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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惠集好物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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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苦己利人”的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壹
全真道兴起于宋金之际，元初士人徐琰撰《郝宗师道行碑》曾评论道：“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今人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认为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条：“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陈垣先生所谓“异迹”，实属各种宗教借以吸引世人的神秘形式，而所谓“畸行”与“惠泽”则属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具体表现。
在书中，陈垣曾列举了数则早期全真道徒“畸行感人”与“惠泽德人”的事迹，其中一则为李志常在“贞祐之乱”中不计前嫌而舍身救民的义举：“公(李志常)至即墨之山东，属贞祐丧乱，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数百人，寇至则避其中。众以公后，拒而不纳。俄为寇所获，问窟所在，捶楚惨毒，绝而复苏，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环泣而谢之曰：‘吾侪小人，数百口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远甚。’争为给养，至于康调，迄今父老犹能道之。”另一则为李志源在饥荒岁月“辟谷数旬”以济民的善举：“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在，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李志源)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己类此。”
这种先人后己而济民、舍生忘死而救民的举动，无疑属于“苦己利人”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李志常、李志源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其个人的修养，而是与全真道的教理教义有关。如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在《重阳教化集》中认为，欲得道成仙则必须兼修“真功”与“真行”。所谓“真功”，具体内容为“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而所谓“真行”的内容则为“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及“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等。此外，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要求信徒：“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其中的“济贫救苦”、“先人后己”及“忍辱”、“方便”等，实质精神即为“苦己利人”。
贰
王重阳之后，早期全真道的领袖们也多对其信徒所应持守的规范进行过阐述，如邱处机《长春真人规榜》曾规定“出家”信徒的生活原则为“见性为体，养命为用，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又说：“在众者常存低下，处静者勿起尘情。所有尘劳，量力运用，不可过度。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每计庵粮，不可积剩。治身衣物，不可贪求。或常住之物有余者，济赡往来经过贫难之士。”这些规定及劝诫的内容就与“苦己”、“利人”有关。类似的说法，在“全真七子”留下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总之，正是由于全真道教理教义中“苦己”、“利人”的种种说教，才有了李志常、李志源等“畸行感人”、“惠泽德人”的行为。只是这类行为并非始于李志常、李志源之辈，而是在“全真七子”之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为其师王重阳守丧期间就已开始。如马钰在大定十二年至十八年(1172-1178)间一直过着苦行头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绢，手不拈钱，夜则露宿”，力图以苦行感人。在他的影响之下，关中、陇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投归全真门下，故《金莲正宗记》卷三曾赞之：“数十年卧霜眠雪，几万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莲最先放彻，五篇秘语独自传来。”谭处端乞食于河北一带，某日遇一狂徒以拳相击，致血流齿折。路人皆为他愤愤不平，“欲使讼于官”，而谭却“容色不变，吐齿于手”，并说：“谢他慈悲教诲。”(《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这种态度，实是王重阳所倡“忍辱”的表现。又据《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记载：刘处玄返乡探母时，曾遭诬告杀人，但他却“不辞而就缚”；后来杀人者自首，他才“得以免缧绁之刑”。这种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承受不白之冤的做法，真可谓“忍”之极限！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全真七子”中邱处机的所为，则不仅是“苦己”，且更有“利人”的意义。据《元史》及《蒙鞑备录》等书记载：蒙古人征服中原时，其征服方式极为残暴，“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面对“拔城必屠”的蒙古军队，面对“河以南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悲惨局面，为了救生灵于涂炭，怀着“欲罢干戈致太平”信念的邱处机曾不远万里、历尽艰辛，西行前去面见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杀为劝”，终使成吉思汗下诏命令蒙古军队“不杀掠”。
叁
这次被史家誉为“展臂拒摧峰之岳，横身遮溃岸之河，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的西行壮举，为全真道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民心。史载邱处机东还时，曾出现了“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的动人场面。
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曾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被称为全真龙门派“中兴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订的“初真十戒”，即有“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等内容。也就是说，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扬。
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意义。不过，我们对这种精神的认识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人之说，而应有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诠释。如对于“苦己”，不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它，也不必纯以全真诸子的种种“苦行”来认识它，而应多从抑制人身欲望膨胀这个角度来诠释它。又如对于“利人”，不应像刘处玄被诬告杀人却“不辞而就缚”那样完全无条件地去做，而应守住一条符合大众利益的“底线”。总之，如果我们能对其进行较好的诠释和引导，则全真道所倡“苦己利人”精神将有益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
壹
全真道兴起于宋金之际，元初士人徐琰撰《郝宗师道行碑》曾评论道：“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今人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认为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条：“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陈垣先生所谓“异迹”，实属各种宗教借以吸引世人的神秘形式，而所谓“畸行”与“惠泽”则属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具体表现。
在书中，陈垣曾列举了数则早期全真道徒“畸行感人”与“惠泽德人”的事迹，其中一则为李志常在“贞祐之乱”中不计前嫌而舍身救民的义举：“公(李志常)至即墨之山东，属贞祐丧乱，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数百人，寇至则避其中。众以公后，拒而不纳。俄为寇所获，问窟所在，捶楚惨毒，绝而复苏，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环泣而谢之曰：‘吾侪小人，数百口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远甚。’争为给养，至于康调，迄今父老犹能道之。”另一则为李志源在饥荒岁月“辟谷数旬”以济民的善举：“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在，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李志源)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己类此。”
这种先人后己而济民、舍生忘死而救民的举动，无疑属于“苦己利人”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李志常、李志源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其个人的修养，而是与全真道的教理教义有关。如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在《重阳教化集》中认为，欲得道成仙则必须兼修“真功”与“真行”。所谓“真功”，具体内容为“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而所谓“真行”的内容则为“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及“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等。此外，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要求信徒：“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其中的“济贫救苦”、“先人后己”及“忍辱”、“方便”等，实质精神即为“苦己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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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是由于全真道教理教义中“苦己”、“利人”的种种说教，才有了李志常、李志源等“畸行感人”、“惠泽德人”的行为。只是这类行为并非始于李志常、李志源之辈，而是在“全真七子”之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为其师王重阳守丧期间就已开始。如马钰在大定十二年至十八年(1172-1178)间一直过着苦行头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绢，手不拈钱，夜则露宿”，力图以苦行感人。在他的影响之下，关中、陇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投归全真门下，故《金莲正宗记》卷三曾赞之：“数十年卧霜眠雪，几万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莲最先放彻，五篇秘语独自传来。”谭处端乞食于河北一带，某日遇一狂徒以拳相击，致血流齿折。路人皆为他愤愤不平，“欲使讼于官”，而谭却“容色不变，吐齿于手”，并说：“谢他慈悲教诲。”(《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这种态度，实是王重阳所倡“忍辱”的表现。又据《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记载：刘处玄返乡探母时，曾遭诬告杀人，但他却“不辞而就缚”；后来杀人者自首，他才“得以免缧绁之刑”。这种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承受不白之冤的做法，真可谓“忍”之极限！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全真七子”中邱处机的所为，则不仅是“苦己”，且更有“利人”的意义。据《元史》及《蒙鞑备录》等书记载：蒙古人征服中原时，其征服方式极为残暴，“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面对“拔城必屠”的蒙古军队，面对“河以南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悲惨局面，为了救生灵于涂炭，怀着“欲罢干戈致太平”信念的邱处机曾不远万里、历尽艰辛，西行前去面见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杀为劝”，终使成吉思汗下诏命令蒙古军队“不杀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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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曾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被称为全真龙门派“中兴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订的“初真十戒”，即有“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等内容。也就是说，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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