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告人之事断然不做
　　还有一个人讲：“老师！一个人是否在求心安，是否有心垢，那又何以见得呢？”我说：“太容易了，如果他的心垢去掉了百分之八十，不敢说去掉了百分之百，你坐在他面前，你就会感觉在晒太阳，你的脸上就有热热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拥有强烈的生命之光，可是他的光你看不到。”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百分之十的光，百分之九十的光你看不到，紫外光、红外光、阿尔法（α ray）、贝它（β ray）、伽马（γ ray）……，你都看不到，但你不能说没有。生命的光你看不到，但是你感觉得到生命的热辐射。

　　虽然如此，但是那并不可贵，可贵的是你心里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我。这个叫“纯阳”，就是没有阴暗面，也就是说不可告人之事断然不做，那就没有阴暗面了，所以叫纯阳。佛教有两个名词，一个叫“阳和般若”，一个叫“讴和般若”，“讴和般若”就是讲调和，“阳和般若”就是讲光明、无私。我们人到了“阳和般若”，修行就会成功。

——摘自《耕云解惑录》

【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善良有尺，忍让有度[赞啊]
做人，太过善良，容易被人利用；太过忍让，就会被人欺负。
善良和忍让，都要有尺度。
【1】善良有尺
为人处世，应当秉持一颗善心。
然而，并非所有好心都能得到好报。
很多时候，没有原则的善举反而会酿成大祸。
善良没了底线，就会助长贪婪；
善心见人就给，只会让小人钻空子。
爱默生曾说：“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
一旦善良失去原则，就会成为滋养恶意的温床。
因此善良也要有点锋芒，才能活得无忧坦荡。
俗话说：吃饭不能太饱，对人不能太好。
你的善心很宝贵，要留给值得的人。
只管付出而不分对象，那是愚昧。
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恩。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不必为了取悦于人而委屈自己，更不必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就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屈。
心存善念是人的天性，然而用在不恰当的地方，也未见得是件好事。
你的善良需要有尺度，别让自己成为恶人的帮凶，违背了善良的本意。
【2】忍让有度
弘一法师说：忍让能消除无尽的灾难和后悔。
就像古人说的：终身让路，不失尺寸。
此语意在告诚我们：凡事需要懂得忍让。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忍让是解决问题最省事、最有效的办法。
善于忍让的人，往往比直脾气的人更容易左右逢源。
退三分、让一步，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风”。
不触及底线和原则的琐事，大可忍让成全。
然而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或是伤天害理的暴行，忍让就是放纵，沉默就是姑息。
你越是让步，他们就越得寸进尺，直到最后把好人逼到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
当你退无可退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底线”。
曾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
孔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如果被人欺负了，我们应当用道德去感化他吗？
对于这个千古难题，孔子的回答十分巧妙。
他说：“如果别人欺负了你，你却试图用道德来感化他；他不会感激你的仁义，反倒觉得是你惧怕他。
伤害你的人，你反过来去讨好他。
那么善待你的人，你又该如何去报答？
因此面对伤害我们的人，不要一味纵容姑息。
针不扎在自己身上，就永远不知道有多疼。
只有将痛苦返还给他，他才会忏悔。
人这一辈子能屈能伸，适度忍让才是福：没事时，不主动惹事；有事时，也绝对不怕事。
既不能无止境的退缩，也不能无底线的包容。
该拒绝时莫心软，该让步时要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