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汉子糙一点不怕！”
转自 人民网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无数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站在最前线。
面对疫情，医护工作者主动请缨、救死扶伤、迎难而上，用他们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白衣战士的无畏、坚韧、奉献与坚守；用他们的生命，守护大众的生命。让我们致敬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不计生死 主动请缨上一线
“我申请加入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中去，贡献我们一份微薄的力量。”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7名医生、泌尿外科医生汪波、神经内科医师胡珺向组织发出了申请，在请战书上，共同按下了鲜红的手印。这也是江夏区4000名白衣战士的呼声。
汪波表示，当下疫情形势严峻，医院承担大量的救治工作，作为党员，应冲锋在前，不计生死。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
武汉市现在采取“10+10”模式，10家大医院出人员、技术、力量，征用10家中小型医院的场地、床位和医务人员，作为定点医院收治疑似、确诊病例。每一名医务工作者都自觉担起了抗疫的重任。
一份份请战书，彰显着白衣战士的无畏。把危险留给自己，用生命守护市民健康。选择了“医生”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奉献，这是医务人员守护生命的承诺。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在一封抗击新型肺炎的请战书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女医生张旃书写了现代版“与夫书”。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女医生张旃副教授
1月18日，随着疫情全面发展，作为科室党支部书记的张旃，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写下了一封请战书：“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场，将无人可以幸免！我申请长驻留观室，对病人进行进一步的分检工作。好处在于不再需要不停的院内会诊，可以减轻其他医生的负担，病人也可以获得延续性治疗，留观室床位也可以流动起来。”
写下请战书之时，张旃特别注明，此事没有告知自己的丈夫——同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工作、担任神经外科副主任的李明昌教授。
“我是从别人朋友圈里看到她的请战书的。我坚决支持她的决定，但我更希望她能在救治病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和同事。我等着你们凯旋！”李明昌悉心叮嘱。
为了治疗 身穿厚重防护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病例数在增加，身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在及时有力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同时，也要做好自我防护。
卸下沉重的防护服和护目镜，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副教授周琼露出满面倦容。以周琼为例，一个医生要管三个病人，病房还有24小时轮班。
“穿着厚重的三级防护隔离服每一班要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长时间的穿戴对视线也有影响，看不清楚，隔离病房查房一个小时后身上全部湿透。”周琼说，每天到隔离病房查房，穿上防护服后反应能力下降，有时出现记不住病人的症状及影像学结果的情况，这就需要反复查看。
厚重的防护隔离服背后是医者的坚守
厚重的防护隔离服背后是医者的坚守。连续几小时不吃不喝，护目镜中的汗水、脸上深深的压痕、干裂的嘴唇是医务工作者最美的样子。
今年25岁的章聪医生，2019年７月刚从江汉大学毕业，入职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初出茅庐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元旦之后，自己的妈妈和外婆先后被查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科室让他休息照顾家人，但他都拒绝了。”该科副主任李发久说，在家中两位亲人双双感染住进隔离病房的危险时刻，年轻的章聪医生舍小家为大家，从未请过一天假，收拾行李扎营医院20余天，始终与同事一起奋战在最前线。
章聪一边照顾着家人，一边迎难而上救死扶伤，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一个身高1米88的大块头一下子暴瘦12斤。“是战士总要上战场，我们是白衣战士，不到战斗的一线，会终身遗憾的。”章聪坚定地说。
每天百余次洗手章聪的双手已皲裂
预防新型冠脉病毒，专家提倡的方法之一是洗手，这也是章聪做得最多的事情之一。每天穿隔离服，戴帽子、口罩，检查病人等工作之前必须洗手，章聪平均每天洗手次数达100多次，因为洗手过勤，手套戴着不透气，他的手都洗脱了皮，长满了裂口，奇痒无比。他却总笑着说：“没事！汉子糙一点不怕！”而就是他这样一双粗糙的手，却拯救了一个个宝贵的生命。
再次上岗 投入抗疫阻击战
“倒下了，大不了再站起来。”在家隔离治疗一周后，逐渐恢复的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教授说，“康复后的我将继续投入这场战斗，与大家并肩作战。”
自2019年12月31日起，张劲农长期坚守在发热门诊，高强度工作长达半个月。极度的疲劳，以及高频次的密切接触，即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的身体还是亮起了红灯。他出现发烧畏寒、咽痛等症状，经检查被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日常工作照）
诊断结果出来后，张教授在家隔离治疗，隔离期间他没有停止工作。面对此次疫情与SARS的不同特点，他迅速总结临床经验，并反复查阅参考文献，起草了极具实践性的《武汉协和医院处置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给全国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协和诊疗的宝贵经验。
在临床工作中不慎染病，康复后立即返岗的还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郭琴。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郭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38岁的郭琴一直在急诊病房内，照顾重症患者。期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收治、照料了近百名患者。
1月12日晚，连续工作多日的郭琴感觉自己发烧了，第二天，经过检查，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院立即安排她住进隔离病房。
“隔离治疗的滋味并不好受，虽然同事们不停地安慰我，但我还是又担心又沮丧。”郭琴坦言，自己甚至还给丈夫留下“遗言”：“我要是死了，一定照顾好11岁的儿子，照顾好双方的老人。”
经过3天的治疗和14天的隔离观察，连续2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呈阴性，并经过专家评估身体状况良好的郭琴，于1月28日早上又回到了中南医院急救中心，继续护理住院患者。
“如今的救治工作还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同事都在一线加班加点，非常疲惫。”郭琴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早日重返岗位，为同事们分担救治压力。
返岗后的第一天，最让郭琴感到欣慰的是，同事们两周前参与救治的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也在当天康复出院。
“来，把手套、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整上，都抓紧穿戴好，我们准备进重症室了。”
在武汉，数千名医务人员直接投入到治疗一线中，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多医务人员在默默地支持他们，随时待命。 https://t.cn/R3Sn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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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无数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站在最前线。
面对疫情，医护工作者主动请缨、救死扶伤、迎难而上，用他们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白衣战士的无畏、坚韧、奉献与坚守；用他们的生命，守护大众的生命。让我们致敬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不计生死 主动请缨上一线
“我申请加入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中去，贡献我们一份微薄的力量。”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7名医生、泌尿外科医生汪波、神经内科医师胡珺向组织发出了申请，在请战书上，共同按下了鲜红的手印。这也是江夏区4000名白衣战士的呼声。
汪波表示，当下疫情形势严峻，医院承担大量的救治工作，作为党员，应冲锋在前，不计生死。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
武汉市现在采取“10+10”模式，10家大医院出人员、技术、力量，征用10家中小型医院的场地、床位和医务人员，作为定点医院收治疑似、确诊病例。每一名医务工作者都自觉担起了抗疫的重任。
一份份请战书，彰显着白衣战士的无畏。把危险留给自己，用生命守护市民健康。选择了“医生”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奉献，这是医务人员守护生命的承诺。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在一封抗击新型肺炎的请战书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女医生张旃书写了现代版“与夫书”。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女医生张旃副教授
1月18日，随着疫情全面发展，作为科室党支部书记的张旃，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写下了一封请战书：“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场，将无人可以幸免！我申请长驻留观室，对病人进行进一步的分检工作。好处在于不再需要不停的院内会诊，可以减轻其他医生的负担，病人也可以获得延续性治疗，留观室床位也可以流动起来。”
写下请战书之时，张旃特别注明，此事没有告知自己的丈夫——同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工作、担任神经外科副主任的李明昌教授。
“我是从别人朋友圈里看到她的请战书的。我坚决支持她的决定，但我更希望她能在救治病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和同事。我等着你们凯旋！”李明昌悉心叮嘱。
为了治疗 身穿厚重防护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病例数在增加，身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在及时有力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同时，也要做好自我防护。
卸下沉重的防护服和护目镜，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副教授周琼露出满面倦容。以周琼为例，一个医生要管三个病人，病房还有24小时轮班。
“穿着厚重的三级防护隔离服每一班要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长时间的穿戴对视线也有影响，看不清楚，隔离病房查房一个小时后身上全部湿透。”周琼说，每天到隔离病房查房，穿上防护服后反应能力下降，有时出现记不住病人的症状及影像学结果的情况，这就需要反复查看。
厚重的防护隔离服背后是医者的坚守
厚重的防护隔离服背后是医者的坚守。连续几小时不吃不喝，护目镜中的汗水、脸上深深的压痕、干裂的嘴唇是医务工作者最美的样子。
今年25岁的章聪医生，2019年７月刚从江汉大学毕业，入职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初出茅庐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元旦之后，自己的妈妈和外婆先后被查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科室让他休息照顾家人，但他都拒绝了。”该科副主任李发久说，在家中两位亲人双双感染住进隔离病房的危险时刻，年轻的章聪医生舍小家为大家，从未请过一天假，收拾行李扎营医院20余天，始终与同事一起奋战在最前线。
章聪一边照顾着家人，一边迎难而上救死扶伤，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一个身高1米88的大块头一下子暴瘦12斤。“是战士总要上战场，我们是白衣战士，不到战斗的一线，会终身遗憾的。”章聪坚定地说。
每天百余次洗手章聪的双手已皲裂
预防新型冠脉病毒，专家提倡的方法之一是洗手，这也是章聪做得最多的事情之一。每天穿隔离服，戴帽子、口罩，检查病人等工作之前必须洗手，章聪平均每天洗手次数达100多次，因为洗手过勤，手套戴着不透气，他的手都洗脱了皮，长满了裂口，奇痒无比。他却总笑着说：“没事！汉子糙一点不怕！”而就是他这样一双粗糙的手，却拯救了一个个宝贵的生命。
再次上岗 投入抗疫阻击战
“倒下了，大不了再站起来。”在家隔离治疗一周后，逐渐恢复的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教授说，“康复后的我将继续投入这场战斗，与大家并肩作战。”
自2019年12月31日起，张劲农长期坚守在发热门诊，高强度工作长达半个月。极度的疲劳，以及高频次的密切接触，即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的身体还是亮起了红灯。他出现发烧畏寒、咽痛等症状，经检查被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日常工作照）
诊断结果出来后，张教授在家隔离治疗，隔离期间他没有停止工作。面对此次疫情与SARS的不同特点，他迅速总结临床经验，并反复查阅参考文献，起草了极具实践性的《武汉协和医院处置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给全国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协和诊疗的宝贵经验。
在临床工作中不慎染病，康复后立即返岗的还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郭琴。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郭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38岁的郭琴一直在急诊病房内，照顾重症患者。期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收治、照料了近百名患者。
1月12日晚，连续工作多日的郭琴感觉自己发烧了，第二天，经过检查，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院立即安排她住进隔离病房。
“隔离治疗的滋味并不好受，虽然同事们不停地安慰我，但我还是又担心又沮丧。”郭琴坦言，自己甚至还给丈夫留下“遗言”：“我要是死了，一定照顾好11岁的儿子，照顾好双方的老人。”
经过3天的治疗和14天的隔离观察，连续2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呈阴性，并经过专家评估身体状况良好的郭琴，于1月28日早上又回到了中南医院急救中心，继续护理住院患者。
“如今的救治工作还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同事都在一线加班加点，非常疲惫。”郭琴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早日重返岗位，为同事们分担救治压力。
返岗后的第一天，最让郭琴感到欣慰的是，同事们两周前参与救治的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也在当天康复出院。
“来，把手套、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整上，都抓紧穿戴好，我们准备进重症室了。”
在武汉，数千名医务人员直接投入到治疗一线中，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多医务人员在默默地支持他们，随时待命。 https://t.cn/R3SnCK1
#澳亚【资讯】#【何君尧遇刺，只是“反修例”以来香港众多夸张场面的一幕】6日上午，向来敢怒敢言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于屯门“摆街站”时遇袭受伤。虽然凶徒被当场控制，何君尧议员后来也发声报了平安，但遇刺一事多少为即将开啓的形势严峻的区议会选举再添一道阴影。
“反修例”风波持续至今已历5月，香港在狂热的抗议浪潮中迎来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正式投票的区议会选举可谓历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场，出现1099人竞逐452个地区议席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是反对派新面孔“空降”。
香港社会如何看待不断涌现的暴力行径?建制派议员又该如何在严峻的形势中守住旧有阵地?观察者网采访了今年继续参选、同时也是何君尧同事的屯门区区议员陈文伟先生。
·何君尧议员伤情稳定
观察者网：何君尧先生现在情况怎样?您这边有最新消息吗?
陈文伟议员：他6日早上遇刺，医护人员很快赶到，给他做了简单紧急的救护。现在他人已在屯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还算稳定。人是清醒的，因为他一直有跟同事保持联系。
观察者网：目前香港社会舆论对这事有什么反映?
陈文伟议员：我们建制派很多议员及候选人对这事非常愤慨，6日早上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也一起谴责了这一事件。政府也发声明强烈谴责袭击行为，现在警察也高度关注这一案件。另一方面，立法会的反对派代表也说了几句，如对此事表示关注，希望警方能及时处理不同党派议员或候选人不同程度的受袭情况。
·暴力横行，建制派议员难当
观察者网：您今早给我发来一张您竞选区议员的宣传海报，上面提到“社区服务连续十八年”，请问这十八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陈文伟议员：我从2001年开始服务我所在的小区，至2007年，一直担任社区服务主任一职。2008年开始当区议员，一直到现在。所以说“连续十八年”。
观察者网：您有多年竞选区议员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内地读者介绍下，参加区议会选举，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陈文伟议员：其实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也是很自由的，每四年选一次，一人一票选出来。大概每1.7万人到2.5万人划分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里会有一个议席。对候选人资格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年满21周岁且居港至少满7年的合格选民，只要能拿到小区里最少十位选民的提名，就可以报名参加选举。
如果想从竞选中胜出，平常的准备工作大概可以归为两个类型：一是要对小区里的基础设施、交通治安、环境卫生等方面有所关注、了解，跟政府部门反馈哪里做得好或差，并提出相关改善建议;第二种类型则比较琐碎，帮小区居民处理大大小小的问题——大到小区出现停水停电等紧急状况，小到洗手间马桶堵塞、老太太不会用智能手机，乃至夫妻之间吵架闹离婚、小孩子不听话等家庭问题，也都会来找你。香港的区议员，某种程度上好比担着内地人大代表的身份，做着居委会主任的事。
观察者网：那拉票期间需要做哪些筹备工作?
陈文伟议员：这届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由10月4日开始，至10月17日结束，11月24日当天正式选举。我们大概八九月份就进入备选期，准备宣传、拉票工作。
其实拉票工作就跟考试一样，不能临时抱佛脚。平常多关注小区里的问题，为需要帮助的小区居民提供实质性的解决办法，这样能积累一点知名度及支持度，到选举期间再拉票，也会便利些。
这次区议会选举刚好碰上“反修例”运动，风波从6月份一直延续至今，当前香港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使得相关拉票工作很难展开。
观察者网：与往届相比，都难在哪里?
陈文伟议员：第一是气氛问题。
一些反政府或“反修例”的市民也会反对我们建制派，将我们与负面概念捆绑在一起。比如他们会说，“你支持修例，也支持警察止暴制乱，所以你是‘黑警’和‘高压政府’的支持者。”他们的反对口号也在不断改变，以前是“香港人要加油”，后来发展成“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再后来越来越激进，“港独”倾向越来越明显，如“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
我这次外出做选举拉票工作时就遇到很多持类似声音的人。他们原本不反对我们的，现在也开始反对了。换而言之，他们支不支持你，不一定看你有没在小区里帮大家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而是根据你的政治光谱来判断要不要选你。这点对于建制派候选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二是暴力行为。
这届选举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跟以前不是一个等级的。以前偶尔会有一些候选人遇袭的情况，但都是轻微的伤害，没有被人用刀刺胸口这么暴力。此外，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比如上周周末太古城集会，民主党区议员赵家贤的耳朵就被一持不同政见的男子咬断。两方市民在集会后吵起来，吵完私底下又打起架，类似暴力行为现在越来越常见。
观察者网：那您拉票的时候，有增加什么安保措施吗?
陈文伟议员：原本我们公开拉票时会安排同事或义工在一旁全程录像，现在出了何议员被刺一事，应该也要开始准备订购类似于武警穿的防护背心了。
观察者网：八月中旬，您发来一张办事处门面被泼脏水的照片，请问现在办公运行是否恢复正常?
陈文伟议员：我还算幸运的，只有门面被泼过一次;我身边好多同事议员——大概近20位——的办公室都被破坏掉，窗口被砸烂，门被砸开，计算机、文件等物料都被捣毁，有的甚至被扔燃油弹，烧了不少东西。我有位同事的办事处前后陆续被破坏七次。
何君尧议员遇刺，我家的菲律宾女佣送完我女儿上学，回来看到楼下多了很多警察，还跟我感慨，“一直以为选举期间候选人遇刺这种事只会在菲律宾发生，没想到香港这么先进的地方也会有。”何君尧议员因为很火，所以身边配备了保镖，结果都发生了这事;我们一些同事没他那么有名，还不至于遇刺，但也不好做事，候选人在街上拉票，别人会追着打骂。今早另一个区的同事就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香港的选举情况普遍就是这样子，一些泛民会把气撒在建制派候选人身上。
观察者网：据统计，今年区议会选举比往届激烈，参选人数是香港回归后最多的一次，452个议席，平均每个议席有2.4人竞逐。您估计这届选举，建制派还能守住以往那些席位吗?
陈文伟议员：不好说。戴燿廷提出一项名为“雷动计划”的构想，试图把建制派议员踢出议会，一步步推选出反对派心仪的人当特首。这届区议会选举，他们很早前就列了份协调名单，基本往每个区议员席位安排至少一位候选人;他们还把名单放到网上，让每个区支持反对派的网民知道该给谁投票。
我这边刚好就我一个候选人，何君尧那区加上他是三人，有的区域是四人。我们是长年累月在社区里耕耘、服务，所以会把一些反对派人士的参选称作“空降”。不过就今年的氛围来看，建制派落选的比率有可能比以前高。
观察者网：您认为，建制派候选人相对那些“空降”者，在区议会竞选中存在哪些优劣势?
陈文伟议员：以往区议会选举时，选民会看候选人有没真正推动小区建设。如果没有这次风波，建制派当选率会高很多;而现实中，我不敢说我们还有优势，真的不敢说。我很坦白地告诉你，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也没底，虽然我在社区服务了18年。
今年全港新增30到40万选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刚满18周岁的“首投族”。这些“首投族”投票时会看你平时工作做得是好是坏，还是看你政治立场，我说不准，往年所谓的优势也可能变成劣势。
现在建制派议员真的很难做。很多建制派候选人不敢大声说自己支持修例，很少人像何君尧议员这么勇敢。上面的领导也要求我们坚定地支持，最好能冒出来多讲;我就跟领导直说，要是没有这次选举，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选举临近，如果冒出来表态，出现万一，输掉选举，连议席都丢了，还怎么守住建制派阵营?我们也很苦恼。
观察者网：您认为何君尧议员遇刺这事会影向现有选情吗?
陈文伟议员：其实现在香港社会分裂得越来越厉害，基本少有人继续持中立立场，支持建制派的“蓝丝”会继续支持建制派，而原本可能是浅黄的“黄丝”就难再是浅黄的了，因为会觉得“警察做得太过分了”等等。何君尧议员遇刺后，我在Facebook上看到很多恶毒、冷血的留言，比如“何君尧，你做戏也做得好一点”“这么长一把刀也刺不死你”之类。
不同立场的人只会越来越坚持自己已有的立场。“黄丝”们不会反省香港警察的处理手段为何会不断升级，只想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想着如何进一步反抗政府。
·我们一直对中央抱有期待
观察者网：现今暴力横行，而香港主流社会依旧选择沉默吗?
陈文伟议员：在我看来，现在的香港社会有个很危险的问题。何君尧议员遇刺，我们都很愤慨，可是我觉得大家对这种暴力行为有点麻木了。这对社会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代表着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袭击跟自己观念不一样的人，也代表市民缺乏保护——因为警察不一定能立刻赶来保护你。
举个例子。有人凌晨一点去敲我们派别候选人的门，让他出来，嚷嚷“警察逮捕黑衣人，跑到我们小区里，你个区议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让警察进了我们的花园?”我们候选人选择报警，但等到凌晨五点才等来警察的电话，问要不要派人上来。那位候选人回答，“不用了，人都已经走了。”
警察之所以没能及时赶来，一是人手不够，二是出警时会遭到一些市民的阻拦，说“这是私人住宅，你不能擅自进入我的地盘执法”。其实警方多次解释过进入公众场所和私人地方的权力，不过这些市民可能没听到，也可能不同意。
以后谁犯罪了，躲到所谓的私人花园里就没事了，这不是很危险吗?!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认知。然而我发现现在有反对派或别有用心的人会去宣传这一观念，希望把警察的合法权力消除掉。但是一旦真把香港警察的这一权力给消掉，现阶段就真的没有人可以保护香港市民了。
现在的香港社会还存在不少很夸张的情况。比如很多黑衣人游行示威结束后，不光是堵路，有时还会半夜“查车”。如果你开车经过被他们堵住的路，他们会把你的车拦下。如果看你车上有小孩，可能会放你走;如果车上只有一两人，他们会让你停车。我身边有位朋友开法拉利，刚好经过被他们堵住的道路，他们把车拦停后说，“我们在为香港作贡献，你是不是要‘捐助’一下?”我朋友怕车被刮花，吓得掏了5000现金。也有议员每家每户地敲门“筹款”，虽然目前有的人没“捐”，他们也没做什么，不过一些人会怕得换黑衣服，把头蒙住，还戴口罩。
观察者网：您觉得香港现在需要内地怎样的支持?
陈文伟议员：我们希望中央能多做一些工作。之前采取的一些措施，现在来看，效果可以。
比如国泰航空许多工作人员支持“港独”，民航局向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对国泰航空提出几点要求。现在，国泰航空内部没人闹事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牵涉到航空公司的营运问题，也涉及机组人员的工作问题。
再比如，原本港铁从不停运，这为黑衣人带来不少方便，打砸烧回来，在地铁站换上白衣，又成了良好市民。后来中央媒体撰文斥责，港铁才提前关闭。黑衣人砸、烧地铁站，就是因为港铁“突然”关闭地铁站，不再方便他们外出搞破坏。
香港的现有氛围让大家很不开心，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要移民，有的已经移民去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我女儿有三个同学都已移走了。我觉得中央做一些工作，会比香港政府做来得更实际。我们一直对中央抱有期待。
“反修例”风波持续至今已历5月，香港在狂热的抗议浪潮中迎来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正式投票的区议会选举可谓历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场，出现1099人竞逐452个地区议席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是反对派新面孔“空降”。
香港社会如何看待不断涌现的暴力行径?建制派议员又该如何在严峻的形势中守住旧有阵地?观察者网采访了今年继续参选、同时也是何君尧同事的屯门区区议员陈文伟先生。
·何君尧议员伤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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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伟议员：他6日早上遇刺，医护人员很快赶到，给他做了简单紧急的救护。现在他人已在屯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还算稳定。人是清醒的，因为他一直有跟同事保持联系。
观察者网：目前香港社会舆论对这事有什么反映?
陈文伟议员：我们建制派很多议员及候选人对这事非常愤慨，6日早上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也一起谴责了这一事件。政府也发声明强烈谴责袭击行为，现在警察也高度关注这一案件。另一方面，立法会的反对派代表也说了几句，如对此事表示关注，希望警方能及时处理不同党派议员或候选人不同程度的受袭情况。
·暴力横行，建制派议员难当
观察者网：您今早给我发来一张您竞选区议员的宣传海报，上面提到“社区服务连续十八年”，请问这十八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陈文伟议员：我从2001年开始服务我所在的小区，至2007年，一直担任社区服务主任一职。2008年开始当区议员，一直到现在。所以说“连续十八年”。
观察者网：您有多年竞选区议员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内地读者介绍下，参加区议会选举，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陈文伟议员：其实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也是很自由的，每四年选一次，一人一票选出来。大概每1.7万人到2.5万人划分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里会有一个议席。对候选人资格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年满21周岁且居港至少满7年的合格选民，只要能拿到小区里最少十位选民的提名，就可以报名参加选举。
如果想从竞选中胜出，平常的准备工作大概可以归为两个类型：一是要对小区里的基础设施、交通治安、环境卫生等方面有所关注、了解，跟政府部门反馈哪里做得好或差，并提出相关改善建议;第二种类型则比较琐碎，帮小区居民处理大大小小的问题——大到小区出现停水停电等紧急状况，小到洗手间马桶堵塞、老太太不会用智能手机，乃至夫妻之间吵架闹离婚、小孩子不听话等家庭问题，也都会来找你。香港的区议员，某种程度上好比担着内地人大代表的身份，做着居委会主任的事。
观察者网：那拉票期间需要做哪些筹备工作?
陈文伟议员：这届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由10月4日开始，至10月17日结束，11月24日当天正式选举。我们大概八九月份就进入备选期，准备宣传、拉票工作。
其实拉票工作就跟考试一样，不能临时抱佛脚。平常多关注小区里的问题，为需要帮助的小区居民提供实质性的解决办法，这样能积累一点知名度及支持度，到选举期间再拉票，也会便利些。
这次区议会选举刚好碰上“反修例”运动，风波从6月份一直延续至今，当前香港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使得相关拉票工作很难展开。
观察者网：与往届相比，都难在哪里?
陈文伟议员：第一是气氛问题。
一些反政府或“反修例”的市民也会反对我们建制派，将我们与负面概念捆绑在一起。比如他们会说，“你支持修例，也支持警察止暴制乱，所以你是‘黑警’和‘高压政府’的支持者。”他们的反对口号也在不断改变，以前是“香港人要加油”，后来发展成“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再后来越来越激进，“港独”倾向越来越明显，如“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
我这次外出做选举拉票工作时就遇到很多持类似声音的人。他们原本不反对我们的，现在也开始反对了。换而言之，他们支不支持你，不一定看你有没在小区里帮大家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而是根据你的政治光谱来判断要不要选你。这点对于建制派候选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二是暴力行为。
这届选举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跟以前不是一个等级的。以前偶尔会有一些候选人遇袭的情况，但都是轻微的伤害，没有被人用刀刺胸口这么暴力。此外，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比如上周周末太古城集会，民主党区议员赵家贤的耳朵就被一持不同政见的男子咬断。两方市民在集会后吵起来，吵完私底下又打起架，类似暴力行为现在越来越常见。
观察者网：那您拉票的时候，有增加什么安保措施吗?
陈文伟议员：原本我们公开拉票时会安排同事或义工在一旁全程录像，现在出了何议员被刺一事，应该也要开始准备订购类似于武警穿的防护背心了。
观察者网：八月中旬，您发来一张办事处门面被泼脏水的照片，请问现在办公运行是否恢复正常?
陈文伟议员：我还算幸运的，只有门面被泼过一次;我身边好多同事议员——大概近20位——的办公室都被破坏掉，窗口被砸烂，门被砸开，计算机、文件等物料都被捣毁，有的甚至被扔燃油弹，烧了不少东西。我有位同事的办事处前后陆续被破坏七次。
何君尧议员遇刺，我家的菲律宾女佣送完我女儿上学，回来看到楼下多了很多警察，还跟我感慨，“一直以为选举期间候选人遇刺这种事只会在菲律宾发生，没想到香港这么先进的地方也会有。”何君尧议员因为很火，所以身边配备了保镖，结果都发生了这事;我们一些同事没他那么有名，还不至于遇刺，但也不好做事，候选人在街上拉票，别人会追着打骂。今早另一个区的同事就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香港的选举情况普遍就是这样子，一些泛民会把气撒在建制派候选人身上。
观察者网：据统计，今年区议会选举比往届激烈，参选人数是香港回归后最多的一次，452个议席，平均每个议席有2.4人竞逐。您估计这届选举，建制派还能守住以往那些席位吗?
陈文伟议员：不好说。戴燿廷提出一项名为“雷动计划”的构想，试图把建制派议员踢出议会，一步步推选出反对派心仪的人当特首。这届区议会选举，他们很早前就列了份协调名单，基本往每个区议员席位安排至少一位候选人;他们还把名单放到网上，让每个区支持反对派的网民知道该给谁投票。
我这边刚好就我一个候选人，何君尧那区加上他是三人，有的区域是四人。我们是长年累月在社区里耕耘、服务，所以会把一些反对派人士的参选称作“空降”。不过就今年的氛围来看，建制派落选的比率有可能比以前高。
观察者网：您认为，建制派候选人相对那些“空降”者，在区议会竞选中存在哪些优劣势?
陈文伟议员：以往区议会选举时，选民会看候选人有没真正推动小区建设。如果没有这次风波，建制派当选率会高很多;而现实中，我不敢说我们还有优势，真的不敢说。我很坦白地告诉你，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也没底，虽然我在社区服务了18年。
今年全港新增30到40万选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刚满18周岁的“首投族”。这些“首投族”投票时会看你平时工作做得是好是坏，还是看你政治立场，我说不准，往年所谓的优势也可能变成劣势。
现在建制派议员真的很难做。很多建制派候选人不敢大声说自己支持修例，很少人像何君尧议员这么勇敢。上面的领导也要求我们坚定地支持，最好能冒出来多讲;我就跟领导直说，要是没有这次选举，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选举临近，如果冒出来表态，出现万一，输掉选举，连议席都丢了，还怎么守住建制派阵营?我们也很苦恼。
观察者网：您认为何君尧议员遇刺这事会影向现有选情吗?
陈文伟议员：其实现在香港社会分裂得越来越厉害，基本少有人继续持中立立场，支持建制派的“蓝丝”会继续支持建制派，而原本可能是浅黄的“黄丝”就难再是浅黄的了，因为会觉得“警察做得太过分了”等等。何君尧议员遇刺后，我在Facebook上看到很多恶毒、冷血的留言，比如“何君尧，你做戏也做得好一点”“这么长一把刀也刺不死你”之类。
不同立场的人只会越来越坚持自己已有的立场。“黄丝”们不会反省香港警察的处理手段为何会不断升级，只想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想着如何进一步反抗政府。
·我们一直对中央抱有期待
观察者网：现今暴力横行，而香港主流社会依旧选择沉默吗?
陈文伟议员：在我看来，现在的香港社会有个很危险的问题。何君尧议员遇刺，我们都很愤慨，可是我觉得大家对这种暴力行为有点麻木了。这对社会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代表着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袭击跟自己观念不一样的人，也代表市民缺乏保护——因为警察不一定能立刻赶来保护你。
举个例子。有人凌晨一点去敲我们派别候选人的门，让他出来，嚷嚷“警察逮捕黑衣人，跑到我们小区里，你个区议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让警察进了我们的花园?”我们候选人选择报警，但等到凌晨五点才等来警察的电话，问要不要派人上来。那位候选人回答，“不用了，人都已经走了。”
警察之所以没能及时赶来，一是人手不够，二是出警时会遭到一些市民的阻拦，说“这是私人住宅，你不能擅自进入我的地盘执法”。其实警方多次解释过进入公众场所和私人地方的权力，不过这些市民可能没听到，也可能不同意。
以后谁犯罪了，躲到所谓的私人花园里就没事了，这不是很危险吗?!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认知。然而我发现现在有反对派或别有用心的人会去宣传这一观念，希望把警察的合法权力消除掉。但是一旦真把香港警察的这一权力给消掉，现阶段就真的没有人可以保护香港市民了。
现在的香港社会还存在不少很夸张的情况。比如很多黑衣人游行示威结束后，不光是堵路，有时还会半夜“查车”。如果你开车经过被他们堵住的路，他们会把你的车拦下。如果看你车上有小孩，可能会放你走;如果车上只有一两人，他们会让你停车。我身边有位朋友开法拉利，刚好经过被他们堵住的道路，他们把车拦停后说，“我们在为香港作贡献，你是不是要‘捐助’一下?”我朋友怕车被刮花，吓得掏了5000现金。也有议员每家每户地敲门“筹款”，虽然目前有的人没“捐”，他们也没做什么，不过一些人会怕得换黑衣服，把头蒙住，还戴口罩。
观察者网：您觉得香港现在需要内地怎样的支持?
陈文伟议员：我们希望中央能多做一些工作。之前采取的一些措施，现在来看，效果可以。
比如国泰航空许多工作人员支持“港独”，民航局向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对国泰航空提出几点要求。现在，国泰航空内部没人闹事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牵涉到航空公司的营运问题，也涉及机组人员的工作问题。
再比如，原本港铁从不停运，这为黑衣人带来不少方便，打砸烧回来，在地铁站换上白衣，又成了良好市民。后来中央媒体撰文斥责，港铁才提前关闭。黑衣人砸、烧地铁站，就是因为港铁“突然”关闭地铁站，不再方便他们外出搞破坏。
香港的现有氛围让大家很不开心，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要移民，有的已经移民去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我女儿有三个同学都已移走了。我觉得中央做一些工作，会比香港政府做来得更实际。我们一直对中央抱有期待。
此乃上古神器。我们叫它“毛竹扫丝”，我们每个宁海的小朋友从小都要与它有场“生死劫”才能长大。 抽一下，神魂巅倒，再来一下，活头暴！
这个要是被我们父母看到，会导致他们“走火入魔”，并释放“洪荒之力”，且嘴里念叨：“瓦要6发啦”？
而我们要大声喊“发6类，发6类。”.......[偷笑][偷笑][偷笑][呲牙][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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