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发布# 【非凡十年 全面小康看变化】绿色出行之路越走越宽
十年开拓奋进，十年春华秋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江阴全力抢占县域经济发展制高点，坚持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与民生发展全局，推动经济与民生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城乡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居民对生活的要求也从满足基本需要到追求品质生活。
10月5日起，江阴发布推出《非凡十年 全面小康看变化》系列报道，聚焦老百姓在食、住、行和社会文明等方面可观可感的喜人变化，全面展现江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及江阴人激昂奋进的良好风貌。
系列报道今天推出第四篇《【非凡十年 全面小康看变化】绿色出行之路越走越宽》。
聚焦百姓便捷出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江阴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市域路网四通八达的同时，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也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关注或驾驶新能源汽车，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
低碳环保，行业新宠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江阴市街头悬挂绿牌的汽车越来越多。市民唐先生拥有多年的驾车经验，近日，他在4S店喜提一辆比亚迪元PLUS的纯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车每月的用车成本大幅降低，而且车辆噪声小，绿色低碳环保。”
和唐先生有着同样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近年来，依托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优势，加之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在江阴逐渐成为市民绿色出行的新宠。“这两年，比亚迪的新能源车销售十分火爆，市场供不应求，得益于全球领先的电机、电控、电池‘三电’技术，比亚迪新能源车的订单呈现暴增式增长。”江阴同创比亚迪4S店销售经理贺江告诉小编。
来自市车管所的统计数据显示，江阴于2016年12月1日，启动新能源车上牌工作。截至今年9月，全市新能源车保有量约2.4万辆，日均上牌量为50余辆。新能源车上牌量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且于2021年8月与燃油车上牌量持平。新能源车保有量占机动车保有量的比重由2017年的0.26%增长到现在的3.98%。
双向奔赴，多方共赢
小编在走访中还发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不少新能源车“开进”了商场。
在位于南门商圈的八佰伴商业综合体，发布君发现，这里云集了小鹏、极氪、零跑、埃安、哪吒等多个新能源车的门店。相比其他商铺，充满科技感的店铺装修、酷炫的车辆体验，让这些“电动大玩具”更吸引人眼球。
“一圈逛下来，感觉卖车的店好像比奶茶店都多了。”最近，市民顾先生陪家人逛街时，发现八佰伴商场B馆一楼有不少新能源车品牌。在顾先生看来，新能源车把店开进商场很明智，“一来是方便消费者，不用跑4S店那么远，二来是购车环境很轻松，就像选手机等数码产品一样，逛着街就把车订了。”
为何新能源车纷纷进驻商场？商场又看中了新能源车的哪些优势？“我们在周边做了一年多的客户调研，觉得八佰伴周边的客户群体还是比较优质的，而且客流量大。”小鹏汽车八佰伴体验门店负责人庞青林表示，自今年7月入驻八佰伴商场B馆以来，小鹏汽车体验门店的客流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提高。
而从购物中心的角度看，业态越丰富的商场，如包括购物、餐饮、娱乐、亲子为一体的购物中心，越容易吸引客流量。江阴南门八佰伴招商营运经理马董良认为：“一方面，车企为了打造品牌乐于投入，租金收益会比较高，另一方面，新能源车门店的时尚元素、科技感，增加了多元化的客户群体，补足了商场‘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业态。”
商场业态越丰富，越容易吸引客流量；而新能源汽车品牌看中的就是商场热闹的商圈位置、大量的优质客流以及丰富的业态场景，可以帮助新势力车企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如此一来，车企和商场可谓是“双向奔赴”，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绿色出行，时尚潮流
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当下，绿色出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无论是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推广，公共自行车、清洁能源公交车的布局优化，还是绿道等慢行系统的日趋完善，都有助于激发市民绿色出行的意愿，增强市民对绿色出行的认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围绕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高效便捷的出行环境。近年来，江阴持续加快市域道路的延伸连通，基本构建起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布局合理、衔接顺畅的路网系统。
暨南大道、江阴大道、海港大道先后建成通车，全市主干路网骨架基本形成；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完成，长山大道、滨江路（城区段）快速化改造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城市快速化路网体系持续完善；南沿江城际铁路江阴段、锡澄轨道S1线、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加快建设，综合交通功能得到新提升。
目前，全市公路总里程达2436公里，路网密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全省同类城市中率先实现各镇街15分钟内进入干线公路路网、30分钟内到达高速公路道口的“1530”目标，全市行政村、自然村公交覆盖率分别达到100%、93%。
十年开拓奋进，十年春华秋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江阴全力抢占县域经济发展制高点，坚持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与民生发展全局，推动经济与民生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城乡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居民对生活的要求也从满足基本需要到追求品质生活。
10月5日起，江阴发布推出《非凡十年 全面小康看变化》系列报道，聚焦老百姓在食、住、行和社会文明等方面可观可感的喜人变化，全面展现江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及江阴人激昂奋进的良好风貌。
系列报道今天推出第四篇《【非凡十年 全面小康看变化】绿色出行之路越走越宽》。
聚焦百姓便捷出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江阴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市域路网四通八达的同时，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也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关注或驾驶新能源汽车，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
低碳环保，行业新宠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江阴市街头悬挂绿牌的汽车越来越多。市民唐先生拥有多年的驾车经验，近日，他在4S店喜提一辆比亚迪元PLUS的纯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车每月的用车成本大幅降低，而且车辆噪声小，绿色低碳环保。”
和唐先生有着同样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近年来，依托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优势，加之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在江阴逐渐成为市民绿色出行的新宠。“这两年，比亚迪的新能源车销售十分火爆，市场供不应求，得益于全球领先的电机、电控、电池‘三电’技术，比亚迪新能源车的订单呈现暴增式增长。”江阴同创比亚迪4S店销售经理贺江告诉小编。
来自市车管所的统计数据显示，江阴于2016年12月1日，启动新能源车上牌工作。截至今年9月，全市新能源车保有量约2.4万辆，日均上牌量为50余辆。新能源车上牌量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且于2021年8月与燃油车上牌量持平。新能源车保有量占机动车保有量的比重由2017年的0.26%增长到现在的3.98%。
双向奔赴，多方共赢
小编在走访中还发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不少新能源车“开进”了商场。
在位于南门商圈的八佰伴商业综合体，发布君发现，这里云集了小鹏、极氪、零跑、埃安、哪吒等多个新能源车的门店。相比其他商铺，充满科技感的店铺装修、酷炫的车辆体验，让这些“电动大玩具”更吸引人眼球。
“一圈逛下来，感觉卖车的店好像比奶茶店都多了。”最近，市民顾先生陪家人逛街时，发现八佰伴商场B馆一楼有不少新能源车品牌。在顾先生看来，新能源车把店开进商场很明智，“一来是方便消费者，不用跑4S店那么远，二来是购车环境很轻松，就像选手机等数码产品一样，逛着街就把车订了。”
为何新能源车纷纷进驻商场？商场又看中了新能源车的哪些优势？“我们在周边做了一年多的客户调研，觉得八佰伴周边的客户群体还是比较优质的，而且客流量大。”小鹏汽车八佰伴体验门店负责人庞青林表示，自今年7月入驻八佰伴商场B馆以来，小鹏汽车体验门店的客流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提高。
而从购物中心的角度看，业态越丰富的商场，如包括购物、餐饮、娱乐、亲子为一体的购物中心，越容易吸引客流量。江阴南门八佰伴招商营运经理马董良认为：“一方面，车企为了打造品牌乐于投入，租金收益会比较高，另一方面，新能源车门店的时尚元素、科技感，增加了多元化的客户群体，补足了商场‘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业态。”
商场业态越丰富，越容易吸引客流量；而新能源汽车品牌看中的就是商场热闹的商圈位置、大量的优质客流以及丰富的业态场景，可以帮助新势力车企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如此一来，车企和商场可谓是“双向奔赴”，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绿色出行，时尚潮流
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当下，绿色出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无论是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推广，公共自行车、清洁能源公交车的布局优化，还是绿道等慢行系统的日趋完善，都有助于激发市民绿色出行的意愿，增强市民对绿色出行的认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围绕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高效便捷的出行环境。近年来，江阴持续加快市域道路的延伸连通，基本构建起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布局合理、衔接顺畅的路网系统。
暨南大道、江阴大道、海港大道先后建成通车，全市主干路网骨架基本形成；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完成，长山大道、滨江路（城区段）快速化改造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城市快速化路网体系持续完善；南沿江城际铁路江阴段、锡澄轨道S1线、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加快建设，综合交通功能得到新提升。
目前，全市公路总里程达2436公里，路网密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全省同类城市中率先实现各镇街15分钟内进入干线公路路网、30分钟内到达高速公路道口的“1530”目标，全市行政村、自然村公交覆盖率分别达到100%、93%。
【零信任安全产品的变与不变】有人曾经说过，可以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重新做一遍传统产业。可类比的是，今天我认为绝对可以用零信任理念和相关技术组合重新做一遍传统安全产业覆盖的各类场景下的安全痛点。众所周知，零信任是一种全新安全理念，其内涵是消除默认信任构建自适应信任，因此凡是遵循零信任理念并实现零信任核心能力的安全产品都可以称为零信任安全产品。
零信任安全产品这些年发生变化的是产品力、覆盖场景、用户范围等，不变的是零信任理念所涵盖的底层核心能力。有人曾经说过，可以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重新做一遍传统产业，当前如火如荼的产业数字化改造验证了这一点。可类比的是，今天我认为绝对可以用零信任理念和相关技术组合重新做一遍传统安全产业覆盖的各类场景，针对各类场景下的安全痛点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降本增效的同时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安全保障效果。
参考来源：https://t.cn/A6oqL1JO
零信任安全产品这些年发生变化的是产品力、覆盖场景、用户范围等，不变的是零信任理念所涵盖的底层核心能力。有人曾经说过，可以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重新做一遍传统产业，当前如火如荼的产业数字化改造验证了这一点。可类比的是，今天我认为绝对可以用零信任理念和相关技术组合重新做一遍传统安全产业覆盖的各类场景，针对各类场景下的安全痛点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降本增效的同时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安全保障效果。
参考来源：https://t.cn/A6oqL1JO
【彭博社：中国持有正确的物种保护理念，西方应更开放地接受】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彭博社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持有正确的物种保护理念”的观点文章，其专栏作家亚当·明特（Adam Minter）通过采访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助理教授、日内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深人士安娜·莱克·朱（Annah Lake Zhu），共同探讨了“西方国家应该如何更开放地接受中国保护濒危动植物的方法”。
该文围绕红木的保护展开，明特指出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如设立保护区和贸易限制，均未能抑制需求或砍伐活动，花了十多年研究红木贸易的朱则直言，相较之下，中国优先考虑再造林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做法更奏效。朱还指出，西方的环保主义方法被许多保护区当地的人批评为“强加的限制”，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而中国的方法不强加条件，又满足当地需求，在许多非洲国家更受青睐。
亚当·明特是彭博社社评版块“Bloomberg Opinion”的专栏作家，撰写亚洲、科技和环境有关内容。安娜·莱克·朱主要研究和撰写红木贸易方面的文章，并于今年出版新书《红木：濒危物种保护和中国在全球的崛起》，讨论西方保护濒危物种的主流方法与中国保护濒危物种方法之间的差异。
朱的新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隶属于哈佛大学的出版社在其官网上介绍此书称，它通过研究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蓬勃发展的红木贸易，“揭示了一种打破西方模式的环保主义方法”。该书展示了中国企业远不是简单地开采树木，而是在小心翼翼地管理有价值的森林，并尝试大规模的新种植。这种可持续利用范式与西方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所偏好的环保规范截然不同，后者的贸易禁令引发了投机和高昂的价格，甚至鼓励了犯罪活动。
哈佛大学出版社在最后点评称，凭借多年在中国和马达加斯加的实地考察，朱以严谨的眼光审视了在一个不再被西方主宰的世界里，环保主义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而朱的这本新书内容也是亚当·明特此次与她对话的重点。在这篇文章开头，明特就指出随着红木估值螺旋式上升，森林被砍伐，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如保护区和贸易限制，都未能抑制需求或砍伐活动。对此，朱在新书《红木》中指出，优先考虑重新造林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中国方法更为有效。
究其原因，朱在随后的采访中提到西方环保主义方法的问题：目前西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强调设立保护区，这意味着将人排除在特定区域外，不让他们砍伐树木或种植作物。而根据她与这些保护区周围的人交谈，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批评是“强加的限制”，违背他们的意愿。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保护方法，朱告诉明特，它意味着在不强加条件的情况下满足当地需求，这对非洲人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朱还直言，尽管西方经常把它描绘成负面的，但总的来说，至少对非洲决策者而言，他们非常认同它。
朱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物种保护方法的优势，表示中国对大熊猫、老虎等采取圈养繁育，对红木的保护则是提倡种植而非禁止采伐，发展种植基地或某种种植农业。朱指出，这种模式实际上非常成功，它比单纯的红木种植更多样化，是一种完整的森林经济，还包括茶、蜂蜜和草药。另外，朱补充称，中国现在正在国内大规模实践这一模式，并开始将这种模式输出到国外。
除了朱的认同，明特也对中国保护物种的方式给予肯定。他点评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就红木开发了可持续的合法来源，发展了相关产业，甚至设法弥补了在地下交易中丢失的税收，其中有许多好处反过来也惠及了拥有野生红木储备的国家。对许多非洲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比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更可取，好比是在红木市场和保护物种愿望之间达成一个良好的妥协方案。
朱赞同明特的观点，她指出，比起西方简单地封锁一些地区的土地，又花费大量的军事资金来防止砍伐，中国的做法更值得采用。她介绍称，红木种植园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与短期伐木相比，它对土地的利用要好得多，并且可以进行管理，不让所有树木都被砍伐，因此还可以种植其他短期物种。“这就是马达加斯加人想要做的事情。”
除了谈及中国对红木的保护方式，两人在采访中还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的概念。明特指出，它作为构建中国特有的环保方式的总体框架，并未大举效仿西方环保主义的做法，也没有为了保护自然而试图将人类与自然隔绝开来。
朱进一步阐述称，她认为这个概念区别了中国和西方的环保工作，它来自于中国思想和中式思维，即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并没有这种哲学上的二分法，中国也并没有同样的哲学传统把“自然”分离出来，所以在中国，完全原始的自然环境并不被认为是更可取的。
此外，两人还讨论了西方效仿中国保护物种方式的可能性。对此，朱一方面乐观认为，一旦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的保护方式并不是一种普遍可取的方法，它有它的局限性，“事情就容易多了”。但另一方面，朱直言，虽然她希望西方与中国能就不同的环境和濒危物种保护方法进行更多的对话，但她对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乐观，因为一旦与中国有关，西方就很难不带着负面情绪或恶意污名化。
朱感叹道：“我们似乎远不能真正考虑中国人民或中国政府的观点，而不带着负面情绪。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该文围绕红木的保护展开，明特指出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如设立保护区和贸易限制，均未能抑制需求或砍伐活动，花了十多年研究红木贸易的朱则直言，相较之下，中国优先考虑再造林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做法更奏效。朱还指出，西方的环保主义方法被许多保护区当地的人批评为“强加的限制”，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而中国的方法不强加条件，又满足当地需求，在许多非洲国家更受青睐。
亚当·明特是彭博社社评版块“Bloomberg Opinion”的专栏作家，撰写亚洲、科技和环境有关内容。安娜·莱克·朱主要研究和撰写红木贸易方面的文章，并于今年出版新书《红木：濒危物种保护和中国在全球的崛起》，讨论西方保护濒危物种的主流方法与中国保护濒危物种方法之间的差异。
朱的新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隶属于哈佛大学的出版社在其官网上介绍此书称，它通过研究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蓬勃发展的红木贸易，“揭示了一种打破西方模式的环保主义方法”。该书展示了中国企业远不是简单地开采树木，而是在小心翼翼地管理有价值的森林，并尝试大规模的新种植。这种可持续利用范式与西方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所偏好的环保规范截然不同，后者的贸易禁令引发了投机和高昂的价格，甚至鼓励了犯罪活动。
哈佛大学出版社在最后点评称，凭借多年在中国和马达加斯加的实地考察，朱以严谨的眼光审视了在一个不再被西方主宰的世界里，环保主义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而朱的这本新书内容也是亚当·明特此次与她对话的重点。在这篇文章开头，明特就指出随着红木估值螺旋式上升，森林被砍伐，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如保护区和贸易限制，都未能抑制需求或砍伐活动。对此，朱在新书《红木》中指出，优先考虑重新造林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中国方法更为有效。
究其原因，朱在随后的采访中提到西方环保主义方法的问题：目前西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强调设立保护区，这意味着将人排除在特定区域外，不让他们砍伐树木或种植作物。而根据她与这些保护区周围的人交谈，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批评是“强加的限制”，违背他们的意愿。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保护方法，朱告诉明特，它意味着在不强加条件的情况下满足当地需求，这对非洲人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朱还直言，尽管西方经常把它描绘成负面的，但总的来说，至少对非洲决策者而言，他们非常认同它。
朱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物种保护方法的优势，表示中国对大熊猫、老虎等采取圈养繁育，对红木的保护则是提倡种植而非禁止采伐，发展种植基地或某种种植农业。朱指出，这种模式实际上非常成功，它比单纯的红木种植更多样化，是一种完整的森林经济，还包括茶、蜂蜜和草药。另外，朱补充称，中国现在正在国内大规模实践这一模式，并开始将这种模式输出到国外。
除了朱的认同，明特也对中国保护物种的方式给予肯定。他点评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就红木开发了可持续的合法来源，发展了相关产业，甚至设法弥补了在地下交易中丢失的税收，其中有许多好处反过来也惠及了拥有野生红木储备的国家。对许多非洲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比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更可取，好比是在红木市场和保护物种愿望之间达成一个良好的妥协方案。
朱赞同明特的观点，她指出，比起西方简单地封锁一些地区的土地，又花费大量的军事资金来防止砍伐，中国的做法更值得采用。她介绍称，红木种植园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与短期伐木相比，它对土地的利用要好得多，并且可以进行管理，不让所有树木都被砍伐，因此还可以种植其他短期物种。“这就是马达加斯加人想要做的事情。”
除了谈及中国对红木的保护方式，两人在采访中还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的概念。明特指出，它作为构建中国特有的环保方式的总体框架，并未大举效仿西方环保主义的做法，也没有为了保护自然而试图将人类与自然隔绝开来。
朱进一步阐述称，她认为这个概念区别了中国和西方的环保工作，它来自于中国思想和中式思维，即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并没有这种哲学上的二分法，中国也并没有同样的哲学传统把“自然”分离出来，所以在中国，完全原始的自然环境并不被认为是更可取的。
此外，两人还讨论了西方效仿中国保护物种方式的可能性。对此，朱一方面乐观认为，一旦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的保护方式并不是一种普遍可取的方法，它有它的局限性，“事情就容易多了”。但另一方面，朱直言，虽然她希望西方与中国能就不同的环境和濒危物种保护方法进行更多的对话，但她对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乐观，因为一旦与中国有关，西方就很难不带着负面情绪或恶意污名化。
朱感叹道：“我们似乎远不能真正考虑中国人民或中国政府的观点，而不带着负面情绪。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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