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设法律公平需要依靠大家的良知和不畏艰难的共同努力！当初， 我之所以放弃上市公司法律工作，更放弃律师所工作，是看到一个律师朋友的胡作非为，她除了拿钱去买通，别无他法；在律师所我还写过判决书(那个法官找不到法律依据让我们自己写)；上市公司要我不能让对方赢官司我就得动脑筋如何对付无辜的对方……善良让我承受不起，所以我咬咬牙放弃了！今天，有了舆论的监督，才会多少有点点的自我救助或一定范围的发声，虽然无法通过舆论左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独立审判权，但总能在不得已时曝光那些太离谱的法官的行为，敢于曝光的律师当然就会得罪法官，结果案子可能更加容易被判输……但相信报应的我们坚信，总有一天，那些人会被反噬，会承受恶果恶报。正如我说送钱那个律师，被切掉一只乳房，现在生死不知，搞不好第二只也保不住。那时谁被公安局抓了，她是开价10万去捞人，这10万当然得分出去，而她，有一个公安局的同学一起办事……

所以朱世华胡说八道说2000年我是用座机跟他联系换了单位找不到我且说我没用手机？简直不要脸到撒这种弱智的谎！他1998年5月我快递刚寄到刘文和手上几天，他已经在他三伯安排下秘密介入实施谋房行动(1998年2月就已经偷偷介入，否则那个租客不可能那么凑巧是他老丈人单位的，也不可能那么凑巧刘文和夫妻主动要替我管房子还不告诉我他们是朱世华老婆的自家人，更隐瞒我他们跟朱万杰是师生关系！这一切都是去年才知道)，在刘文和手上拿到我与刘文和夫妻的代管房子《委托书》，上面有我手机号，同时还在刘文和手上拿到我1998年5月15日快递那个0707假房产证给刘文和快递信封原封不动拿走(刘文和证词)，上面有我手机号，所以他才在1998年6月10日提交到房监局的办新房产证资料中明目张胆将假冒我继父身份伪造的21.43㎡假合同日期选为【1998年5月15日】，跟快递单同一天！然后他不动声色差不多2年，直到2000年元旦才让那个曾经1980年至1982年在我家住过两年跟我更熟悉的他二哥朱世洪打我手机问我家房子啥情况？当时我很诧异，问他怎么会有我手机号？他说找他三伯要到的！后来朱世华一直是打我手机联系我！直到2000年5月他父母顺利住进我家房子后，就很少联系我了！

而他说我换单位更是一派胡言！1998年1月母亲事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很难受很沮丧，去处理完后事3月回到4月就辞掉了管理岗位，1999年正式进入律师事务所上班，直到2002年7月才辞职离开那个地方。而我原手机号用到2001年2月才报停，换中国联通号码(当时移动打出接听都是0.69原一分钟，联通刚推出不久0.49元一分钟，资费便宜很多，所以转网)，由于我遵守承诺让四舅家长期居住房屋，只要不涉及产权，也就不需要过问太多，他们也不需要找我，所以换号码之后可能没跟包括他们在内的任何人联系，直到2008年，我才打电话问过张书，有没有人干涉他们居住？回答说没有，我也就放心不再管这事，朱世华并没主动联系我，我打电话给张书自然就有我新的手机号，如果四舅家要找我，张书肯定第一时间提供我号码给他家。我当时找张书还有个目的是找曹三妹，想问问收账的事和让她去看看我母亲坟墓到底啥情况？也就是想核实我四舅家到底是否遵守承诺负责看管母亲坟墓，兑现朱世华二哥说的“尽孝”？但张书说没有曹三妹夫妻他们的联系方式，我就算了。张书当时还问我：“你不回来看看？”我一直用普通话跟他对话，我回答：“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不想回去，免得接触到那边的人和事，都会令我伤心”，我告诉他，我已经不会讲四川话了，感觉很别扭。实际上，对我而言，母亲身故后，我已无真正意义上的亲人，朱世华家张书家他们之间才是很亲的血缘关系，我家跟他们几家没有，再想到曾经1996年我条件还无法接走母亲急需要有人帮我贴身照顾下母亲时，朱家曹家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援手，我记忆深刻，根本不想跟任何人联系，更不想如他们所愿，将他们的子女带到广东生活工作(唯有不联系才能自动拒绝)。房子嘛，你们长期住总不能食言不管我母亲坟墓，这个交换条件总能成为一种约束，况且产权证是我继父的，我就不信他们还能变成他家的？！……所以就放任不管，结果没想到，他们就因为没人管(曹家因为曹三妹实际上已经获得账单交换没有了继承权她又不肯将每月收到的100元利息拿出来分给另外两家于是她也不可能去干涉朱家谁居住并同时用她的方式阻止另外两家过问房产，而另外两家也想到长期在外那个房子也不值钱又不回来住房子实际又是我支付的购房款本质上属于我母女财产不可能归他们所有自然就不好意思强行出面争什么，至于全日杂公司都知道的遗嘱曹光先当然是知道的，她有没有告知另外两家？不得而知，反正现在他们说不知道没听说过)，朱世华现在钻的空子就是房子没人管佐证我就是卖给他了，所以他能通过这种理论令伙同他乱整的法官找出理由判决给他！

不重事实不查真相不管证据真假更枉顾诉讼时效的法官就敢乱来！就敢公然形成冤案！[怒][怒]

我一直很相信“吸引力法则”
我希望和怎样的人成为朋友，我首先得是这样的人

在香港两个月，虽然前期有强行逼自己参加社交，但是认识的朋友屈指可数，但是妙就妙在认识了一样爱拍照会拍照的朋友子。我的pyq总有人阴阳怪气问是谁拍的照片，我想他们大概没有过因为自己的某种特性，吸引过某类朋友的经历？

P.S., 认识新朋友，且新朋友和自己有一样的兴趣爱好，这件事情很奇怪吗？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