委办站所派驻窗口，有多少个入驻单位，就设多少个窗口，有多少个窗口，就安排多少个工作人员。并且各窗口之间，工作人员之间，业务互不相通，每个人只能办理自己的业务。这种以单位为主而非以事项为主设置的窗口，致使各窗口各自为政、忙闲不均，群众办事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又不会办，找到了会办的还要排队，既浪费人力资源，群众办事还极不方便。
二、主要做法
围绕基层便民服务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从体制机制、人员管理、事项办理等角度入手，探索形成了基层便民服务“三个三模式”，有效破解了基层群众办事来回跑、多头跑的难题，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三个一”，实现政务服务“进一门、到一窗、盖一章、办所有事”
人员一口管理。创新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打破原来委办站所派人进驻模式，采取人员择优划转、购买服务等方式配齐配强窗口工作人员，理顺人员隶属关系，打造一支真正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将镇（街道）的便民服务由“虚”变“实”，解决了原先进驻窗口工作人员管不住、管不好等问题。通过改革，淄博市镇级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进一步精简，压减率达57%以上，平均年龄由47岁左右下降到35岁，行政运行成本压减68%以上，人员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内部管理和对外服务有了质的提升。
事项一窗通办。通过事项划转，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分配业务，重新梳理办理流程135项，专门制定综合服务指南，实现事项办理“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的综合服务模式。采取集中业务培训、综合服务能力培训等措施，推行“零基础手册+实战演练+轮岗培训”的全科人员培训模式，全方位提升人员综合素质。建立窗口“好差评”评议、考核末位淘汰等机制，保障工作有序规范开展。通过“一窗通办”，统一调配人员、事项，将窗口业务平均分配，实现企业群众来大厅办事“找谁都一样”，将人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审批一枚印章。镇级各类便民事项结果材料，需要各职能站所加盖印章才有效，无形中增加了手续办理环节。实施印章管理改革，变事项办结后分头盖镇政府或委办站所印章为只盖便民服务中心的印章。梳理便民中心划转的135项职责权利，规范化编制权责清单和事项清单，完善镇级政务服务平台信息，提升网办能力，确保镇级便民服务事项由便民服务中心“说了算”。统一刻制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印章，凡是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的服务事项，均加盖“便民服务中心”一枚印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梳理个体工商户涉及的部分行政许可事项，通过授权委托的方法，赋予便民服务中心实质性审批权力，进一步扩充镇级可办事项。通过推行镇级“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企业群众办事由找多个部门变为找一个窗口，135项镇级事项实现“一次办好”，业务平均办理时限缩减到1.2天，群众办事跑腿次数平均压减到0.7次，大大提高了基层服务效率和质量。
（二）村级便民服务站实行“三个办”，实现政务服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一般事项“就近办”。以“六有一能”为标准，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在全省率先将电子政务外网延伸至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实现民政、社保、计生等65项业务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一窗受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新生儿参保、求职登记等15项业务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直接办理，为企业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高频事项“自助办”。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设备延伸布设到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好事。目前，已在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布设政务服务自助设备75台，可查询办理商事登记、人社、交通、不动产、税务等10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着力打造“10分钟便民服务圈”。
复杂事项“帮办代办”。将村一级作为帮办代办服务的基础落脚点，重点围绕农村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开展村级帮办代办服务。全面制定帮办代办服务标准，明确帮办代办服务人员工作职责，建立“咨询告知、授权委托、开展帮办代办、协调办理、跟踪反馈、评价归档”“六步法”帮办代办流程，实现帮办代办规范化。建立帮办代办队伍，以党建为引领，成立村级便民服务“红色代办”服务队，发挥村（社区）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按照“就近就熟”的原则，每名党员干部联系一定数量的企业和群众，为本村（社区）企业群众代理代办政务服务事项。
（三）基层便民服务机制推行“三项创新”，实现政务服务“多点融合、区域通办
建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在周村区试点设立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下沉到镇级行政审批服务所办公，与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具有同等权限，将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投资建设等领域123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放至行政审批服务所受（办）理，实现区级事项全部在镇级办理，事项审批时限压缩40%以上，切实解决了企业群众办事路途远、基层便民服务业务“不全”、人员“不专”等问题。
成立镇级政务服务局。在临淄区金山镇、桓台县马桥镇设立镇级政务服务局，与镇便民服务中心合署办公，赋予至少45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10项公共服务事项的直接审批办理权，镇域内企业群众办理相关事项不用再到区（县）政务服务中心跑腿，省时又省力。
实施“政务+金融(邮、商)”服务。充分发挥银行、邮政、超市等覆盖城乡的网点优势，携手金融(邮、商)机构建设“政务+金融(邮、商)便民微服务厅”项目，推动部分高频事项许可证办理向镇（街道）、村居（社区）延伸。截至目前，已有177家银行网点可办理企业注册登记、社保费缴纳、车购税缴纳、食品经营许可等20项政务服务业务。
三、启示与思考
（一）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张清单办到底”是前提。镇、村规范的事项标准、完善的服务指南是解决群众“来回跑”的重点，是实现“一次办好”的基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制定镇村便民服务中心审批服务事项目录清单，明确每项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标准和审查标准，实现了统一事项、统一标准、统一编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诉群众在镇（街道）、村（社区）能办哪些事、不能办哪些事，哪些事可以帮办、哪些事可以代办。下一步，重点是加快推进事项进驻规范化，将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事项延伸到镇村办理，做到“能放必放、应放尽放、应进全进”，确保企业群众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以基层群众群众视角同步完善服务指南，做到简洁、明了、接地气，让群众一看就明白、一来就会办。
（二）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个窗口全通办”是基础。“一窗通办”可以有效解决办事无序、忙闲不均、服务质量不好、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对于解决镇村便民服务中心人手紧张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打破各委办站所的界限，改变各自受理、独立办理、业务分散的现状，整合重构镇村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一窗通办”，全面提升了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意率。下一步，主要根据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综合受理窗口”设置，着力增强办理事项分类和综合窗口布局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协调性。
（三）优化完善镇村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一支队伍帮代办”是关键。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标准化建设要真正取得实效，首要任务是理顺对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核心是打造一支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的审批队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指导镇（街道）落实人员编制、购买服务、人员划转等方式，打造了一支完全属于便民服务中心“自己”的队伍，用“自己”的人干好“自己”的事，既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又提高了政务服务质效。下一步，要将重点放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上，提升“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将其培养成“一岗多能”的“全科型”人才。
终于熬到两位数了
23周大排畸的时候胎儿双侧侧脑室增宽，但也在正常范围内，这两个星期每天都在担心会继续增长，空余时间都在查相关资料，看了很多二十七八周终止妊娠的案例，都不敢往购物车加双十一想买的新生儿用的东西了。昨天去复查已经吸收了很多，心里踏实多了。
但是最近血糖又失控了，前几天一直口渴，以为自己吃咸了，从周一开始反应过来是妊娠糖尿病的原因，现在真的是一粒米饭都不敢碰，水果也不敢吃，每天就是玉米面+苦荞面，医生说再控不住要打胰岛素了，我太难了[裂开]
熬过早期的孕反，渡过大排畸，高血糖却一直伴着我。
现在的工作也是力不从心，每天都在倒计时休假的日子。活越来越多，心里越干越憋屈，却又身不由己，没有离开的资本，每天就像在打战一样[费解]
不管怎么样，最后三个月，加油吧[并不简单] https://t.cn/Ryhpwdq
23周大排畸的时候胎儿双侧侧脑室增宽，但也在正常范围内，这两个星期每天都在担心会继续增长，空余时间都在查相关资料，看了很多二十七八周终止妊娠的案例，都不敢往购物车加双十一想买的新生儿用的东西了。昨天去复查已经吸收了很多，心里踏实多了。
但是最近血糖又失控了，前几天一直口渴，以为自己吃咸了，从周一开始反应过来是妊娠糖尿病的原因，现在真的是一粒米饭都不敢碰，水果也不敢吃，每天就是玉米面+苦荞面，医生说再控不住要打胰岛素了，我太难了[裂开]
熬过早期的孕反，渡过大排畸，高血糖却一直伴着我。
现在的工作也是力不从心，每天都在倒计时休假的日子。活越来越多，心里越干越憋屈，却又身不由己，没有离开的资本，每天就像在打战一样[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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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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