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贾题韬：“西洋哲学家康得，他认为我们的理性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什么都能解决。他著有一部书《纯粹理性批判》，主要在于说明，哪些问题理性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是理性所不能解决的。这个在过去的哲学家没有注意到，以致追求宇宙本体的努力都陷于武断。康得为此大喝了一声──你们不要那样只向前跑，返回来把自己检查一下吧！检查我们的理性是否超越了自己应有的界线。
还有值得参考的是，古代希腊（埃利亚学派）有名的哲学家──芝诺，他反对世间上有什么‘多’，反对世间上有什么‘运动’。他用无限地分割办法作论证，好像是一套诡辩，可是，为理性所出的难题，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道理。
由此，不妨提出，释迦牟尼对这些问题不答覆，是释迦牟尼答覆不了吗？我们的答覆是否定的，‘不是不能答覆’。那为什么不答覆呢？那你得好好地去参，我们叫做参禅嘛！这不应与轻易地放过！
依康得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十四无记’是属于理性上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这在佛教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接受的话，一切智没有了，一切智没有，那么佛不是虚而不实吗！康得提出的‘二律背反’即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两个相反的判断，而这两个判断作为结论虽是相反的，但又都是说得通的，这个判断说不下去好像有道理；那个判断说下去好像也有道理。实际上也就是对‘十四无记’一类问题加以论证，明其不可知而已。
康得提醒了我们，从我们的思想上解决问题，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我们引用康得的说法是为了提醒大家要另眼来看中观的认识论，他所用的逻辑远超我们一般的逻辑方法。就是说，用我们一般的逻辑方法，对那些问题，就没有办法。龙树所用的方法不是形式逻辑，实际上是真正的辩证法。
有些问题，形式逻辑解决不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向上提出高一级的方法，这个高级方法，我们暂且叫做辩证逻辑。那么，大家应该知道，龙树所著的《中论》（二十七品）全部完全是‘破’！不正面说，一直破到底。大家看看《中论》就知道，破得相当利害！对如来──破！对涅磐──破！对空间──破！对时间──破！对因果──破！以后你们学《中论》就会看得到，我在这里只能提一下。
为什么《中论》完全用破的办法呢？就是说世间上所用的一套逻辑，要谈最高的境界──无相，就要失去效用，因为，我们的理性有所限制，最严重的是我们的理性本身（自己）有内在的矛盾，自身的矛盾，自己很难解决。自己说的话把自己打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相矛盾。‘矛盾’这个词的来源，大家都知道，是《韩非子》书内讲的一则故事，矛是用作击刺的，盾是用作防卫的。有人问：卖‘矛’和‘盾’的人，你的矛锐利否？他夸说，我的矛最锐利，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刺进去的；那人又问：那么你的盾呢？他夸说：我的盾最坚固，世界上任何东西也戳不破。那人接著就问他，那么，就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是刺得进去呢？还是刺不进去呢？这个人就默不能答了。这个故事的深刻涵义，就是说不需要旁人把你驳倒，你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因为你的判断本身，含有否定自己判断的东西在里面。龙树的《中论》主要是从各家各派说法本身，发现他们自有的矛盾，给以破斥。他就是将就你的话，发现你的矛盾，再用你的矛盾，来把你的理论推勫。这显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显示人们的理性──以概念方式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最后必定要陷入矛盾而无法开脱。
现在，从心理上把我们人的认识过程大概谈一谈，首先，认识事物，开始是感觉，‘感觉’，是对事物的个别接触；进一步是知觉，‘知觉’是根据感觉所感觉的个别情况，有一个整体的形像，如我们参观法源寺，先是接触到个别事物，如墙壁、殿堂、树木等，没有成为一个整体。当参观完以后，就有了一个总的印象。这是知觉，依据知觉的资料，进行深一步的认识，不仅得到事物的表像，而且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从而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才能掌握事物的真正作用。如我们看到太阳，感觉它的颜色、形状、温暖，属于感觉与知觉，只是一种表像，考虑到太阳为何落到这边不落那边？进一步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地球自己本身一昼夜自转一周，总结出了太阳（东升西落）的规律，这就是思维的作用。
思维的活动有三种形式：一、概念，如天、地、人；二、判断，天高、地低，人是动物；三、推理，如‘此山有火’，你没有看见，是怎么知道的呢？因有烟故，根据烟，推知有火。由此，凡是推理，都是间接的认识，非直接的认识，若直接的认识，就不须用推理。
以‘人’这个名词来说，就是一个概念，‘人’绝不是指某一个人，‘概念’即概括的观念，经过抽象加又概括，产生了概念。然后，根据概念组织判断、推理等活动。大家想一想，没有概念，看你思想如何活动，只要有思想活动，必定是概念的形式方能执简御繁。又如‘同学’就是个概念，若一个一个地去说，未免太不精简，并且每一个概念的内容，如果都必须一一列出，请问在一点钟内乃至一年内也说不出多少有意义的话来。而且思想也将难以有效的进行，概念的作用是很大很灵活的，再复杂的东西，都可以用一定的名词把它概括起来便于思考活动。
但是概念的成立，一要经过舍相，即有一部份它要舍去；二要通过抽象，把需要的部份，想办法集中起来。如（佛学院的）同学，这是一个概念。你是湖北的吗？你是湖南的吗？你的个子大吗？你的个子小吗？这个不是组成概念的主要成份，不共同的东西，就要舍掉；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共同的东西是：在佛学院做学生，就是（佛学院的）同学。根据这一条，就成立了佛学院同学的概念，把大家概括起来；若根据那不同的各点，就概括不起来。因此说，概念──就是我们思想的符号，并非事物的自体。
我们的思想，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的，可以上天，下地；微观到极小极小；宏观到极大极大。它的真正本领，在于它的概括性。但是，天长日久，我们忘记了它是符号，错误地认作事物的当体，于是认为我的思想所及，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在地球上，他可以思到天上，所以，思想活动越来越广，思想的符号，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忘记了概念仅仅是如电话号码，本是人为的符号，本不是要通电话的真实物件，只是记住电话号码以后，利用这符号，就可以与对方通话联系。这样通过概念的活动，可以和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并不是没有概念，就没有事物的本身，这是概念有限。若把范围无限地扩大，扩大到现象的背后，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最大极限是什么？这时问题来了，它自己本身的矛盾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原产生于意识，就是一个方面，只是符号，只是符号那么个东西，这样有限的作用，你要把它当作真实的使用起来面向宇宙，就会变得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比如：‘时间’有没有没起头呢？就有限的阶段来说，时间有起头。我们八点钟上课嘛！这不是起了头嘛！并且下课了，完了嘛：你说时间没有起头吗？没有结束吗？但是，把这个问题（时间），无限地扩大扩大，一直扩大到究竟有无‘始终’？这个间是何时起头是找不到的。又如‘空间’，我现在活动的范围，就在讲台上，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大家坐在教室里，也是有限的嘛！若把这个概念，无限地扩充扩充，一直扩充到整个宇宙。这个世间是什么东西？它的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它的边边在什么地方？就会找不到。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的思想上所运用的基本概念，只要无限地扩大，最后就会碰到矛盾而无法解决。”
还有值得参考的是，古代希腊（埃利亚学派）有名的哲学家──芝诺，他反对世间上有什么‘多’，反对世间上有什么‘运动’。他用无限地分割办法作论证，好像是一套诡辩，可是，为理性所出的难题，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道理。
由此，不妨提出，释迦牟尼对这些问题不答覆，是释迦牟尼答覆不了吗？我们的答覆是否定的，‘不是不能答覆’。那为什么不答覆呢？那你得好好地去参，我们叫做参禅嘛！这不应与轻易地放过！
依康得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十四无记’是属于理性上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这在佛教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接受的话，一切智没有了，一切智没有，那么佛不是虚而不实吗！康得提出的‘二律背反’即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两个相反的判断，而这两个判断作为结论虽是相反的，但又都是说得通的，这个判断说不下去好像有道理；那个判断说下去好像也有道理。实际上也就是对‘十四无记’一类问题加以论证，明其不可知而已。
康得提醒了我们，从我们的思想上解决问题，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我们引用康得的说法是为了提醒大家要另眼来看中观的认识论，他所用的逻辑远超我们一般的逻辑方法。就是说，用我们一般的逻辑方法，对那些问题，就没有办法。龙树所用的方法不是形式逻辑，实际上是真正的辩证法。
有些问题，形式逻辑解决不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向上提出高一级的方法，这个高级方法，我们暂且叫做辩证逻辑。那么，大家应该知道，龙树所著的《中论》（二十七品）全部完全是‘破’！不正面说，一直破到底。大家看看《中论》就知道，破得相当利害！对如来──破！对涅磐──破！对空间──破！对时间──破！对因果──破！以后你们学《中论》就会看得到，我在这里只能提一下。
为什么《中论》完全用破的办法呢？就是说世间上所用的一套逻辑，要谈最高的境界──无相，就要失去效用，因为，我们的理性有所限制，最严重的是我们的理性本身（自己）有内在的矛盾，自身的矛盾，自己很难解决。自己说的话把自己打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相矛盾。‘矛盾’这个词的来源，大家都知道，是《韩非子》书内讲的一则故事，矛是用作击刺的，盾是用作防卫的。有人问：卖‘矛’和‘盾’的人，你的矛锐利否？他夸说，我的矛最锐利，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刺进去的；那人又问：那么你的盾呢？他夸说：我的盾最坚固，世界上任何东西也戳不破。那人接著就问他，那么，就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是刺得进去呢？还是刺不进去呢？这个人就默不能答了。这个故事的深刻涵义，就是说不需要旁人把你驳倒，你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因为你的判断本身，含有否定自己判断的东西在里面。龙树的《中论》主要是从各家各派说法本身，发现他们自有的矛盾，给以破斥。他就是将就你的话，发现你的矛盾，再用你的矛盾，来把你的理论推勫。这显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显示人们的理性──以概念方式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最后必定要陷入矛盾而无法开脱。
现在，从心理上把我们人的认识过程大概谈一谈，首先，认识事物，开始是感觉，‘感觉’，是对事物的个别接触；进一步是知觉，‘知觉’是根据感觉所感觉的个别情况，有一个整体的形像，如我们参观法源寺，先是接触到个别事物，如墙壁、殿堂、树木等，没有成为一个整体。当参观完以后，就有了一个总的印象。这是知觉，依据知觉的资料，进行深一步的认识，不仅得到事物的表像，而且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从而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才能掌握事物的真正作用。如我们看到太阳，感觉它的颜色、形状、温暖，属于感觉与知觉，只是一种表像，考虑到太阳为何落到这边不落那边？进一步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地球自己本身一昼夜自转一周，总结出了太阳（东升西落）的规律，这就是思维的作用。
思维的活动有三种形式：一、概念，如天、地、人；二、判断，天高、地低，人是动物；三、推理，如‘此山有火’，你没有看见，是怎么知道的呢？因有烟故，根据烟，推知有火。由此，凡是推理，都是间接的认识，非直接的认识，若直接的认识，就不须用推理。
以‘人’这个名词来说，就是一个概念，‘人’绝不是指某一个人，‘概念’即概括的观念，经过抽象加又概括，产生了概念。然后，根据概念组织判断、推理等活动。大家想一想，没有概念，看你思想如何活动，只要有思想活动，必定是概念的形式方能执简御繁。又如‘同学’就是个概念，若一个一个地去说，未免太不精简，并且每一个概念的内容，如果都必须一一列出，请问在一点钟内乃至一年内也说不出多少有意义的话来。而且思想也将难以有效的进行，概念的作用是很大很灵活的，再复杂的东西，都可以用一定的名词把它概括起来便于思考活动。
但是概念的成立，一要经过舍相，即有一部份它要舍去；二要通过抽象，把需要的部份，想办法集中起来。如（佛学院的）同学，这是一个概念。你是湖北的吗？你是湖南的吗？你的个子大吗？你的个子小吗？这个不是组成概念的主要成份，不共同的东西，就要舍掉；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共同的东西是：在佛学院做学生，就是（佛学院的）同学。根据这一条，就成立了佛学院同学的概念，把大家概括起来；若根据那不同的各点，就概括不起来。因此说，概念──就是我们思想的符号，并非事物的自体。
我们的思想，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的，可以上天，下地；微观到极小极小；宏观到极大极大。它的真正本领，在于它的概括性。但是，天长日久，我们忘记了它是符号，错误地认作事物的当体，于是认为我的思想所及，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在地球上，他可以思到天上，所以，思想活动越来越广，思想的符号，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忘记了概念仅仅是如电话号码，本是人为的符号，本不是要通电话的真实物件，只是记住电话号码以后，利用这符号，就可以与对方通话联系。这样通过概念的活动，可以和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并不是没有概念，就没有事物的本身，这是概念有限。若把范围无限地扩大，扩大到现象的背后，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最大极限是什么？这时问题来了，它自己本身的矛盾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原产生于意识，就是一个方面，只是符号，只是符号那么个东西，这样有限的作用，你要把它当作真实的使用起来面向宇宙，就会变得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比如：‘时间’有没有没起头呢？就有限的阶段来说，时间有起头。我们八点钟上课嘛！这不是起了头嘛！并且下课了，完了嘛：你说时间没有起头吗？没有结束吗？但是，把这个问题（时间），无限地扩大扩大，一直扩大到究竟有无‘始终’？这个间是何时起头是找不到的。又如‘空间’，我现在活动的范围，就在讲台上，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大家坐在教室里，也是有限的嘛！若把这个概念，无限地扩充扩充，一直扩充到整个宇宙。这个世间是什么东西？它的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它的边边在什么地方？就会找不到。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的思想上所运用的基本概念，只要无限地扩大，最后就会碰到矛盾而无法解决。”
世界之大，千品万俦，繁然杂陈。然而简单地说来，实在可以说，只有两样东西存在着。这两样东西，即是物与心。当世界方始，根据近代科学家研究，那时尚只有物，而还没有心。虽照宗教家说，此宇宙先有心，先有上帝来创造此世界。但此说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就目前人类知识，还无法证实它。
一俟我们这个地球，自太阳系分散出来以后，不知经历几何年代，才产生了生命。但生命的起源究竟在那里，还是从别的星球中飘落来的，抑或在此地球上，那一时所有的物质，在某种境况中，自己酝酿化生而有的?这在今日，还是一个未获解答的问题。但先有物质，后有生命，则似已有明证，无需怀疑了。而且生命必需寄托于物质，生命若离开物质，即无从表现其为生命。到目前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能离开物质而自行独存的生命，这也是常识所易了的。
至于生命是否就是心，有了生命是否即有心，这事亦还遽难论断。但就一般事实说，就现在人类常识言，有生命的不一定就有心。
例如植物有生命，不好说植物已有心，但动物有生命，同时也有心。依据这些事实，我们至少暂时可以如此说，没有生命即不可能有心。犹如没有物质，即不可能有生命一般。心必须寄托于生命中，犹如生命必须寄托于物质中。这也是我们人类今天一般的常识。若说先有心而后有生命，先有生命而后有物质，只在西方的宗教信仰里有如此讲法。有许多哲学家，也在如此讲，但在科学上则此讲法并不能证实。
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科学家研究原子学，知道所谓物质，也只是一些原子的活动，而并不像原先所想的物质那样地存在。或许若干年后，人类又可能创立出一种新宗教或新哲学，像最近西方有一辈科学家所努力，所模糊想像的所谓科学的新唯心论。到那时，或许人类对于物质生命与心，可有一种较新的，与今不同的讲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殊不能轻易推翻此宇宙先有物，后有生命，再有心的那一番常识的判断。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心和动物的心是否有不同?我这里所说动物一词之含义，并非如生物学上动物一词含义之严格，而仅系就一般意义而言，乃指除开人类以外之其他动物言。今若谓人心和动物心，容可有不同，则其不同处又何在?至少在目前，我们绝无人承认人心与鸡心狗心全相同。
我此刻也并不想根据生物学、心理学所讲来精细地辨析，我还是仅就现在人类的常识来判断，人心与一般动物心，实在确有些不同处。而且还可说，那些不同处，实是不同得既深而且大。
我们刚才说过，没有物质，生命即无从存在;没有生命，心即无从存在。由物质演化出生命，生命即凭借于物质。由生命演化出心，心即凭借于生命。此刻说到我们的身躯，也只该算它是一些物质，它是我们生命所凭以活动而表现的一种工具，却不能说生命本身即是那身体。然则什么才是生命呢?这一问，似乎问入玄妙了。
让我们姑且浅言之，我们与其说身体是我们的生命，不如说我们的一切活动与行为才是我们的生命。至少我们可以说，生命并不表现在身体上，而是表现在身体之种种活动与行为上。我们只是运用我们的身躯来表现我们的一切活动与行为，换言之，则是表现我们的生命。
因此，可以说身体只是生命的工具。如我们日常讲话做事，那都是我们生命之表现，即成为我们生命之一节或一环。但讲话做事，绝非听从身体所驱使，而是听从心灵的指挥。心与生命之究竟分别点在那里，此问题不易急切作深谈。但人类才始能运用心灵来表现它生命的一项常识，则暂时似可首肯我们来作如此的说法的。依此来说，物质、生命、心灵，三者间的动作程序，就人类言，又像是心最先，次及生命，再次及身体，即物质。因于此一观点，我们所以说，宇宙间心灵价值实最高，生命次之，而物质价值却最低。
换言之，最先有的价值却最低，最后生的价值却最高。但心灵价值虽高，它并无法离开较它价值为低的生命，生命也不得不依赖较它价值为低的身躯。如是则高价值的不得不依赖于低价值的而表现而存在，因此高价值的遂不得不为低价值的所牵累而接受其限制，这是宇宙人生一件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另有一问题，心灵能否不依赖生命，生命能否不依赖物质呢?譬如我们停留在这屋子里，我们不能离开这屋子，我们就受了这屋子的限制。但此屋子必然会塌倒，我们能否在此屋子将塌之前先离开此屋子呢?我们能不能让生命离开身体而仍然存在，而仍有所表现呢?这是生命进化在理论上应该努力的一个绝大的问题。
让我们再先从浅处说，如一切生物之传种接代，老一辈的生命没有死，新一辈的生命已生了，这即是生命想离开此身体而活动而存在的一种努力之成绩。又如生物进化论上所宣示，老的物种灭迹了，新的物种产生了。生命像在踏过那些凭依物而跳跃地向前。其实心灵之于生命，依我看来，正也有类此的趋势。人心和动物心之不同处，似乎即在人的心可以离开身体而另有所表现。也可说，那即是人的生命可以离开身体而表现之一种努力之所达到的一种更是极端重要之成绩。
例如这张桌子吧，它仅是一物质，但此桌子的构造、间架、形式、颜色种种，就包括有制造此桌子者之心。此桌子由木块做成，但木块并无意见表示，木块并不要做成一桌子，而是经过了匠人的心灵之设计与其技巧上之努力，而始得完成为一张桌子的。所以这桌子里，便寓有了那匠人的生命与匠人的心。换言之，即是那匠人之生命与匠人之心，已离开那匠人之身躯，而在此桌子上寄托与表现了。我们据此推广想开去，便知我们当前一切所见所遇，乃至社会形形色色，其实全都是人类的生命与心之表现，都是人类的生命与心，逃避了小我一己之躯壳，即其物质生命，而所完成之表现。狗与猫的生命与心，只能寄附在狗与猫之身躯之活动。除此以外，试问又能有何其他表现而继续存在呢?
上面所举，还只就人造物而言，此刻试再就自然界言之。当知五十万年前的洪荒世界，那时的所谓自然界，何尝如我们今天之所见?我们今天所见之自然，山峙水流，花香鸟语，鸡鸣狗吠，草树田野，那都已经过了五十万年来人类生命不断之努力，人类心灵不断的浇灌与培养。一切自然景象中，皆寓有人类的生命与心的表现了。再浅言之，即是整个自然界，皆已受了人类悠久文化之影响，而才始形成其如今日之景象。若没有人类的生命与心灵之努力渗透进去，则纯自然的景象，绝不会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如此说，在五十万年以前的世界，我们且不论，而此五十万年以来的世界，则已是一个心物交融的世界，已是一个生命与物质交融的世界，已是一个人类文化与宇宙自然所交融的世界了。换言之，已早不是一个无生命无心灵的纯物质世界，那是千真万确，无法否认的。
以上所说，主要只求指出人类的生命与心，确可跳出他的身躯而表现，而继续地存在。现在我们要问，为何鸡狗禽兽的心，跳不出它们的身体，即物而表现，而存在，而人类独能之呢?关于这一层，我们仍将根据现在人所有的常识，来试加以一种浅显易明的解答。人有脑，狗也有脑;人有心，狗也有心。但人有两手和十指，狗没有，其他一切动物禽兽都没有。因为人有两手，所以才能制造种种的器具，所以才能产出种种的工业，人类文化才能从石器时代进化到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乃至煤呀，电呀，原子能呀，而形成了今日世界的文明。
依照唯物论说法，从石器到原子能，这一切都叫做人类的生产工具。而且它又说，生产工具变，人类社会一切也随之而变，因此它说只是物决定了心。但我要再三地说明，我们的身体也只是物质，我们的生命，仅是借身体而表现，我们凭借于身体之一切活动与作为，而使生命继续地向上与前进，所以身体也只是一种工具。
但试问，这种工具是否即可名之为生产工具呢?耳朵用来听，鼻子用来嗅，眼睛用来看，嘴巴用来饮食和说话，人身上每一种器官，在生命意义上说来，都有它的一种用处。人身上每一种器官，都代表着人类生命所具有的一种需要与欲望。中国理学家所说的天理，浅说之，也就指的这些人类生命所固有的需要与欲望。有需要，有欲望，便有配合上这种需要与欲望的器官在人身上长成，所以中国的理学家要说性即理。当知生命要看才产生了眼睛，要饮食和说话，才产生了嘴巴。人身一切器官皆如此。因此，为要求使用外物，支配外物，才又产生了两手和十指。依照这个道理说，身体实为表现生命的工具，却绝不可称之为生产工具。同样道理，直从石器、铜器、铁器，而到原子能，实在也都是我们人类的生命工具，那可仅说是生产工具呢? https://t.cn/RJ2IpDz
一俟我们这个地球，自太阳系分散出来以后，不知经历几何年代，才产生了生命。但生命的起源究竟在那里，还是从别的星球中飘落来的，抑或在此地球上，那一时所有的物质，在某种境况中，自己酝酿化生而有的?这在今日，还是一个未获解答的问题。但先有物质，后有生命，则似已有明证，无需怀疑了。而且生命必需寄托于物质，生命若离开物质，即无从表现其为生命。到目前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能离开物质而自行独存的生命，这也是常识所易了的。
至于生命是否就是心，有了生命是否即有心，这事亦还遽难论断。但就一般事实说，就现在人类常识言，有生命的不一定就有心。
例如植物有生命，不好说植物已有心，但动物有生命，同时也有心。依据这些事实，我们至少暂时可以如此说，没有生命即不可能有心。犹如没有物质，即不可能有生命一般。心必须寄托于生命中，犹如生命必须寄托于物质中。这也是我们人类今天一般的常识。若说先有心而后有生命，先有生命而后有物质，只在西方的宗教信仰里有如此讲法。有许多哲学家，也在如此讲，但在科学上则此讲法并不能证实。
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科学家研究原子学，知道所谓物质，也只是一些原子的活动，而并不像原先所想的物质那样地存在。或许若干年后，人类又可能创立出一种新宗教或新哲学，像最近西方有一辈科学家所努力，所模糊想像的所谓科学的新唯心论。到那时，或许人类对于物质生命与心，可有一种较新的，与今不同的讲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殊不能轻易推翻此宇宙先有物，后有生命，再有心的那一番常识的判断。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心和动物的心是否有不同?我这里所说动物一词之含义，并非如生物学上动物一词含义之严格，而仅系就一般意义而言，乃指除开人类以外之其他动物言。今若谓人心和动物心，容可有不同，则其不同处又何在?至少在目前，我们绝无人承认人心与鸡心狗心全相同。
我此刻也并不想根据生物学、心理学所讲来精细地辨析，我还是仅就现在人类的常识来判断，人心与一般动物心，实在确有些不同处。而且还可说，那些不同处，实是不同得既深而且大。
我们刚才说过，没有物质，生命即无从存在;没有生命，心即无从存在。由物质演化出生命，生命即凭借于物质。由生命演化出心，心即凭借于生命。此刻说到我们的身躯，也只该算它是一些物质，它是我们生命所凭以活动而表现的一种工具，却不能说生命本身即是那身体。然则什么才是生命呢?这一问，似乎问入玄妙了。
让我们姑且浅言之，我们与其说身体是我们的生命，不如说我们的一切活动与行为才是我们的生命。至少我们可以说，生命并不表现在身体上，而是表现在身体之种种活动与行为上。我们只是运用我们的身躯来表现我们的一切活动与行为，换言之，则是表现我们的生命。
因此，可以说身体只是生命的工具。如我们日常讲话做事，那都是我们生命之表现，即成为我们生命之一节或一环。但讲话做事，绝非听从身体所驱使，而是听从心灵的指挥。心与生命之究竟分别点在那里，此问题不易急切作深谈。但人类才始能运用心灵来表现它生命的一项常识，则暂时似可首肯我们来作如此的说法的。依此来说，物质、生命、心灵，三者间的动作程序，就人类言，又像是心最先，次及生命，再次及身体，即物质。因于此一观点，我们所以说，宇宙间心灵价值实最高，生命次之，而物质价值却最低。
换言之，最先有的价值却最低，最后生的价值却最高。但心灵价值虽高，它并无法离开较它价值为低的生命，生命也不得不依赖较它价值为低的身躯。如是则高价值的不得不依赖于低价值的而表现而存在，因此高价值的遂不得不为低价值的所牵累而接受其限制，这是宇宙人生一件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另有一问题，心灵能否不依赖生命，生命能否不依赖物质呢?譬如我们停留在这屋子里，我们不能离开这屋子，我们就受了这屋子的限制。但此屋子必然会塌倒，我们能否在此屋子将塌之前先离开此屋子呢?我们能不能让生命离开身体而仍然存在，而仍有所表现呢?这是生命进化在理论上应该努力的一个绝大的问题。
让我们再先从浅处说，如一切生物之传种接代，老一辈的生命没有死，新一辈的生命已生了，这即是生命想离开此身体而活动而存在的一种努力之成绩。又如生物进化论上所宣示，老的物种灭迹了，新的物种产生了。生命像在踏过那些凭依物而跳跃地向前。其实心灵之于生命，依我看来，正也有类此的趋势。人心和动物心之不同处，似乎即在人的心可以离开身体而另有所表现。也可说，那即是人的生命可以离开身体而表现之一种努力之所达到的一种更是极端重要之成绩。
例如这张桌子吧，它仅是一物质，但此桌子的构造、间架、形式、颜色种种，就包括有制造此桌子者之心。此桌子由木块做成，但木块并无意见表示，木块并不要做成一桌子，而是经过了匠人的心灵之设计与其技巧上之努力，而始得完成为一张桌子的。所以这桌子里，便寓有了那匠人的生命与匠人的心。换言之，即是那匠人之生命与匠人之心，已离开那匠人之身躯，而在此桌子上寄托与表现了。我们据此推广想开去，便知我们当前一切所见所遇，乃至社会形形色色，其实全都是人类的生命与心之表现，都是人类的生命与心，逃避了小我一己之躯壳，即其物质生命，而所完成之表现。狗与猫的生命与心，只能寄附在狗与猫之身躯之活动。除此以外，试问又能有何其他表现而继续存在呢?
上面所举，还只就人造物而言，此刻试再就自然界言之。当知五十万年前的洪荒世界，那时的所谓自然界，何尝如我们今天之所见?我们今天所见之自然，山峙水流，花香鸟语，鸡鸣狗吠，草树田野，那都已经过了五十万年来人类生命不断之努力，人类心灵不断的浇灌与培养。一切自然景象中，皆寓有人类的生命与心的表现了。再浅言之，即是整个自然界，皆已受了人类悠久文化之影响，而才始形成其如今日之景象。若没有人类的生命与心灵之努力渗透进去，则纯自然的景象，绝不会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如此说，在五十万年以前的世界，我们且不论，而此五十万年以来的世界，则已是一个心物交融的世界，已是一个生命与物质交融的世界，已是一个人类文化与宇宙自然所交融的世界了。换言之，已早不是一个无生命无心灵的纯物质世界，那是千真万确，无法否认的。
以上所说，主要只求指出人类的生命与心，确可跳出他的身躯而表现，而继续地存在。现在我们要问，为何鸡狗禽兽的心，跳不出它们的身体，即物而表现，而存在，而人类独能之呢?关于这一层，我们仍将根据现在人所有的常识，来试加以一种浅显易明的解答。人有脑，狗也有脑;人有心，狗也有心。但人有两手和十指，狗没有，其他一切动物禽兽都没有。因为人有两手，所以才能制造种种的器具，所以才能产出种种的工业，人类文化才能从石器时代进化到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乃至煤呀，电呀，原子能呀，而形成了今日世界的文明。
依照唯物论说法，从石器到原子能，这一切都叫做人类的生产工具。而且它又说，生产工具变，人类社会一切也随之而变，因此它说只是物决定了心。但我要再三地说明，我们的身体也只是物质，我们的生命，仅是借身体而表现，我们凭借于身体之一切活动与作为，而使生命继续地向上与前进，所以身体也只是一种工具。
但试问，这种工具是否即可名之为生产工具呢?耳朵用来听，鼻子用来嗅，眼睛用来看，嘴巴用来饮食和说话，人身上每一种器官，在生命意义上说来，都有它的一种用处。人身上每一种器官，都代表着人类生命所具有的一种需要与欲望。中国理学家所说的天理，浅说之，也就指的这些人类生命所固有的需要与欲望。有需要，有欲望，便有配合上这种需要与欲望的器官在人身上长成，所以中国的理学家要说性即理。当知生命要看才产生了眼睛，要饮食和说话，才产生了嘴巴。人身一切器官皆如此。因此，为要求使用外物，支配外物，才又产生了两手和十指。依照这个道理说，身体实为表现生命的工具，却绝不可称之为生产工具。同样道理，直从石器、铜器、铁器，而到原子能，实在也都是我们人类的生命工具，那可仅说是生产工具呢? https://t.cn/RJ2IpDz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