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一文读懂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如何来立生前预嘱？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详见↓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一文读懂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如何来立生前预嘱？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详见↓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美英欧央行行长齐聚葡萄牙：低通胀时代一去不返，软着陆难度正在增加】
#欧美经济软着陆难度越来越大#
“我们相信能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目标，但现在它变得更加困难，道路也变得更窄了。”
综合美联社、《纽约时报》6月29日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共同出席在葡萄牙举办的欧洲央行论坛。这三名西方央行负责人一致认为，“低通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遏制通胀。
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当前都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5月的通胀水平均创下历史新高。为此，美英欧央行均已宣布采取加息措施，试图在提高借贷成本让经济放缓、遏制通胀的同时，又避免陷入经济衰退的境地，从而实现经济“软着陆”。
尽管这三名西方央行负责人都承诺，将会继续采取措施为通胀“降温”，但鲍威尔坦言，如今想要实现“软着陆”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均认为，已经不太可能再重现过去的“低通胀时代”。
但对于美英欧央行的目标，国际组织的看法却并不那么乐观。国际清算银行本周发布的年度报告警告称，在高通胀持续、各国央行抑制增长、金融市场停滞、负债企业压力增大的背景，经济存在“滞胀性硬着陆”的风险。
“经济软着陆的难度正在加大”
在29日的欧洲央行论坛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美英等国通胀飙升的背景下，已经很难再回到疫情前的“低通胀时代”。“自疫情暴发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经济受到不同力量驱动过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是否还能够回到以前的水平。我们怀疑未来将会是一种混合的状况。”
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6%，涨幅创1981年12月以来的最大值。作为应对措施，美联储15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也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单次加息。
对于大幅度加息的举措，鲍威尔在29日的会议上辩解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以便供应有机会追赶上来。这是必要的调整。”
他重申，美联储的目标依然是实现所谓的经济“软着陆”，在通过提高利率让经济放缓并控制物价涨幅的同时，又避免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飙升的境地。但他也承认，为通胀“降温”的举措可能会给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痛苦”，无法保证美国能在不损害就业市场的情况下遏制住通胀。
他将难度的增加归咎于俄乌冲突，声称战争扰乱了商业活动、抬高了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从而导致对抗通胀变得愈发困难，“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是我们的目标……但现在它变得更加困难了，道路也变得更窄了。”
美联社指出，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联储每次加息都将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支出的下降将会削弱信心、就业增长和整体经济活力，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
对此，鲍威尔坚称，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3.6%的失业率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多数家庭和企业也有一定储蓄。他宣称，“美国经济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承受收紧的货币政策。”
鲍威尔还认为，加息虽然存在风险，但根深蒂固或长期持续的高通胀要比经济衰退更加糟糕，“是否存在加息做得太过的风险？这当然是有的。但我不同意这是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未能恢复价格稳定才是更大的错误。”
“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低通胀时代”
鲍威尔的看法得到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赞同。《纽约时报》称，拉加德给出了“更加直白”的评价，直言2020年之前的“低通胀时代”已基本不可能重现。她同样将矛头指向疫情和俄乌冲突，称这两股力量“改变了局面”。
拉加德指出，欧盟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因此俄乌冲突对欧盟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她甚至警告说，在欧洲央行对通胀的评估中，能源价格飙升的因素仍然被严重低估了。
美联社认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没能意识到早已出现的通胀威胁，他们误以为经济已经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从2020年新冠疫情的打击下反弹，并错误地将物价上涨当成是供应链危机带来的“短期影响”。
在通胀愈发严重的背景下，欧元区也不得不效仿美联储采取加息措施来遏制通胀。报道称，欧元区已经宣布将在7月开启11年来的首次加息，并将在9月再次加息。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元区5月的通胀率已从4月的7.4%上升至8.1%，刷新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拉加德表示，欧洲央行还将逐步加息，但如果通胀增长速度快于预期，该行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遏制通胀。
“如果通胀持续，可能采取更强力措施”
与美国和欧元区相比，英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更加严重。英国5月CPI同比涨幅9.1%,达到198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使得英国成为七国集团中CPI涨幅最高的国家。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在29日也表示，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措施遏制通胀。
“如果我们看到通胀更加持久，出现第二轮效应，那我们就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贝利说。
为遏制通胀增长，自去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已经连续五次加息，6月刚刚加息25个基点。但未来进一步采取措施遏制通胀，却不像贝利说得那样简单。英国路透社29日发文指出，通胀和衰退的威胁已经让英国央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路透社称，英国经济在2月零增长，在3月和4月出现收缩，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英国经济首次连续3个月没有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预测，英国将在2023年实现零经济增长，这是该组织所有成员国中表现最差的。
《纽约时报》也评价称，英国央行现在就像是在遏制通胀和防止经济停滞之间“走钢丝”。该报指出，美英欧央行行长们当前的主要工具就是通过提高借贷成本来降低消费意愿，这虽然可以对需求侧产生压力，但对于影响供应侧的因素却几乎无能为力。
报道指出，物价飙升可能会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导致家庭和企业以不同方式处理薪资待遇、支出和定价，因此这些官员仍决定采取措施放缓需求，避免通胀持久地保持下去。
但美英欧央行能否实现经济“软着陆”的预期，国际组织的看法却并不那么乐观。国际清算银行本周发布的年度报告警告称，在高通胀持续、各国央行抑制增长、金融市场停滞、负债企业压力增大的背景，经济存在“滞胀性硬着陆”的风险。
#欧美经济软着陆难度越来越大#
“我们相信能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目标，但现在它变得更加困难，道路也变得更窄了。”
综合美联社、《纽约时报》6月29日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共同出席在葡萄牙举办的欧洲央行论坛。这三名西方央行负责人一致认为，“低通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遏制通胀。
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当前都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5月的通胀水平均创下历史新高。为此，美英欧央行均已宣布采取加息措施，试图在提高借贷成本让经济放缓、遏制通胀的同时，又避免陷入经济衰退的境地，从而实现经济“软着陆”。
尽管这三名西方央行负责人都承诺，将会继续采取措施为通胀“降温”，但鲍威尔坦言，如今想要实现“软着陆”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均认为，已经不太可能再重现过去的“低通胀时代”。
但对于美英欧央行的目标，国际组织的看法却并不那么乐观。国际清算银行本周发布的年度报告警告称，在高通胀持续、各国央行抑制增长、金融市场停滞、负债企业压力增大的背景，经济存在“滞胀性硬着陆”的风险。
“经济软着陆的难度正在加大”
在29日的欧洲央行论坛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美英等国通胀飙升的背景下，已经很难再回到疫情前的“低通胀时代”。“自疫情暴发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经济受到不同力量驱动过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是否还能够回到以前的水平。我们怀疑未来将会是一种混合的状况。”
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6%，涨幅创1981年12月以来的最大值。作为应对措施，美联储15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也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单次加息。
对于大幅度加息的举措，鲍威尔在29日的会议上辩解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以便供应有机会追赶上来。这是必要的调整。”
他重申，美联储的目标依然是实现所谓的经济“软着陆”，在通过提高利率让经济放缓并控制物价涨幅的同时，又避免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飙升的境地。但他也承认，为通胀“降温”的举措可能会给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痛苦”，无法保证美国能在不损害就业市场的情况下遏制住通胀。
他将难度的增加归咎于俄乌冲突，声称战争扰乱了商业活动、抬高了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从而导致对抗通胀变得愈发困难，“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是我们的目标……但现在它变得更加困难了，道路也变得更窄了。”
美联社指出，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联储每次加息都将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支出的下降将会削弱信心、就业增长和整体经济活力，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
对此，鲍威尔坚称，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3.6%的失业率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多数家庭和企业也有一定储蓄。他宣称，“美国经济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承受收紧的货币政策。”
鲍威尔还认为，加息虽然存在风险，但根深蒂固或长期持续的高通胀要比经济衰退更加糟糕，“是否存在加息做得太过的风险？这当然是有的。但我不同意这是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未能恢复价格稳定才是更大的错误。”
“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低通胀时代”
鲍威尔的看法得到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赞同。《纽约时报》称，拉加德给出了“更加直白”的评价，直言2020年之前的“低通胀时代”已基本不可能重现。她同样将矛头指向疫情和俄乌冲突，称这两股力量“改变了局面”。
拉加德指出，欧盟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因此俄乌冲突对欧盟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她甚至警告说，在欧洲央行对通胀的评估中，能源价格飙升的因素仍然被严重低估了。
美联社认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没能意识到早已出现的通胀威胁，他们误以为经济已经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从2020年新冠疫情的打击下反弹，并错误地将物价上涨当成是供应链危机带来的“短期影响”。
在通胀愈发严重的背景下，欧元区也不得不效仿美联储采取加息措施来遏制通胀。报道称，欧元区已经宣布将在7月开启11年来的首次加息，并将在9月再次加息。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元区5月的通胀率已从4月的7.4%上升至8.1%，刷新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拉加德表示，欧洲央行还将逐步加息，但如果通胀增长速度快于预期，该行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遏制通胀。
“如果通胀持续，可能采取更强力措施”
与美国和欧元区相比，英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更加严重。英国5月CPI同比涨幅9.1%,达到198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使得英国成为七国集团中CPI涨幅最高的国家。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在29日也表示，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措施遏制通胀。
“如果我们看到通胀更加持久，出现第二轮效应，那我们就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贝利说。
为遏制通胀增长，自去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已经连续五次加息，6月刚刚加息25个基点。但未来进一步采取措施遏制通胀，却不像贝利说得那样简单。英国路透社29日发文指出，通胀和衰退的威胁已经让英国央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路透社称，英国经济在2月零增长，在3月和4月出现收缩，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英国经济首次连续3个月没有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预测，英国将在2023年实现零经济增长，这是该组织所有成员国中表现最差的。
《纽约时报》也评价称，英国央行现在就像是在遏制通胀和防止经济停滞之间“走钢丝”。该报指出，美英欧央行行长们当前的主要工具就是通过提高借贷成本来降低消费意愿，这虽然可以对需求侧产生压力，但对于影响供应侧的因素却几乎无能为力。
报道指出，物价飙升可能会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导致家庭和企业以不同方式处理薪资待遇、支出和定价，因此这些官员仍决定采取措施放缓需求，避免通胀持久地保持下去。
但美英欧央行能否实现经济“软着陆”的预期，国际组织的看法却并不那么乐观。国际清算银行本周发布的年度报告警告称，在高通胀持续、各国央行抑制增长、金融市场停滞、负债企业压力增大的背景，经济存在“滞胀性硬着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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