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中巴关系#【卢拉回归，中巴关系怎么走？】当地时间10月30日晚间，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正式出炉，巴西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获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的得票率战胜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在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卢拉在巴西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卢拉强调，他将为全体巴西人民执政，在困难局面之下寻找让巴西恢复民主、和谐生活的出路，尝试弥合民众之间的分歧。他同时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
与倾向于“反全球化”的博索纳罗相比，卢拉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合作，他将如何把巴西带出“孤立”状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卢拉在前两个任期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并促进巴中贸易往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的回归将让一度经历坎坷的巴中关系大幅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表示，巩固对华合作符合巴西国家利益，中国与巴西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也有助于促进巴西民生发展。
“巴西最受欢迎的总统”再次当选
在10月2日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卢拉和右翼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分别获得48.4%和43.2%的选票。由于巴西选举制度规定，只有首轮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才能直接当选，因此两人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之中进入了第二轮角逐。
经过近一个月的争吵之后，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终于出炉。当地时间10月30日20时（北京时间31日7时），在当时完成统计的98.81%选票中，卢拉赢得了50.83%的选票，博索纳罗已经无法实现反超。因此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卢拉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网站发布的结果，对全部选票的统计显示，卢拉共赢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对49.1%的得票率击败博索纳罗。卢拉将从2023年1月1日开始担任下一届巴西总统。
现年77岁的卢拉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一名金属加工工人，在巴西军政府时期领导过罢工运动。他从2003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在任内致力于消除贫困，提升工人地位，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丁美洲最受尊敬的左翼政客之一”。
但卢拉在最近几年也遭受腐败丑闻的困扰。在对国有巴西石油公司的调查中，尽管卢拉一直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他仍在2017年被判腐败和洗钱罪名成立。不过，服刑不到两年后，一名最高法官于2021年3月宣布对卢拉的定罪无效，这为他参加本次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
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卢拉在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他表示，这是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巴西将“重返全球舞台”。卢拉强调，他不会只为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执政，而是会为全体巴西人执政，“不会有两个巴西，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卢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困难局面下治理好这个国家。但我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一条出路，让这个国家再次民主、和谐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重建和平、弥合分歧，让我们建立我们想要的巴西和世界。”
卢拉在讲话中还表示，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是新政府的“首要承诺”，他领导的巴西政府将致力于消除饥饿、优先帮助低收入家庭并推动能让3600万巴西人摆脱极端贫困的包容性计划。
博索纳罗尚未就大选结果发表评论。他在竞选期间曾对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该系统“可能被操纵”。因此美国《纽约时报》等外媒担心，博索纳罗可能会以“选举欺诈”等理由拒绝接受败选结果。
中巴关系怎么走？
在卢拉于2003年至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巴西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巴两国贸易往来显著增长。如今，卢拉时隔十二年再度上台，他的政府将奉行何种对华政策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巴西《环球报》9月21日报道称，卢拉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承诺，在执政的前半年时间里，他将致力于重建巴西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同时也表示，巴西会尽力改善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2021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曾与卢拉对话。谈及中巴关系时，卢拉回忆说，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年里，中巴两国之间贸易往来仅60亿美元；到了他卸任的时候，两国贸易往来已经达到760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
卢拉当时还表示，中国是一个对巴西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他认为，博索纳罗政府并未将中国当作伙伴来对待，“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与美国不和，我们应该和美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我想和中国保持同样的关系。我也想和俄罗斯保持同样的关系，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和马来西亚保持同样的关系。”
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卢拉上台将让巴中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今年1月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卢拉倾向于“务实的外交政策”，他或将展现“平衡”的外交姿态，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和拉美邻国的良好关系。
这位曾在卢拉政府任职的巴西资深外交官指出，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表示，卢拉前两个任期内的巴中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从2009年起成为了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互惠的经贸往来对改善巴西民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推动对华合作显然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
周志伟指出，卢拉向来强调巴西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致力于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这样的国际观也有利于中国和巴西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会回到全方位合作的大好环境中去，氛围会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好很多。在博索纳罗任内，中巴经贸合作依然保持上升趋势，但卢拉的回归有助于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巴两国的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有大幅度改善，在政治互信、国际事务的协调和互动等方面值得期待。”
但在今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卢拉也曾谈到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将使巴西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这似乎意味着，卢拉对于中国参与巴西经济也感到“忧虑”。
对此，周志伟分析说，卢拉的目标显然是要提升巴西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竞争力，这是巴西长远规划的合理意见，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巴经贸合作空间就会随之变小。他指出，中方可以通过投资和产能合作的方式帮助巴西发展工业，“这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产业合作让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
排斥美国？
在前两个任期里，卢拉始终致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多边主义并摆脱西方国家对于巴西外交政策的干涉，这样的外交策略也将延续到他的新任期之中。
巴西环球电视台网站称，卢拉希望展现巴西的主权地位，以积极和高尚的外交政策赢得世界的尊重，通过合作、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同时，他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视作“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
卢拉在其政府计划中写道：“有必要推动建设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和平、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秩序，这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为对外贸易、商业一体化和伙伴关系制定新的指导方针。”
报道称，这份政府计划还主张重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南南合作，扩大巴西在多边组织中的参与作用，加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L）、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不受约束地建立符合巴西利益的伙伴关系。
周志伟分析称，多边主义一直是卢拉乃至整个巴西的“外交传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其优先目标之一。随着卢拉的回归，金砖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卢拉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内核，是强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这些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合作能够促进巴西社会民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也是改革国际体系意愿最强烈的群体，巴西可以通过与其合作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周志伟说，“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卢拉去年也曾表示，应当用金砖国家和南南关系来平衡世界地缘政治，以与金砖国家相匹配的力度重拾对金砖国家的讨论，“巴西将会强势回归并帮助金砖银行变成南方国家发展的参考银行，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希冀二十一世纪将会比二十世纪好得多的东西。”
此外，身为巴西左翼领导人的卢拉上台，或将助推拉美左翼浪潮。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拉美研究专家约翰·柯克23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撰文指出，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现在均由左翼执政，左翼的回归表明该地区愈发抗拒美国的干涉。
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分析称，卢拉承诺会恢复巴西在多边机构中的“传统角色”，其外交政策也与博索纳罗政府“反全球化”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他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有可能得到缓和。
对于卢拉任内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周志伟表示，卢拉一向强调国家自主，不会因为美国的霸权选择“屈服”，但这也不代表他就会对美国采取排斥性的立场。他更可能寻求与美国达成一种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卢拉接下来的任务是……
近年来，巴西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下游位置，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巴西国内贫富差距加速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提振经济将成为新一届巴西政府的首要难题。
世界银行10月7日更新的巴西经济概况指出，结构性问题导致该国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乏力，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3%左右。繁杂的税收体系、不利于创业的商业环境、压缩公共投资等一系列问题也导致该国生产率增长迟缓。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让巴西经济“雪上加霜”。报告称，尽管2021年巴西经济在服务业的支持下实现了反弹，巴西政府也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缓解了贫困问题，但这同样提高了民众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程度，并让政府的总债务显著增加。
世界银行认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巴西经济依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和通胀压力，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和改革势头放缓的担忧仍普遍存在。因此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是巴西最紧迫的经济挑战。
卢拉在竞选期间发布的政府计划并未具体阐述经济改革方案，但《圣保罗页报》称，计划已经提出几个明确的方向，例如反对巴西国有电力公司等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承诺根据通货膨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化税收制度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等。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卢拉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巴西”，包括恢复因多年投资不足而遭受重创的公共服务、缓解贫困和饥饿以及对抗通货膨胀等任务。但巴西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预算紧张、全球能源危机等问题，将让卢拉面临比前两个任期更为沉重的压力。
周志伟也表示，民生项目是卢拉竞选的重要承诺之一，但扩大社会开支必须要有财政保障。由于巴西近几年的宏观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全球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巴西很难摆脱财政方面的压力。
他预测，新一届巴西政府或许会进一步挖掘国外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寻求亚太等地区的经贸合作。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卢拉的左翼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措施，放宽国家干预力度，通过更加亲近市场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本次巴西总统大选中还呈现严重的“左右对立”现象，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周志伟指出，败选的博索纳罗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了49%的选票，这意味着巴西保守派力量依然强大，在巴西陷入政治极化局面的当下，左右两派的观点分歧已经很难调和。
但周志伟同时也表示，卢拉一直奉行政治融合的策略，在竞选期间也团结了部分中右翼甚至个别右翼政党，这样一种构建广泛政治联盟的方式正是当前巴西最为需要的，“弥合左右分歧的难度非常大，但卢拉也是挑战政治融合的最佳人选……我相信他会延续融合的策略，尽可能地弥合政党之间分裂的局面。”
在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卢拉在巴西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卢拉强调，他将为全体巴西人民执政，在困难局面之下寻找让巴西恢复民主、和谐生活的出路，尝试弥合民众之间的分歧。他同时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
与倾向于“反全球化”的博索纳罗相比，卢拉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合作，他将如何把巴西带出“孤立”状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卢拉在前两个任期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并促进巴中贸易往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的回归将让一度经历坎坷的巴中关系大幅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表示，巩固对华合作符合巴西国家利益，中国与巴西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也有助于促进巴西民生发展。
“巴西最受欢迎的总统”再次当选
在10月2日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卢拉和右翼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分别获得48.4%和43.2%的选票。由于巴西选举制度规定，只有首轮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才能直接当选，因此两人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之中进入了第二轮角逐。
经过近一个月的争吵之后，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终于出炉。当地时间10月30日20时（北京时间31日7时），在当时完成统计的98.81%选票中，卢拉赢得了50.83%的选票，博索纳罗已经无法实现反超。因此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卢拉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网站发布的结果，对全部选票的统计显示，卢拉共赢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对49.1%的得票率击败博索纳罗。卢拉将从2023年1月1日开始担任下一届巴西总统。
现年77岁的卢拉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一名金属加工工人，在巴西军政府时期领导过罢工运动。他从2003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在任内致力于消除贫困，提升工人地位，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丁美洲最受尊敬的左翼政客之一”。
但卢拉在最近几年也遭受腐败丑闻的困扰。在对国有巴西石油公司的调查中，尽管卢拉一直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他仍在2017年被判腐败和洗钱罪名成立。不过，服刑不到两年后，一名最高法官于2021年3月宣布对卢拉的定罪无效，这为他参加本次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
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卢拉在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他表示，这是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巴西将“重返全球舞台”。卢拉强调，他不会只为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执政，而是会为全体巴西人执政，“不会有两个巴西，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卢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困难局面下治理好这个国家。但我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一条出路，让这个国家再次民主、和谐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重建和平、弥合分歧，让我们建立我们想要的巴西和世界。”
卢拉在讲话中还表示，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是新政府的“首要承诺”，他领导的巴西政府将致力于消除饥饿、优先帮助低收入家庭并推动能让3600万巴西人摆脱极端贫困的包容性计划。
博索纳罗尚未就大选结果发表评论。他在竞选期间曾对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该系统“可能被操纵”。因此美国《纽约时报》等外媒担心，博索纳罗可能会以“选举欺诈”等理由拒绝接受败选结果。
中巴关系怎么走？
在卢拉于2003年至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巴西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巴两国贸易往来显著增长。如今，卢拉时隔十二年再度上台，他的政府将奉行何种对华政策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巴西《环球报》9月21日报道称，卢拉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承诺，在执政的前半年时间里，他将致力于重建巴西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同时也表示，巴西会尽力改善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2021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曾与卢拉对话。谈及中巴关系时，卢拉回忆说，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年里，中巴两国之间贸易往来仅60亿美元；到了他卸任的时候，两国贸易往来已经达到760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
卢拉当时还表示，中国是一个对巴西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他认为，博索纳罗政府并未将中国当作伙伴来对待，“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与美国不和，我们应该和美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我想和中国保持同样的关系。我也想和俄罗斯保持同样的关系，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和马来西亚保持同样的关系。”
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卢拉上台将让巴中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今年1月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卢拉倾向于“务实的外交政策”，他或将展现“平衡”的外交姿态，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和拉美邻国的良好关系。
这位曾在卢拉政府任职的巴西资深外交官指出，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表示，卢拉前两个任期内的巴中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从2009年起成为了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互惠的经贸往来对改善巴西民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推动对华合作显然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
周志伟指出，卢拉向来强调巴西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致力于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这样的国际观也有利于中国和巴西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会回到全方位合作的大好环境中去，氛围会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好很多。在博索纳罗任内，中巴经贸合作依然保持上升趋势，但卢拉的回归有助于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巴两国的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有大幅度改善，在政治互信、国际事务的协调和互动等方面值得期待。”
但在今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卢拉也曾谈到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将使巴西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这似乎意味着，卢拉对于中国参与巴西经济也感到“忧虑”。
对此，周志伟分析说，卢拉的目标显然是要提升巴西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竞争力，这是巴西长远规划的合理意见，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巴经贸合作空间就会随之变小。他指出，中方可以通过投资和产能合作的方式帮助巴西发展工业，“这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产业合作让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
排斥美国？
在前两个任期里，卢拉始终致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多边主义并摆脱西方国家对于巴西外交政策的干涉，这样的外交策略也将延续到他的新任期之中。
巴西环球电视台网站称，卢拉希望展现巴西的主权地位，以积极和高尚的外交政策赢得世界的尊重，通过合作、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同时，他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视作“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
卢拉在其政府计划中写道：“有必要推动建设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和平、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秩序，这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为对外贸易、商业一体化和伙伴关系制定新的指导方针。”
报道称，这份政府计划还主张重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南南合作，扩大巴西在多边组织中的参与作用，加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L）、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不受约束地建立符合巴西利益的伙伴关系。
周志伟分析称，多边主义一直是卢拉乃至整个巴西的“外交传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其优先目标之一。随着卢拉的回归，金砖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卢拉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内核，是强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这些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合作能够促进巴西社会民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也是改革国际体系意愿最强烈的群体，巴西可以通过与其合作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周志伟说，“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卢拉去年也曾表示，应当用金砖国家和南南关系来平衡世界地缘政治，以与金砖国家相匹配的力度重拾对金砖国家的讨论，“巴西将会强势回归并帮助金砖银行变成南方国家发展的参考银行，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希冀二十一世纪将会比二十世纪好得多的东西。”
此外，身为巴西左翼领导人的卢拉上台，或将助推拉美左翼浪潮。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拉美研究专家约翰·柯克23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撰文指出，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现在均由左翼执政，左翼的回归表明该地区愈发抗拒美国的干涉。
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分析称，卢拉承诺会恢复巴西在多边机构中的“传统角色”，其外交政策也与博索纳罗政府“反全球化”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他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有可能得到缓和。
对于卢拉任内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周志伟表示，卢拉一向强调国家自主，不会因为美国的霸权选择“屈服”，但这也不代表他就会对美国采取排斥性的立场。他更可能寻求与美国达成一种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卢拉接下来的任务是……
近年来，巴西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下游位置，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巴西国内贫富差距加速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提振经济将成为新一届巴西政府的首要难题。
世界银行10月7日更新的巴西经济概况指出，结构性问题导致该国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乏力，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3%左右。繁杂的税收体系、不利于创业的商业环境、压缩公共投资等一系列问题也导致该国生产率增长迟缓。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让巴西经济“雪上加霜”。报告称，尽管2021年巴西经济在服务业的支持下实现了反弹，巴西政府也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缓解了贫困问题，但这同样提高了民众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程度，并让政府的总债务显著增加。
世界银行认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巴西经济依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和通胀压力，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和改革势头放缓的担忧仍普遍存在。因此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是巴西最紧迫的经济挑战。
卢拉在竞选期间发布的政府计划并未具体阐述经济改革方案，但《圣保罗页报》称，计划已经提出几个明确的方向，例如反对巴西国有电力公司等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承诺根据通货膨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化税收制度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等。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卢拉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巴西”，包括恢复因多年投资不足而遭受重创的公共服务、缓解贫困和饥饿以及对抗通货膨胀等任务。但巴西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预算紧张、全球能源危机等问题，将让卢拉面临比前两个任期更为沉重的压力。
周志伟也表示，民生项目是卢拉竞选的重要承诺之一，但扩大社会开支必须要有财政保障。由于巴西近几年的宏观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全球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巴西很难摆脱财政方面的压力。
他预测，新一届巴西政府或许会进一步挖掘国外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寻求亚太等地区的经贸合作。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卢拉的左翼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措施，放宽国家干预力度，通过更加亲近市场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本次巴西总统大选中还呈现严重的“左右对立”现象，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周志伟指出，败选的博索纳罗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了49%的选票，这意味着巴西保守派力量依然强大，在巴西陷入政治极化局面的当下，左右两派的观点分歧已经很难调和。
但周志伟同时也表示，卢拉一直奉行政治融合的策略，在竞选期间也团结了部分中右翼甚至个别右翼政党，这样一种构建广泛政治联盟的方式正是当前巴西最为需要的，“弥合左右分歧的难度非常大，但卢拉也是挑战政治融合的最佳人选……我相信他会延续融合的策略，尽可能地弥合政党之间分裂的局面。”
【卢拉回归，中巴关系怎么走？】
当地时间10月30日晚间，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正式出炉，巴西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获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的得票率战胜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在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卢拉在巴西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卢拉强调，他将为全体巴西人民执政，在困难局面之下寻找让巴西恢复民主、和谐生活的出路，尝试弥合民众之间的分歧。他同时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
与倾向于“反全球化”的博索纳罗相比，卢拉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合作，他将如何把巴西带出“孤立”状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卢拉在前两个任期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并促进巴中贸易往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的回归将让一度经历坎坷的巴中关系大幅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对观察者网表示，巩固对华合作符合巴西国家利益，中国与巴西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也有助于促进巴西民生发展。
“巴西最受欢迎的总统”再次当选
在10月2日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卢拉和右翼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分别获得48.4%和43.2%的选票。由于巴西选举制度规定，只有首轮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才能直接当选，因此两人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之中进入了第二轮角逐。
经过近一个月的争吵之后，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终于出炉。当地时间10月30日20时（北京时间31日7时），在当时完成统计的98.81%选票中，卢拉赢得了50.83%的选票，博索纳罗已经无法实现反超。因此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卢拉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网站发布的结果，对全部选票的统计显示，卢拉共赢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对49.1%的得票率击败博索纳罗。卢拉将从2023年1月1日开始担任下一届巴西总统。
现年77岁的卢拉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一名金属加工工人，在巴西军政府时期领导过罢工运动。他从2003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在任内致力于消除贫困，提升工人地位，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丁美洲最受尊敬的左翼政客之一”。
但卢拉在最近几年也遭受腐败丑闻的困扰。在对国有巴西石油公司的调查中，尽管卢拉一直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他仍在2017年被判腐败和洗钱罪名成立。不过，服刑不到两年后，一名最高法官于2021年3月宣布对卢拉的定罪无效，这为他参加本次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
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卢拉在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他表示，这是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巴西将“重返全球舞台”。卢拉强调，他不会只为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执政，而是会为全体巴西人执政，“不会有两个巴西，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卢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困难局面下治理好这个国家。但我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一条出路，让这个国家再次民主、和谐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重建和平、弥合分歧，让我们建立我们想要的巴西和世界。”
卢拉在讲话中还表示，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是新政府的“首要承诺”，他领导的巴西政府将致力于消除饥饿、优先帮助低收入家庭并推动能让3600万巴西人摆脱极端贫困的包容性计划。
博索纳罗尚未就大选结果发表评论。他在竞选期间曾对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该系统“可能被操纵”。因此美国《纽约时报》等外媒担心，博索纳罗可能会以“选举欺诈”等理由拒绝接受败选结果。
中巴关系怎么走？
在卢拉于2003年至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巴西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巴两国贸易往来显著增长。如今，卢拉时隔十二年再度上台，他的政府将奉行何种对华政策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巴西《环球报》9月21日报道称，卢拉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承诺，在执政的前半年时间里，他将致力于重建巴西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同时也表示，巴西会尽力改善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2021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代表观察者网曾与卢拉对话。谈及中巴关系时，卢拉回忆说，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年里，中巴两国之间贸易往来仅60亿美元；到了他卸任的时候，两国贸易往来已经达到760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
卢拉当时还表示，中国是一个对巴西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他认为，博索纳罗政府并未将中国当作伙伴来对待，“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与美国不和，我们应该和美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我想和中国保持同样的关系。我也想和俄罗斯保持同样的关系，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和马来西亚保持同样的关系。”
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卢拉上台将让巴中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今年1月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卢拉倾向于“务实的外交政策”，他或将展现“平衡”的外交姿态，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和拉美邻国的良好关系。
这位曾在卢拉政府任职的巴西资深外交官指出，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对观察者网表示，卢拉前两个任期内的巴中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从2009年起成为了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互惠的经贸往来对改善巴西民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推动对华合作显然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
周志伟指出，卢拉向来强调巴西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致力于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这样的国际观也有利于中国和巴西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会回到全方位合作的大好环境中去，氛围会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好很多。在博索纳罗任内，中巴经贸合作依然保持上升趋势，但卢拉的回归有助于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巴两国的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有大幅度改善，在政治互信、国际事务的协调和互动等方面值得期待。”
但在今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卢拉也曾谈到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将使巴西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这似乎意味着，卢拉对于中国参与巴西经济也感到“忧虑”。
对此，周志伟分析说，卢拉的目标显然是要提升巴西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竞争力，这是巴西长远规划的合理意见，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巴经贸合作空间就会随之变小。他指出，中方可以通过投资和产能合作的方式帮助巴西发展工业，“这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产业合作让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
排斥美国？
在前两个任期里，卢拉始终致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多边主义并摆脱西方国家对于巴西外交政策的干涉，这样的外交策略也将延续到他的新任期之中。
巴西环球电视台网站称，卢拉希望展现巴西的主权地位，以积极和高尚的外交政策赢得世界的尊重，通过合作、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同时，他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视作“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
卢拉在其政府计划中写道：“有必要推动建设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和平、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秩序，这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为对外贸易、商业一体化和伙伴关系制定新的指导方针。”
报道称，这份政府计划还主张重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南南合作，扩大巴西在多边组织中的参与作用，加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L）、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不受约束地建立符合巴西利益的伙伴关系。
周志伟分析称，多边主义一直是卢拉乃至整个巴西的“外交传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其优先目标之一。随着卢拉的回归，金砖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卢拉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内核，是强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这些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合作能够促进巴西社会民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也是改革国际体系意愿最强烈的群体，巴西可以通过与其合作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周志伟说，“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卢拉去年也曾表示，应当用金砖国家和南南关系来平衡世界地缘政治，以与金砖国家相匹配的力度重拾对金砖国家的讨论，“巴西将会强势回归并帮助金砖银行变成南方国家发展的参考银行，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希冀二十一世纪将会比二十世纪好得多的东西。”
此外，身为巴西左翼领导人的卢拉上台，或将助推拉美左翼浪潮。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拉美研究专家约翰·柯克23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撰文指出，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现在均由左翼执政，左翼的回归表明该地区愈发抗拒美国的干涉。
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分析称，卢拉承诺会恢复巴西在多边机构中的“传统角色”，其外交政策也与博索纳罗政府“反全球化”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他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有可能得到缓和。
对于卢拉任内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周志伟表示，卢拉一向强调国家自主，不会因为美国的霸权选择“屈服”，但这也不代表他就会对美国采取排斥性的立场。他更可能寻求与美国达成一种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卢拉接下来的任务是……
近年来，巴西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下游位置，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巴西国内贫富差距加速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提振经济将成为新一届巴西政府的首要难题。
世界银行10月7日更新的巴西经济概况指出，结构性问题导致该国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乏力，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3%左右。繁杂的税收体系、不利于创业的商业环境、压缩公共投资等一系列问题也导致该国生产率增长迟缓。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让巴西经济“雪上加霜”。报告称，尽管2021年巴西经济在服务业的支持下实现了反弹，巴西政府也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缓解了贫困问题，但这同样提高了民众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程度，并让政府的总债务显著增加。
世界银行认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巴西经济依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和通胀压力，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和改革势头放缓的担忧仍普遍存在。因此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是巴西最紧迫的经济挑战。
卢拉在竞选期间发布的政府计划并未具体阐述经济改革方案，但《圣保罗页报》称，计划已经提出几个明确的方向，例如反对巴西国有电力公司等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承诺根据通货膨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化税收制度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等。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卢拉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巴西”，包括恢复因多年投资不足而遭受重创的公共服务、缓解贫困和饥饿以及对抗通货膨胀等任务。但巴西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预算紧张、全球能源危机等问题，将让卢拉面临比前两个任期更为沉重的压力。
周志伟也对观察者网表示，民生项目是卢拉竞选的重要承诺之一，但扩大社会开支必须要有财政保障。由于巴西近几年的宏观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全球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巴西很难摆脱财政方面的压力。
他预测，新一届巴西政府或许会进一步挖掘国外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寻求亚太等地区的经贸合作。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卢拉的左翼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措施，放宽国家干预力度，通过更加亲近市场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本次巴西总统大选中还呈现严重的“左右对立”现象，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周志伟指出，败选的博索纳罗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了49%的选票，这意味着巴西保守派力量依然强大，在巴西陷入政治极化局面的当下，左右两派的观点分歧已经很难调和。
但周志伟同时也表示，卢拉一直奉行政治融合的策略，在竞选期间也团结了部分中右翼甚至个别右翼政党，这样一种构建广泛政治联盟的方式正是当前巴西最为需要的，“弥合左右分歧的难度非常大，但卢拉也是挑战政治融合的最佳人选……我相信他会延续融合的策略，尽可能地弥合政党之间分裂的局面。”
当地时间10月30日晚间，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正式出炉，巴西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获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的得票率战胜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在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卢拉在巴西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卢拉强调，他将为全体巴西人民执政，在困难局面之下寻找让巴西恢复民主、和谐生活的出路，尝试弥合民众之间的分歧。他同时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
与倾向于“反全球化”的博索纳罗相比，卢拉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合作，他将如何把巴西带出“孤立”状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卢拉在前两个任期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并促进巴中贸易往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的回归将让一度经历坎坷的巴中关系大幅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对观察者网表示，巩固对华合作符合巴西国家利益，中国与巴西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也有助于促进巴西民生发展。
“巴西最受欢迎的总统”再次当选
在10月2日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卢拉和右翼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分别获得48.4%和43.2%的选票。由于巴西选举制度规定，只有首轮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才能直接当选，因此两人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之中进入了第二轮角逐。
经过近一个月的争吵之后，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终于出炉。当地时间10月30日20时（北京时间31日7时），在当时完成统计的98.81%选票中，卢拉赢得了50.83%的选票，博索纳罗已经无法实现反超。因此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卢拉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网站发布的结果，对全部选票的统计显示，卢拉共赢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对49.1%的得票率击败博索纳罗。卢拉将从2023年1月1日开始担任下一届巴西总统。
现年77岁的卢拉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一名金属加工工人，在巴西军政府时期领导过罢工运动。他从2003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在任内致力于消除贫困，提升工人地位，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丁美洲最受尊敬的左翼政客之一”。
但卢拉在最近几年也遭受腐败丑闻的困扰。在对国有巴西石油公司的调查中，尽管卢拉一直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他仍在2017年被判腐败和洗钱罪名成立。不过，服刑不到两年后，一名最高法官于2021年3月宣布对卢拉的定罪无效，这为他参加本次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
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卢拉在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他表示，这是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巴西将“重返全球舞台”。卢拉强调，他不会只为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执政，而是会为全体巴西人执政，“不会有两个巴西，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卢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困难局面下治理好这个国家。但我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一条出路，让这个国家再次民主、和谐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重建和平、弥合分歧，让我们建立我们想要的巴西和世界。”
卢拉在讲话中还表示，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是新政府的“首要承诺”，他领导的巴西政府将致力于消除饥饿、优先帮助低收入家庭并推动能让3600万巴西人摆脱极端贫困的包容性计划。
博索纳罗尚未就大选结果发表评论。他在竞选期间曾对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该系统“可能被操纵”。因此美国《纽约时报》等外媒担心，博索纳罗可能会以“选举欺诈”等理由拒绝接受败选结果。
中巴关系怎么走？
在卢拉于2003年至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巴西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巴两国贸易往来显著增长。如今，卢拉时隔十二年再度上台，他的政府将奉行何种对华政策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巴西《环球报》9月21日报道称，卢拉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承诺，在执政的前半年时间里，他将致力于重建巴西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同时也表示，巴西会尽力改善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2021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代表观察者网曾与卢拉对话。谈及中巴关系时，卢拉回忆说，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年里，中巴两国之间贸易往来仅60亿美元；到了他卸任的时候，两国贸易往来已经达到760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
卢拉当时还表示，中国是一个对巴西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他认为，博索纳罗政府并未将中国当作伙伴来对待，“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与美国不和，我们应该和美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我想和中国保持同样的关系。我也想和俄罗斯保持同样的关系，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和马来西亚保持同样的关系。”
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卢拉上台将让巴中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今年1月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卢拉倾向于“务实的外交政策”，他或将展现“平衡”的外交姿态，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和拉美邻国的良好关系。
这位曾在卢拉政府任职的巴西资深外交官指出，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对观察者网表示，卢拉前两个任期内的巴中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从2009年起成为了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互惠的经贸往来对改善巴西民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推动对华合作显然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
周志伟指出，卢拉向来强调巴西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致力于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这样的国际观也有利于中国和巴西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会回到全方位合作的大好环境中去，氛围会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好很多。在博索纳罗任内，中巴经贸合作依然保持上升趋势，但卢拉的回归有助于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巴两国的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有大幅度改善，在政治互信、国际事务的协调和互动等方面值得期待。”
但在今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卢拉也曾谈到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将使巴西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这似乎意味着，卢拉对于中国参与巴西经济也感到“忧虑”。
对此，周志伟分析说，卢拉的目标显然是要提升巴西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竞争力，这是巴西长远规划的合理意见，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巴经贸合作空间就会随之变小。他指出，中方可以通过投资和产能合作的方式帮助巴西发展工业，“这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产业合作让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
排斥美国？
在前两个任期里，卢拉始终致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多边主义并摆脱西方国家对于巴西外交政策的干涉，这样的外交策略也将延续到他的新任期之中。
巴西环球电视台网站称，卢拉希望展现巴西的主权地位，以积极和高尚的外交政策赢得世界的尊重，通过合作、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同时，他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视作“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
卢拉在其政府计划中写道：“有必要推动建设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和平、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秩序，这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为对外贸易、商业一体化和伙伴关系制定新的指导方针。”
报道称，这份政府计划还主张重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南南合作，扩大巴西在多边组织中的参与作用，加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L）、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不受约束地建立符合巴西利益的伙伴关系。
周志伟分析称，多边主义一直是卢拉乃至整个巴西的“外交传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其优先目标之一。随着卢拉的回归，金砖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卢拉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内核，是强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这些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合作能够促进巴西社会民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也是改革国际体系意愿最强烈的群体，巴西可以通过与其合作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周志伟说，“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卢拉去年也曾表示，应当用金砖国家和南南关系来平衡世界地缘政治，以与金砖国家相匹配的力度重拾对金砖国家的讨论，“巴西将会强势回归并帮助金砖银行变成南方国家发展的参考银行，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希冀二十一世纪将会比二十世纪好得多的东西。”
此外，身为巴西左翼领导人的卢拉上台，或将助推拉美左翼浪潮。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拉美研究专家约翰·柯克23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撰文指出，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现在均由左翼执政，左翼的回归表明该地区愈发抗拒美国的干涉。
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分析称，卢拉承诺会恢复巴西在多边机构中的“传统角色”，其外交政策也与博索纳罗政府“反全球化”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他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有可能得到缓和。
对于卢拉任内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周志伟表示，卢拉一向强调国家自主，不会因为美国的霸权选择“屈服”，但这也不代表他就会对美国采取排斥性的立场。他更可能寻求与美国达成一种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卢拉接下来的任务是……
近年来，巴西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下游位置，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巴西国内贫富差距加速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提振经济将成为新一届巴西政府的首要难题。
世界银行10月7日更新的巴西经济概况指出，结构性问题导致该国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乏力，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3%左右。繁杂的税收体系、不利于创业的商业环境、压缩公共投资等一系列问题也导致该国生产率增长迟缓。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让巴西经济“雪上加霜”。报告称，尽管2021年巴西经济在服务业的支持下实现了反弹，巴西政府也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缓解了贫困问题，但这同样提高了民众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程度，并让政府的总债务显著增加。
世界银行认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巴西经济依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和通胀压力，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和改革势头放缓的担忧仍普遍存在。因此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是巴西最紧迫的经济挑战。
卢拉在竞选期间发布的政府计划并未具体阐述经济改革方案，但《圣保罗页报》称，计划已经提出几个明确的方向，例如反对巴西国有电力公司等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承诺根据通货膨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化税收制度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等。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卢拉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巴西”，包括恢复因多年投资不足而遭受重创的公共服务、缓解贫困和饥饿以及对抗通货膨胀等任务。但巴西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预算紧张、全球能源危机等问题，将让卢拉面临比前两个任期更为沉重的压力。
周志伟也对观察者网表示，民生项目是卢拉竞选的重要承诺之一，但扩大社会开支必须要有财政保障。由于巴西近几年的宏观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全球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巴西很难摆脱财政方面的压力。
他预测，新一届巴西政府或许会进一步挖掘国外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寻求亚太等地区的经贸合作。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卢拉的左翼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措施，放宽国家干预力度，通过更加亲近市场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本次巴西总统大选中还呈现严重的“左右对立”现象，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周志伟指出，败选的博索纳罗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了49%的选票，这意味着巴西保守派力量依然强大，在巴西陷入政治极化局面的当下，左右两派的观点分歧已经很难调和。
但周志伟同时也表示，卢拉一直奉行政治融合的策略，在竞选期间也团结了部分中右翼甚至个别右翼政党，这样一种构建广泛政治联盟的方式正是当前巴西最为需要的，“弥合左右分歧的难度非常大，但卢拉也是挑战政治融合的最佳人选……我相信他会延续融合的策略，尽可能地弥合政党之间分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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