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已婚男借给情人30万称“借你一万年”，分手后起诉讨回，法院判了！】
法官讲坛
来源：法拉理、现代快报 中国普法
“爱你一万年”
是电影《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台词。
苏州的一名已婚男子出轨后，
为对情人表真心，
主动借了30万元给情人，
还表示
“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那就借一万年！”
然而还不到一年，
两人感情破裂，
男子竟将情人告上法院
要求返还这份“爱”
1，借给情人30万，称“借你一万年”
张勇（化名）与李媛（化名）在2017年8月相识，之后相恋并同居。相识时，李媛离异。张勇还有家室，但其欺骗李媛，谎称已经与妻子离婚。
当时，李媛正好经济紧张，张勇为表真心，便主动转账30万元给她，并表明这笔钱是其已经取得离婚证的"保证金"。李媛收到转账后，随即表示要写一份借条给张勇。张勇不接受李媛的借条，还说道，"如果非要写借条，非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借一万年！"
2，感情破裂，索要30万遭拒
2018年3月，两人感情破裂并结束同居关系，双方就该30万元产生争议。
张勇反复纠缠李媛，要求还钱，李媛表示卖房子也要还款。
此时，张勇又称，如果李媛同意与其保持恋爱关系，30万元可以继续作为"保证金"。李媛不肯，张勇便以该30万元系借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偿还。
此案一出
网友纷纷热议
到底是谁吃了亏呢？
也有
“懂法”的网友分析
这笔钱他自己肯定要不回来
但是可以让他老婆去要
那么这钱能不能要回来来呢？
本期《说法》
邀请马锦林律师 为大家解疑答惑
主持人：
马律师，这钱明明是男子借给情人的，怎么就拿不不回来了呢？
林检察官：
首先他只是口头上说借，其次即便是写了借条，借条上写了还款期限一万年，因为时间太长，很难认定有效，反而可能会被认定为赠与。
主持人：
那这三十万就算是打水漂了？
林检察官：
作为借条上的借款期限，应该是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息而拉长期限的话，则应当加上个人担保，最后给大家一句忠告：感情归感情，借钱的话最好还是要白纸黑子写清楚！
听完马律师的分析
小伙伴们是否清晰了呢？
不妨让我们看看
真实情况下
法院究竟是怎么判的吧
1）法院：“借一万年”应认定为赠与
相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勇向李媛支付30万元后，双方通过微信分别作出了意思表示。李媛主动要求出具借条，但张勇用“加个期限一万年”的表述予以拒绝。因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能达成合意。该30万元款项已实际给付，李媛接受款项后，张勇明确表示借一万年，应认定为不具有要求归还的意思，应认定为赠与。
张勇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李媛同居，同居期间致李媛怀孕流产，在解除同居关系后又要求返还赠与的款项，其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李媛曾表示卖房也要还款，但张勇又要求继续作为保证金，对于返还，双方也未达成一致。因此，张勇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张勇诉请。
2）张勇不服提起上诉，苏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对于网友们普遍讨论度较高的
“夫妻共同财产”
以及
“老婆去追讨肯定能要的回来”
等等说法
小编特意再次咨询了马律师
也搜集了相关法律解释
供大家参考
3）能否要回配偶赠与“小三”的财物？
首先要明确“小三”的概念，最高法院对于“小三”的相关解释是：“社会现实中的婚外同居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是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同居的，而由于我国目前婚姻登记信息未能全国联网且并不对个人查询，造成有些是不知道对方有配偶，也就是‘被小三’情况也客观存在。
简单的条文难以涵盖如此复杂的问题，所以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目前仍给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因此，在法律上是不存在“小三”的相关条款的，但是在民间“小三”是被定义成“插入已婚家庭的第三者”，那么如果你的婚姻被小三插足，而配偶在与“小三”同居期间赠与的相关财物能不能被追回呢?
根据赠与的相关规定，一般行使撤销权要在一定的情形下，若是不符合法定的相关情形，则不能任意的撤销赠与，但是作为被出轨的一方不仅出现情感的背叛，更出现金钱的“背叛”。
究竟能否追回，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无法要回。
如果夫妻双方有就婚内财产处分做相应约定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签了财产协议的，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另一方就可能不能在按照规定追回钱财了。因为通过协议形式约定的财产，夫妻一方的权限受限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事人自然不能追回其赠与出去的东西。
2、全部要回。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获财产，除有特殊规定外，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利。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为无效行为。
无偿赠与“小三”财产属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损害另一方财产权益;而且由于第三者是无偿取得财产，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甚至多数情况下这种赠与是违反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需要谴责的行为。因此，赠与“小三”财产行为理当认定无效。
还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同拥有的财产，在共有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分割的，对于出轨方擅自无偿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除非无过错方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要求，过错方是无权主张分割的。
所以，无过错配偶方完全有理由要求“小三”返还受赠的全部财产，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也应当支持全部返还。
3、要回一半。
《民法典》中有明确个人的财产权利，认为出轨一方有自由处分属于自己那一部分财产的绝对权利，尽管有些没有顾忌和尊重社会公德，但由于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赠与属于自己部分财产的行为没有损害到其配偶的利益，所以赠与只是部分无效。
法官讲坛
来源：法拉理、现代快报 中国普法
“爱你一万年”
是电影《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台词。
苏州的一名已婚男子出轨后，
为对情人表真心，
主动借了30万元给情人，
还表示
“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那就借一万年！”
然而还不到一年，
两人感情破裂，
男子竟将情人告上法院
要求返还这份“爱”
1，借给情人30万，称“借你一万年”
张勇（化名）与李媛（化名）在2017年8月相识，之后相恋并同居。相识时，李媛离异。张勇还有家室，但其欺骗李媛，谎称已经与妻子离婚。
当时，李媛正好经济紧张，张勇为表真心，便主动转账30万元给她，并表明这笔钱是其已经取得离婚证的"保证金"。李媛收到转账后，随即表示要写一份借条给张勇。张勇不接受李媛的借条，还说道，"如果非要写借条，非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借一万年！"
2，感情破裂，索要30万遭拒
2018年3月，两人感情破裂并结束同居关系，双方就该30万元产生争议。
张勇反复纠缠李媛，要求还钱，李媛表示卖房子也要还款。
此时，张勇又称，如果李媛同意与其保持恋爱关系，30万元可以继续作为"保证金"。李媛不肯，张勇便以该30万元系借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偿还。
此案一出
网友纷纷热议
到底是谁吃了亏呢？
也有
“懂法”的网友分析
这笔钱他自己肯定要不回来
但是可以让他老婆去要
那么这钱能不能要回来来呢？
本期《说法》
邀请马锦林律师 为大家解疑答惑
主持人：
马律师，这钱明明是男子借给情人的，怎么就拿不不回来了呢？
林检察官：
首先他只是口头上说借，其次即便是写了借条，借条上写了还款期限一万年，因为时间太长，很难认定有效，反而可能会被认定为赠与。
主持人：
那这三十万就算是打水漂了？
林检察官：
作为借条上的借款期限，应该是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息而拉长期限的话，则应当加上个人担保，最后给大家一句忠告：感情归感情，借钱的话最好还是要白纸黑子写清楚！
听完马律师的分析
小伙伴们是否清晰了呢？
不妨让我们看看
真实情况下
法院究竟是怎么判的吧
1）法院：“借一万年”应认定为赠与
相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勇向李媛支付30万元后，双方通过微信分别作出了意思表示。李媛主动要求出具借条，但张勇用“加个期限一万年”的表述予以拒绝。因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能达成合意。该30万元款项已实际给付，李媛接受款项后，张勇明确表示借一万年，应认定为不具有要求归还的意思，应认定为赠与。
张勇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李媛同居，同居期间致李媛怀孕流产，在解除同居关系后又要求返还赠与的款项，其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李媛曾表示卖房也要还款，但张勇又要求继续作为保证金，对于返还，双方也未达成一致。因此，张勇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张勇诉请。
2）张勇不服提起上诉，苏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对于网友们普遍讨论度较高的
“夫妻共同财产”
以及
“老婆去追讨肯定能要的回来”
等等说法
小编特意再次咨询了马律师
也搜集了相关法律解释
供大家参考
3）能否要回配偶赠与“小三”的财物？
首先要明确“小三”的概念，最高法院对于“小三”的相关解释是：“社会现实中的婚外同居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是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同居的，而由于我国目前婚姻登记信息未能全国联网且并不对个人查询，造成有些是不知道对方有配偶，也就是‘被小三’情况也客观存在。
简单的条文难以涵盖如此复杂的问题，所以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目前仍给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因此，在法律上是不存在“小三”的相关条款的，但是在民间“小三”是被定义成“插入已婚家庭的第三者”，那么如果你的婚姻被小三插足，而配偶在与“小三”同居期间赠与的相关财物能不能被追回呢?
根据赠与的相关规定，一般行使撤销权要在一定的情形下，若是不符合法定的相关情形，则不能任意的撤销赠与，但是作为被出轨的一方不仅出现情感的背叛，更出现金钱的“背叛”。
究竟能否追回，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无法要回。
如果夫妻双方有就婚内财产处分做相应约定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签了财产协议的，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另一方就可能不能在按照规定追回钱财了。因为通过协议形式约定的财产，夫妻一方的权限受限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事人自然不能追回其赠与出去的东西。
2、全部要回。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获财产，除有特殊规定外，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利。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为无效行为。
无偿赠与“小三”财产属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损害另一方财产权益;而且由于第三者是无偿取得财产，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甚至多数情况下这种赠与是违反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需要谴责的行为。因此，赠与“小三”财产行为理当认定无效。
还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同拥有的财产，在共有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分割的，对于出轨方擅自无偿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除非无过错方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要求，过错方是无权主张分割的。
所以，无过错配偶方完全有理由要求“小三”返还受赠的全部财产，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也应当支持全部返还。
3、要回一半。
《民法典》中有明确个人的财产权利，认为出轨一方有自由处分属于自己那一部分财产的绝对权利，尽管有些没有顾忌和尊重社会公德，但由于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赠与属于自己部分财产的行为没有损害到其配偶的利益，所以赠与只是部分无效。
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
1、先是鄠令崔发闻外喧嚣，问之，曰：“五坊人殴百姓。”发怒，命擒以入，曳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继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蔽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上既复系崔发于狱，给事中李渤上言：“县令不应曳中人，中人不应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夷籓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自馀谏官论奏甚众，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韦贯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此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2、丹扆六箴。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其《纳诲箴》略曰：“汉骜流湎，举白浮钟；魏睿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不遽数。玄服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上优诏答之。
3、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4、先人夺人之心。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上疏，以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军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缯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剌史。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利而行，万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士不许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5、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涂，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射，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倘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从绛议。上听行旧仪。甲子，以绛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
1、先是鄠令崔发闻外喧嚣，问之，曰：“五坊人殴百姓。”发怒，命擒以入，曳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继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蔽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上既复系崔发于狱，给事中李渤上言：“县令不应曳中人，中人不应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夷籓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自馀谏官论奏甚众，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韦贯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此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2、丹扆六箴。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其《纳诲箴》略曰：“汉骜流湎，举白浮钟；魏睿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不遽数。玄服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上优诏答之。
3、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4、先人夺人之心。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上疏，以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军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缯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剌史。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利而行，万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士不许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5、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涂，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射，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倘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从绛议。上听行旧仪。甲子，以绛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