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薇娅案的查处彰显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新华社：#已有上千网络主播主动自查补税#】据@新华社 报道，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追究“关键少数”人责任成亮点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2-05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芬棉
2020年，是新证券法实施首年。在此背景下，证监会加大对有关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追责力度，并将“关键少数”人作为监管的重点对象之一。从证监会日前通报的2020年证券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中可见一斑。
这20起案件中，属于信息披露违规的案例多达十一起，会计师事务所未勤勉尽责两起，传统各类违法行为七起。
重拳打击财务造假
20起案例中涉及财务造假有六起，每一起都曾广受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与往年相比，2020年证监会显然加大了对财务造假的打击力度。这与新证券法中还投资者一个上市公司真相、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立法精神相契合，也与新证券法规定实行对信息披露要求更高的注册制，形成同频共振。
位列第一的是连续多年财务造假的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监会查明，从2015至2018年，康得新公司通过编造虚假合同、单据虚增收入和成本费用，累计虚增利润115亿元。数额之巨大、时间跨度之长，实属罕见。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春彦认为，财务舞弊严重破坏市场诚信基础和投资者信心，严重破坏信息披露制度的严肃性。这不仅是2020年证监会严厉处罚的对象，也是证监会确定的2021年重点工作之一。
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是从2016年至2018年通过虚开和篡改增值税发票、伪造银行单据形成的。累计虚增货币资金887亿元，虚增收入275亿元，虚增利润39亿元。
臭名远扬的獐子岛利用“寅吃卯粮”、调节利润进行恶性舞弊。证监会查明，獐子岛少报当年扇贝采捕海域、少计成本，虚增2016年利润；随后将以前年度已经采捕但未结转成本的虚假库存一次性核销，虚减2017年利润，连续两年财务报告严重失实。
东方金钰伪造翡翠原石采购、销售合同，累计虚构利润3.6亿元；长园集团虚构海外销售，累计虚增利润3亿元；中健网农2016年至2017年累计虚构收入1.6亿元。
除上述财务造假案例之外，还有辅仁药业大股东及关联方长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未披露；凯迪生态年报未披露实控人及大股东信息，隐瞒实控人占用公司巨额资金信息等五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被列入典型案例。
“无论是财务造假案还是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从广义角度看，都属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刘俊海说，前者是对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即财务报告造假，后者是隐瞒重大信息，甚至将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却不披露。
但两者还是有些差别。投融资专家阮万锦说，财务造假分为发行前注册阶段的审批造假与信息披露义务中的披露造假。发行前注册阶段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其后果可能遭强制退市；而披露造假涉嫌虚假陈述，只有严重的信息披露违规才可能引发退市。两者分别在新证券法的第二章证券发行与第五章信息披露之中进行规范。
刘春彦说，财务造假从主观上，一定是故意。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主观上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因此，新证券法对于财务造假的处罚相较于信息披露违规更加严格。
追究关键少数人责任
在20起案例中，有五起证监会处罚对象直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监高这些“关键少数”。
追究“关键少数”人的责任，是因为很多违法案件是因这些人亲自操刀或受其指使，即便与其无直接关系，也是公司治理混乱的一种表现。为此，新证券法加大对这类人的打击力度。
不仅如此，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增条款也多与此有关。
据刘春彦介绍，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增加第二款，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在招股说明书等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第一百六十一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第二款、第三款，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施或者组织、指使实施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的，都在规制范围内。
值得说明的是，“关键少数”所指范围还是比较宽的，要将“关键少数”人中最关键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刘俊海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相比，后者是证券法、刑法规制的“首恶”。他们责任重，危害大。对于董监高这些“关键少数”，如果没有过错，可以免责。
压实中介勤勉尽责之责
在20起案件中，两起中介机构“看门人”失职案分别是：兴华所未勤勉尽责案。证监会查明，2018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时，监盘程序未执行到位，未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导致未发现林州重机2017年虚增在建工程2亿元，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大华所未勤勉尽责案。2018年，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奥瑞德光电股份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时，未对销售回款异常等事项予以必要关注，未发现销售收入不符合确认条件、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重要情况，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阮万锦说，新证券法规定实行注册制，对中介机构的要求更加严格。中介机构不仅有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还有券商、提供咨询报告、评估报告、法律责任等中介机构，他们都是资本市场“看门人”，他们提供的证明信息也是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要信息。他们的作用就是证明这些信息是否真实。
因此，在证监会通报的案件中，往年它们排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案件之后，此次排到之前，足见其重要性。同时，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增加了对中介机构加重处罚的条款。
（责任编辑：杨奕)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2-05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芬棉
2020年，是新证券法实施首年。在此背景下，证监会加大对有关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追责力度，并将“关键少数”人作为监管的重点对象之一。从证监会日前通报的2020年证券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中可见一斑。
这20起案件中，属于信息披露违规的案例多达十一起，会计师事务所未勤勉尽责两起，传统各类违法行为七起。
重拳打击财务造假
20起案例中涉及财务造假有六起，每一起都曾广受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与往年相比，2020年证监会显然加大了对财务造假的打击力度。这与新证券法中还投资者一个上市公司真相、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立法精神相契合，也与新证券法规定实行对信息披露要求更高的注册制，形成同频共振。
位列第一的是连续多年财务造假的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监会查明，从2015至2018年，康得新公司通过编造虚假合同、单据虚增收入和成本费用，累计虚增利润115亿元。数额之巨大、时间跨度之长，实属罕见。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春彦认为，财务舞弊严重破坏市场诚信基础和投资者信心，严重破坏信息披露制度的严肃性。这不仅是2020年证监会严厉处罚的对象，也是证监会确定的2021年重点工作之一。
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是从2016年至2018年通过虚开和篡改增值税发票、伪造银行单据形成的。累计虚增货币资金887亿元，虚增收入275亿元，虚增利润39亿元。
臭名远扬的獐子岛利用“寅吃卯粮”、调节利润进行恶性舞弊。证监会查明，獐子岛少报当年扇贝采捕海域、少计成本，虚增2016年利润；随后将以前年度已经采捕但未结转成本的虚假库存一次性核销，虚减2017年利润，连续两年财务报告严重失实。
东方金钰伪造翡翠原石采购、销售合同，累计虚构利润3.6亿元；长园集团虚构海外销售，累计虚增利润3亿元；中健网农2016年至2017年累计虚构收入1.6亿元。
除上述财务造假案例之外，还有辅仁药业大股东及关联方长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未披露；凯迪生态年报未披露实控人及大股东信息，隐瞒实控人占用公司巨额资金信息等五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被列入典型案例。
“无论是财务造假案还是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从广义角度看，都属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刘俊海说，前者是对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即财务报告造假，后者是隐瞒重大信息，甚至将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却不披露。
但两者还是有些差别。投融资专家阮万锦说，财务造假分为发行前注册阶段的审批造假与信息披露义务中的披露造假。发行前注册阶段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其后果可能遭强制退市；而披露造假涉嫌虚假陈述，只有严重的信息披露违规才可能引发退市。两者分别在新证券法的第二章证券发行与第五章信息披露之中进行规范。
刘春彦说，财务造假从主观上，一定是故意。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主观上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因此，新证券法对于财务造假的处罚相较于信息披露违规更加严格。
追究关键少数人责任
在20起案例中，有五起证监会处罚对象直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监高这些“关键少数”。
追究“关键少数”人的责任，是因为很多违法案件是因这些人亲自操刀或受其指使，即便与其无直接关系，也是公司治理混乱的一种表现。为此，新证券法加大对这类人的打击力度。
不仅如此，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增条款也多与此有关。
据刘春彦介绍，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增加第二款，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在招股说明书等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第一百六十一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第二款、第三款，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施或者组织、指使实施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的，都在规制范围内。
值得说明的是，“关键少数”所指范围还是比较宽的，要将“关键少数”人中最关键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刘俊海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相比，后者是证券法、刑法规制的“首恶”。他们责任重，危害大。对于董监高这些“关键少数”，如果没有过错，可以免责。
压实中介勤勉尽责之责
在20起案件中，两起中介机构“看门人”失职案分别是：兴华所未勤勉尽责案。证监会查明，2018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时，监盘程序未执行到位，未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导致未发现林州重机2017年虚增在建工程2亿元，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大华所未勤勉尽责案。2018年，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奥瑞德光电股份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时，未对销售回款异常等事项予以必要关注，未发现销售收入不符合确认条件、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重要情况，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阮万锦说，新证券法规定实行注册制，对中介机构的要求更加严格。中介机构不仅有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还有券商、提供咨询报告、评估报告、法律责任等中介机构，他们都是资本市场“看门人”，他们提供的证明信息也是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要信息。他们的作用就是证明这些信息是否真实。
因此，在证监会通报的案件中，往年它们排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案件之后，此次排到之前，足见其重要性。同时，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增加了对中介机构加重处罚的条款。
（责任编辑：杨奕)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