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租房是压倒你第一根稻草吗# #一线城市租房有多艰难# 毕业后，大部分人都需要租房。选择房源时会遇到不少让人头疼的问题，离单位近的租价高，价格合适的通勤时间又太长；大城市付不起整租的费用，合租的室友又充满了不确定性，还可能遇到隔断房、暴雷中介......在一些一线大城市，租到一间合适的房间，真的不容易。
今天分享一位读者投稿《毕业租房，压倒北漂的第一根稻草》
【201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北京央企的工作，办公地点在东二环。我不是北京人，这意味着我要在入职之前租到一间满意的房子当住所。
找房初始，不懂行情的我斗胆看了二三环附近的一居，高昂的价格几乎逼近我一个月的工资，吓得我果断关掉了网页。然后，我花了一天时间捋顺了北京各区的租房均价和地铁线路，最终审慎地将目光放在了北京南部。南城房价偏低，距离也近，是租房一族的首选。
出于保险考虑，我选择了相对可靠的大中介平台租房，并约上管家去了南三环的几个小区实地看房。管家骑着小电车载着我去看了第一间房子，这是一套位于角门西的三室一厅，其中两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留下一个朝南的主卧。然而我们在进门的一瞬间就不约而同捏住了鼻子，因为实在是太！臭！了！
公区拥挤得几乎无处下脚，到处散落着鞋袜、吃剩的外卖盒和拆开的快递包装袋。厨房也脏乱不堪，油烟糊得满墙都是，完全看不出原本装修的小清新调性。开始还舌灿莲花、不断吹嘘该房子多好多好的管家有点难堪，只讪讪说了一句：“别担心，入住前会有保洁打扫的。”
但我已经没多大心思细看卧室了，同租的室友如此邋遢，得花多大勇气才能在隔壁安然入睡呢？
接着我又陆陆续续看了几间房，情况都不理想。要么同租室友是男性，要么就是小区整体条件差。管家看我都不满意，也滋生了点情绪：“你花这么点钱想住好房子也不太现实啊！这可是北京，你是出来合租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纵然如此，心气儿高傲的我也没有屈服，因为实在不想在生活质量上让步。晚上回去我琢磨了半天，便把希望转向了东五环。虽然直线距离变远了，但小区选择多，比南城繁华，周边环境设施也齐全。
从青年路一路向东到草房，我几乎踩点了所有的房源，终于相中了黄渠附近的一间房。这个房子是还没释放的新房，干净整齐、南北通透，更难得的是小区里环境幽静，安保也过关。我尤其喜欢大主卧的落地窗，带了点法式的优雅，白日还能看见绿树繁茂的枝叶和稀疏漏下的日光。但是主卧算下来近3200块钱一个月，超出了我的预算，权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了另外一间10平米的南向次卧。
平台的手续快速便捷，我很快搬进了新房子，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段租住生活。其他房间也入住了不同的租客，这时一些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又开始涌现。
南边大主卧住的是一对情侣，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来，他们丝毫不懂得避讳，深更半夜还挤在公用卫生间里打情骂俏；东边次卧住着个女孩，她的母亲经常来同住，每天早上唤醒我的就是叮叮当当的做菜声，和顺着门缝飘进来的饭菜味。
一个不到100平米的房子，算下来满满当当挤了5个人。雪上加霜的是，我发现我的房间是搭建在客厅里的隔断房，隔音效果几乎为零。外面但凡有个声响，我在屋里都听得一清二楚。两个星期下来，我被折磨得精神衰弱，脸上也挂了两个大黑眼袋。
迫不得已，我又支棱起重新找房的心思。
或许是老天看我太可怜，破例眷顾了我一次，同在北京的一个朋友突然联系我合租。如果我们两个同住一间屋子，起码能换个大点、有独卫的房间。我抱着希望在网上搜罗了一圈，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合乎心意的新房。
这个房子离我原本的小区不远，是个两层的复式。一层有一间近三十平带独卫的大主卧、一个小储藏间和一个公用厨房，二层有另外三间卧室和卫生间。我相中的就是一层的大卧室，平时不受楼上室友打扰，可以独立占领整层空间。而且费用分担下来，一个人只用支付两千块钱，这大大节省了我们两个贫穷女孩的开支。
我和朋友实地参观后，一拍即合，恨不得立刻搬东西住在这里。放房那日，我们还特地花了一百块钱，找了网上专业的代拍，唯恐抢不到这个热门的房源。所幸一切顺利，我们在8月的第一天，终于住进了这个堪称“豪华”的新家。
相比起之前的租房生活，这个房子带来的幸福感无可比拟。小区周围设施齐全，步行就能抵达商圈超市。房间也宽敞通透，偌大的空间放上两张床还绰绰有余。透过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景观，更别提独卫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了。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续签过租住合同不久，北京的长租公寓就纷纷开始暴雷。
前一个星期我还在同情被蛋壳公寓强制驱逐的同事，下个礼拜就收到了自己平台申请解约的通知。后来究其原因，应是平台和业主协商降租却没有达成一致，只能让无辜倒霉的租客从房子里滚蛋了。
突如其来的逐客令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尝试着上网发声、投诉、周旋，但风波殃及范围太大，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在房东的催促下，我们在当月底无奈地搬离了这所房子。又迫于种种原因，我和朋友决定结束这段合租关系，各自披挂上阵，奔向新的租房战场。
网络上不乏把租房日子过成诗的博主，但大部分人还是困囿于羞涩的钱袋，选择了逼仄狭窄的公租屋，在生活的屡败屡战中不断妥协。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抱怨：“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这样算下来，要把下月房租凑齐，本月得写30多万字，手写！颈椎病是好不了了。”
迅哥儿尚且为房租困扰至此，遑论其他普通人？
更何况中国人对于房子的依赖已远远超出居住刚需，它代表了精神“领地”和落脚扎根的底气。也正因如此，北京质量稍好的空房源永远供不应求，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涌向这里，梦想着某天能真正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火。
这几日看新闻，北京租房市场面临整肃，即将变得更为法制规范，让已经离开北京的我感到一丝宽慰。租房，是一场租客与房东、中介的多方博弈，一不留神就会吃个暗亏。社畜已经为白日的繁忙费尽力气，晚上必然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休养生息。
愿北漂的年轻人都能有个安乐窝，租房上若少些套路，也能少走些弯路了。】
文｜读者：Cy
今天分享一位读者投稿《毕业租房，压倒北漂的第一根稻草》
【201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北京央企的工作，办公地点在东二环。我不是北京人，这意味着我要在入职之前租到一间满意的房子当住所。
找房初始，不懂行情的我斗胆看了二三环附近的一居，高昂的价格几乎逼近我一个月的工资，吓得我果断关掉了网页。然后，我花了一天时间捋顺了北京各区的租房均价和地铁线路，最终审慎地将目光放在了北京南部。南城房价偏低，距离也近，是租房一族的首选。
出于保险考虑，我选择了相对可靠的大中介平台租房，并约上管家去了南三环的几个小区实地看房。管家骑着小电车载着我去看了第一间房子，这是一套位于角门西的三室一厅，其中两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留下一个朝南的主卧。然而我们在进门的一瞬间就不约而同捏住了鼻子，因为实在是太！臭！了！
公区拥挤得几乎无处下脚，到处散落着鞋袜、吃剩的外卖盒和拆开的快递包装袋。厨房也脏乱不堪，油烟糊得满墙都是，完全看不出原本装修的小清新调性。开始还舌灿莲花、不断吹嘘该房子多好多好的管家有点难堪，只讪讪说了一句：“别担心，入住前会有保洁打扫的。”
但我已经没多大心思细看卧室了，同租的室友如此邋遢，得花多大勇气才能在隔壁安然入睡呢？
接着我又陆陆续续看了几间房，情况都不理想。要么同租室友是男性，要么就是小区整体条件差。管家看我都不满意，也滋生了点情绪：“你花这么点钱想住好房子也不太现实啊！这可是北京，你是出来合租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纵然如此，心气儿高傲的我也没有屈服，因为实在不想在生活质量上让步。晚上回去我琢磨了半天，便把希望转向了东五环。虽然直线距离变远了，但小区选择多，比南城繁华，周边环境设施也齐全。
从青年路一路向东到草房，我几乎踩点了所有的房源，终于相中了黄渠附近的一间房。这个房子是还没释放的新房，干净整齐、南北通透，更难得的是小区里环境幽静，安保也过关。我尤其喜欢大主卧的落地窗，带了点法式的优雅，白日还能看见绿树繁茂的枝叶和稀疏漏下的日光。但是主卧算下来近3200块钱一个月，超出了我的预算，权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了另外一间10平米的南向次卧。
平台的手续快速便捷，我很快搬进了新房子，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段租住生活。其他房间也入住了不同的租客，这时一些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又开始涌现。
南边大主卧住的是一对情侣，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来，他们丝毫不懂得避讳，深更半夜还挤在公用卫生间里打情骂俏；东边次卧住着个女孩，她的母亲经常来同住，每天早上唤醒我的就是叮叮当当的做菜声，和顺着门缝飘进来的饭菜味。
一个不到100平米的房子，算下来满满当当挤了5个人。雪上加霜的是，我发现我的房间是搭建在客厅里的隔断房，隔音效果几乎为零。外面但凡有个声响，我在屋里都听得一清二楚。两个星期下来，我被折磨得精神衰弱，脸上也挂了两个大黑眼袋。
迫不得已，我又支棱起重新找房的心思。
或许是老天看我太可怜，破例眷顾了我一次，同在北京的一个朋友突然联系我合租。如果我们两个同住一间屋子，起码能换个大点、有独卫的房间。我抱着希望在网上搜罗了一圈，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合乎心意的新房。
这个房子离我原本的小区不远，是个两层的复式。一层有一间近三十平带独卫的大主卧、一个小储藏间和一个公用厨房，二层有另外三间卧室和卫生间。我相中的就是一层的大卧室，平时不受楼上室友打扰，可以独立占领整层空间。而且费用分担下来，一个人只用支付两千块钱，这大大节省了我们两个贫穷女孩的开支。
我和朋友实地参观后，一拍即合，恨不得立刻搬东西住在这里。放房那日，我们还特地花了一百块钱，找了网上专业的代拍，唯恐抢不到这个热门的房源。所幸一切顺利，我们在8月的第一天，终于住进了这个堪称“豪华”的新家。
相比起之前的租房生活，这个房子带来的幸福感无可比拟。小区周围设施齐全，步行就能抵达商圈超市。房间也宽敞通透，偌大的空间放上两张床还绰绰有余。透过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景观，更别提独卫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了。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续签过租住合同不久，北京的长租公寓就纷纷开始暴雷。
前一个星期我还在同情被蛋壳公寓强制驱逐的同事，下个礼拜就收到了自己平台申请解约的通知。后来究其原因，应是平台和业主协商降租却没有达成一致，只能让无辜倒霉的租客从房子里滚蛋了。
突如其来的逐客令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尝试着上网发声、投诉、周旋，但风波殃及范围太大，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在房东的催促下，我们在当月底无奈地搬离了这所房子。又迫于种种原因，我和朋友决定结束这段合租关系，各自披挂上阵，奔向新的租房战场。
网络上不乏把租房日子过成诗的博主，但大部分人还是困囿于羞涩的钱袋，选择了逼仄狭窄的公租屋，在生活的屡败屡战中不断妥协。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抱怨：“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这样算下来，要把下月房租凑齐，本月得写30多万字，手写！颈椎病是好不了了。”
迅哥儿尚且为房租困扰至此，遑论其他普通人？
更何况中国人对于房子的依赖已远远超出居住刚需，它代表了精神“领地”和落脚扎根的底气。也正因如此，北京质量稍好的空房源永远供不应求，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涌向这里，梦想着某天能真正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火。
这几日看新闻，北京租房市场面临整肃，即将变得更为法制规范，让已经离开北京的我感到一丝宽慰。租房，是一场租客与房东、中介的多方博弈，一不留神就会吃个暗亏。社畜已经为白日的繁忙费尽力气，晚上必然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休养生息。
愿北漂的年轻人都能有个安乐窝，租房上若少些套路，也能少走些弯路了。】
文｜读者：Cy
#新时代的贵州人#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贵州人，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迎难而上的勇气、主动作为的志气、开拓创新的锐气；从他们的故事里，你能读懂“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贵州人。）
杨延，男，汉族，现年53岁，中共党员，轧钢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劳模示范性创新工作室”领衔人。
从学生娃成长为轧钢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贵州省第八届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首钢工匠、六盘水市第三届市管专家，杨延一生痴情轧钢梦，燃尽青春只为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咱中国人一定能做得更好”。
奋楫争先，学生娃追逐轧钢梦
1991年，杨延从华东冶金学院毕业，分配到水钢原第二轧钢厂工作，从此与轧钢工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水钢原二轧厂从欧洲引进的是二手小型材轧线，但其技术水平在当时国内仍属领先，并填补了贵州钢铁行业建筑用材的空白。进厂之初，杨延被安排在生产一线的加热炉操作工岗位工作。年少轻狂的他，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曾彷徨，也曾迷惘，但他终究选择了一条不甘平庸的道路。那些日子，凭着对专业的热爱和永不服输的劲头，他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让老师傅们又爱又怕，他遇到问题时没日没夜地啃书本找答案，令工友们百思不得其解。很快，他便熟练掌握了加热炉的操作技能，成为第一个独立驾驭洋设备的学生娃。
然而，洋设备虽好，却时常面临原厂备件短缺，自行加工又没有图纸的窘境。他便主动请缨，从最初“依葫芦画瓢”地测绘和设计工艺备件入手，不断积累和总结，逐渐成为生产线国产化改造的骨干。1998年，杨延同志调任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岗位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他大胆放弃传统图板绘图的方式，自学掌握了在386电脑上用软件制图的方法，从此，洋设备国产化改造进入了快车道，他也迈向了追梦的新征程。
敢想敢干，“切分王子”轧出争气钢
在外行人看来，棒材切分轧制就像一块面皮瞬间被轧成几根面条一样简单，然而，时处90年代初的中国轧钢业，把一根钢坯切分轧制成两根或两根以上成品的切分技术尚属“高科技”，是国外先进企业的核心机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看着花重金从国外买来的切分轧制技术，在同能耗前提下，可以提升产量30%以上，减少能耗15%左右的现实，杨延是既佩服又不服气，“外国人能做得出来，咱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自此，他就与棒材切分工艺“杠”上了。
2001年初，杨延开启了自主研发二线切分工艺的“攻坚之旅”。为了心中“不想证明自己不行，不想证明中国人不行”的信念，他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白天夜晚连轴转，有时一干就是两三天，最后，他怕回家太晚影响家人休息，干脆把被子搬到了办公室。
从研发到设计，从试轧到工艺改进，经过一年的努力，Φ18mm和Φ20mm圆钢二线切分轧制技术终于研发成功并获得国家专利，当年水钢单线钢材产量提高38%，吨钢综合能源节约15%以上，年直接经济效益达1400万元。
事实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咱中国人一定能做得更好”。2001年，杨延先后完成了φ20mm、φ22mm两个规格2线切分工艺设计，每年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达1000万元以上。同年，他把目标瞄向了更为前沿的4线切分轧制工艺技术，不仅设计出了φ12mm热轧带肋钢筋4线切分工艺路线和孔型系统，还设计出了最关键的切分工艺件。经过不断优化改进，φ12mm热轧带肋钢筋4线切分工艺取得圆满成功，填补了国内自主开发空白，并赢得了业内“切分王子”的美誉。
紧接着，杨延又向有“轧钢工艺顶峰”之称的5线切分工艺技术和φ18mm、φ20mm右旋锚杆2线切分工艺技术发起挑战，并于2018年，先后成功实现常态化批量生产。其中，φ10mm、φ12mm热轧带肋钢筋5线切分工艺，创造了国内同行率先自主开发棒材5线切分的先河，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行先进水平，φ18mm、φ20mm右旋锚杆2线切分工艺技术，每年可创直接经济效益400万元以上，该工艺技术属国内首创。
矢志不渝，誓让钢铁更坚强
2008年8月，中央电视台、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刊播水钢抗震钢筋研发和营销专题新闻。随后，国内多家报刊网站给予关注，水钢抗震钢产品横空问世，为我国提高建筑抗震级别提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持。这一成果，就是杨延领衔的技术团队和上游铁钢冶炼技术人员的智慧结晶。
30年的工作经历，是杨延同志敬业奉献的缩影，也是他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研发生产的写照。
2008年，杨延同志对高线品种钢轧制工艺进行优化，解决了SWRH82B钢绞线轧制过程中的控冷工艺和产品性能稳定性的难题。产品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得到用户一致好评，成为国内知名厂家战略合作伙伴。
2014年，他参与完成φ14mmKYSWRH82B工艺设计工作，产品各项指标达到国内同行领先水平，极大增强了水钢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018年，他参与的贵州省重大专项课题《高性能钢筋产业化及在高墩大跨径桥梁中的应用》及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计划《高强度矿山用钢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较好地完成其承担的工艺方案制定、工艺设计、现场技术指导等工作。项目通过贵州省组织的专家组验收。同年，他完成了φ18mm、φ20mm，φ22mm、φ25mm热轧带肋钢筋2线切分工艺路线的优化，使4个规格生产工艺由4套孔型从系统从K3孔简化为2套孔型系统，减少了每个规格7对轧辊储备量和轧辊车削量，降低了规格改换的工艺作业时间和一线作业劳动强度，每年可创直接经济效益300万元以上。该工艺技术为行业首创。
近年来，杨延同志在承担本单位技术研发工作的同时，肩负起培养技术后备人才的重任，他利用其领衔的国家级“劳模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平台，广泛吸纳一线职工加入创新团队，参与技术进步、小改小革等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磨砺成长，不断夯实推动水钢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石。创新工作室先后培养出3名高级工程师，4名工程师，4名高级技师，7名技师，6名优秀同志被选拔到公司管理部门和事业部作业区管理岗位工作。
杨延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初心，始终践行着为国争光，为企谋利的使命担当，成全了自己的轧钢梦想，也捍卫了水钢在国内轧钢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同事们津津乐道的是在杨延同志敬业奉献的示范引领下，水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轧钢工艺技术难题，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自主研发的传奇，爱莫能助的却是他满不在意的稀疏的白发和积劳成疾的身体，可他仍乐此不疲地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来源：动静贵州
杨延，男，汉族，现年53岁，中共党员，轧钢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劳模示范性创新工作室”领衔人。
从学生娃成长为轧钢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贵州省第八届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首钢工匠、六盘水市第三届市管专家，杨延一生痴情轧钢梦，燃尽青春只为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咱中国人一定能做得更好”。
奋楫争先，学生娃追逐轧钢梦
1991年，杨延从华东冶金学院毕业，分配到水钢原第二轧钢厂工作，从此与轧钢工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水钢原二轧厂从欧洲引进的是二手小型材轧线，但其技术水平在当时国内仍属领先，并填补了贵州钢铁行业建筑用材的空白。进厂之初，杨延被安排在生产一线的加热炉操作工岗位工作。年少轻狂的他，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曾彷徨，也曾迷惘，但他终究选择了一条不甘平庸的道路。那些日子，凭着对专业的热爱和永不服输的劲头，他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让老师傅们又爱又怕，他遇到问题时没日没夜地啃书本找答案，令工友们百思不得其解。很快，他便熟练掌握了加热炉的操作技能，成为第一个独立驾驭洋设备的学生娃。
然而，洋设备虽好，却时常面临原厂备件短缺，自行加工又没有图纸的窘境。他便主动请缨，从最初“依葫芦画瓢”地测绘和设计工艺备件入手，不断积累和总结，逐渐成为生产线国产化改造的骨干。1998年，杨延同志调任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岗位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他大胆放弃传统图板绘图的方式，自学掌握了在386电脑上用软件制图的方法，从此，洋设备国产化改造进入了快车道，他也迈向了追梦的新征程。
敢想敢干，“切分王子”轧出争气钢
在外行人看来，棒材切分轧制就像一块面皮瞬间被轧成几根面条一样简单，然而，时处90年代初的中国轧钢业，把一根钢坯切分轧制成两根或两根以上成品的切分技术尚属“高科技”，是国外先进企业的核心机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看着花重金从国外买来的切分轧制技术，在同能耗前提下，可以提升产量30%以上，减少能耗15%左右的现实，杨延是既佩服又不服气，“外国人能做得出来，咱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自此，他就与棒材切分工艺“杠”上了。
2001年初，杨延开启了自主研发二线切分工艺的“攻坚之旅”。为了心中“不想证明自己不行，不想证明中国人不行”的信念，他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白天夜晚连轴转，有时一干就是两三天，最后，他怕回家太晚影响家人休息，干脆把被子搬到了办公室。
从研发到设计，从试轧到工艺改进，经过一年的努力，Φ18mm和Φ20mm圆钢二线切分轧制技术终于研发成功并获得国家专利，当年水钢单线钢材产量提高38%，吨钢综合能源节约15%以上，年直接经济效益达1400万元。
事实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咱中国人一定能做得更好”。2001年，杨延先后完成了φ20mm、φ22mm两个规格2线切分工艺设计，每年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达1000万元以上。同年，他把目标瞄向了更为前沿的4线切分轧制工艺技术，不仅设计出了φ12mm热轧带肋钢筋4线切分工艺路线和孔型系统，还设计出了最关键的切分工艺件。经过不断优化改进，φ12mm热轧带肋钢筋4线切分工艺取得圆满成功，填补了国内自主开发空白，并赢得了业内“切分王子”的美誉。
紧接着，杨延又向有“轧钢工艺顶峰”之称的5线切分工艺技术和φ18mm、φ20mm右旋锚杆2线切分工艺技术发起挑战，并于2018年，先后成功实现常态化批量生产。其中，φ10mm、φ12mm热轧带肋钢筋5线切分工艺，创造了国内同行率先自主开发棒材5线切分的先河，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行先进水平，φ18mm、φ20mm右旋锚杆2线切分工艺技术，每年可创直接经济效益400万元以上，该工艺技术属国内首创。
矢志不渝，誓让钢铁更坚强
2008年8月，中央电视台、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刊播水钢抗震钢筋研发和营销专题新闻。随后，国内多家报刊网站给予关注，水钢抗震钢产品横空问世，为我国提高建筑抗震级别提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持。这一成果，就是杨延领衔的技术团队和上游铁钢冶炼技术人员的智慧结晶。
30年的工作经历，是杨延同志敬业奉献的缩影，也是他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研发生产的写照。
2008年，杨延同志对高线品种钢轧制工艺进行优化，解决了SWRH82B钢绞线轧制过程中的控冷工艺和产品性能稳定性的难题。产品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得到用户一致好评，成为国内知名厂家战略合作伙伴。
2014年，他参与完成φ14mmKYSWRH82B工艺设计工作，产品各项指标达到国内同行领先水平，极大增强了水钢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018年，他参与的贵州省重大专项课题《高性能钢筋产业化及在高墩大跨径桥梁中的应用》及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计划《高强度矿山用钢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较好地完成其承担的工艺方案制定、工艺设计、现场技术指导等工作。项目通过贵州省组织的专家组验收。同年，他完成了φ18mm、φ20mm，φ22mm、φ25mm热轧带肋钢筋2线切分工艺路线的优化，使4个规格生产工艺由4套孔型从系统从K3孔简化为2套孔型系统，减少了每个规格7对轧辊储备量和轧辊车削量，降低了规格改换的工艺作业时间和一线作业劳动强度，每年可创直接经济效益300万元以上。该工艺技术为行业首创。
近年来，杨延同志在承担本单位技术研发工作的同时，肩负起培养技术后备人才的重任，他利用其领衔的国家级“劳模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平台，广泛吸纳一线职工加入创新团队，参与技术进步、小改小革等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磨砺成长，不断夯实推动水钢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石。创新工作室先后培养出3名高级工程师，4名工程师，4名高级技师，7名技师，6名优秀同志被选拔到公司管理部门和事业部作业区管理岗位工作。
杨延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初心，始终践行着为国争光，为企谋利的使命担当，成全了自己的轧钢梦想，也捍卫了水钢在国内轧钢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同事们津津乐道的是在杨延同志敬业奉献的示范引领下，水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轧钢工艺技术难题，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自主研发的传奇，爱莫能助的却是他满不在意的稀疏的白发和积劳成疾的身体，可他仍乐此不疲地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来源：动静贵州
孕36周发现孩子有肿瘤，爸爸的选择是…
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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