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争其实也不算什么好人（蛇）。蛇妖嘛，不懂什么人类的伦理道德，天真且邪恶，也是吃过人的。但是后来爱上渣攻被带入人世就开始很努力地学着想做一个人类。又因为渣攻说待将来自己夺得皇位就娶他做皇后，又开始努力想做一个好人甚至去学人类是怎么做妻子的。害，结果谁想渣攻骗他的呢，骗身骗心利用完了就抛弃，连内丹都给骗走了，导致肚子里的崽崽都差点没了。后来生下来体质也很弱(๑⃙⃘·́ω·̀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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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难道他们都是疯子吗？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任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主和派应该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当时，日本的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让东条英机上台，其实也含有恶意：让他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看他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

把东条英机推上前台之后，东条也开始犯难了。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屈服。

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摆设。

在大正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内部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通过《日本大败局》这本书，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 https://t.cn/z8Aik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