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美的浪漫与风骨】春节假期，有很多事件很多话题与往年大不相同，比如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比如春晚的舞蹈节目《只此青绿》，美不胜收，占尽风流，它们对中华文化的阐释与表达，值得回味，引人遐想。
　　冬奥会开幕式赢得一致称赞，不少人感慨“欠张导一张电影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狙击手》春节期间上映，与同期上映的几部影片比较，票房一般。很多网友觉得，《狙击手》拍得很不错，但票房之所以不理想，主要还是因为张导忙着冬奥会开幕式，没时间给影片宣传，没形成足够的热度和关注度，所以，既然张导给大家创作出一场这么好的开幕式，又没有其他办法表达一下感谢，怎能不去影院表达一下对张导的支持！
　　冬奥会开幕式构思之巧，令人惊叹，尤其是高科技加持，营造出梦幻般的场景。立春的一丛新绿，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浪漫，无不给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张艺谋说，整个开幕式就讲了一句话，“全世界不同的雪花汇聚在北京，成为一朵人类共同的雪花。”这个雪花，既是故事的载体，也是故事的灵魂。在整个开幕式过程中，雪花一直在场内飘舞，故事就在这样的场景中，从不同角度徐徐展开。
　　当然，这个故事也与以往大不一样，立意更高，境界更远，渲染出大气象，彰显着大格局。仪式前的表演《一起向未来》，属于开门见山的点题之作。这个节目的标题看似少一个主语，其实指代清清楚楚，是谁一起向未来呢？自然是我们，是大家。这个开幕式正是告诉大家，“我们一起向未来”。对此，张艺谋有清晰的阐释。他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再像过去那样谈五千年我们还有强烈的愿望，说我们有很多家底，向世界介绍自己。但这次我们大声地说出“我们”，就是全世界人类。开幕式不再只为我去表演，而是为了你去表演，为了大家去表演，文化自信就表现在这方面。
　　开幕式还有一个节目《雪花》，几百个孩子举着“和平鸽”，与雪花一起自由飞翔。张艺谋用极唯美的语言描述这个节目，“孩子们像雪花一样璀璨，像星空一样自由，在全场跳来跳去，像打雪仗一样玩耍。看着万千雪花、万千星空绽放，你会觉得很浪漫。”张艺谋说：这样的表现都是没有过的。过去我们不来几百个人排个队，整齐划一，好像都会说“演得不好”。现在，我们敢这样想，敢这样表现，不怕别人说，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们认为会感动人。这确实是我的心路历程，坦率地说，在我身上就体现了文化自信。
　　如果说，张艺谋对开幕式整体创意的阐释与点评，是一种特别持重、特别理性的表达，那么在谈《雪花》时，对自己心迹的坦露，则是一种非常亲切、非常感性的呈现。无论是感情还是理性，都透露着真诚与真实。对艺术家来说，这种真诚与真实能够让他们卸下自己戴在身上的“枷锁”，丢掉“为文而造情”的矫情，进入“为情而造文”的理想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创作，才能让作品如“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荣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有一种天生丽质之美。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今年春晚的舞蹈节目《只此青绿》，好多人直言被“美哭了”。在微博上，多个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接着，又是一拨全网挑战“青绿腰”的热潮。这个节目何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当然首先还是构思之巧与惊艳之美。同时，主创人员在充分自由与高度自信的状态下，以舞绘形，以舞凝神，以舞写意，让作品呈现出丰厚的文化意蕴与高远的艺术意境。
　　舞蹈《只此青绿》并非专门为春晚创作的一个作品，只是择取了大型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小小一部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由故宫博物院、东方演艺集团等联合打造，创作灵感来源于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名作《千里江山图》，主创团队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把这部作品呈现在舞台上。去年底，《只此青绿》曾经在济南的山东省会大剧院、青岛的青岛大剧院分别演出两场，观众反响热烈。虽然看过的都说好，遗憾的是，看过的人总体不算多，《只此青绿》还显得有些“小众”。直到这届春晚，短短几分钟的亮相，犹如惊鸿一瞥，终于爆红。
　　山水画《千里江山图》，本身就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这是王希孟的唯一一件作品，创作这幅画时王希孟才18岁，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关于王希孟以及这幅画的信息不多，而且只是来源于蔡京在画上的简单题跋。按蔡京题跋中的说法，王希孟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自指点，“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这些内容还是相当可信的。其一，宋徽宗在书画方面造诣颇深，亲自主持画院，经常对画家进行指点，而且见解都极精到。据史载，他曾召集一众画家画荔枝孔雀图，众人所画孔雀登藤墩时皆先举右脚，他看后以为“未也”。众画家都非常惊讶，但实在弄不清楚到底哪里不对。宋徽宗这才告诉大家：“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从这个故事可推知，宋徽宗曾经亲自指点过王希孟，是非常可信的。其二，宋徽宗论画强调法度，要点之一就是要求形似。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艺术特征上也非常符合这一点。整幅画的构图经营，无论江河山川还是亭台人物，造型与比例都非常严谨，这大概也与遵从宋徽宗的要求大有关系。
　　从传播角度来说，这些传奇元素无疑是很大的卖点。但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创作，显然并没过度渲染这种传奇色彩，而是把重点放在艺术品性上。一幅画，一台舞剧，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的艺术语言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但艺术意境是相通的。在画与舞之间，艺术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最终达到形神一体，情景交融。《只此青绿》搬上舞台后，更打动人最感染人的地方，确实也并非其传奇色彩，而正是画与舞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意境之清正与雅致之美。
　　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度思考与挖掘，又使作品的品质获得超越性提升。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来济南演出时，导演韩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这部作品以美的方式传递东方气质、中华美学的概念，作品的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欣赏这部作品时，如果是一位传统文化爱好者，或者非常喜欢古诗词的话，可能会在看到某些画面的时候，脑海中不断跳出一些热爱的诗词片段，也就是说，“观剧的同时，你的内心深处会生发很多内容，我觉得这会与你以往关于其他传统文化的爱好一下子契合、连贯起来，可能也是这个戏最大的力量。”张艺谋在谈到冬奥会开幕式时也说，“一朵雪花”“和平鸽”的故事，其实源自关于文化自信等内容很深的思考。思考不再去“秀肌肉”，不再去炫技，不仅仅局限于好不好看，而要去想什么东西最能打动人，什么东西最能真实地反映中国人的情怀，反映我们所有的一切，也包括我们的美学理念。
　　无论是冬奥会开幕式，还是《只此青绿》，包括《千里江山图》在内，这些作品让人回味的，还是其中的文化底蕴。正是这种底蕴的滋润，让作品情感丰盈，风清骨峻，既展现出动人的美，又具有感人的温度。（大众日报）

设计师、博主、编辑……凌立程的“身份”很多变，而在这之中的每一面，都有她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美学坚持作支撑。简单舒适，自由随性。

挑衣服，凌立程喜欢把基本款穿出不一样的味道，选灯具，她对Last Order台灯的钟意自然让人毫不意外。富有韵味的房间里，圆柱形态的灯身宛如冰块般晶莹剔透，与金属材质的精妙结合让高级感立现。黄昏时分点亮光源，看光在墙上、地板上投出斑驳的暗影，这个过程对于她而言，更像一次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