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佛说三十七种布施法
我们再举《佛说布施经》来说明布施与所得果报利益的关系。
《佛说布施经》卷1 中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说布施法。有三十七种：
一、以信重心而行布施，当得离众嫉妬，人所崇敬；
二、依时施，得三业清净，四时安隐；
三、常行施，得身心适悦，无散乱失；
四、亲手施，得手指纤长，身相端正；
五、为他施，复得他人行大舍施；
六、依教施，心离取相，得无为福；
七、以妙色具施，得身色端严，众所爱乐；
八、以上妙香具施，恒得旃檀之香，受用供养；
九、以上味施，得味中上味，充益肢体；
十、如法尊重施，得安隐快乐，众人喜见；
十一、以广大心施，得无量广大之福；
十二、以美食施，得离饥馑，仓库盈溢；
十三、以浆饮施，得所往之处无诸饥渴；
十四、以衣服施，得上妙衣，庄严身相；
十五、以住处施，得田宅宽广，楼阁庄严；
十六、以卧具施，得生贵族，资具光洁；
十七、以象、马车辇施，得四神足，无拥妙用；
十八、以汤药施，得安隐快乐，无诸疾病；
十九、以经法施，得宿命等通；
二十、以花果施，得七觉支花；
二十一、以花鬘施，得脱贪、瞋、痴垢；
二十二、以香施，得离烦恼臭秽；
二十三、以伞盖施，得法自在；
二十四、以铃铎施，得言音美妙；
二十五、以音乐施，得梵音深妙；
二十六、以然灯施，得天眼清净；
二十七、以缯彩、疋帛施，得解脱衣服；
二十八、以香水洒如来塔庙；
二十九、以香水浴如来身；
三十、以香油涂饰佛像，共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三十一、以香水施浴众僧，得富贵家生，少病安乐；
三十二、以慈心施，得颜貌和悦，无诸瞋恨；
三十三、以悲心施，得离杀害；
三十四、以喜心施，得无所畏，远离忧恼；
三十五、以舍心施，得离罣碍，证寂灭乐；
三十六、以种种施，得种种福；
三十七、以无住无相心施，得无上正等正觉。
佛告诸苾刍：“如是三十七种，智者所行，微妙施行，汝今受持。”
尔时舍卫国王白佛言：“世尊！我等云何而行布施？”
佛言：“大王！若求胜妙福报而行施时，慈心不杀，离诸嫉妬；正见相应，远于不善；坚持禁戒，亲近善友；闭恶趣门，开生天路；自利利他，其心平等。若如是施，是真布施，是大福田。复次行施，随自心愿，获其报应。或以妙色、名香、珍味、软触，亲手布施，得众人尊重、眷属圆满、富贵安乐之报；或以饮食布施，而得大力；
或以酥油之灯布施，而得天眼；或以音乐布施，而得天耳；或以汤药布施，而得长寿；或以住处布施，而得楼阁、田园；或以法说布施，而得甘露。”
佛言：“大王！若以十善行施，复得十种报应。十善者：不杀生、不偷盗、不婬欲、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不瞋、不痴，而得命不中夭、财无散失、眷属清洁、所言诚谛、离诸嫉妬、人所喜见、亲友和睦、不堕贫贱、颜貌端正、智慧相应，获报如是。”
佛言：“大王！若以上妙饮食供养三宝，得五种利益：身相端严、气力增盛、寿命延长、快乐安隐、成就辩才。如是，南赡部洲一切众生、父母、妻子、男女眷属，如上布施，随愿所求，无不圆满。”说此法已，皆大欢喜，作礼而退。
经中开示的内容已是简明易懂，我们无须赘言解释。由经文的开示可知，有关布施与果报的因缘差别，牵涉到施主、施物与福田三者的交互关系，其实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同样的布施，但布施时的身口意行作意有各种不同，所得的果报是有很大不同的，犹如经文的最后一项——以无住无相心施，得无上正等正觉。这才是布施的最高层次、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转依实相心来布施时，正当布施的时候，在实相境界中没有施者、没有施物、也没有受施者，便是布施到彼岸的三轮体空——布施波罗蜜。像这样子布施才能双具功德与福德，也才能成就开悟明心乃至成就佛菩提果。如果想要求得世间福报乃至出世间果——解脱果或佛菩提果，都需要这一类次法的修集渐至圆满，也就是布施之论、持戒之论、生天之论，其中尤以布施为首要。布施虽然只是次法，却是世间或世出世间都不能缺少的福德；乃至到了等觉位菩萨，都还要百劫修相好而作大布施——无一时非舍命时，无一处非舍身处的尽舍外财、内财，一切无不能施；等觉菩萨在这百劫期间受生的目的都是为了施与众生，如此方能圆满等觉位，成就未来佛地的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的大功德与大福德。因此，学佛的佛弟子们！对于布施，务必要确实的认识与实践，才能广具资粮，并且还要持守戒行，也才能修十善业道而升天，乃至进一步修证解脱及佛菩提道。
《瑜伽师地论》卷46〈菩萨功德品第 18〉中说：“爱语摄事，于诸摄事最为殊胜。”
《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开示说：
菩萨不要学中国古时“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富者行为。古时饥荒时，总是有人开粥厂，施粥救济逃荒者；有个富翁看见一个从齐国逃难来的人，这位富翁觉得自己有钱布施，心里洋洋得意的施粥施饭，他看到那个齐人时就吆喝说：“嗟！来吃！”口气很不好、很自大，瞧不起那个齐人，齐人觉得受辱，就不愿吃，不多时就饿死在那儿。后来这位富翁很反悔，有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叙述这件“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真实故事。我们行菩萨行的人，对这件故事可得严肃的看待，一定要如法的拥护众生，千万不可生起轻视之心。
要把握四摄法中的“爱语”，随时注意自己的口气要好，要委婉、柔软、亲切。如此，可以跟众生广结善缘，而且这也是可以迅速摄受佛土又不必多花本钱的好方法。
我们再举《佛说布施经》来说明布施与所得果报利益的关系。
《佛说布施经》卷1 中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说布施法。有三十七种：
一、以信重心而行布施，当得离众嫉妬，人所崇敬；
二、依时施，得三业清净，四时安隐；
三、常行施，得身心适悦，无散乱失；
四、亲手施，得手指纤长，身相端正；
五、为他施，复得他人行大舍施；
六、依教施，心离取相，得无为福；
七、以妙色具施，得身色端严，众所爱乐；
八、以上妙香具施，恒得旃檀之香，受用供养；
九、以上味施，得味中上味，充益肢体；
十、如法尊重施，得安隐快乐，众人喜见；
十一、以广大心施，得无量广大之福；
十二、以美食施，得离饥馑，仓库盈溢；
十三、以浆饮施，得所往之处无诸饥渴；
十四、以衣服施，得上妙衣，庄严身相；
十五、以住处施，得田宅宽广，楼阁庄严；
十六、以卧具施，得生贵族，资具光洁；
十七、以象、马车辇施，得四神足，无拥妙用；
十八、以汤药施，得安隐快乐，无诸疾病；
十九、以经法施，得宿命等通；
二十、以花果施，得七觉支花；
二十一、以花鬘施，得脱贪、瞋、痴垢；
二十二、以香施，得离烦恼臭秽；
二十三、以伞盖施，得法自在；
二十四、以铃铎施，得言音美妙；
二十五、以音乐施，得梵音深妙；
二十六、以然灯施，得天眼清净；
二十七、以缯彩、疋帛施，得解脱衣服；
二十八、以香水洒如来塔庙；
二十九、以香水浴如来身；
三十、以香油涂饰佛像，共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三十一、以香水施浴众僧，得富贵家生，少病安乐；
三十二、以慈心施，得颜貌和悦，无诸瞋恨；
三十三、以悲心施，得离杀害；
三十四、以喜心施，得无所畏，远离忧恼；
三十五、以舍心施，得离罣碍，证寂灭乐；
三十六、以种种施，得种种福；
三十七、以无住无相心施，得无上正等正觉。
佛告诸苾刍：“如是三十七种，智者所行，微妙施行，汝今受持。”
尔时舍卫国王白佛言：“世尊！我等云何而行布施？”
佛言：“大王！若求胜妙福报而行施时，慈心不杀，离诸嫉妬；正见相应，远于不善；坚持禁戒，亲近善友；闭恶趣门，开生天路；自利利他，其心平等。若如是施，是真布施，是大福田。复次行施，随自心愿，获其报应。或以妙色、名香、珍味、软触，亲手布施，得众人尊重、眷属圆满、富贵安乐之报；或以饮食布施，而得大力；
或以酥油之灯布施，而得天眼；或以音乐布施，而得天耳；或以汤药布施，而得长寿；或以住处布施，而得楼阁、田园；或以法说布施，而得甘露。”
佛言：“大王！若以十善行施，复得十种报应。十善者：不杀生、不偷盗、不婬欲、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不瞋、不痴，而得命不中夭、财无散失、眷属清洁、所言诚谛、离诸嫉妬、人所喜见、亲友和睦、不堕贫贱、颜貌端正、智慧相应，获报如是。”
佛言：“大王！若以上妙饮食供养三宝，得五种利益：身相端严、气力增盛、寿命延长、快乐安隐、成就辩才。如是，南赡部洲一切众生、父母、妻子、男女眷属，如上布施，随愿所求，无不圆满。”说此法已，皆大欢喜，作礼而退。
经中开示的内容已是简明易懂，我们无须赘言解释。由经文的开示可知，有关布施与果报的因缘差别，牵涉到施主、施物与福田三者的交互关系，其实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同样的布施，但布施时的身口意行作意有各种不同，所得的果报是有很大不同的，犹如经文的最后一项——以无住无相心施，得无上正等正觉。这才是布施的最高层次、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转依实相心来布施时，正当布施的时候，在实相境界中没有施者、没有施物、也没有受施者，便是布施到彼岸的三轮体空——布施波罗蜜。像这样子布施才能双具功德与福德，也才能成就开悟明心乃至成就佛菩提果。如果想要求得世间福报乃至出世间果——解脱果或佛菩提果，都需要这一类次法的修集渐至圆满，也就是布施之论、持戒之论、生天之论，其中尤以布施为首要。布施虽然只是次法，却是世间或世出世间都不能缺少的福德；乃至到了等觉位菩萨，都还要百劫修相好而作大布施——无一时非舍命时，无一处非舍身处的尽舍外财、内财，一切无不能施；等觉菩萨在这百劫期间受生的目的都是为了施与众生，如此方能圆满等觉位，成就未来佛地的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的大功德与大福德。因此，学佛的佛弟子们！对于布施，务必要确实的认识与实践，才能广具资粮，并且还要持守戒行，也才能修十善业道而升天，乃至进一步修证解脱及佛菩提道。
《瑜伽师地论》卷46〈菩萨功德品第 18〉中说：“爱语摄事，于诸摄事最为殊胜。”
《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开示说：
菩萨不要学中国古时“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富者行为。古时饥荒时，总是有人开粥厂，施粥救济逃荒者；有个富翁看见一个从齐国逃难来的人，这位富翁觉得自己有钱布施，心里洋洋得意的施粥施饭，他看到那个齐人时就吆喝说：“嗟！来吃！”口气很不好、很自大，瞧不起那个齐人，齐人觉得受辱，就不愿吃，不多时就饿死在那儿。后来这位富翁很反悔，有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叙述这件“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真实故事。我们行菩萨行的人，对这件故事可得严肃的看待，一定要如法的拥护众生，千万不可生起轻视之心。
要把握四摄法中的“爱语”，随时注意自己的口气要好，要委婉、柔软、亲切。如此，可以跟众生广结善缘，而且这也是可以迅速摄受佛土又不必多花本钱的好方法。
【没想到吧！古代清明也有“云祭扫”……】
梨花落后清明，疫魔仍然猖狂。尽管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国人仍不可掉以轻心。毕竟，这波疫情专治各种不服，大洋彼岸的“特靠谱”先生对此应深有体会。不过问题来了：假期宅家，今年清明如何祭扫？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云祭扫”服务。祭扫仪式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自然会有部分人难以适应。然而，如果从历史上看，祭扫形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宽泛地说，古人也有作为权宜之计的“云祭扫”……
一
公元809年，对于谪居永州的柳宗元来说，命运就像叶问的一波咏春拳，捶得他直翻白眼。这一年，他给时任长安市长写了封信，吐槽自仕途失意后遭遇过的种种社会毒打。其中特别提到：“近世礼重拜扫”，而自己已连缺四年，每到清明，在郊外看到扫墓的人群，便“北向长号，以首顿地”。
从这则典故可以提取两个知识点——一方面，清明祭扫在唐朝时已渐成重要礼俗，重要到“不能祭扫我就哭”的程度；另一方面，对于柳宗元这样的游子来说，这一礼俗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却难以完成，“以首顿地”也没用。
然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古人看来，清明祭扫是必须的，但祭扫方式则可以打商量。和正在刷手机屏的你一样，当时僻处南方的柳宗元也不知道，在遥远的长安城，已开始流行一种新型祭祀方式。
柳宗元的同龄基友、后来的宰相段文昌，祖籍在四川，出生于荆州，因此先祖故第与先人坟墓均在荆蜀，在长安任职时也面临着与柳宗元一样的问题。不同的是，段文昌久在长安得风气之先，另买一套房专门设立当时流行长安的“影堂”，在重大节日时远程祭祖。
所谓影堂，即悬挂着先人画像的居室。影堂祭祀简单易行，可以专门建造，也可以设在正厅；可以只悬挂祖先遗像，也可以增添先人手泽（先人留下的书画作品等）。最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祭祀方式作为庙祭、墓祭的补充与替代，使背井离乡者也得以年年拜祭祖先。
有学者如此描述影堂的功能：“官员调任外地，其家族共有的祭祖场所无法迁移，于是官员建造影堂充当临时的祭祖场所，承担供奉祖先之职能。”如此看来，这种远程祭祀方式，简直可以视为古代版的“云祭扫”……
因流风所及，唐朝后期不仅士绅群体流行设立影堂，皇室也“不能免俗”。
唐代宗的“小棉袄”华阳公主聪慧可人，可惜十四岁时便因病香消玉殒。爱女逝世后，代宗皇帝伤心欲绝，数日不上朝，后来为公主修建了一座影堂，常常在其中祭奠悼念。白居易曾写诗吟咏此事：“帝子吹箫逐凤皇，空留仙洞号华阳。落花何处堪惆怅，头白宫人扫影堂。”
二
到了宋朝，影堂祭祀在民间开始普遍流行。但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思想奔流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理学家们事事抬杠的时代。于是关于影堂祭祀是否合乎礼法的问题，就成了各大学派的争论焦点。
理学大师程颐曾描述当时的影堂祭祀风气：“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尽管如此说，程颐并不鼓励影堂祭祀，理由十分令人费解。他认为，画像毕竟是画像，与先人容貌不完全一样，“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因此，他坚持庙祭才是唯一合乎礼法的祭祖方式。
程颐的观点其实是符合儒家古典理论的。在儒家看来，人死之后，灵魂既不在墓地，也不在画中，而是寄托于家庙之内。因此无论是墓祭还是影堂祭祀，都不是正道。
对此，霸气砸缸的司马光童鞋表示不服。不仅不服，司马光还专门写了一本礼学专著《书仪》，详细论述影堂祭祀的各项规范，并且认为影堂的功能不应仅局限于祭礼，还应扩大到冠礼、婚礼、丧礼……总之，就是将影堂定位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家庭礼堂。
因此，当司马光的另一个死杠对象王安石筹备变法时，其弟王安国劝阻不得，便到影堂向祖先哭诉：“吾家灭门矣！”宋人周密甚至记载，当时亲旧串门，“必先拜其家影堂”。此外，影堂还成了惩罚熊孩子的场所。宋人赵鼎记载：“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
当时，影堂祭祀甚至传播到了宋境以外。史载，蒙元宰相耶律楚材之孙耶律希亮常年漂泊四方，“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塞外人民纷纷赶来围观，有人叹道:“此中土之礼也。”一座影堂，一声慨叹，饱含着无尽的家国沦丧之感。
三
明清时代，影堂祭祀之风更盛。明代藏书家徐熥曾写道“感君犹有山河意，追念先人拜影堂”，将物是人非的茫茫之感，寄托于一座装满先人故物的影堂。
而在清杂剧《春波影》中，被木心称为“女版少年维特”的冯小青请画师为自己画像，像成后挂在塌前，整个卧室便成了一座小小的影堂。下面便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冷艳、最诡异、也最感人的一幕——小青举着酒杯祭奠画中的自己，并唱道：“卿须怜我，我也怜卿……”
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更是从理论上驳斥程颐等理学家的缪见。
针对“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的“奇葩说”，清代学者阮葵生反驳道：难道家庙里供奉的“神主”就“尽似吾亲”？他还说，设立影堂只不过祭祀者“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而有洋洋如在之义，况吾先君行之，又何病于礼乎？”
然而，在如何祭祀祖先这个问题上，古人的口水仗远不止于此。
其实墓祭（今俗称上坟）在汉朝才开始流行，此前的主流祭祀方式是庙祭，东汉启蒙斗士王充就说过“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因此在历史上，关于墓祭是否合乎礼法的争论时不时就会上热搜。
在这个问题上，宋代哲学界“汪峰”程颐童鞋再次抢占头条。他激烈反对墓祭，并称“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朱熹的态度则稍微温和：“墓祭非古，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前文说过，传统儒家认为人死之后，魂依于主（家庙中的“神主”），魄藏于墓，魂有灵而魄无知，因此圣人祭祀于庙，而不祭祀于墓。
不过，民间才不管理学家们的堂皇之词。对于“庶人”而言，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条件建立家庙，墓祭便成为最可行的祭祖方式。因此唐玄宗曾下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寖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随后在历史上首次规定清明祭扫为合情合理且合法之举。
纵观祭祖方式的历史演变——从庙祭到墓祭，再到影堂的出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祭祖方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适时调整，以至于古人也有了自己的“云祭扫”。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形式如何，在祭祖活动中，我们对逝者的哀思、对先人的敬意，始终不变！
所以，既然古人能接受影堂式“云祭扫”，我们为何不能接受网上“云祭扫”呢？
参考资料：
1. 毛国民：墓祭“非礼”与“成俗”研究
2. 刘雅萍：唐宋影堂与祭祖文化研究
3. 胡书玲：中国古代墓祭及扫墓礼俗考述
4. 田兆元：墓祭的文化功能探析
5. 李学辰：《红楼梦》拜影考
https://t.cn/A6Zj3LpA
梨花落后清明，疫魔仍然猖狂。尽管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国人仍不可掉以轻心。毕竟，这波疫情专治各种不服，大洋彼岸的“特靠谱”先生对此应深有体会。不过问题来了：假期宅家，今年清明如何祭扫？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云祭扫”服务。祭扫仪式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自然会有部分人难以适应。然而，如果从历史上看，祭扫形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宽泛地说，古人也有作为权宜之计的“云祭扫”……
一
公元809年，对于谪居永州的柳宗元来说，命运就像叶问的一波咏春拳，捶得他直翻白眼。这一年，他给时任长安市长写了封信，吐槽自仕途失意后遭遇过的种种社会毒打。其中特别提到：“近世礼重拜扫”，而自己已连缺四年，每到清明，在郊外看到扫墓的人群，便“北向长号，以首顿地”。
从这则典故可以提取两个知识点——一方面，清明祭扫在唐朝时已渐成重要礼俗，重要到“不能祭扫我就哭”的程度；另一方面，对于柳宗元这样的游子来说，这一礼俗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却难以完成，“以首顿地”也没用。
然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古人看来，清明祭扫是必须的，但祭扫方式则可以打商量。和正在刷手机屏的你一样，当时僻处南方的柳宗元也不知道，在遥远的长安城，已开始流行一种新型祭祀方式。
柳宗元的同龄基友、后来的宰相段文昌，祖籍在四川，出生于荆州，因此先祖故第与先人坟墓均在荆蜀，在长安任职时也面临着与柳宗元一样的问题。不同的是，段文昌久在长安得风气之先，另买一套房专门设立当时流行长安的“影堂”，在重大节日时远程祭祖。
所谓影堂，即悬挂着先人画像的居室。影堂祭祀简单易行，可以专门建造，也可以设在正厅；可以只悬挂祖先遗像，也可以增添先人手泽（先人留下的书画作品等）。最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祭祀方式作为庙祭、墓祭的补充与替代，使背井离乡者也得以年年拜祭祖先。
有学者如此描述影堂的功能：“官员调任外地，其家族共有的祭祖场所无法迁移，于是官员建造影堂充当临时的祭祖场所，承担供奉祖先之职能。”如此看来，这种远程祭祀方式，简直可以视为古代版的“云祭扫”……
因流风所及，唐朝后期不仅士绅群体流行设立影堂，皇室也“不能免俗”。
唐代宗的“小棉袄”华阳公主聪慧可人，可惜十四岁时便因病香消玉殒。爱女逝世后，代宗皇帝伤心欲绝，数日不上朝，后来为公主修建了一座影堂，常常在其中祭奠悼念。白居易曾写诗吟咏此事：“帝子吹箫逐凤皇，空留仙洞号华阳。落花何处堪惆怅，头白宫人扫影堂。”
二
到了宋朝，影堂祭祀在民间开始普遍流行。但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思想奔流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理学家们事事抬杠的时代。于是关于影堂祭祀是否合乎礼法的问题，就成了各大学派的争论焦点。
理学大师程颐曾描述当时的影堂祭祀风气：“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尽管如此说，程颐并不鼓励影堂祭祀，理由十分令人费解。他认为，画像毕竟是画像，与先人容貌不完全一样，“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因此，他坚持庙祭才是唯一合乎礼法的祭祖方式。
程颐的观点其实是符合儒家古典理论的。在儒家看来，人死之后，灵魂既不在墓地，也不在画中，而是寄托于家庙之内。因此无论是墓祭还是影堂祭祀，都不是正道。
对此，霸气砸缸的司马光童鞋表示不服。不仅不服，司马光还专门写了一本礼学专著《书仪》，详细论述影堂祭祀的各项规范，并且认为影堂的功能不应仅局限于祭礼，还应扩大到冠礼、婚礼、丧礼……总之，就是将影堂定位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家庭礼堂。
因此，当司马光的另一个死杠对象王安石筹备变法时，其弟王安国劝阻不得，便到影堂向祖先哭诉：“吾家灭门矣！”宋人周密甚至记载，当时亲旧串门，“必先拜其家影堂”。此外，影堂还成了惩罚熊孩子的场所。宋人赵鼎记载：“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
当时，影堂祭祀甚至传播到了宋境以外。史载，蒙元宰相耶律楚材之孙耶律希亮常年漂泊四方，“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塞外人民纷纷赶来围观，有人叹道:“此中土之礼也。”一座影堂，一声慨叹，饱含着无尽的家国沦丧之感。
三
明清时代，影堂祭祀之风更盛。明代藏书家徐熥曾写道“感君犹有山河意，追念先人拜影堂”，将物是人非的茫茫之感，寄托于一座装满先人故物的影堂。
而在清杂剧《春波影》中，被木心称为“女版少年维特”的冯小青请画师为自己画像，像成后挂在塌前，整个卧室便成了一座小小的影堂。下面便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冷艳、最诡异、也最感人的一幕——小青举着酒杯祭奠画中的自己，并唱道：“卿须怜我，我也怜卿……”
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更是从理论上驳斥程颐等理学家的缪见。
针对“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的“奇葩说”，清代学者阮葵生反驳道：难道家庙里供奉的“神主”就“尽似吾亲”？他还说，设立影堂只不过祭祀者“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而有洋洋如在之义，况吾先君行之，又何病于礼乎？”
然而，在如何祭祀祖先这个问题上，古人的口水仗远不止于此。
其实墓祭（今俗称上坟）在汉朝才开始流行，此前的主流祭祀方式是庙祭，东汉启蒙斗士王充就说过“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因此在历史上，关于墓祭是否合乎礼法的争论时不时就会上热搜。
在这个问题上，宋代哲学界“汪峰”程颐童鞋再次抢占头条。他激烈反对墓祭，并称“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朱熹的态度则稍微温和：“墓祭非古，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前文说过，传统儒家认为人死之后，魂依于主（家庙中的“神主”），魄藏于墓，魂有灵而魄无知，因此圣人祭祀于庙，而不祭祀于墓。
不过，民间才不管理学家们的堂皇之词。对于“庶人”而言，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条件建立家庙，墓祭便成为最可行的祭祖方式。因此唐玄宗曾下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寖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随后在历史上首次规定清明祭扫为合情合理且合法之举。
纵观祭祖方式的历史演变——从庙祭到墓祭，再到影堂的出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祭祖方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适时调整，以至于古人也有了自己的“云祭扫”。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形式如何，在祭祖活动中，我们对逝者的哀思、对先人的敬意，始终不变！
所以，既然古人能接受影堂式“云祭扫”，我们为何不能接受网上“云祭扫”呢？
参考资料：
1. 毛国民：墓祭“非礼”与“成俗”研究
2. 刘雅萍：唐宋影堂与祭祖文化研究
3. 胡书玲：中国古代墓祭及扫墓礼俗考述
4. 田兆元：墓祭的文化功能探析
5. 李学辰：《红楼梦》拜影考
https://t.cn/A6Zj3L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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