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读书# 埃科专栏的合集初版于1994年，题为《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以前的译本叫《如何带着鲑鱼旅行》。如果要换个书名的话，参照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可以叫《文明及其引起的不满》。

文明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5毛钱买只打火机就省得你要抽烟的时候再钻木取火了，花百十块钱买块手表就省得你担心钻到地下掏煤看不见太阳不知几点了。但是文明渐渐演化成了繁复：打火机可以防风防水防盗了，手表除了能显示日期、星期、月份、年份、世纪，还能换算成夏令时、显示气温、恒星时间、月亮周期、日出与日落的时辰了……戴这样一块手表，想看时间的时候，眼睛会被许多其他枚指针的运转所影响，目光涣散，瞄来瞄去一番，结果“现在是中午吗？现在是半夜吗？啊，原来是介于中午和半夜之间啊！”

文明本来是人跟天斗的成果，人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结果都变成了人跟人斗，产品的制造者、设计者跟使用者、消费者过不去。“一种十全十美的功能毯，它不是一床普通的电热毯，因为它可以对应你身体不同部位来设定不同的温度。可以一边为你的背部加热，一边为你的大腿根降温，但如果你睡觉不老实可就惨了———因为你会把自己的睾丸或其他恰好在那个位置上的身体部位烤熟。”

在《如何辨别色情电影》一文中，埃科讲了一个判断电影是否色情的标准：根据浪费掉的时间来计算。“色情片里满是角色上车和开车好几里路的全程，情侣浪费无数时间在旅店柜台登记住宿，男人花许多时间乘电梯到自己的房间，而女孩们要喝掉许多杯冷饮，不停地玩弄花边或衬衫。”个中缘由在此：“如果电影里头，某某除了强奸某某之外，啥事也没干，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对演员而言，是体能上的负担，对制片而言，是经济上的压力。而观众也无法忍受：犯罪要成其为犯罪，必须靠正常的背景烘托（刻画常态对所有的艺术家都极其困难，反之描写变态、犯罪、强奸、酷刑却非常容易）。”

英文的《带着鲑鱼去旅行》，每一篇的标题都很规整，几乎全部以how to或者how not to打头：怎样带着鲑鱼旅行，怎样补办驾照，怎样在飞机上用餐，如何不谈论足球，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如何不使用传真机、手机……作者使这本书以生活指南的面目出现，写的则是文明社会给他的生活造成的种种不便，形式是对内容的一种讽刺。以前的中译本“以英译本译出”，但又顽强地避开“怎么”，辗转腾挪，以须知、详解、窍门、指南、面面观、守则等词意译之，这一方面彰显了汉语词汇之丰富，另一方面作者的这重讽刺就丢失了。新的译本比较忠实，“如何避免传染病”、“如何选择高收入的工作”、“如何变得受人欢迎”。

除了讽刺、戏仿，埃科也有正经的时候。新闻里说，在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几个小孩围着北极熊游泳，有两个被生吞。埃科认为，这是由于孩子们接触的广告、动画片、绘本的熊都是憨厚笨拙的，这种教育是不对的，“没有任何人比仓鼠更没大脑，比猫咪更狡猾，比八月的狗更爱吐舌头，比小猪更脏更臭，比马更歇斯底里，比飞蛾更蠢，比蜗牛更加黏糊糊，比蝰蛇更毒，比蚂蚁更缺乏想象力，比夜莺更有唱歌的天赋。真正要做的很简单，我们要学会爱动物——如果实在做不到，也要尊重它们——爱这些动物本来的样子。古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邪恶，现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善良。”

孩子爱玩手机、电脑来让人头疼，埃科也出了主意：“我们无法彻底抛弃网络，就像以前我们无法回避机械化、汽车和电视。网络已经存在了，我们不仅要看到网络的风险，还要学会适应它，用一种批判的方式使用它。比如老师要学生研究某一个主题，学生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一些现成的东西，但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在网上找十个关于那个主题的研究，然后比较这些网站的异同，分析哪个网站比较靠谱。”

埃科是大学教授，但他不是正襟危坐的学者，1985年他在《纽约书评》上评过《花生漫画》，“查理·布朗被称为连载漫画史上最敏感的孩子，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一样改变情绪。”2016年，埃科去世时，博洛尼亚大学说：“世界失去了一位符号学家、哲学家、大众传媒专家、讲故事的人，一个不知疲倦地研究符号、词语、人生的意义的人。他是一位深刻、敏锐的思想者，是最后一位拥抱各种形式的知识的大作家。”

节选自《埃科最有趣的一本书》文 | 夏蒙

#三联读书# #雄心壮志常常令女性收到指责# 美国作家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人文领域最高荣誉“国家人文勋章”获得者。奥巴马曾在任期即将结束前邀请5位作家到白宫共进午餐，金索沃便是其中之一。到目前为止，她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其中有5部在全美销量超过100万册，还入选了美国高中和大学文学课程。

1955年，金索沃出生在马里兰州，童年在肯塔基州的农村度过。7岁时，职业是医生的父亲将一家人带到刚果生活，那段日子成为她日后以刚果作为背景写下代表作《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的灵感源头。回忆起那时的生活，她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当时的一切都是有趣的游戏，爬鳄梨树，和村里的小孩玩……她完全没有想过，妈妈为了确保他们远离毒蛇的威胁付出了多大努力，为了下一顿饭食操了多少心。

直到回到美国肯塔基州小镇上的家时，她才意识到：世界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总是在自己的小角落里，做着一些事情、占据着一些东西、信奉着一些主张，但外面有一个无比丰富和辽阔的世界，许多我们看得十分要紧的事物，其他人根本不需要。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人，做着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事情，他们都能过得很开心。这使她对文化差异、社会、历史，以及那些以不同方式看世界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产生的火花极感兴趣，而这一切正是她写作的主题。

她说她把小说的背景选在刚果，既因为她体验过那里的气味、景象和声音，对那里的环境有着感官上的记忆，也因为她认为当年在刚果发生的事，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缩影，从中可以微缩地看到眼下的世界是如何变糟糕的，看到一种文化是怎样以灾难性的方式把自己的传统强加给另一种文化的。为此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读了上百本书，还去了好几趟非洲。

《毒木圣经》的讲述，来自同一个家庭中5个不同的女性：被现实和责任压得喘不过气的母亲，整天只关心“我的头发漂亮极了”的蕾切尔，代表精神的、灵性的分析者露丝·梅，代表冷静的、愤世嫉俗的、充满科学性的分析者艾达，以及立足政治角度的分析者利娅。要如何分别为几个叙事者找到合适的口吻？怎样才能使每个声音足够鲜明、独具特点，让读者随便翻开一页，就知道是谁在说话？

金索沃说她是这样训练自己的：选择一个场景事件，用每个不同的声音叙述一遍，不停地写、不停地改，直到这些叙述之间的区别非常明确。她每天从睁开眼就在写，而最后每个字的命运都是进入回收站。这个现实一度让她快要疯掉。不过，现在她会这样看待：“当时我只不过是从负两百页写到了零页。我需要度过这个阶段，抵达第零页。从第零页开始，我依然写了很多很多稿。我差不多写了17或18稿非常不同的，而且都打印出来的版本。如果算上没打印的，被我舍弃的稿子简直能从地面堆到天花板。”

评论者认为，女性角色的成长和希望始终是芭芭拉·金索沃与这个世界交谈的钥匙。比如她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The Bean Trees）中，主人公露安是一位温顺、隐忍的年轻妻子。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常常贬低和嘲讽她，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在她怀孕期间，丈夫抛弃了她，这使她不得不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毒木圣经》中5位女性的轮流讲述是更明显的例证，在她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在偏执而狂热的传教事业中走向自我毁灭的角色。小说《纵情夏日》（Prodigal Summer）里，主人公迪安娜的故事发生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森林公园里，她舍弃了让人羡慕的城市中产生活，成为一名护林员，千方百计想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各种各样女人的迷思划清界限：要把头发摆弄成什么样子，或者眼影这样的工具目的何在？

受限于生活圈子和自身性格的女性如何打破自我，是许多写作者关注的焦点，而在此之外，金索沃的写作还拥有更广大的严肃性：对于气候变化、全球环境破坏、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农耕社群的崩塌等社会议题的探讨在她的作品中贯穿始终。《毒木圣经》聚焦的是殖民罪行与父权压迫，《迁徙行为》（Flight Behaviour）关注的是气候危机，《罅隙》（The Lacuna）反思的是审查制度等等。

据说，她曾在这一次次触碰敏感社会议题的同时收到过死亡威胁邮件，以及年复一年的来自评论者的斥责。通过走出狭小的家庭场景、迈入更大的世界，她似乎打破了某种规则。

节选自《雄心壮志常常令女性收到指责》文 | 孙若茜

#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